【今日質疑】信訪窗口背後的黑幕：登記申訴者，再把他們交給地方權力

全國的冤案在一天之內全部被解決完了 大家聽聽這句在網上流傳多年的黑色幽默 全國羈押了那麼多年的冤案 怎麼可能在一天之內被完全解決呢 可是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口 過去確實出現過這樣一種場景 前一天還是人山人海 全國各地的訪民排隊遞交材料 地方解放人員趕到之後 大巴車一輛接一輛的開過來 把人強行帶走 門口很快就恢復了安靜 這個安靜和冤案解決沒有任何關係 訪民只是被重新送回到了當地 繼續面對他們原來舉報的地方政府 國安機關和基層法院 這裏呢也就出現了這期節目 最需要追問的一個問題 訪民遞交商群的明明是申訴材料 爲什麼到了地方政府的手裏 卻變成了一份揭發 問控 甚至跨省抓人的名單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2號 歡迎來到 禁止 我陳俊 這期節目呢 我們要通過幾起惡性案例 看清中國憲法維穩體系 到底是怎樣運轉的 節目先從三名女性 在北京南站被強行押走說起 隨後再看滾英之死 吳寶詩被判無期一擊 陳伯因爲繼續追查責任 而遭到跨省抓捕 沿着這些案件往下看 信訪制度背後的權力階段 也就暴露出來了 很多中國人過去 以爲那地方解決不了 可以像上一集反映 基層官員欺壓百姓 還可以去北京告狀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合理 可現實中的信訪制度 從第一步開始 它就埋着陷阱 中共先前信訪工作 強調屬地管理 分級負責 訪民把材料遞交到了北京 國家信訪局 通常不會直接調查案件 而是把材料出去轉回地方 最後再次落到縣裏 一個人爲什麼要越級進京呢 往往是因爲 他在當地能走的程序 已經全部走完了 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可北京收到材料之後 又把案件交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最後仍然是被舉報者 所在的權力系統面對方 可是真正值得注意的 還不是材料最後回到地方 隨着材料一起回去的 還有訪民的身份 行蹤和進京記錄 訪民一旦在北京登記 姓名 行程和申訴內容 也會隨之進入地方信訪和維穩系統 訪民以爲自己正在向上級求助 地方官員卻已經掌握了他的行蹤 這也解釋了 爲什麼在地方截訪人員 總能在車站旅館 甚至是國家信訪局附近 準確找到本地訪問 訪民遞交材料的過程 同時它成爲了 地方權力識別和鎖定訪民的過程 地方政府真正關心的 往往不是材料裏寫了什麼 而是這次進京上訪會不會被登記 會不會影響當地的維穩考覈 在中共的官員考覈體系當中 糾正錯案和保障訪民權利 並不是重點 地方官員真正需要完成的 是把所謂重點人員控制住 阻止他們再次進京 誰能把進京登記的數字壓下去 誰就可能被認爲有能力維護穩定 至於訪民爲什麼上訪 地方官員有沒有違法 並不在這道考覈真正關心的範圍內 這也就決定了地方官員 面對訪民的時候 首先考慮的不是糾正錯誤 而是怎樣把人控制住 至於解訪過程中有沒有違法 訪民會受到什麼樣的傷害 這道權力系統往往根本不會去追究 四紅接連發生的幾起事件 這會讓我們看懂 這種維穩邏輯一旦落到現實當中 會把人逼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四紅的暴力接訪 先是把三名女性從北京搶劫押回 隨後又製造了顧元英死亡 吳寶石背叛吳奇的血 等到陳永波繼續追查責任 地方官員又把他從浙江跨城抓回四紅 兩條人命 一份吳奇判決 還有一名揭露者失去自由 這條血淋淋的路線已經說明了信訪窗口 他是先登記含冤者 再把人交回到原來的地方權利 等到暴力造成嚴重後果 宣傳和司法又開始壓住真相 大家先看 2025年12月22號的北京南城 在每天人來人往的北京南城江蘇城 數千市四紅縣公安局民警巡邏 街道幹部越貴語和駐京辦人員 當着鐵路警察和現場旅客的面 把三名女性發明王貴華周力軍和胡金俠 強行塞進了汽車 連夜跨城壓抑江蘇 返回四紅的途中 這些男性維穩人員 把車停在了一片荒地裏 逼迫三名女性在十多個男人面前入城 這場壓縮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 也故意利用女性隱私 對他們進行人格修復 驅冷和越貴語 趕在北京南城公開把人塞進汽車 說明他們根本不擔心現場有人會制止 更不要擔心回去以後承擔責任 大家不要把這起公開綁架事件 理解成爲幾個基層人員樹之敵 也不要以爲這只是一次偶然的行爲失控 我明確的告訴大家 這就是四紅地方政府長期使用的暴力解放手段 這些人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爲他們知道 地方權力要求他們完成的任務 就是把法民從北京綁架回去 至於使用什麼手段 法民受到怎樣的羞辱 根本不在這套維穩體系關鍵的範圍內 三名女性的遭遇已經說明 國家信訪局沒有替他們擋住地方權力 地方人員掌握他們的行蹤 以後跨省趕到北京 再把人強行綁架回江西 所謂進京申訴並沒有讓他們離公道更近 只是讓地方政府更快的確認 哪些人還在繼續含義 三名女性在北京南站遭遇 強行壓縮 已經說明四紅的暴力解放並非偶然 而且這套做法也不是到2025年纔出現的 早在一年多以前 同樣的維穩手段就已經制造了一場 兩人死亡一人背叛無期的血案 2024年4月28號這一天 四紅法民顧炎英前往北京國家信訪局反映問題 四紅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員警察和解放人員 在北京街頭將他強行控制 並在這個過程當中對他實施了毆打 顧炎英最終倒在了北京街頭 再沒有能夠活着回家 面對這樣一起嚴重的事件 四紅地方政府至今都沒有能夠拿出 還原現場的完整監控和執法記錄 參與控制毆打顧炎英的人也沒有被公開 隨後顧炎英的丈夫吳寶珠 在被押送途中絕望反抗 造成參與解放的街頭數據搖身死亡 吳寶珠後來被判無期徒刑 一個原本只是緊急申訴的家庭 最後卻以兩條生命和一份無期判決收場 接下來真正需要追問的 是誰把事情推到了這一步 顧炎英去北京 是因爲他在當地得不到公正處理 搖身出現的北京 承擔的是把訪民控制 並綁架回四紅的維穩任務 吳寶珠在押送途中絕望反抗 是因爲妻子已經在解放人員控制下死亡 而他自己還要被繼續綁架回去 顧炎英原本只是要求地方政府解決問題 地方沒有救助 反而把街道幹部和警察派到了北京抓人 正是這場解放把一起申訴案件 變成了兩條人命和一份無期判決 顧炎英死亡之後 公衆應該要看到的是一次公開獨立 經得起追問的調查 監控執法記錄和醫療資料 本來應該說明他在哪裏被控制 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爲什麼沒有得到及時的救助 可是外界看到的卻是長期的信息封鎖 回到顧炎英的死亡 遺體後續處置和補償安排 至今仍有大量問題沒有被公開 與此同時 四紅地方政府重點強調 姚山是在執行工作期間死亡 並把他塑造成爲了維護秩序的犧牲者 後來又將他推上了所謂的因公犧牲和烈士的敘事 同時動用財政資金300萬元獎勵姚山家屬 可是地方權力 他始終都在迴避出關鍵的前提 姚山到北京承擔的是解放任務 他參與地方政府組織的行動 目的就是爲了把顧炎英綁架回四紅 當跨省抓人這個前提被從官方敘事當中拿掉以後 一名參與解放的幹部 被重新包裝成爲了所謂的維護穩定的英雄 顧炎英遭到暴力解放並死亡的事實 被壓到最後 四紅地方政府組織跨省抓人的責任 也被從官方報道當中的被抹去了 吳寶石失去妻子以後 在押送途中反抗 最終被判無期徒刑 可組織解放參與暴力控制 被造成顧炎英死亡的人 卻沒有遭到同等力度的公開調查和司法追究 這說明地方權力在製造學院以後 還能重新安排誰是受害者誰是英雄 失去妻子的丈夫被送進監獄 參與解放的幹部被包裝成爲了犧牲者 真正組織和縱容解放的地方權力 則試圖從責任鏈中來消失 顧炎英遭到毆打 這次以後參與抓人和押送的人 爲什麼沒有受到公開追責 如果只用官官相護來解釋 還不夠 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受到保護 是因爲他們執行的正是 中共維穩體系交給地方的政治人物 在中共的統治體系當中 維穩早已被置於法律和公民權利之上 成爲維護專制統治的一項基本政治人物 公安 憲法和基層行政力量 都可以被納入到這套體系當中 只要他們執行的是阻止法明進行 壓制事件曝光任務 地方權力就會把他們視爲 維護政權安全的執行者 違法限制人身自由 可以被說成是勸擺 暴力押送可以說成是接惠 非法看守可以被包裝成穩控 即使造成嚴重傷害 地方政府首先考慮的 也不是追究執行者 而是怎樣把責任給壓下去 避免整套街坊體系被公開調查 所以顧炎英死亡以後 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責任追究 並不是這套制度惡人失靈 恰恰相反 這正說明 他是按照自己的政治邏輯運行 一旦真正追究 就會一路查到下令者 經費來源 以及縣委維穩系統 爲什麼要求必須把法明從北京綁架回去 追到最後 責任不會停留在幾個執行人員身上 而會直接暴露地方黨委 縣政府 以及整套維穩制度 這正是他們不願意調查的原因 但是顧炎英之死 並沒有因此被徹底壓下去 有人一直在整理材料 繼續追查這場血案背後的責任 這個人叫陳永波 陳永波長期整理並遞交 和四方解放事件有關的材料 也曾經通過紀檢和巡視渠道 反映相關線索 顧炎英已經死亡 現場責任沒有公開調查 陳永波試圖讓這起暴力解放血案 繼續留在公衆視線當中 讓相關線索 進入更高層級的監督渠道 2025年8月8號的上午 陳永波在浙江寧波江山鎮 被強行帶走 帶走陳永波的人 沒有穿警服 現場也沒有向家屬交付完整手續 關鍵時段的監控隨後出現了缺失 陳永波則被反抗帶走 兩天之後 家屬才收到了拘留通知書 文書上顯示 陳永波因爲涉嫌誹謗而刑事拘留 羈押地點是江蘇四紅縣看守所 顧炎英在進行反映問題 在四紅解放人員的 暴力控制和毆打當中死亡 陳永波繼續整理材料追問責任 最後又從浙江被跨城帶到了江蘇四紅 以涉嫌誹謗的名義非法關押 所謂誹謗 它究竟對應什麼內容 四紅公安必須先公開 所謂誹謗對應哪一句話 哪一個事實 再拿出認定陳永波犯罪的完整證明 四紅本身就是陳永波 所舉報事件的發生地 當地權力系統 即使被舉報對象 案件又由當地公安和司法系統辦理 這種結構 它暴露了權力自查自成的荒唐 陳永波被強行綁架走的時候 現場人員沒有依法出示完整手續 搜查住所 扣押電子收費和信訪材料 也沒有向家屬提供完整清單 地方權力正式借用刑事犯人手段 來打壓揭露者 陳永波遭到跨城抓捕 是由四紅縣委書記楊雲峯親自下令 時任四紅縣副縣長 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張毅 領導的公安系統具體執行 楊雲峯就是這次跨城抓捕 和刑事打壓的直接政治責任 張毅他作爲公安局長 承擔着抓捕和後續羈押的直接領導責任 而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也正好揭開了縣級權力 它是怎樣運行的 在四紅這樣的縣級權力結構當中 縣委書記就是當地事實上的土皇帝 但是這個土皇帝並不是脫離北京 自立山頭的地方格局者 縣委書記是中共自上而下維穩體系 在縣一級的政治代理人 他的權力來自於黨內授權 維穩壓力來自上級黨委 考覈標準同樣來自中共整套專制統治體系 上級把維護所謂穩定的政治任務壓到縣裏 縣委書記再把這些要求 變成監控、截防和抓捕行動 楊雲鋒親自下令抓捕陳永波 說明這場抓捕來自縣務權力的直接調動 公安局長張毅扮演的角色 就是這個土皇帝看家護院的人 張毅掌握公安系統 可以把縣委書記的政治命令 直接變成抓捕和羈押 但是這套行動並不只是縣委書記 直接指揮公安這麼簡單 在縣級維穩體系當中 政法委還承擔着統籌公安 法院檢查、信訪和基層力量的作用 護院醫學案發生和陳永波被抓期間 朱剛擔任着四紅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現在政法委負責協調政法和基層維穩力量 把縣委提出的政治要求 轉化爲能夠共同執行的行動 所以四紅髮生的暴力截防和刑事打壓 不能只理解成爲楊雲峯向張毅下達的一道命令 楊雲峯掌握着縣級最高政治權力 朱剛他負責政法維穩系統的統籌協調 張毅他則掌握着公安抓捕力量 楊雲峯下令政法委協調 公安系統具體執行 這纔是中共縣級政法維穩體系真正的運行結果 朱剛他作爲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不能從這條迫害責任鏈中憑空消失 他必須要爲四紅政法系統長期參與 與此同時今天我們還必須把更高一層的責任來說清楚 四紅縣委不是這套制度的發明者 楊雲峯也不是脫離中央自行創造了信訪維穩體系 國家信訪制度、屬地管理原則和地方維穩考覈 都是中共自上而下建立的統治機制 中央設置制度,地方負責執行 中央把法明登記信息和處置責任推回到地方 地方縣委在調動政法委公安信訪和街道實施控制 所以中央並不是地方暴力解放的旁觀者 更不是被地方官員矇騙的無辜上級 中央是制度設計者,地方是具體執行者 楊雲峯、朱剛和張毅就是這套專制制度在四紅的代理人和執行者 我們再回到陳永波案上 也就能看出這套制度最終保護了誰又打壓了誰 暴力解放沒有得到追責 繼續追問真相的人卻永遠失去了自由 顧燕燕已經失去了生命 陳永波又因爲追問她的死而失去了自由 所以說只要繼續追查地方權力的責任 舉報人就會被公安系統當成需要打壓的對象 說到這裏我們就能看清楚 信訪系統真正篩查的並不是冤案 而是那些仍然堅持申訴沒有放棄的人 這些人一旦進入維穩名單身份就變了 他們不再被當成等待解決問題的公民 而被視爲需要監控和控制的對象 這也是爲什麼很多長期訪民會被稱爲 重點人員、涉訪人員和不穩定人員 這些稱呼看起來只是行政管理用的 但是背後卻帶有明確的政治功能 這些標籤不是在描述一個人的行爲 而是在取消他作爲普通公民應有的權利 只要被列爲重點人員 公安和基層政府就可以把長期穩控 限制出行甚至非法看守 包裝成所謂的穩穩需要 或許中共通過地府、反壞右等政治標籤 劃分需要專政的人群 今天在信訪維穩系統當中 法民、舉報人和異見者被重新分類 名稱和時代環境變了 但是先貼標籤 再以標籤爲理由實施監控和限制的權力邏輯 它延續了下來 這就是中共維穩系統製造出來的 現代黑五類 這些人被列入名單以後 長期監控和跨省解訪 都需要大量人員和經費的支撐 而這筆錢最終還是來自公共財政 按照中共自己的財政口徑 全國每年的公共支出 早已達到了萬億元的規模 公共安全支出不能全部等同於維穩經費 但解訪和異地押送究竟花了多少錢 官方從沒有公開過完整的賬本 大量支出還分散在地方信訪 街道和社區的預算當中 可是這些錢究竟來自哪裏呢 其實都來自於中國老百姓承擔的各種稅費 也來自本來屬於全體公民的公共財政 每一個遭到這套維穩系統控制的法律 都在通過日常消費和社會生活承擔稅費 他們同樣是公共財政的供養者 這些錢本來應該用於保障公民權利和提供公共服務 可地方政府卻拿出了一部分支付解訪 和跨省押送產生的人員和車輛開支 王貴華、周立娟和胡錦霞被連夜綁架回江蘇 沿途的車輛和人員費用不過貧困出現 司恆長期派遣公安、街道幹部和社會人員到北京解訪 花的也不是地方官員自己口袋裏的錢 法民承擔的稅費進入公共財政以後 又被地方政府拿來支付解訪、押送和監控他們的成本 也就是說,法民一邊承擔着稅費供養政府 地方政府又一邊用公共財政派人去抓捕他們 中共把本應服務於公民的公共財政 變成了維持專政統治的資金來源 可奇怪的是,很多法民明明已經遭受過這樣的打壓 仍然一次次回到北京 原因就在於,中共始終給他們保留着一個 看起來還沒有完全破滅的希望 很多法民上訪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他們遭遇過非法綁架和黑旗關押 也有人被送進精神病院 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 只要走進國家信訪就讓北京知道真相 總會有人替老百姓主持公道 中共向老百姓長期製造了一種錯覺 地方官員可能腐敗,基層法院可能枉法 可是中央還是好的 北京最終會替百姓做主 可是北京的信訪窗口並不是地方權力之外的一塊淨土 從屬地管理到重點人員制度 整套信訪維穩體系都是中央自上而下建立的 中央通過信訪窗口吸收民怨 又把處置責任推回到了地方 這樣一來,最高權力繼續維持關心百姓的形象 地方政府則承擔着打壓訪民的具體任務 訪民一次次走進北京,並沒有走出地方權力的控制 如果我們再往深一層去看 就會發現,信訪制度把制度性問題改寫成爲了地方個別官員的問題 也把公民依法要求權力變成了向更高權力請求恩准 老百姓原本要求的是法律和權力 可是進入了信訪體系之後 卻被迫等待某個更大官來替自己主持公道 這套制度把公民變成了求告者 把權力救濟變成了向上請願 也幫助最高權力繼續維持中央移民地方有措的政治措施 所謂進京告狀,很多時候並沒有讓訪民的利益工作更近 反而讓地方政府更快的掌握了他們的行蹤 而當這種制度在四紅造成具體後果以後 責任就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掌權者身上 顧雲軒發生這事後 楊雲鋒掌握着四紅縣級最高政治權力 耿小云負責縣政府行政系統 朱剛擔任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蔡士俊掌握着公安執行力量 到了陳永波遭到跨城抓捕的時候 楊雲鋒仍然控制着縣務權力 朱剛繼續負責政法系統的協調 張義則領導公安系統具體執行 這幾個人承擔的責任並不完全相同 楊雲鋒既是陳永波跨城抓捕令的直接下令者 同時他也是顧雲軒發生期間 現爲最高權力的政治下令者 朱剛則要承擔四紅政法系統 長期統籌協調和落實的領導責任 蔡士俊和張義 他們分別掌握着兩個階段的公安系統 必須要爲暴力揭發和跨城抓捕 承擔公安領導責任 原縣長耿小云 他不能逃避縣政府在暴力揭發 後續處置和信息封鎖當中的行政責任 官員他可以被調走 職務可以更換 責任不能隨着人事變動而消失 真正掌握地方權力 控制政法和公安系統 並在血案發生以後 保護整套解放體系的官員 纔是這條迫害責任鏈的核心 四紅髮生的這些維穩血案 它不光是和法明有關 大家想想看 今天是法明被抓 明天可能輪到工資被拖欠 房屋被強拆 或者財產遭到非法侵佔的普通人 只要當事人繼續追問 就可能被納入維穩名單 到了那個時候 當事人纔會發現 信訪窗口還在 表哥也在 公家呢他還在 可真正能夠替普通人講理的地方 早已不存在了 現在我們再回到節目開頭 全國的冤案 當然沒有在一天之內全部解決 國家信訪局門口之所以能夠迅速恢復安靜 是因爲法明被地方人員啊 強行帶走 從三名女性在北京南站被強行壓毀 到會員在暴力解放當中死亡 再到吳寶石背叛武警 陳永波被跨省抓捕 四紅這一連串的暴力無人事件 已經把信訪維穩體系的 真實運行方式解開了 法明遞上去的是申訴材料 地方政府拿到的卻是 一份截訪監控和抓人名單 國家信訪局留給老百姓的 則是一個永遠不會兌現的承諾 地方解決不了 北京會替你做主 這就是上訪最大的謊言 這套制度由中央設計 通過地方黨委政法委和公安系統 具體執行 它保留信訪窗口 製造百姓仍然可以申訴的假象 實際上 卻把含冤者登記了下來 再交給地方權力繼續打壓迫害 楊雲峯 原縣長耿曉雲 現爲政法委書記朱剛 忽言寫言發聲時的 公安局長蔡士俊 陳永波被抓時的公安局長張穎 以及所有參與簽字調度 暴力解放和刑事打壓的官員 都應該被持續曝光和追責 中央制度設計者的責任 同樣不能被地方官員的名字所替代 這場血案 以及隨後對揭露者 實施的跨城抓捕 不能被地方權力悄悄地翻篇 當法律保護不了普通人 持續曝光和公開追問 就是反抗專制獨裁權力 最重要的方式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金直 請大家點贊 轉發讓更多人 看清信訪制度 它是怎樣把一次正常申訴 一步變成對訪民的抓捕和打壓 我們下期節目 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