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質疑】成都“2·23鏈子門”17年維穩死結：錯案糾錯為何成了政法系統的現實負資產？

17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日,成都中紀人民法院正門外發生了一起後來就稱之爲223鏈子門事件的集體審訊。 當時一批長期申訴沒有結果的民衆,他們聚集在法院門口。 有人戴着鐵有鳶字的帽子,有人舉着鳶子牌,也有人用鐵鏈把鼻子拴在一起。 他們之所以選擇這種極端的方式站出來, 他們來到法院門口,不過是希望司法機關能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 然而這場原本追問司法公正的公開表達,很快觸發了政法系統敏感的慰問聲。 隨着國安機關的強行介入,原本的司法糾紛被迅速進行,被推入前置追訴程序。 這其中,薄俊生、鄭體、王曉明、徐崇利、劉繼勇、曾榮康、金慶賢、嚴文翰、盧大神、楊九榮等十個人先後被定罪判決。 但是這起案件並沒有因爲當年的刑事判決而發生就刑。 17年過去,嚴文翰、王曉明等人至今仍然在針對勒森中院的相關裁定進行設計。 勒森市檢察院也曾經依法訴訟過,當事人17年不認賬, 那麼一個原本普通的司法申訴當年究竟是怎麼被一步步構建成刑事冤案的呢? 根源就在專制體制下的維穩邏輯對司法程序的承受。 在正常的法治邏輯當中,應當是行事實和證據認定是否犯罪,再決定是否追究。 但在穩定高於一切的維穩邏輯下,事情完全反過來了。 當公民的申訴演變成了公開舉行,甚至通過網絡向外傳播的時候, 舉止的第一反應絕不是自我修處,而是將其識別爲極其威脅的政治安全風險。 只要事件被定性爲政治風險,這個目標就預先決定了組織結果。 包括這裏,刑事程序不再是用來查明真相,而是用來尋找擾亂公正。 當天成都中院的正常工作到底有沒有被中斷,中斷了多久,造成了什麼實質性的損失? 這些法定要件在維護我定的大局面前,全都被悄悄地替換成我的社會影響力。 爲了完成這場預設的處置,並避開省會的輿論焦點,案件隨後被指定管家並移交到了勒芬斯瑪州。 但是在政法委統籌的體制下,這種指定管家絕不是爲了引入中益財富, 而是一種典型的公權隔離和指定替換。 特權公權法系統從接手的那一刻開始,他們不過是在執行一項既定的政治任務。 一件十七年前的冤案,如果當事人放棄了,或許我就不能解放了。 但現實卻不像,當事人一天沒有放棄冤案,體制就一天拒絕冤案。 如果這場當年爲了維穩強行押下去的作案,就這麼從十七年前一直拖到了今天, 那麼既然這個包袱壓在了今天,當年的辦案人員就必須由他們製造的這起冤假作案承擔歷史責任。 但今天手握權力能夠進行就職的管理者,也就不可能再把這起案件當作跟自己無關的歷史一類問題推得一乾二淨。 首先要面對這個包袱的是成都中院現任院長楊翠,她作爲本地法院的管理者, 她必須回憶這起由本地司法矛盾衍生出來的長期爭議,不能夠永遠用前任的錯誤當作擋箭的。 但是在黨絕對領導政法的體系當中,法院從來不是獨立運作的,責任更不可能只歸於成都中院。 真正掌握政法大權,能夠決定這個死結能否解開的, 她是四川省的最高決策者,省委書記王曉輝,以及省委政法委書記徐立軍。 對於今天的省委領導來說,電子門事件早就不是一期簡單的司法申訴,而是前任政法系統留下來的一筆政治賭。 在過去的維穩算法當中,官僚系統總以爲只要堅決不糾錯就能保住權力,但17年的現實狠狠打了這種邏輯的臉。 爲了掩蓋最初的一個極小錯誤,體制不得不投入百倍甚至是千倍的成本去強行壓制,最終卻掉進了錯案引發申訴,維穩製造新冤案的無底洞。 如果繼續維持這種靠強權硬撐起來的有罪判決,說白了就是讓今天的決策者去替當年犯假案的貪官庫里亞被黑鍋。 223電子門事件真正考驗的不是一份錯案能夠拖多久不翻,而是今天的政法決策者有沒有勇氣和當年的歷史罪責劃清界限。 時間再長,他也洗不白一份漏洞百出的判決。 敢不敢面對錯案,敢不敢迴歸法律,這不僅是17年前留在成都州院門外的諸位,更是今天擺在四川省委面前的一道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