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貧窮的本質》有聲書(全27p)完整版 P7 - 7.7.07.第三章 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嗎?(中)

財富導航
16粉絲
2026年4月28日
貧窮的本質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比吉特·班納吉
埃斯特·迪弗洛作品
探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的生活難題和解決方法
有聲書由中信書院出品
趙哲播講
在大多數情況下
這不僅是不必要的
而且還具有潛在危害
首先是針頭消毒的問題
我們有幾位朋友
曾在德里郊區的一個小村莊開了一所小學校
那裏有一位醫生資質不明
卻爲很多病人看過病
在他的診所外面
放着一個始終裝滿了水的大鼓
上面連着一個小水龍頭
每當一位病人離開之後
這位醫生就會走到外面
讓大家看到他用大鼓裏面的水清洗針頭
他用這種方式表明
他是非常小心的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給某個人用過那個注射器
但烏代布爾的醫生們都會談到這位醫生
他重複使用未經消毒的針頭
結果使整個村子的人都染上了乙肝
抗生素的濫用增加了抗藥性細菌產生的可能性
尤其是由於很多醫生都習慣於替病人省錢
他們所建議的療程比標準的療程要短
縱觀發展中國家
我們看到抗生素的耐藥性呈上升趨勢
同樣在幾個非洲國家
由於藥劑量的不正確
病人的不配合
導致可以抵抗主流藥物的虐原蟲種出現
最終形成了一次公共健康危機
此外
肋骨醇的濫用所造成的潛在危害更大
在調查過印度等國窮人的研究人員中
凡是40歲以上的都會想起這樣的情景
他們曾萬分驚訝地發現
有些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
過早衰老的原因很多
但肋骨醇的濫用肯定是其中之一
而且這不但會使患者的面容老化
還會使他們的壽命縮短
藥物的短期效果會使病人迅速感覺良好
他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於是便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爲什麼窮人有時會拒絕便宜而有效的
能大大改善人們健康的方法
非要花很多錢去買那些毫無幫助的
很有可能有害的東西呢
政府該受到責備嗎
因爲很多有效的成果都是通過預防取得的
而這一領域的主導者長久以來都是政府
但政府總是將簡單的事情變得不那麼簡單
我們看不到政府提供更多的預防保健
原因有二
政府保健服務者的高缺席率以及動力的缺乏
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時間也常常是關閉的
在印度當地衛生站應一週工作六天
一天六個小時
然而在烏代布爾
我們一年中每週都會在工作時間隨機採訪一百多家醫療機構
結果發現在56%的時間裏
這些機構都處於關閉狀態
其中只有12%是因爲醫護人員在附近的居民家裏幫忙
在餘下的時間裏根本看不到護士的蹤影
在其他地方
這種護士缺席的情況也會頻繁出現
2002-2003年
世界銀行在孟加拉國
厄瓜多爾
印度
印尼
祕魯
及烏干達展開了一項關於缺席的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
保健工作人員的平均缺席率爲35%
在烏代布爾
我們發現這種缺席同樣是無法預測的
窮人很難求助於這些機構
私人機構可以保證醫生在崗
如果醫生不在
那麼他就沒有收入
而政府工作人員即使不在崗
也會得到一份收入
此外
即使政府醫療機構的醫生及護士在崗
他們也不會用心醫治病人
爲了對同一組醫生進行調查
達斯和哈默研究組的一位成員
跟蹤每位醫護人員一天
每當一位病人來看病
研究人員都會對其情況進行詳細的記錄
包括醫生問了幾個關於病史的問題
診斷的過程
開了什麼藥方
還有看病花了多少錢等
我們通過該研究瞭解到了
印度醫療的整體情況
結果是令人驚訝的
達斯和哈默將其稱爲333規則
平均互動只有三分鐘
醫生只問病人三個問題
偶爾會做一些檢查
然後病人會拿到三種藥
病人轉診很少見
只有在約一半時間裏
病人才能拿到診斷說明
而只有三分之一的醫生
會給予病人一些後續指導
然而這似乎並不算什麼
公共部門比私人機構的情況更糟
公共醫務工作者
診療一個病人平均只花兩分鐘
問不了幾個問題
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
他們連碰都不會碰病人一下
通常他們只是問問病人哪不舒服
然後根據病人自己的判斷進行治療
幾個國家的情況皆是如此
因此答案或許比較簡單
人們儘量避免到公立醫院就醫
因爲這個系統根本就運轉不起來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
爲什麼政府系統提供的其他服務
都未得到充分利用
不過我們知道
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
文章並非專門由政府發放
淨化水所需的消毒劑也不是
而且即使政府醫護人員真的投入工作
需要其服務的病人也不會有所增加
塞瓦曼迪是一家非政府組織
該組織與當地幾家機構
共同付出了約六個月的努力
有效地減少了醫護人員的缺席率
在港的概率
由不樂觀的40%上升到了60%
然而
這並沒有增加前來就診的患者的人數
在塞瓦曼迪的一次活動中
組織者們在相同的幾個村莊
按月組織村民接種疫苗
這一活動是針對該地區的
疫苗接種率極低而發起的
在該非政府組織參與前
不到5%的兒童
接受過世界衛生組織
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規定的
基本的接種服務
鑑於接種疫苗可以挽救生命
而且價格低廉
這似乎應該成爲每位家長的優先選擇
人們普遍認爲
接種率低一定是由於
護士的過失而造成的
母親們帶着他們的孩子
長途跋涉到了衛生站
卻找不到護士
難免心生厭惡
2003年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
塞瓦曼迪決定成立自己的醫療團隊
通過廣泛的宣傳
醫療活動每月定期準時舉行
這一點也得到了我們的數據證實
於是
接種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醫療團隊所在的村莊
平均77%的兒童
都至少接受了一次接種
不過完成整個療程
仍是個問題
總體來說
在對照村莊裏
接種率爲6%
而在醫療團隊的村莊裏
接種率卻上升至17%
然而
即使私家免費的高質量接種服務
在自家門前就可以享受到
仍有4%的兒童
沒有接受完整的接種
因此
我們必須考慮這種可能性
即如果人們不去公立醫院
或許是因爲
他們對那裏的服務並不感興趣
爲什麼窮人對保健的要求如此之高
卻對預防性的服務置之不理呢
免費意味着沒用
如果人們不利用廉價的預防手段
來改善他們的健康
原因是否恰恰在於
這些手段是廉價的
這並不像看上去那樣令人難以置信
單純的經濟理性表明
費用一旦支付或沉沒
將不會對使用產生任何影響
然而
很多人常常表示
經濟理性把這一點搞錯了
實際上
存在着一種心理沉沒成本
人們更有可能會利用
他們爲之支付很多錢的東西
此外
人們可能會根據價格來判斷質量
恰恰是由於某物品是廉價的
人們便有可能認爲它沒有價值
所有這些可能性都很重要
因爲在健康領域
即使是研究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
也一直是支持補貼的
因此
大多數廉價的成果
都是低於市場價的
其中的邏輯很簡單
一頂蚊帳
不僅可以保護睡在其中的一個孩子
其他孩子也因此
而不會被這個孩子傳染上瘧疾
一個護士治療利己時
用口服補液
而不是用抗生素
就能防止抗藥性的傳播
一個孩子因接種了疫苗
而避免染上流行性腮腺炎
這也會使他或者他的同學得到保護
如果這些手段更廉價
可以保障更多人對其加以使用
那麼每個人都會從中獲益
另一方面
如果人們受到沉沒成本的影響
這種補貼的手段會適得其反
使用率將變得更低
因爲價格太低了
在白人的負擔藝術中
威廉·伊斯特利
好像已經說明了這種情況
他舉了這樣一些例子
比如
人們將補貼的蚊帳當作婚紗
還有人提到
馬桶被用作花盆
甚至把避孕套當作氣球
然而目前有大量嚴謹的實驗表明
人們不怎麼使用那些
免費得到的東西的傳聞
有些言過其實了
有幾項研究對此進行了檢驗
結果並沒有發現這方面的證據
回想科恩和迪帕的TimeTime實驗
結果表明
在蚊帳很廉價或免費時
人們更有可能會將其買下
這些補貼的蚊帳
實際上是否會被利用
爲了弄清楚這一點
在首次實驗結束的幾周之後
TimeTime派出檢查人員
對曾以各種補貼價格購買蚊帳的人
進行實地加法
他們發現60%到70%
曾買過蚊帳的婦女
確實都在使用
在另外一次實驗中
隨着時間的推移
蚊帳的使用率上升至90%左右
此外他們還發現
花錢買下蚊帳的人
與免費得到蚊帳的人
二者在蚊帳的使用率上沒有差別
在其他一些情況中
也發現了同樣的結果
即可以排除補貼
降低使用率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原因不是補貼
那會是什麼呢
信念
阿比吉特成長在一個
父母來自印度兩端的家庭
他的母親來自孟買
在母親的孃家
一種叫做印度薄餅的
未發酵麪包
是餐桌上的必備食物
這種麪包是用小麥和小米做成的
阿比吉特的父親來自孟加拉邦
那裏的人們每餐都要吃很多大米飯
在怎樣處理發燒的問題上
這兩個地區的看法也截然不同
馬哈拉斯特拉邦的
每一位母親都知道
大米可以快速的退燒
然而在孟加拉邦
發燒時大米是禁用的
如果孟加拉邦人
想說某人退燒了
那麼他會說
他今天能吃大米了
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
曾令六歲的阿比吉特迷糊不解
於是他問自己那位
來自孟加拉邦的嬸嬸
嬸嬸告訴他
這與信仰有關
更通俗的說
信仰即信念與原理的組合
這顯然是我們掌控健康系統的
一個重要部分
我們知道
醫生開的藥
可以治好身上的疹子
而不是應該用水治
除此之外
我們還了解什麼呢
在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誰都沒見過
這樣的一種隨機測試
即一些肺炎患者會得到抗生素
另一些拿到的卻是水治
的確
我們甚至沒有任何直接證據
可以證明這種測試曾經存在過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信念
即藥物是經過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或其他類似機構認證的
我們的想法是
如果沒有經過某種測試
這種抗生素是不會出現在市場上的
然而這種想法有時是錯誤的
因爲醫學測試的操作
是有財務獎勵的
我們信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對於這些研究可信度的確認
因此認爲這種抗生素是安全有效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
我們相信醫生處方的決定是錯誤的
而是突出這樣一個事實
即對於大量的信念及原理
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
可以證明
當這種信任在富國
出於某種原因而減弱時
我們會看到針對傳統做法的激烈反應
例如儘管權威醫學小組
多次確認疫苗是安全的
但美國和英國的很多人
都拒絕讓自己患麻疹的孩子接種疫苗
因爲他們認爲
這會導致孩子們患上自閉症
美國的麻疹病例正在增加
不過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想一想
窮國普通公民的情況
西方國家的人們
可以隨時洞悉世界頂尖科學家們的觀點
即使他們很難依次做出選擇
對於幾乎沒有什麼信息來源的窮人來說
他們的選擇該有多難呢
人們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做出選擇
但如果大多數人連基本的高中生理知識都不具備
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
他們就沒理由去相信醫生的能力與專長
因而他們的決定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無地放矢
例如很多國家的窮人
似乎都持這種理論
即將藥物直接輸送至血液是很重要的
因此他們都願意輸液
要想博導這一似是而非的理論
你需要了解
身體是怎樣通過消化道吸收營養的
針頭爲什麼要進行高溫消毒
換句話說
你至少要具備高中水平的生理知識
更糟糕的是
瞭解保健知識不僅對窮人來說很難
對其他每個人來說也都一樣
如果病人堅信自己需要打針才能好轉
要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幾乎是不可能的
由於大多數需要看醫生的疾病
都很難不治而愈
因此在打完一針抗生素之後
病人很可能會感覺好一點
這自然會使病人產生虛幻的聯想
即使抗生素對治療這種疾病沒有任何效果
他也會將病情的好轉歸功於他
相反
如果將結果歸因於無所作爲
那就太不正常了
如果一位流感患者去看醫生
醫生什麼也沒做
病人後來感覺好轉
那麼他就會認定自己病情的好轉
與那位醫生沒有關係
因此病人不會感謝那位醫生
而是覺得自己這次是幸運的
如果以後又病了
一定要換一位醫生爲自己看病
這會導致一種傾向
即在無秩序的私人市場上
尋求過度的藥物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
開藥的與看病的是同一個人
人們會找藥劑師尋求醫助
私人醫生自己也會儲存並銷售藥品
要想通過經驗瞭解接種或許更難
因爲接種不是爲了解決一個存在的問題
而是爲了預防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如果一個孩子接種了麻疹疫苗
那他就不會患上麻疹
然而並非所有未接種的孩子都會感染麻疹
因此我們很難將接種與無病
二者明確的聯繫起來
此外接種只能預防某些疾病
還有很多其他疾病無法預防
而沒受過教育的父母並不一定能夠理解
爲什麼他們的孩子接種後
仍未能避免一些疾病
因此當孩子接種後仍然得了病
家長就會覺得自己受了騙
可能決定以後都不再讓孩子接種了
還有一點他們可能也不理解
爲什麼基本的接種體系
需要很多次不同的注射
在兩三次注射之後
父母們很可能就覺得已經足夠了
對於健康的運轉方式
人們很容易產生錯誤的觀念
脆弱的信念與必要的希望
窮人之所以會堅持那些
看起來漏洞百出的信念
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
在他們無能爲力的情況下
希望變得至關重要
曾與我們交談過的一位孟加拉醫生
向我們說明
他在窮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窮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
因爲那會花很多錢
比如化驗住院
所以他們得了點小病就會來找我
我會給他們開點藥
讓他們感覺好一點
換句話說
即使他們知道解決不了什麼大問題
但還是要爲自己的健康做點什麼
這很重要
實際上
較之發燒或痢疾這樣的疾病
窮人爲一些有可能致命的症狀
而去看醫生的概率要小得多
德里的窮人爲短期病痛而花的錢
與富人差不多
但富人在慢性病上會花更多的錢
不過這可能是出於另外一個原因
即胸痛有可能會發展成不怕病
胸痛如中風一樣
大多數人都無法承擔治療費用
或許出於同樣的原因
在肯尼亞
人們對治療艾滋病的傳統醫生
及傳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
畢竟採用對抗療法的醫生
其實也做不了什麼
那麼何不試試傳統醫生的草藥和咒語呢
請他們來花不了多少錢
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覺到他們做了什麼
由於一些症狀和隨機感染都是循環往復的
人們便相信了這種傳統方式的效果
這種病急亂投醫的做法
不僅存在於貧窮國家
對於那些窮國中的少數富人
及第一世界的公民來說
當碰到無從醫治的疾病時
他們也會採用這種方式
在美國
抑鬱和背痛是人們缺乏理解
讓他們身心俱疲的兩大症狀
因此
美國人常常去看精神病醫師
精神治療師或瑜伽訓練班及按摩師
由於這兩大病症都是反覆無常的
因此患者會經歷從希望到失望的過程
每次他們都願意相信
某種新藥一定會起作用
與真正堅定的信念相比
基於方便與舒適的信念或許更加靈活
我們在烏代布爾瞭解到
大多數去博帕的人都會去找孟加拉醫生
還會去公立醫院
他們似乎不會停下來想一想
這兩種代表着截然不同
且相互矛盾的信念體系的區別
他們的確會談到博帕病和醫生病
但當一種疾病很難治癒時
他們似乎不再認爲這二者是有區別的
而是會二者兼用
薩瓦曼迪發現
即使醫療團隊每月運轉良好
仍有五分之四的兒童沒有接受完整的接種
於是該機構便考慮該怎樣提高接種率
這時薩瓦曼迪總會想到信念對於人們的意義
有些地方專家稱
這一問題深深地根植於人們的信念體系
他們指出
疫苗接種在傳統的信念體系中沒有地位
在烏代布爾的農村及其他一些地區
傳統的信念認爲
兒童之所以會死去
是因爲他們在公共場合看到了邪惡的眼睛
因此在孩子出生後的一年裏
父母是不會把他們帶到外面的
鑑於這一點
持懷疑態度的專家們會說
如果不首先改變村民們的信念
要想勸服他們讓自己的孩子接種疫苗
那是極爲困難的
儘管這些觀點十分有利
但當薩瓦曼迪在烏代布爾建立醫療團隊之後
我們仍然成功地勸說了薩瓦曼迪的首席執行官
尼利馬·科頓做了這樣一個實驗
向每次接種的人提供兩磅達爾
如果能夠完成全部接種
這個人還會得到一套不鏽鋼餐盤
起初
薩瓦曼迪負責健康計劃的醫生並不願意做這個實驗
一方面
賄賂人們去做該做的事似乎是不對的
他們應該學會了解什麼是對健康有益的
另一方面
我們所建議的獎勵似乎算不上什麼
如果人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接種
那麼即使這樣做會帶來巨大好處
他們也不會改變原來的想法
例如
如果他們相信帶自己的孩子外出會造成傷害
那麼兩磅達爾是勸由不了他們的
我們和薩瓦曼迪的人很早就認識了
因此我們勸服了他們
這是一個值得一試的小實驗
於是他們成立了30個附帶獎勵的團隊
結果這些團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團隊所在村莊的疫苗接種率增長了7倍
上升至78%
在6英里之內所有鄰近的村莊
疫苗接種率也大大的提升了
薩瓦曼迪發現
贈送達爾其實反而降低了每次接種的成本
因爲通過提高疫苗接種率
帶薪護士一直處於繁忙狀態
在我們所評估的活動中
薩瓦曼迪的疫苗接種計劃
還是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
而且可能也是挽救了最多生命的一個
因此我們正與薩瓦曼迪及其他機構展開合作
致力於在其他地方重複這一實驗
有意思的是我們遇到了一些阻礙
有些醫生指出
38%的人的疫苗接種率
離80%到90%的群體免疫要求還差得很遠
高接種率會使整個社區的人得到全面保護
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是
每個國家實現90%的基本接種率
每個省市實現80%的接種率
對於醫療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來說
如果不能使一個社區得到全面保護
他就沒有理由向某些家庭提供補貼
讓他們做對自身有好處且應該做的事
能夠實現全面接種固然很好
但這種所有還是沒有之爭
只具有表面意義而已
即使我自己的孩子去接種了
對於徹底消除這種疾病也沒有什麼用處
但這樣做不僅可以保護我的孩子
還可以保護他周圍的人
因此通過提高全面接種率來對抗一些基本疾病
即從6%提高至38%
仍然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
最終無論是主流政治左派還是右派
對於接種獎勵的不信任
都可歸結爲一個信仰問題
不要賄賂別人去做你認爲他們應該做的事
對右派來說這樣做是一種浪費
而對於傳統的左派來說
這樣做無論是對於獎品還是得到獎品的人來說
都是一種貶低
相反我們應專注於勸服窮人
讓他們瞭解接種疫苗的好處
我們認爲在思考接種及其他類型的問題上
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
原因有兩個
第一
實驗表明至少在烏代布爾
窮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
但他們的很多信念並不堅定
他們不會因爲害怕邪惡的眼睛而拒絕接受達爾
這就意味着
他們其實知道自己無法對疫苗的費用與好處進行評估
但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時
舉一個令人遺憾但很重要的例子
比如說將自己的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人
他們並不容易賄賂
因此儘管窮人的某些信念很堅定
但如果認爲這是一成不變的
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
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認爲行動都帶有目的性
如果人們相信接種的價值
他們就會讓自己的孩子接種
這並非永遠都是正確的
但其中的含義十分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