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認為:劉秀是漢民族的千古罪人。綏靖政策導致百年後五胡亂華_被後世過度抬高的王昭君_王昭君親子差一步就繼位單于,被殺後導致匈奴分類。女兒女婿把持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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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多人認爲劉秀是一個完美皇帝,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美典範,但是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爲劉秀並沒有這麼偉大,甚至還有人認爲劉秀是漢民族的千古罪人,這個罪名可實在是太大了,
如果這種說法只是來自於那些譁衆取寵的網文的話,那麼恐怕今天我們也沒必要在這裏花時間討論這個問題,恰恰提出這種觀點的是來自於一部非常嚴肅的學術著作,就是由費正清和崔瑞德合著的《劍橋中國史》。
首先呢,我覺得有必要說明一下,費正清與費玉清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崔瑞德也不是出身於清和崔氏,這二位都是妥妥的外國人,他們不過是起了中文的譯名。
這部史學鉅著是出版於1978年,在海內外都有着非常深遠的影響,那麼這樣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他提出的觀點背後的依據也不可能是捕風捉影,胡編亂造的,一定是有他的根據的。
當然了,我們也不能因爲這部書的影響大,名頭大,我們就全盤的接受他的觀點。這部書對中國歷史的諸多人物,諸多事件都有過很多的評論,有些評論是正確的,有些評論是有待商榷的。
比如說對於劉秀,今天我們就花點時間和大家一起聊聊劉秀到底是不是漢民族的千古罪人,因爲這個話題會涉及到東漢時期,東漢與匈奴與西域的關係。
而這段時間又是王昭君出塞的幾十年以後,可以說是後昭君出塞時期,那麼王昭君的後代,他的兒子以及他的女兒在漢雄關係中又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其中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昭君出塞的歷史真面目到底又是怎樣的?
咱們先來看看在《劍橋中國史》這部著作中是如何論述劉秀是千古罪人之說的,在這部書中這樣寫道,光武帝有傑出的軍事技藝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來共舞舉他的大業,並且他對自己要求甚嚴,他是一個明實相賦的君主,善於識人,而且還是一名精明的政客。
然後話鋒一轉,又說道,光武帝雖然雄才大略,但是缺乏長期的戰略眼光,他最大的弱點在於外交政策或者是民族政策。
匈奴依然是東漢面臨的嚴重威脅,但是儘管東漢有能力向匈奴發動進攻,就像漢武帝時未清霍去病做的那樣,光武帝的軍事姿態完全是防禦性的,雖然隨着公元36年內戰的結束,他強大的足以採取攻勢,那一年他建築了新的防禦攻勢,以封住進入山西的傳統入侵路線。
在此時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時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屬於中國歷史中最壞的一個,他本應與南匈奴聯合,攻擊北匈奴的聯合體。
公元51年,中國的將領們極力主張這場征戰,而且征戰肯定會取得勝利,南讒於就可以作爲匈奴唯一的統治者,返回戈壁以北的土地,而中國人就可以收服西北邊陲的幾個郡。
光武帝是怎麼做的呢?他竟然讓南匈奴遷徙到漢朝境內,本來漢朝的土地就很有限,現在又要分出一部分給匈奴人,他們的後代於公元308年就在這裏起來反對西晉,西晉之亡,中國北部的喪失和持續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時期,是漢光武目光短淺的政策的直接後果。
他後來的幾個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應受到指責,但最大的責任應由他來負。在《劍橋中國史》秦漢篇第三章,還有這樣一句話,所有人都知道漢族是由西漢的漢武帝所締造的,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漢族,但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東漢的開國皇帝光武帝卻是漢民族的千古罪人。
所以,按照這部書的觀點,之所以說劉秀是漢民族的千古罪人,主要就是因爲在東漢帝國建立以後,本來有實力向匈奴發動禁錮,但是劉秀仍然採取了綏靖政策。
特別是在公元51年,也就是建武27年的時候,匈奴內部發生了內亂,劉秀卻並沒有抓住機會蕩平匈奴,反而卻讓匈奴人內服與漢人雜居,進入了以前漢人的土地。這個決策的直接結果就導致了後來的五胡亂華,所以劉秀是名副其實的漢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部書只提到了劉秀對匈奴採取的綏靖政策,還沒有提到劉秀對西域各國。劉秀對西域各國採取的政策,那要說起來就更加的不負責任。
這部書中提到的公元51年,也就是匈奴發生內亂的那一年,在這之前的幾年,公元45年,也就是東漢帝國建國20週年的時候,西域十八國的使者帶着各自王國的王子一起來到了帝都洛陽,他們向東漢帝國提出了嚴重的交涉,要求東漢帝國在西域重開西域都護府,
重新做他們西域各國的老大。如果劉秀答應了還責罷了,如果不答應的話,那我們西域十八國也不是泥濘,我們也是有血性的。你看,這次我們已經把兒子帶來了,如果你劉秀不答應,這些兒子我們就不要了,你害怕了吧?
這麼說有點開玩笑,實際情況是公元45年,西域十八國的使者帶質子入朝,希望皇帝劉秀重開西域都護。西域都護府,以前我們講過,是漢宣帝時期設立的,後來到了王莽時期,經過老王的一番神操作,西域各國是紛紛造反,西域都護也就被迫取消,到了東漢帝國建立以後,西域各國都有與東漢帝國修好,
重新開西域都護的願望,當時西域各國中有一個叫沙車王國的,這個王國呢,當時在西域各國中實力比較強,國王賢的野心也很大,他向東漢帝國派出使者,希望能夠讓東漢帝國任命他爲西域都護,他要幫助東漢帝國管理西域諸國,劉秀當時是接受了竇榮的意見,認爲這件事情可行,
以夷制夷,又不用花費中央政府的一槍一兵,所以就同意了,將西域都護的印授就授予了沙車王賢,在這個使團回國的途中,路過敦煌的時候,當時敦煌的太守裴尊認爲此事不妥,就將使團暫時扣下了,而且馬上上書劉秀,說夷狄不堪以當此大人,劉秀接到了裴尊的密告,也馬上意識到了自己可能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劉秀也是一個愛好音樂的人,最擅長的就是退堂舞,所以劉秀馬上就改變了主意,讓裴尊刻下使團手中的西域都護的印授,改授予漢大將軍的印授,此舉也讓沙車王國非常的不滿,沙車國王賢仍然是以西域都護的名義,對西域諸國實行統治,而且是暴虐的統治,隨着漢政權從西域的退出,匈奴的勢力也就慢慢的滲入,
這樣西域諸國要麼受沙車王的威脅,要麼就要接受匈奴帝國的盤剝,匈奴國的統治可不像當年的西漢王朝那樣的仁義,他們對西域各國是隻取不渝,這些都導致西域諸國的日子越來越難過,最終促成了西域十八國入朝,請求重開西域都護,
但劉秀以天下初定,北患未除的理由拒絕了西域諸國的要求,最終導致了西域諸國投向了匈奴的這一邊,這樣說起來,劉秀既不接受西域的主動歸附,又不能抓住匈奴內亂的機會蕩平匈奴,而且還讓匈奴人進入了中原領地與漢人雜居,最終導致了250年以後的五胡亂華,
似乎劉秀真的可以被稱爲漢民族的千古罪人,但恐怕大家也聽出來了,這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250年以後的鍋,能不能由250年前的人來背,如果真的話,難道說劉秀真的是二百五成精了嗎?
東漢十四帝,劉秀是第一個,在他之後還有十幾個皇帝,那幾個少皇帝或者是能力不濟的咱們就不說了,那還有漢明帝漢張帝這樣的明君,如果劉秀執行的民族政策是錯誤的話,那麼漢明帝漢張帝爲什麼仍然是執行同樣的政策,而沒予以制止呢?
肯定不會是因爲大錯已經鑄成,無法挽回,南雄奴的人類服以後,很多已經放下了刀槍,拿起了鋤頭,開始了他們的農耕生活,如果漢明帝漢張帝想把這些人驅逐出去的話,應該不是什麼難事,況且東漢以後還有三國,還有曹魏政權,曹操統一北方將雄奴分成了五部,但他也同樣允許雄奴人類服,也沒見哪個雄奴人類服,那就是漢明帝漢張帝了,如果漢明帝漢張帝想把這些人驅逐出去的話,應該不是什麼難事,況且東漢以後還有三國,還有曹魏
雄奴人敢造反,威脅中央政權,一直到了西晉司馬氏執政的時候,爆發了八王之亂,內有賈南豐亂政,外有司馬氏的那幾位王爺想家想的想造反,紛紛帶着本來應該駐守邊境的部隊回京奪權,從而引發了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而邊境空虛,這樣才導致了公元304年,南雄奴人劉淵建立了漢趙政權,順便說一下
劉淵就是劉豹的兒子,而劉豹就是搶了蔡文姬那位南雄奴的左先王,順便再說一句,劉淵的嗜好是光文皇帝,他倒是真不擔心與光武帝劉秀這個千古罪人扯上關係,所以說最終造成五胡亂華,讓中華民族承受着千古浩劫的這個板子,是不是首先應該打在司馬氏的這幾位王爺的屁股上,
當然了也不能忘了賈南豐,順便說一句,賈南豐已經被我清理門戶,那是在我幾年前的一期視頻節目中,這是其一,光武帝劉秀是背不了250年以後的鍋的,其二呢就是讓匈奴人內服,這並不是劉秀首創的政策,從漢景帝劉起開始,一直到漢武帝漢宣帝都執行過類似這樣的政策,
其實從大局觀上來看,這項政策並沒有錯,匈奴人只靠殺是殺不完的,不如讓他們改變他們以往的生活方式,遊牧民族有他們自身的特點和獨特的生活方式,而對農耕民族的搶劫歷來也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之一,對於他們來說,搶劫也是他們的生存之道,
所以除非你把匈奴人都殺光了,只要他們有人還活着,他們就一定還會搶劫,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生存下去,這就是爲什麼最根本的方式是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放下刀劍拿起鋤頭和中原的人一樣耕作收穫,多一個內服的匈奴人就會少一個參與搶劫的匈奴人,這實際上是一個此消彼長的事情,
這也就是爲什麼西漢東漢歷朝的皇帝都堅持執行這項政策的原因,當然了,執行這項政策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有控制力的中央政府,只要控制得大,這項政策是沒有問題的,而如果出現了像西晉時期八王之亂這樣的情況的話,那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力,到時候天下大亂的可不僅僅是翼族,
而且從這個角度來說,五胡亂華就不是因,而是中央政權失控的果,那麼照此邏輯,如果單純的指責劉秀是千古罪人的話,豈不是有失偏頗嗎?
其三,如果東漢政權那時候開始了對熊奴的征討的話,那麼剛剛建立的帝國能否承受起這場戰爭呢?這一點我相信劉秀也非常的沒有把握,畢竟建國一時百廢待興,中原的人口從西漢末年的六千多萬,已經降到了劉秀建國時的一千多萬,社會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即使熊奴當時遭受內亂,實力減弱,但劉秀也沒有把握能一戰而勝之,而如果一戰不能成功的話,陷入了與熊奴的長期戰爭,這個代價恐怕是劉秀無法承受的。
拒絕西域的恢復,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就是劉秀認爲當時國力不濟,在西域地區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府,那是要花錢的,那是要派出官員的,那是要派駐軍隊的,而且做西域各國的老大,這老大可也不是白當的,也是要花錢的,他們有困難的時候就會向你這位老大伸手,你能不管嗎?
西域諸國之間是矛盾重重,你作爲老大調停的時候,有時候也要花錢的,中央政權又不能從西域各國中徵收什麼稅,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會收到一些貢品以外,基本上沒有什麼收入,而且收到這些貢品以後,中央政權還要回禮,回禮的價值往往是數倍於貢品,所以從各方面上來看,這都是一個賠本的生意。
當然了,有些人可能認爲這涉及到國家的榮譽聲望,大漢民族的威名,這豈能是像商人那樣拿算盤珠子能夠算出來的,不過呢,我倒要說,說這些話的人大概都不是當家過日子的人,老百姓還是應該說點老百姓自己的話,老百姓自己的話就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劉秀未必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收服西域打敗匈奴的話,很可能會爲他迎來千古盛名,這對於很多領導者來說都是孜孜以求之的,但偏偏劉秀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他在權衡,他的千古盛名與他當時治下的百姓的安寧生活孰輕孰重。
也許有人會說,作爲一個帝國的領導者,劉秀的眼光應該更長遠些,不能老是侷限於這些瓶瓶罐罐的小事情,但我想即使是劉秀的目光放長遠,他也應該知道,匈奴人是殺不完的,即使你殺光了匈奴人,還會有另外一個遊牧民族來填補這個權力的真空。
從中國歷史上我們就能看到,匈奴人走了以後,鮮卑人就來了,等鮮卑人入主中原,草原留下權力真空以後,柔然人就進入了,而當柔然衰落的時候,突厥人又崛起了,而當突厥人被唐帝國趕跑以後,契丹人、金人、蒙古人又相近進入了中國北方的草原。
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對抗,這是一個上天的宿命,是誰也無法改變的。
除了上述這些原因以外,劉秀之所以不願意出兵匈奴,還與他的治國理念,或者說與他的做人理念有關係。
當時在公元51年前後,確實匈奴地區發生了內亂,這個內亂包括了天災,也包括了人禍。
當時藏公和馬武兩位將軍也確實向劉秀提出了趁虛進軍的建議,從兩個將軍的角度來說,這個建議是正確的,但劉秀站在了一個更高的高度上。
他是這樣說的:"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亦而有忠。
故曰,物廣地者荒,物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富裕遠視邊外乎。成能與天下之伴以滅大寇,豈非志願,苟非其實,不如惜人。
從這段話中,大家不難看出劉秀對內對外所施行的德政。這也就難怪劉秀在位33年,在中國歷史上東漢一朝也被稱爲儒學最盛,風畫最美的朝代。劉秀作爲開國皇帝,無疑確定了這個朝代的風向標。
特別請大家注意劉秀說的那兩句話,故曰,物廣地者荒,物廣德者強。這句話放到今時今日一樣的發人深省。
剛纔提到的那個時期,雄奴發生的內亂中的人禍,就是指的因蠶魚的繼承權,而使得雄奴最高統治者之間敞開的一場血腥爭鬥。
當時的雄奴蠶魚爲了將蠶魚之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不是按照以往的慣例,傳位給自己的兄弟左賢王易浦治牙師,就殺死了這位合法的繼承者,由此引發了雄奴的內亂。
而這位被殺的易徒治牙師的母親,我們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她就是王昭君。
後世描寫王昭君的文學作品、戲劇作品很多,但其中很多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或者是各自的價值觀角度來解讀昭君出賽這件事情,慢慢的也就離真正的史實漸行漸遠。
大家印象中的王昭君大概有主要兩大人設,一個是王昭君是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大義而自願捨棄個人終身幸福的這樣一個偉大的女性。
再有一個就是王昭君是一個悲劇型的人物,她在草原的生活很不幸福,她非常想家,最後也是因爲思念家鄉憂鬱成疾而早逝,或者說是不滿意雄奴貴族讓她嫁給自己的義子,繼而憤而自殺。
總之這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再結合她爲了國家民族大義而捨棄個人的幸福,最後卻落得如此的結果,更增加了她的悲劇色彩和犧牲精神,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更加打動人心。
但其實這些描寫與歷史上的史實很多都是不相符的。
最早記載的昭君出賽這件事的漢書中是這樣記載的:"蟬魚自延續漢室以自親,原帝以後宮梁家女王強賜昭君賜蟬魚,賜蟬魚代趙掖庭王強爲胭脂。
四百年以後範燁所著的後漢書關於王昭君的記載就開始多了起來,提到了昭君入宮數歲,不得建獄,積碑院,乃請掖庭令求行。
而且還提到了漢元帝第一次見到王昭君的時候,覺得如此美麗的女子嫁給匈奴有點可惜,自己也有點後悔,但目已成舟,已經不能改變了。
與之前的漢書比較,後漢書關於王昭君的描寫明顯多了很多,很有可能是在這四百年間,很多的民間傳說故事被揉入了其中。
雖然如此,但基本的史實還是一致的,比如說都提到了王昭君的身份,漢書說她是代趙掖庭,掖庭是西漢後宮中的一個部門,當時各地方進獻的美女都先住在掖庭等待着皇帝的召見,當然了,很多人可能一輩子也等不到這個機會。
這些女孩都叫代趙掖庭,就是宮女,王昭君就是這麼一個身份,而且最後即便是嫁給了蠶魚,王昭君的身份也不是以往和親時的公主,她還是一個公女。
漢兄兩國之間,在西漢時期曾經有過十次的和親,前十次被派去和親的都是宗室女,而且都是被封爲了公主,唯有第十一次,也就是王昭君這次所謂的和親,是以公女的身份,而且並不是宗室女,那這又是爲什麼呢?難道說是漢朝連個宗室女都拿不出來了嗎?其實這是由漢兄兩國的地位的變化所決定的。
王昭君這次所謂的和親是發生在公元前33年,而上一次漢朝與匈奴的和親是發生在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時期,再上一次是公元前140年,也是漢武帝時期,期間間隔了一百多年,而之前的十次和親,期間間隔一般也就是三到五年。
那麼爲什麼兩國這麼長時間沒有和親呢?是不是漢朝已經放棄了和親政策?其實並不是,漢朝並沒有放棄和親政策,它放棄的不過是與匈奴和親,而改爲與西域各國和親,比如說我們以前講過的劉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國,而開始與西域各國和親,這也是由漢朝的對外戰略的轉變有關係的。
張遷出使西域,打開了漢朝與西域的交往之門,這時候漢朝的皇帝發現,匈奴之所以能夠屢次三番的攪擾我們的邊境,就是因爲他們有一個穩定的大後方,就是西域,那麼如果漢朝能夠與西域建立聯繫,成爲盟友的話,那麼就可以南北夾擊匈奴,所以漢朝的戰略就轉向了西域,這個戰略無疑最終是成功的。
到了漢宣帝時期,匈奴在漢朝與西域各國的聯合打擊之下,疆土日益萎縮,實力大大受損,終於在公元前58年,因爲繼承權的問題,五個蟬魚發生了內亂,這就進一步加速了匈奴的衰落。
這五個蟬魚中有兩位比較有名,一位是治之蟬魚,另外一位就是娶了王昭君的忽寒爺蟬魚。忽寒爺蟬魚也是五大蟬魚中實力最弱的一個,雖然說實力很弱,但是他清醒的意識到了與漢朝發展關係,將是他奪得蟬魚大位的最大保證,所以忽寒爺蟬魚就倒向了漢朝。
後來是在漢朝派遣的16000精兵的護送下,回到了草原,奪得了蟬魚之位。
而治之蟬魚呢,雖然也和忽寒爺蟬魚一樣,送質子入朝,但最終漢朝選擇了忽寒爺,放棄了治之。治之是一怒之下殺了漢朝的使者,又畏罪潛逃到了康居國,在那裏建了一座治之城。
公元前35年,西漢將領陳湯甘延壽是雖遠必誅,殺死了治之蟬魚。兩年以後,忽寒爺就再次來到了長安,向漢元帝提出求親,要做漢朝的女婿。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這個時候漢兄兩國的地位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和親的時候,漢兄兩國基本上是平等的,漢朝甚至還稍微低一點,所以那個叫和親。
而到了公元前33年,漢朝已經儼然成爲了匈奴的宗主國,漢朝的皇帝是可以決定匈奴蟬魚的生死的。二者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變成了漢強,匈奴弱。
所以在漢書和後漢書中都提到了,這是賜,這已經不是平等關係下的和親了,而是從上至下的賜婚。所以說,我們看到很多的文藝作品,說王昭君是爲了民族的大義犧牲了自己的個人幸福。
這個呢,說的就有些誇張了,即使王昭君沒有嫁給蟬魚,蟬魚也不敢興兵來犯漢境,所以昭君出賽,也就不必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愴。相比較而言,可能前面那十位和親的公主,他們所要付出的犧牲、承受的壓力,可能比王昭君還要更大一些。
當然了,我並不是說王昭君不如那前十位公主,那前十位公主畢竟都是宗室女,他們在漢朝的時候也都是貴族,平時可能享受着漢朝幾百戶幾千戶的食役,這些也都是民脂民膏,所以說國家養了他們,那麼當國家需要他們做出一點犧牲的時候,他們也應該是義不容辭的,這是他們的使命。
而王昭君不一樣,王昭君是平民之女,我個人也非常不喜歡那種在和平時期鼓勵平民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這樣的宣傳,其實這種宣傳是將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對立起來,有你沒我,有我沒你,而正常的模式應該是國家民族以及個人的利益是統一的,成就了小家也就成就了大家。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漢書和後漢書中怎麼沒有提毛巖壽的事兒?毛巖壽就是那位給王昭君畫像的畫師,據說是王昭君沒有給他行繪,所以他把王昭君畫得特別醜。
這個故事並不介於正史,而是出自於百年以後的葛洪所著的《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一本純純粹粹的小說,在後世很多的文學作品中都強烈渲染了王昭君的悲劇色彩,說他思鄉,說他在那邊過得不如意。
其實王昭君在塞外的生活,史書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後世的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發揮出來的,比如說關於落雁的故事,是說王昭君看到了天上的飛雁,想起了自己遠離的家鄉,所以就彈了一首琵琶。
當琴聲響起,頭頂飛翔的大雁就像中了漢朝最新研製的聲波武器,一個倒栽衝就栽了下來。這就是形容四大美女那個落雁的傳說的由來。
實際上,這個故事完全就是東漢末期蔡雍編出來的,蔡雍就是蔡文姬她老爸,擅長著史也擅長音樂,遊扇琵琶。
在歷史上,王昭君嫁到草原以後,與呼寒野鏟魚生有義子,就是我們剛纔提到的義普治亞師。兩年以後,呼寒野鏟魚去世,按草原的收紀婚制,王昭君又嫁給了新任的鏟魚,他以前的義子傅朱留。嫁給自己的義子,這一點對於王昭君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所以他向當時的漢朝皇帝,這時候已經是漢成帝劉敖了,請求還鄉,但劉敖很乾脆的拒絕了他的要求,詔書上說讓他從胡俗。王昭君那時候是二十幾歲,傅朱留也是二十幾歲,兩個人婚後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叫雲,後來嫁給了匈奴的貴族須部,就叫須部居次,居次在匈奴語中就是公主小姐的意思。
還有一個女兒最後也是嫁給了匈奴貴族,叫當於居次。王昭君嫁給胡寒爺鏟魚的時候,被封爲了寧胡煙織,那麼煙織是不是就是王后?這個很難說,煙織是匈奴語,可以解釋爲後,也可以解釋爲妃,在漢語中沒有一個準確的詞與它對應。
在鏟魚的後宮中,也沒有像漢朝皇廷那樣明確的有皇后、貴妃、昭儀這些直顯,鏟魚的女人都稱爲煙織。據說地位最高的是鏟魚的大老婆專娶煙織,但這也只是一種說法。
胡寒爺鏟魚當時有六位煙織,王昭君嫁過去以後,肯定不是地位最高的那個煙織。但是要說王昭君是不是在後宮中受到了其他煙織的迫害欺凌,這個沒有任何的史料支持。
當時胡寒爺鏟魚最信任的煙織應該是他的大老婆專娶煙織,還有他的妹妹大煙織,這姐妹是共事一夫。專娶煙織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明大義的人。胡寒爺鏟魚曾經想立他的兒子爲繼任鏟魚,但他拒絕了,他希望立他的妹妹大煙織的兒子,也就是胡寒爺的長子,做下一任的繼承人。
胡寒爺鏟魚最後還是接受了他的建議,立了自己的長子,不過明確規定,以後鏟魚之位是兄中弟極,這樣的話也就保證了坤瞿煙織的兒子,也就是胡寒爺鏟魚最喜歡的那個兒子,有機會繼承鏟魚之位。
而王昭君的兒子也是在鏟魚的繼位的名單之中,不過因爲年齡小,排位比較靠後,胡寒爺以後的五個鏟魚都是按照兄中弟極這個次序繼位的,後來到了第六任鏟魚的時候,按照最初的約定,應該是王昭君的兒子伊普治亞師作爲儲君,也就是被封爲左賢王。
但這第六位鏟魚想立自己的兒子爲繼任者,所以他就殺死了那時候已經被封爲左賢王的伊普治亞師。
在匈奴,左賢王就相當於中原政權的太子,是儲君,殺死了伊普治亞師導致了匈奴貴族的不滿,最後就樣成了在公元51年左右的匈奴第二次大分離,這就是咱們在節目剛開始談到的那段時間。
王昭君本人並不熱衷於政治,但是他的女兒須普居次卻不一樣,她的丈夫須普是匈奴政壇的實力人物,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們夫婦二人可以說是把持了匈奴的朝政,甚至於可以決定鏟魚的任命,那個時候已經到了王莽時期。
須普居次曾經被王莽要求入宮來侍奉當時的太皇太后王正君,所以雙方都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須普居次是非常親漢,他們夫婦二人最後也扶持了一個親漢的王子,成了繼任鏟魚。
這個鏟魚死了以後,王莽不滿意新任的鏟魚,甚至於將須普居次的丈夫立爲了匈奴新鏟魚,而且準備日後派兵護送須普繼鏟魚位。
赤黴軍攻入長安,殺死了王莽,須普居次以及她的丈夫都在亂軍中被殺。
所以啊,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看出來,王昭君在草原的生活應該沒有那麼悲苦。
思鄉可能是有的,思念自己的父母應該也會有的,但畢竟她的家這時候已經到了草原,草原裏有她的丈夫,她的兒女,甚至還有她的子民。
她在草原的地位崇高,畢竟是王的女人,又受到了匈奴人的愛戴。
如果她不是應趙嫁給了鏟魚的話,她可能還在漢宮中的夜庭,也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機會見到皇帝,可能就會終老於宮中。
當然了,我以上說的這些呢,並不是說王昭君沒有爲漢兄兩國的和平做出貢獻,她嫁過去本身就是貢獻。
她所生的子女,因爲她的緣故,很有可能是親漢的,而這些人也都是匈奴的貴族,在匈奴的政壇中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所以說,王昭君對漢兄兩國的和平做出的貢獻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並不是那種需要個人做出多麼大的犧牲,從而搞得悲悲慘慘,七七怯怯的那種,也沒必要故意渲染成那個樣。
王昭君勇於接受挑戰,主動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民間傳說的四大美女中,應該是最富有現代意識的一位,可謂是中華七女子。
她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個人價值的最大化,同時也爲她的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益處。
這是一個絕大歡喜的結局,後人不應該爲她感到悲傷,爲她惋惜,而是應該爲她高興,爲她慶幸。
這或許纔是昭君出賽這個故事最應該帶給我們的感受。
對於王昭君而言,也許最大的痛苦就在於畢竟是身在異鄉,但如果她能感到心安的話,那麼異鄉與故鄉其實並無二致。
人生在世白雲悠悠,時間很短,天涯很長,所選之路若可心安的話,就沒必要頻頻回首。
就像蘇大學士在《定風波》中寫到的那樣,試問嶺南英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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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風下雜談,Frank 家,爲您帶來有溫度的歷史,咱們下期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