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心語 魯迅:我叫周樹人,後來世人多識 “魯迅” 這個筆名。以筆代戈,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
思维乐章
49粉絲
228 次觀看·2026年3月21日
AI 生成·可能包含錯誤
我魯迅原名周樹人,自愈才,後來常以魯迅爲筆名寫些文字,世人稱我爲民族魂,是啓蒙者,鬥士,文人,甚至有的說我是筆筆刀鋒利的人。
我承認,我寫作的確是爲了刺破黑暗,用最冷的筆調,點燃最沉悶的靈魂,但我要告訴你,我其實是個病人,一個看盡民族靈魂沉磕,卻不能自救的病人。
我的病,是對麻木不仁的絕望,是對虛僞盛行的警醒,是對救亡圖存,卻路途渺茫的痛徹心扉。
我不相信空洞的希望,但我始終相信,即便在最黑的夜,也要有人守住一束光,哪怕只是燭火。
1881年9月25日,我生在紹興東昌坊口的周家,一個科舉漁運尚存,卻早已風雨飄搖的士紳之家。
那時候的周家還算得上望族祖父,周介福是漢林,在北京當內閣中書,門上掛着欽點漢林的橫匾,連城裏的市民見了都要多幾分敬畏。
我們家分了三處住,彼此照應,院子裏有大桂樹,夏夜能躺在小板桌上聽祖母講故事,什麼貓是老虎的師父,什麼許仙救白蛇,風裏飄着桂花香,我到晚年都記得那份愜意。
家裏有兩隻大書箱,堆得滿滿當當,從十三經著書,四史這類正經書,到王陽明全集,唐詩扣蛋集,再到三國演義,封神榜,甚至親戚家還有花鏡,紅樓夢。
我六歲開萌,先跟着本家親戚讀,後來進了紹興最有名的三位書屋,跟着壽敬吳先生念論語,孟子,連難懂的爾雅直音都啃了一遍。
那時候的日子,不愁吃穿,壓歲前能買自己喜歡的書,還能偷偷抄雜書,從陸語的《茶經》,陸規蒙的《蕾絲經》,抄到稀有從書裏的《古史傳》,一筆一畫描下來,倒不覺得累。
我小時候不算安分,長得還算體面,圓臉,矮墩墩的,眉眼清秀,卻愛調皮,曾祖母代詩,總段坐在太師椅上,一臉嚴肅。
我偏要故意從他面前走過,假裝跌跤,引得他驚呼,哎呀,阿寶,衣裳弄髒了呀,過一會兒又來一次,看他再慌一回。
在三位書屋,對課成績還算好,有回同學問我讀教授該對什麼,我跟他說,四眼狗,那同學竟真在課上答了授,先生是近視眼,聽了大怒,我躲在書後咕咕笑,差點被發現。
七八歲時,常被一個叫沈八斤的親戚欺負,我氣不過,又不能打架,就畫了個人躺在地上,胸口插着箭,寫射死八斤。
後來聽說有四叔老師矮賴胡虐待學生,連撒尿都要領竹籤,我就和同學衝進去,打翻硯臺,折斷竹籤。
還聽說伍秀才賀某打罵小學生,我們就埋伏在他家門口,我特地揣了祖父的腰刀,可惜他沒敢出來,那時候覺得世界該是公道的,見了不平就該站出來。
可這份天真沒維持多久,我八歲時,小妹妹端孤病逝,我躲在屋角哭,大人問我,我說喂妹妹了,那是我第一次嚐到失去的苦,十三歲這年,天徹底塌了。
祖父替親友向浙江鄉市主考官行賄,專程去蘇州遞信,信裏夾了評票發洋銀一萬元的字條,偏巧副考官在場,跟班等得急了嚷起來,事就戳穿了。
清廷抓不到祖父,就要抓家裏的男人,我和弟弟只能往皇甫莊外婆家躲,祖父後來投案,關在杭州監獄,家裏的頂樑柱就這麼倒了。
禍不單行,第二年父親突然吐血,一病就是三年,請的都是城裏有名的中醫,一次出診費要一元四角,隔日就得去一次,家裏四五十畝田的租股,只夠日常開銷,只能靠典當舊屋過活。
我天天揣着當票去藥房,當鋪的高門檻,堂觀的白眼,街上閒人的指指點點,像蒼蠅似的跟着我。
更寒心的是,親戚本家以前見了我,恭恭敬敬的,現在要麼側目而視,要麼冷言冷語,拒一分房子時,故意把壞房子分給我們家。
連祖父從監獄出來後,脾氣都變得苛刻暴力,動不動就破口大罵,指甲咬得嘎嘎響,父親也變了,喜怒無常,酗酒,吸鴉片,有時會把母親端來的飯菜摔出窗外,我那時候才懂,所謂人情原來這麼薄。
後來讀《蜀碧看張獻忠圖四川》的記載,渾身發冷,又讀《歷齋賢錄見永樂皇帝的上域》裏滿是血腥,才知道紹興的涼薄,不是偶然這人間的黑暗早刻在歷史裏了。
我開始留心那些藏在笑臉後的惡意,一個冷淡的表情都能在我心裏留很久,一種偏於看人生陰暗面的習慣,大概就是那時候買下的種子。
1898年,我剛滿18歲,揣着家裏東拼西湊的盤纏,離開了紹興,那時候的我,心裏滿是逃離的迫切祖父,入獄的陰影還沒散,父親病逝後的家道中落,還有親戚本家那些冰冷的眼神,都像針一樣紮在心上。
我想着,去南京,去更遠的地方,或許能找到一條不一樣的路。
初到南京,我先進了江南水師學堂,可那地方的風氣實在讓我失望,學堂裏的教員大多敷衍了事,學生們也沒多少求學的心思,整日裏混日子的多,肯沉下心讀書的少。
我看着那些本該熱血的年輕人,一個個沐氣沉沉,心裏憋得慌。
沒待多久,我就退了學,轉去了礦路學堂,礦路學堂的日子纔算有了點求學的樣子,這裏的課程更實在,有格制、地學、金石學,這些新鮮科目教員也多是有真才實學的人。
那些鼓吹變法,呼籲救亡的文字,像一團火,一下子點燃了我心裏的熱忱,更讓我震動的是閆復先生翻譯的《天演論》,
這些話砸進我心裏,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歷史不是前人說的,今不如昔,原來年輕人未必就比不上那些守舊的老頭子。
我把《天演論》翻來覆去地讀,連書裏提到的蘇格拉底、百拉圖、斯多噶學派都想辦法去了解。
那時候的我,像在黑暗裏摸到了一盞燈,覺得只要肯努力,中國未必沒有希望,我們這代人未必不能改變什麼。
1912年,我以礦路學堂一等第三名的成績畢業,按照當時的章程,成績優異的學生可以被選派去日本留學。
我幾乎是立刻就做了決定,去日本看看外面的世界,學真本事,將來回來救中國。
出到日本,我先在東京的鴻文學院學習日語,東京的留學生很多,大家聚在一起,談的都是國事,說的都是救亡。
常常湊在一起,討論國民性的問題,我們總說,中國人身上最缺的是誠和愛,爲什麼缺?病根就在兩次被異族統治,做了太久的努力,連挺直腰桿,說真話,真心待人的勇氣都快沒了。
那時候的我,滿腦子都是以血濺宣源的念頭,覺得自己肩上扛着救國家,救同胞的責任。
我剪掉了辮子,那辮子在我看來就是奴隸的標誌,我寫了記憶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濺宣源的詩把對國家的赤誠都寫在裏面。
我還去講道館練習柔道,甚至自己背了一把刀,跟朋友說將來要回國復仇。
現在想來,那時候的我,活脫脫像個一腔熱血的斯巴達戰士,什麼都不怕,就怕沒機會爲國家出力。
後來,我覺得光有熱情不夠,得有真本事。
我想到了學醫,那時候國人身體弱,又缺醫少藥,要是能治好大家的病,減少一點痛苦,也算是爲國家做貢獻。
於是我離開東京,去了仙台醫學專科學校,仙台醫專的學習很緊張,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一門門功課都要下苦功。
教解剖學的藤野炎九郎先生對我特別好,他知道我是中國人,基礎比日本同學差,就常把我的筆記拿去,用紅筆仔細修改,連解剖圖的錯誤都一一定正。
我心裏很感激他,覺得在異國他鄉,能遇到這樣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是我的幸運。
可仙台的日子,也不全是溫暖,日本同學裏有人看不起中國人。
有一次考試,我考了中等成績,竟有人說我是靠藤野先生偏袒才及格的,還託人來檢查我的筆記,想找出證據。
我看着他們懷疑的眼神,心裏又氣又寒,難道中國人就天生比他們差嗎?
更讓我刺痛的是,一次課間看電影,電影裏演的是日本兵鎮壓中國革命黨,一箇中國同胞被日本兵砍頭,而圍觀的中國人一個個面無表情,像看熱鬧似的。
那一刻,我坐在電影院裏,渾身發冷,我突然明白,就算我能治好國人的身體,要是他們的思想還是麻木的,還是像看客一樣冷漠,又有什麼用?
身體再強壯,也不過是任人宰割的看客,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最後做了一個決定,七一從文。
我要靠文字,喚醒這些沉睡的人,讓他們看清自己的處境,讓他們有勇氣反抗,有勇氣去愛自己的國家和同胞。
七一後,我回到東京,開始專心研究文學,我讀了很多外國小說,尤其是俄國和巴爾幹國家的作品。
那些作品裏寫的苦難,反抗,跟中國的現狀太像了,我想把它們翻譯過來,讓國人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別人是怎麼反抗壓迫的。
我還和朋友一起籌謀辦一份雜誌,叫新生,想通過雜誌鼓吹新思想,喚醒青年。
我們設計封面,選插圖,甚至連雜誌的名字都定好了,滿心以爲能做成一件大事,可現實很快給了我一記耳光。
先是一位重要的撰稿人突然去了英國,音訊全無,接着,承諾給我們提供經費的人也變了卦,一分錢都沒拿到。
新生,就像一顆剛發芽的種子,還沒等到開花,就枯死在了泥土裏。
我沒甘心,又拉着周作人一起翻譯域外小說集,我們選了契赫夫、加爾遜、安特利也夫這些作家的作品,一字一句地翻譯,想讓國人讀到真正的新文學。
可書印出來後,銷量慘得可憐,上冊印了一千本,下冊印了五百本,加起來只賣出幾十本。
我拿着剩下的書站在東京的街頭,看着人來人往,突然覺得特別無力,我以爲我的吶喊能喚醒一些人,可實際上,我的聲音像扔進大海的一顆石子,連一點浪花都記不起來,更讓我無奈的是家裏傳來的關於婚姻的消息。
母親寫信說,她已經替我訂了親,女方叫朱安,是紹興當地一箇舊式家庭的姑娘,不識字,也沒見過我。
我當時就反對,跟母親說,我不想接受這門親事,想退婚。
可母親態度很堅決,說已經定了,不能退。
我又退了一步,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讓朱安放足,不要再纏小腳,二是讓他進學堂讀書,學認字。
我想,就算不能自己選妻子,至少能讓他變得新一點,或許我們還能有共同語言。
可沒過多久,母親的回信又來了,說朱安不願意放足,也不願意上學,腳已經纏了多年,放不大了,女子讀書沒什麼用。
1966年夏天,母親又來信了,說她病重,讓我趕緊回國。
我心裏着急,沒多想就買了船票,可一踏進紹興的家門,我就傻了,母親好好的,根本沒病,她是騙我回來玩婚的。
我看着母親期盼的眼神,看着家裏親戚們忙碌的樣子,突然沒了反抗的力氣。
我知道,在他們眼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要是執意退婚,母親會被人戳幾兩股,朱安也會一輩子抬不起頭。
婚禮辦得很熱鬧,可我心裏像壓着一塊石頭,我戴着假辮子,穿着舊式的禮服,跟朱安拜了堂。
婚後第二天,按照紹興的習俗,我得陪着朱安回孃家回門,我也去了,可婚後第三天,我就搬到了母親的房間裏睡。
再過一天,我就收拾行李回了日本。
我不是狠心,只是沒法騙自己,我和朱安之間隔着的不只是年齡,更是兩個世界。
她是舊式女子,我是想求新的人,我想要的是能懂我,支持我的伴侶,可她連我讀的書都看不懂,連我想說的話都聽不明白。
這樁婚姻對我來說是枷鎖,對她來說或許也是一輩子的苦。
可我沒勇氣掙脫舊禮教的捆扶,只能選擇逃逃到日本,逃到文字裏,逃到能讓我暫時忘記這份無奈的地方。
在東京的最後幾年,我除了翻譯寫作,還常去聽張太炎先生講學。
張先生學問淵博,對國學有很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有風骨,敢罵清政府,敢說真話。
每次聽他講學,我都覺得心裏很踏實,原來這世上還有這麼多爲了國家,爲了文化而努力的人。
可踏實歸踏實,我心裏的迷茫一點沒少,我的路到底選對了嗎?靠文字真的能喚醒國人嗎?我自己的人生又該往哪裏去?
這些問題,我在東京沒找到答案,只能帶着他們等待回國後的日子,給我一個回應。
1999年的夏天,東京的蟬鳴格外聒噪,我卻沒心思留意家裏接連寄來的信裏滿是生機窘迫的焦慮。
周作人還在東京讀書,竹安在紹興的開銷要維持母親的身體,也不如從前,種種壓力堆在一起,我知道不能再在日本待下去了。
收拾行李的時候,我看着桌上那疊沒賣出去的域外小說集,心裏空落落的,原本想靠它給國人打開一扇窗,到頭來卻只成了自己書桌上的擺設。
回國後,我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謀了個教職,教生理和化學,還兼着日籍教師的翻譯。
初到杭州時,我心裏還有點期待,這地方畢竟比紹興開放,或許能做點實事。
我認真備課,連實驗步驟都反覆覈對,想把知識好好教給學生。
有一回上化學課,要演示氫氣燃燒,我在講臺上放好氫氣瓶,才發現忘了帶火柴,便叮囑學生,我去取火柴,你們千萬別碰這個瓶子,空氣進去了,再點火會爆炸。
可等我拿着火柴回來,一點火,砰的一聲,瓶子真的炸了,我手上的鮮血濺滿了雪白的西裝硬袖,也濺在了講臺上的點名簿上。
再看學生,原先坐在前排的,早就悄沒聲地挪到了後排,一個個眼神躲閃,像沒事人似的,那一瞬間,我心裏的熱乎氣涼了半截。
這些學生,有的年紀都過了三十,卻連基本的敬畏心,責任感都沒有,我苦口婆心地提醒他們,只當耳旁風,真出了事,連一句關心的話都沒有。
我突然覺得,教他們知識,就像把水倒進漏桶裏,一點用都沒有。
後來我才知道,有學生早就看出瓶子要炸,卻故意不提醒,就想看個熱鬧,人心的冷漠,竟到了這個地步。
在杭州待了一年,我還是回了紹興,任府中學堂的兼學,兼教生物,我想家鄉總歸熟悉些,或許能少些糟心事,可紹興的空氣,比我想的更污濁。
學堂裏的縱橫家,到處鑽營,把教學當兒戲,我想整頓學風,卻總有人背後拆臺。
1911年秋天,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紹興城裏亂成一團,學生們慌了神,拉着我回校管校務,我看着他們焦急的樣子,又想起在日本時的熱血,便答應了我帶着學生上街演講,喊着革命萬歲的口號,以爲這下天地真要翻個身,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了。
可沒幾天,我就看清了真相,王金髮帶着軍隊乘船到紹興,當了軍政府的都督,他本是光復會的人,我以爲他會不一樣,起初他穿着布衣,說話也客氣,可不到十天,他手下的人就紛紛換上了屁袍子,出門前呼後擁,比舊官僚還白僕。
我當紹興師範學堂的校長,爲了給學生籌經費,跑了一趟又一趟,得到的總是再等等,沒有了的答覆,學生們辦了份月豐日報,真編實幣,王金髮竟直接送了五百塊大洋過去收買,那些年輕學生居然就收下了,我跑去勸阻,他們卻反過來勸我別太較真,那一刻我徹底寒了心,原來光復只是換了批人來享福,紹興這地方早被腐氣浸透了。
連年輕人都被染得沒了骨氣,我看着街上依舊麻木的百姓,看着那些忙着撈好處的革命者,突然覺得很疲憊,我像個傻子,還以爲能改變什麼,到頭來只落得個自討沒趣。
說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缺人,推薦我去做事,我幾乎是立刻就答應了紹興,待不下去,南京或許是個新開始,可等我到了南京,才發現新政府也亂糟糟的,官員們各懷心思,真正想做事的沒幾個,沒過多久,教育部要北遷,我又跟着去了北京,住進了宣武門外的紹興會館。
北京的日子,像泡在一碗冷茶裏,越喝越淡,越喝越涼,袁世凱要當皇帝的心思越來越明顯,他手下的鷹犬四處捕人,連政府裏的文官都不放過,我因爲是隨蔡元培北上的南方黨人,成了重點懷疑對象,教育部裏,新總長看我不順眼,總想着把我趕走。
同事們爲了避禍,要麼沉眠於嫖賭,要麼把玩古玩書畫,故意裝出不關心政事的樣子,連蔡鄂將軍都要躲在銘記小鳳仙的房裏,纔敢謀劃反遠,我沒別的法子,只能學他們的樣,找件詩好來避禍。
我不愛賭,也不喜嫖,買古玩書畫又沒錢,便選了抄碑每天上午去部裏辦公,黃昏回會館吃過晚飯,就坐在桌前,對着殘缺模糊的漢碑踏遍,一筆一劃地抄,有時候抄清一張要好多天,可我不敢停,只有讓自己忙起來,才能暫時忘了外面的恐怖,才能讓特務們覺得這個人只關心古碑,沒心思搞別的。
我一個人坐在燈下,看着那些古老的文字,心裏卻滿是迷茫,我想起在日本時的抱負,想起那些想喚醒國人的念頭,再看看眼前的處境,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談什麼救國,朱安也跟着來了北京,我們分屋而居,幾乎沒什麼話可說,有次我跟他提起日本有種好吃的東西,他居然說我也吃過,可那東西全中國都沒有,他怎麼可能吃過?
話聊到這兒,就再也接不下去了,我想逃,卻逃不開,母親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朱安是我名媒正娶的妻子,我不能不管她,我像被捆在一張無形的網裏,越掙扎,纏得越緊,有天夜裏,我睡不着,摸出一塊刻章石,刻了祈堂兩個字,祈就是等待,我在等什麼呢?或許是等一個能安心做事的日子,或許只是在等生命慢慢耗盡。
1918年的一天,錢軒彤突然來找我,她是《新青年》的編輯,開門見山的說,庶人,你別總抄碑了,給我們寫點東西吧,我看着她,想起這些年的壓抑,忍不住潑冷水,假如一間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裏面的人都要悶死了,你突然叫醒幾個,讓他們看清自己的處境,承受這無可挽回的痛苦,對得起他們嗎?
錢軒彤卻不放棄,她盯着我說,可只要有人醒了,就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鐵屋的希望,她的話,像一顆火星,落在了我心裏,是啊,就算希望再小,總比坐以待斃強,我想起那些在紹興街頭麻木的百姓,想起仙台電影院裏冷漠的看客,突然有了動筆的衝動,於是我寫了《狂人日記》,把封建禮教比作吃人的猛獸,寫了《孔夷集》,
寫那個被科舉制度榨乾靈魂的讀書人,寫了《阿Q正傳》接過人那點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可寫着寫着,我又怕了,藥理話,老栓拿着革命者下魚的血當藥引,以爲能治好兒子的病,祝福李翔林嫂,被封建禮教一步步逼死,周圍的人卻只當它是個笑話,我越寫越覺得,這鐵屋太堅固了,我的文字,或許只是在鐵屋上敲了幾下,連痕跡都留不住。
北京的冬天很冷,會館的屋子裏沒有暖氣,我裹着棉袍坐在桌前,聽着窗外的風聲,心裏滿是矛盾,既想繼續吶喊,又怕自己的聲音沒人聽見,既想喚醒國人,又怕他們醒了之後,發現無路可走,只會更痛苦,我就這麼在黑暗裏打轉,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纔是個頭。
1925年的北京,春天,來得很晚,宣武門外的老槐樹抽芽時,我正在女子師範大學,給學生們講小說,講臺下坐着一群年輕面孔,其中有個叫徐廣平的廣東姑娘,總是睜着明亮的眼睛,聽得格外認真,她是番禺人,比我小近二十歲,個子不算矮,說話帶着南方口音,卻透着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後來我才知道,她爲了衝破家裏的舊式束縛,獨自來北京求學。
連學費都是自己打工掙的,那時候的女師大,正處在風口浪尖,校長楊茵瑜,是個守舊的女人,動輒壓制學生,後來乾脆藉故開除了六名學生領袖,學生們不服,罷課抗議,我看着他們舉着標語在校園裏奔走,想起自己年輕時的熱血,便忍不住站出來支持。
我幫他們擬些宣言,聯絡其他教員聯名反對楊茵瑜,甚至在京報副刊上公開表態,可這一鬧,也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
教育總長張士釗是楊茵瑜的後臺,他見我不識時務,直接以結合黨徒複合女生的罪名,免了我在教育部的職。
緊接着,陳希英那些人在報刊上冷嘲熱諷,說我挑剔風潮,假公濟私,更有甚者,在教育部辦公會議上提議不發我被解職前的欠薪,想從經濟上打壓我。
那段日子,我白天要應付這些明槍暗箭,晚上回到紹興會館,看着空蕩蕩的屋子,心裏滿是憋悶,就在這時,徐廣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
他在信裏問我,對於學生運動的看法,字裏行間滿是困惑,卻也藏着求真的勇氣。我看着那封信,突然覺得心裏的冰融了一點,終於有人不是隻看我的文章,而是想懂我的想法。
我認真回了信,後來我們的通信越來越頻繁,從學生運動聊到人生理想,從社會黑暗聊到個人困境。
他懂我的尖銳背後的無奈,也懂我看似冷漠下的熱忱,有時候我沒說透的話,他一點就通。
有次女士大的學生們來我家聚會,徐廣平也在,那天我喝了點酒,藉着酒精,用手輕輕按了按他的頭,他沒躲開,只是笑了笑。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這沉悶的日子裏,終於有了點光亮。
可我很快又清醒過來,我比他大那麼多,還有朱安這樁甩不掉的婚姻,我怎麼能耽誤他。
我開始刻意疏遠他,回信的語氣變得冷淡,甚至故意避開和他見面,可徐廣平沒退縮,他看出了我的顧慮,在信裏說,我不想你因爲過去的枷鎖,放棄眼前的溫暖。
1926年春天,318慘案爆發,段祺瑞執政府的士兵向請願學生開槍,女士大的劉和珍,楊德群都死在了血泊裏。
我趕到現場,看着滿地血跡,氣得渾身發抖,寫下紀念劉和珍君,罵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可沒過多久,就有消息說我被列入了通緝名單,我只能躲進莽園社,後來又躲進一家德國醫院的雜物倉庫,十天不敢露面。
那段最危險的日子,徐廣平一直給我送信,告訴我外面的情況,還偷偷給我帶吃的,有一回,他冒着風險來倉庫看我,見我只吃乾麪包,眼圈都紅了,我看着他,突然下定了決心,或許我不該再逃了,就算未來再難,能有個人一起扛,總比獨自掙扎好。
1926年夏天,林語堂邀請我去廈門大學任教,我答應了。臨走前,我和徐廣平約定,先分開兩年,各自做些準備,再決定未來的生活。我以爲廈門能是個安穩的地方,可去了才發現,那裏的空氣比北京更渾濁。
學校裏的主事人勢利得很,看我名氣大,就想借我的名字裝點門面,卻根本不想讓我踏實做事,同事裏有不少現代評論派的人明裏暗裏排擠我,連學生也多是敷衍了事,沒幾個真願讀書的。我在廈門待了不到四個月,就想走了,正巧中山大學來邀請我,徐廣平也在廣州,我便欣然應運。
1927年1月,我乘船到廣州,剛下船,就看見徐廣平在碼頭等我,他穿着素色的旗袍,站在人群裏,一眼就能看見。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疲憊,好像都煙消雲散了。在廣州的日子,是我回國後,最暢快的一段時光。
我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長,想把北大的自由風氣帶過來,徐廣平就在我身邊當助教,幫我整理文稿,聯絡學生。我們一起去月秀山散步,去看月雨戲,晚上一起在燈下看書,偶爾聊到深夜。有次逛花市,他指着一盆盛開的獨娟笑,我看着他的笑臉,突然覺得,原來我也能擁有這樣平凡的幸福。
可幸福沒持續多久,1927年4月15日,國民黨突然在廣州傾倒,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被抓。那天早上,我剛到學校,就聽說有學生被帶走。我立刻召集中山大學各系主任開會,力主營救,可那些人要麼沉默,要麼推脫,沒人願意站出來。我看着他們冷漠的臉,突然想起仙台電影院裏的看客,原來不管過了多少年,人心的冷漠還是沒變。
更讓我寒心的是,我親眼看見一些年輕學生,昨天還喊着革命萬歲,今天就成了官府的幫兇,指着自己的同學說,他是共產黨。我在廣州街頭走,看見軍車呼嘯而過,看見軍警四處抓人,心裏像被刀割一樣疼。我終於明白,所謂革命,有時候不過是一場更殘酷的屠殺,連年輕人都成了刀手。
4月21日,我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所有職務,躲進白雲樓的公寓裏,徐廣平陪着我,幫我擋掉外面的紛擾。我看着窗外的竹江,心裏滿是迷茫,我以爲廣州是革命策源地,能有不一樣的光景,可到頭來,還是逃不過黑暗。我開始懷疑,我這輩子是不是都要在這樣的失望裏打轉。
9月27日,我和徐廣平一起乘船離開廣州,去上海。船經過香港時,海關的人像狼似的闖進我們的艙房,把行李翻得亂七八糟,連魚竿油的紙匣都撕碎了,最後收了20塊錢賄賂才放心。我看着那些人的嘴臉,突然覺得香港不過是中國的一個小縮影,哪裏都有這樣的貪婪和蠻橫,哪裏都逃不開。
10月3日,我們終於到了上海,在虹口景雲裏租了房子。搬進新家的那天,徐廣平給我煮了一碗麪,笑着說,算是安家了。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心裏踏實了許多,或許上海也不是淨土,但至少我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有了一個能懂我,陪我的人。
可我沒料到,上海的日子會比我想的更復雜。我剛站穩腳跟,創造社的城坊屋,郭沫若他們就來找我,說要聯合起來,向舊社會進攻。我以爲是志同道合的夥伴,便答應了,還一起聯名復刊,創造週報。可沒過多久,他們就翻臉了,在雜誌上罵我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說我的作品過時了。
我看着那些刻薄的文字,突然覺得可笑,原來所謂聯合,不過是想利用我的名字,一旦達不到目的,就立刻反目,更讓我頭疼的是左聯。
193年,我被推爲左聯的領袖,可內部矛盾不斷,周揚他們總覺得我太保守,動不動就扣右傾的帽子,我想好好搞創作,他們卻總讓我寫應景文章。
後來左聯突然解散,成立文藝家協會,連跟我商量都沒商量,我不肯加入,他們就說我破壞統一,那段日子,我一邊要應付國民黨的打壓我的書被查禁,名字被列入黑名單,好幾次要躲進內山玩造先生家避難,一邊要處理左聯的內部糾紛,常常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徐廣平看着我日漸消瘦,勸我別太較真,可我怎麼能不較真,我一輩子都在跟黑暗鬥,就算鬥不過,也不能認輸。
1936年,我的身體越來越差,肺病總犯,咳嗽起來連腰都直不起來,體重降到只有38公斤,史莫特來請了上海最好的肺病專家來診斷,專家說,倘是歐洲人,五年前就已經死了。
我聽了倒沒覺得怕,只是有點遺憾,我還有很多話沒說,還有很多事沒做,徐廣平一直陪着我,給我熬藥,擦汗,夜裏幫我捏好背角。
有天晚上,我看着他疲憊的臉,突然說,要是我走了,你別太難過,好好把海鷹養大,他沒說話,只是緊緊攥着我的手,眼淚掉在我手背上,燙得我心疼。
10月18日那天,我氣喘得厲害,說不出話,只能看着徐廣平,想把他的樣子記牢,第二天凌晨,我終於還是走了。
我這輩子,遇見了徐廣平這束光,卻還是沒能衝破黑暗的霧,我想喚醒沉睡的人,卻還是沒能看到光明,可我不後悔,至少我喊過,爭過,至少我擁有過一段溫暖的時光,這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