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心語 【老舍】外人都叫我 “作家老舍”,說我寫了《駱駝祥子》,寫了《四世同堂》,可在這滿院的柿葉聲里,在這快要沉下去的夕陽里,我只是舒慶春,一個打小在衚衕里摸爬滾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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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67歲,此刻正坐在北京丹氏小院的藤椅上。
院兒裏的那棵柿子樹,葉子已經黃透了,風一吹就速速往下掉,像撒了一地的碎晶子。
夕陽把衚衕的影子拉得老長,從尖門縫裏鑽進來,落在我手臂上,暖轟轟的,卻又帶著點說不出的涼。
這北京城,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寫了一輩子這兒,如今,我怕是要跟它告個別了。
窗外的衚衕裏,還有賣糖葫蘆的吆喝聲,冰糖葫蘆有,吊子拐著彎,跟我小時候聽的一模一樣。
每一聲吆喝,都像一根線,把我這一輩子的事兒都串了起來。
我的呼吸越來越慢,胸口發悶,像揣著個潮乎乎的棉團。
外人都叫我作家老舍,說我寫了《駱駝翔子》,寫了《四十同堂》,可在這滿院的事業聲裏,在這快要沉下去的夕陽裏,我只是舒慶春,一個打小在衚衕裏摸爬滾打的窮小子,一個愛喝兩口小酒,愛聽斷晶戲的老北京。
我總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這話沒摻半點假,我生在小楊家衚衕,長在大雜院裏,骨子裏的那些念想,那些脾氣,全是這衚衕裏的磚範,四合院的灰瓦激揚出來的。
如今要走了,腦子裏過的不是哪本書的稿子,不是哪回開會的場面,倒是小時候母親給我煮的那碗熱粥,還有衚衕口王大爺給我糖吃的模樣,清清楚楚的,跟昨天剛發生似的,我的名字叫舒慶春,字蛇語。
1899年的臘月二十三,小年兒那天,我身在了北京西城的小楊家衚衕,那時候我們家窮得叮噹響,父親舒永壽是個普通的胡君,每個月掙的錢剛夠糊住一家人的嘴,母親馬氏是個要強的女人,沒讀過書,卻識大體,家裏的活兒不管多累,她都扛著,從不在我們面前抱怨一句。
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上面有兩個姐姐,可在我兩歲那年,父親在庚子之變裏沒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她守在鎮陽門,再也沒回來,那時候我太小,記不得父親的模樣,只記得母親抱著我哭,眼淚落在我臉上,冰涼冰涼的,從那以後,母親就一個人拉扯著我們姐弟三個,日子過得更難了。
我們住的大雜院,幾個七八戶人家,誰家的事兒都瞞不住誰,母親白天給人洗衣裳,縫布活兒,晚上就著油燈,還得接著做,手指頭常年泡在冷水裏,腫得跟胡蘿蔔似的,冬天一凍就裂口子,滲出血來,我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可那時候我太小,啥也幫不上,只能乖乖地坐在旁邊給母親遞個針線,
或者幫著姐姐們撿撿柴火,母親雖然窮,卻從沒虧過我們的嘴,有回過年,別人家都吃餃子,我們家買不起肉,母親就用白菜幫子,粉條子,包了素餃子,還特意給我多捏了兩個,我吃著餃子,看著母親啃窩頭,心裏不識滋味,非要把餃子分她一半,母親笑著說,春兒吃,娘不餓。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母親根本沒吃飯,就靠喝開水扛了過去,那時候衚衕裏的街坊鄰居都挺熱乎,王大爺是個拉洋車的,有時候收車早,會給我帶塊糖,張大媽會做炸醬麵,趕上他們家吃麵,總不忘喊我過去嘗兩口,這些小事兒我記了一輩子,我後來寫龍鬚鉤,寫那些衚衕裏的普通人,其實都是從這些街坊身上學來的。
他們窮,可心善,日子苦,可從沒丟了過日子的勁兒。我六歲那年,母親咬牙把我送進了私塾,那時候能上學的孩子大多是家裏條件好的,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能識幾個字就不錯了,母親跟私塾先生求情,說孩子愛學,能不能少收點學費,先生看我機靈,又可憐我們家的處境,就答應了。
私塾裏的日子不好過,先生管得嚴,背不出書,就得打手心,我怕捱打,也怕母親失望,所以學得格外用心,每天天不亮,我就起來背書,晚上藉著油燈的光,接著看書,母親見我這麼用功,總摸著我的頭說,春兒,將來有出息了,可別忘了咱這苦日子。
後來,我考上了京師公立第十七小學堂,也就是後來的北京三中,那時候上學要交學費,書本費,母親實在拿不出錢,就跟街坊林立借錢,東拼西湊,才把錢湊夠,我知道這錢來得不容易,在學校裏省吃儉用,中午從不跟同學去小飯館吃飯,總是從家裏帶個窩頭,就著鹹菜吃。
學校裏的老師都挺喜歡我,尤其是一位姓劉的老師,他看我作文寫得好,就經常給我指點,還把自己的書借給我看,我第一次讀到《三國演義》《水滸傳》,就是劉老師借我的,那些書像一扇扇窗戶,讓我看到了衚衕外面的世界,也讓我愛上了文字,那時候我就想,將來我要是能寫東西,一定要把我們窮人的日子,衚衕裏的事都寫下來,讓更多人知道。
1913年,我考上了北京師範學校,這所學校管吃管住,還不用交學費,對我們家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好事,在師範學校的四年,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不光是知識,還有做人的道理,學校裏有位叫凌書的先生,他翻譯的外國小說讓我開了眼界,我開始明白,原來文章還能這麼寫,原來不同國家的人,也有跟我們一樣的喜怒哀樂。
那時候,我還喜歡上了京戲,放學之後,總愛去衚衕裏的戲院子蹭戲聽,有時候買不起票,就趴在窗戶外面聽,京戲裏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跟我在書裏看到的不一樣,他們更鮮活,更熱鬧,也更接地氣。
後來我寫茶館,裏面的那些唱段,那些人物的口氣,其實都有京戲的影子,1918年,我從北京師範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七小學當校長,那時候我才十九歲,比學校裏的一些學生大不了幾歲,可我心裏挺驕傲,我終於能掙錢養家了,終於能讓母親過上好日子了。
學校裏的條件不好,教室是破舊的平房,冬天漏風,夏天漏雨,學生大多是窮人家的孩子,有的連鞋子都買不起,光著腳來上學,我看著這些孩子,就想起了小時候的自己,所以對他們格外傷心,我不光教他們讀書寫字,還教他們唱歌,畫畫,告訴他們要好好讀書,將來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那時候,我每個月能掙幾十塊錢,除了給母親留夠生活費,剩下的錢我都用來買書本,或者幫襯家裏困難的學生。有個叫小柱子的學生,家裏窮得實在沒法,想退學去拉洋車,我知道了之後,就替他交了學費,還給他買了書本和衣服。
小柱子後來考上了中學,還特意來謝我,說要不是我,他早就成了拉洋車的了。看著他有出息,我比自己掙錢還高興,當校長的日子雖然忙,可我從沒放下過讀書和寫作。晚上回到家,母親已經睡了,我就坐在油燈下,寫點短文,小詩,投給報社。
那時候,我的文章很少被發表,可我不氣餒,總覺得只要寫下去,總有一天會有人看到。1922年,我辭去了校長的職務,去天津南開中學當國文老師,南開中學的條件比小學好得多,學生也更有見識。在南開,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接觸到了更多新思想,新文化。
那時候,五四運動剛過去沒多久,新文學運動搞得熱火朝天,我開始讀魯迅,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的文字像一把把火點燃了我的創作熱情。在南開教書的時候,我還認識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胡潔青,她是天津人,也是個喜歡文學的姑娘。我們因為書認識,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1924年,我們結了婚,那時候的婚禮很簡單,沒有排場,只有幾個朋友來和席,可我心裡特別踏實,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個能跟我一起聊文學聊生活的人。
1924年,我得到了一個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中文的機會,那時候,我對國外的生活既好奇又忐忑,可一想到能開闊眼界,還能掙更多的錢養家,我就答應了。剛到英國的時候,我特別不適應,語言不通,飲食不習慣,街上的人長得跟我們也不一樣。
我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裡,每天除了上課,就是躲在房間裡看書,寫作。那時候,我開始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老張的哲學》寫的是北京城裡一個叫老張的私塾先生,他貪婪,自私,滿腦子都是壞主意。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裡想的全是小時候見過的那些市井小人,還有在學校裡遇到的一些讓人不齒的人。我用幽默的筆調寫老張的醜事,其實是想諷刺那些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的人。那時候,我寫得很辛苦,因為白天要上課,只能晚上寫,有時候寫到凌晨兩三點,眼睛都熬紅了。
可我一點也不覺得累,因為我覺得我寫的東西是有意義的。1926年,《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沒想到反響還不錯,很多人都喜歡看,還有人給我寫信,說我的文章接地氣,寫的都是老百姓的事。有了《老張的哲學》的成功,我更有信心了。接著又寫了《趙子曰》和《二馬》。
《趙子曰》寫的是北京城裡的大學生,他們空虛,無聊,整天瞎混日子。《二馬》寫的是我們中國人在英國的生活,裡面有文化的衝突,也有小人物的無奈。這兩本書也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我也慢慢在文壇上有了點名氣。
在英國的五年,我不光寫出了三本書,還讀了很多外國文學作品,像狄更斯、莎士比亞、莫博桑的書,我都讀了個遍。這些外國作家的寫作手法對我影響很大,我開始明白,寫小說不光要把故事講好,還要有對人性的思考,對社會的關注。
1929年,我離開英國,準備回國。在回國的路上,我路過新加坡,在那裡停留了幾個月,還寫了一本叫《小坡的生日》的書,寫的是新加坡的孩子的生活。那時候,我就想,我以後要寫更多不同地方,不同人的故事,讓我的文字能走遍更多的地方。
1930年,我終於回到了祖國。那時候,國內的局勢很不穩定,軍閥混戰,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苦。我先在濟南七路大學當教授,後來又去了青島山東大學。在大學裡,我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寫出了《貓沉寂》、《離婚》、《牛天賜傳》等作品。《貓沉寂》是我比較特別的一本書,我用寓言的形式寫了一個叫貓國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人,懶惰,自私,互相殘殺,最後被外國人滅亡了。我寫這本書,其實是想諷刺當時的中國社會,希望能喚醒更多的人,讓大家都能振作起來,改變國家的命運。
不過,這本書出版後,反響褒貶不一,有人說我寫得太悲觀了,可我覺得,要是連問題都不敢面對,怎麼能解決問題呢?
《離婚》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本書,寫的是北京城裡幾個小職員的婚姻生活,他們在婚姻裡掙扎,痛苦,卻又不敢掙脫,只能一天天混日子。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想的是我們中國人的性格裡,是不是有太多的將就和妥協?這種性格有時候會讓我們失去很多東西。
這本書出版後,很多人都說寫得真實,好像在書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936年,我寫出了《駱駝翔子》,這本書是我這輩子最滿意的作品之一。
翔子是個拉洋車的小夥子,他勤勞,善良,一心想靠自己的力氣買一輛屬於自己的洋車,可命運卻一次次跟他開玩笑。
他的車被搶,他喜歡的女人小夫子自殺,最後他變成了一個麻木,自私的人。
我寫翔子的時候,心裡特別難受,因為我知道像翔子這樣的人在當時的社會裡有很多很多,他們努力過,掙扎過,可最終還是被社會吞沒了。
《駱駝翔子》出版後,很快就火了,不光國內的讀者喜歡,還被翻譯成了很多外國文字,在國外也很受歡迎。
有一次,我在街頭遇到一個拉洋車的師傅,他跟我說,先生您寫的《翔子》就是我們拉洋車的心力話。
啊,聽到這話,我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的文字終於走進了老百姓的心裡,終於能為他們說話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了,那時候我正在青島,聽到戰爭爆發的消息,我心裡特別著急,總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
我放棄了在山東大學的工作,輾轉去了武漢,重慶等地,參加抗日文藝宣傳活動。
在那段日子裡,我寫了很多抗日的文章,詩歌,話劇,像國家至上,面子問題等,就是想通過我的文字,鼓舞大家的士氣,讓大家都能團結起來,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在重慶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物價飛漲,糧食短缺,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飽。
我住在一個簡陋的小房子裡,夏天又熱又潮,蚊子還多,冬天又冷又濕,連烤火的煤都沒有。
可我從沒停下過寫作,因為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文字就是武器,能給大家力量。
那時候,我還寫了四十同堂的前兩部《黃禍和偷生》,寫的是北京成立齊家四代人的生活,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掙扎,反抗,還有對祖國的熱愛。
我想通過這本書,讓大家記住這段歷史,記住我們中國人在困難面前的堅強和勇敢,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美國講學,我激動得好幾晚沒睡著覺,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新中國,老百姓終於能過上好日子了,我立刻收拾行李,回到了祖國。
回到北京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個全新的北京,衚衕裡乾乾淨淨的,再也沒有以前的髒亂差,老百姓的臉上都帶著笑容,再也沒有以前的愁苦。
街上的人們都在忙著建設自己的國家,到處都是生機勃勃的景象,我心裡特別高興,覺得自己趕上了好時候,一定要為新中國寫出更多好作品。
那時候,政府對我們這些作家很關心,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創作條件,我被選為中國文煉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還擔任了北京市文煉主席。
我經常去工廠,農村,部隊體驗生活,跟工人,農民,戰士們聊天,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這些經歷給了我很多創作的靈感。
1950年,我寫出了話劇《龍須溝》,龍須溝以前是北京城裡有名的臭水溝,溝裡全是垃圾和污水,住在附近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組織人力物力,把龍須溝改造成了乾淨的馬路和公園,我寫龍須溝就是想通過這個故事歌頌新中國的好政策,歌頌那些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幹部,還有老百姓在新時代裡的新生活。
龍須溝演出後反響特別好,很多老百姓都去看,有的老人看完之後還激動地哭了,說老舍先生,您寫的就是我們的事兒啊,新中國真好,政府真好,後來龍須溝還被拍成了電影,影響更大了。
因為龍須溝,我還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這對我來說是最高的榮譽,也是最大的鼓勵。
從那以後,我又寫了很多作品,像話劇,茶館,春華秋實,希望長安,小說正紅旗下等。
茶館是我另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寫的是北京城裡一個叫裕泰茶館的地方。
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前,茶館裡來來往往的各種人,他們的故事,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
我寫茶館的時候,想的是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反映中國社會的變遷,讓大家記住過去,珍惜現在的好日子。
茶館演出後受到了國內外觀眾的一致好評,還去很多國家演出過,成為了中國話劇的經典之作。
有一次,一個外國觀眾看完茶館後,跟我說,老舍先生,您的作品讓我們瞭解了中國,瞭解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聽到這話,我心裡特別自豪,我的文字不光能讓中國人喜歡,還能讓外國人瞭解我們中國,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這些年裡,我過得很充實,也很快樂。我經常去各地體驗生活,跟老百姓搭乘一片。
我喜歡跟工人師傅們一起吃大鍋飯,聽他們講工廠裡的新鮮事。我喜歡跟農民伯伯們一起下地幹活,感受豐收的喜悅。
看他們天真爛漫的笑臉,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成了我創作的源泉。我還喜歡參加各種文藝活動,跟其他作家,藝術家們交流創作心得。
那時候,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像巴金,曹瑜,冰心等。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作品,互相鼓勵,互相幫助。
在這些朋友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感受到了文藝界的溫暖和團結。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運動開始了。那時候,我已經67歲了,身體也不如以前硬朗了。
一開始,我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看到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到處都是標語和口號。
很多熟悉的朋友都受到了衝擊,後來,我也沒能倖免。
有人說,我寫的作品是毒草,說我是反動文人,還把我拉去批鬥。
他們把我關在一個小房間裡,不讓我睡覺,逼我承認莫須有的罪名。
我一輩子光明磊落,寫的都是老百姓的事,說的都是心裡話,我怎麼能承認那些罪名呢?
可不管我怎麼解釋,他們都不聽,還對我拳打腳踢。
那時候,我心裡特別難受,不是因為身體上的疼痛,而是因為心裡的委屈和失望。
我熱愛這個國家,熱愛這個民族,我一輩子都在為老百姓寫作,可到頭來卻受到了這樣的對待。
我看著窗外的天空,覺得特別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1966年8月24日,我趁著看守的人不注意,偷偷跑出了那個小房間。
我走在熟悉的衚衕裡,看著那些熟悉的四合院,心裡五味雜陳。
我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妻子,想起了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街坊鄰居,想起了我寫過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我知道,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能讓那些人把我逼得失去尊嚴。
我走到太平湖邊,坐在湖邊的石頭上,湖水很平靜,映著天上的雲彩。
我想起了我這一輩子,從一個窮小子到一個作家,再到人民藝術家。
我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也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寫了一輩子的北京,寫了一輩子的老百姓,我把我的心都交給了這片土地,交給了這裡的人們。
夕陽慢慢沉了下去,湖邊的風越來越大,吹得我頭髮都亂了。
我知道,時候到了,我最後望了一眼北京的天空,望了一眼那些熟悉的衚衕,心裡默默地說,
北京,我走了,老百姓,我走了,我這一輩子沒白活,因為我為你們寫過東西,因為我愛過你們。
後來,1966年8月24日晚,我跳進了太平湖,結束了我這波瀾壯闊又充滿坎坷的一生。
後來,人們在整理我的遺物時,發現了我沒寫完的小說《正紅旗下》。
這本書寫的是我小時候的生活,寫的是北京城裡的奇緣,寫的是那些熱鬧又充滿煙火氣的日子。
我本來想把這本書寫完,把我知道的北京故事都告訴大家,可現在我再也沒機會了。
有人說我是悲劇人物,可我不這麼覺得,我這一輩子雖然有很多遺憾,很多痛苦,可我也有過快樂,有過滿足。
我寫出了自己想寫的東西,我讓更多的人瞭解了北京,瞭解了老百姓的生活,我實現了自己年輕時的夢想,這就夠了。
我知道後人會評價我,會討論我的作品,他們可能會說我寫得好,也可能會說我寫得不好,他們可能會喜歡我,也可能會討厭我,可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舒慶春用我的筆記錄了一個時代,記錄了一群人,我把我的心永遠留在了北京的衚衕裡,留在了老百姓的生活裡。
我的故事講完了,可北京的故事還在繼續,老百姓的故事還在繼續,我相信總有一天,人們會記住那些真實的故事,會記住那些為老百姓說話的人。
而我,舒慶春,只是這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只是一個愛北京,愛老百姓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