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朦胧案与“不可描述”的习近平

免责声明 本视频出于分析目的 对一段已在公共空间流传的电话录音进行研究 分析重点聚焦于治理的结构性运作机制 而非任何说话者的个人动机或主观意图 亦不对任何个人做出事实性断言或指控 您即将听到的是一位中国网民 与百度客服代表之间的电话对话 来电者投诉称 他在已故演员于朦朧的百度百科个人资料页面上 所獻的虚拟悼念鲜花被反复删除 无法显示 并要求解释原因及恢复数据 请观众特别留意双方的语言方式 尤其是客服代表在整个对话中的措辞 于朦朧这个送花机制的问题 您是不是这边看到其他的明星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的 是的 其他明星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就他的这个送花数据一直是被百度删减 被百度偷的 这个不是您想象的这样 因为关于于朦朧问题呢 是受到国家层面的管控的 为什么国家层面为什么要管控 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跟您细说 这涉及一个政治敏感性的东西 您这边只要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百度 想这样做的，是受到国家的政策通知 他需要这么做 那意思就是说于朦朧在国家层面是属于劣迹艺人 是吗 是属于反动派吗 那不然为什么国家要管控他 你这个，我这边没法跟您很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您大概了解这个情况就行了 您可以自己想一想 您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又不是劣迹艺人是吧 他只是去世了而已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呢 因为最近我们这边也处理很多像您这种投诉的问题 然后我这边去跟一般诉求人解释的时候 也都是像您这样的这种情绪和想法 我这边也非常理解 但是确实有一些违规的内容 他的一个原因是不能跟您 解释的 那什么是违规的呢 那我不是很理解这个国家管控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问题是国家层面要求百度要这么处理这个事情的 国家层面要求这于朦朧这样子的对 你想象一下为什么别的明星不这样为单为什么单于他会这样的 对啊 那为啥他会这样呢 他会这样 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您去解释很清楚 这涉及一个政治敏感的性的问题 这什么问题 我这边都是有录音的 我这边录音都会核查的 我不能跟您去解释 我们这边回复的口径就是这个口径 行行行可以的 这边不是想跟您就说在推诿 因为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般有诉求的时候都会跟平台去多次的沟通协调 如果真是这个平台 平台也很无奈 它是受到上级的这个指示 進行處置的 那意思就是說上级国家是有 着手在管这件事情吗 还是 （客服：對） 還是去捂嘴這件事情啊？ 嗯 您说的 差不多吧 我说的差很多了 我指的管这件事情是那个 我覺得 我觉得你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啊 那我说的捂嘴的话 那就是可能像大家想的那樣了 对就是 就是是什么意思 就是您想象的这个事情 捂嘴的这个问题啊 因爲這個于朦朧 这段对话从侧面印证了我们此前的分析 即习近平與于朦朧事件 在治理层面存在直接关联 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 习近平时代个人极权主义的两个核心特征 首先 它展示了权力核心的不可言说或不可描述性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习近平这三个字已成为一种禁忌 除中共官媒在被授权的语境下使用外 在任何可能留下记录的场合 包括客服录音 墙内互联网 社交媒体 乃至网络私聊 这一名字都被系统性回避 然而 尽管名字被回避 其所指向的权力却被普遍理解 无需点名 其次 在习近平的个人极权体制下 个人意志被直接领会 并执行为国家层面的意志 电话中客服多次提及的国家层面 实质上等同于对习近平个人意志的转述 但由于来电者最初并未立即领会这一层含义 才不断追问 直至最终通过曲折迂回的方式 抵达同一个结论 因此我们听到的是这样一种结果 在既未提及具体人名 也未引用任何法律条文的情况下 双方最终在对话中达成了共识 这是来自最高层的意志 其效力高于法律 因此无需也无法援引具体法律依据 这恰恰体现了习近平时代的另一特征 法律的工具化 以及依法治国 口号的空洞化 如果从结构层面进一步分析 就会显现出一种内在的治理困境 于朦朧去世后 由于事件本身的异常与不公 民间始终无法释怀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 悼念活动始终未曾停止 百度百科页面上的虚拟鲜花 正是这种去中心化 非政治化悼念性的 行为的体现 如果权力不加干预 集体记忆便无法自然消退 悼念活动会在不同平台持续 扩散 并逐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敏感地带 但一旦干预 例如来自国家层面的指示 导致页面鲜花数据被清零 权力痕迹便不可避免地暴露 正如我们在电话中所听到的那样 客服若不给出最终那个不可描述的理由 来电者就不可能停止追问 而一旦给出这一理由 习近平的个人意志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习近平式的个人極權 正是一个被自身逻辑所困的治理体系 由于谎言无法自洽 个人意志的执行必然留下痕迹 平台不得不否认自身责任 转而援引国家层面的要求 客服代表拒绝解释其具体含义 却又不得不 反复确认其不可抗拒性 这种矛盾最终只能将理解指向一个不可描述 却被普遍感知的权力核心 于是在未明确说出答案的情况下 双方最终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 听者得以体会习近平权力的无处不在 恰恰是因为他从未被明确说出 正是这种不可描述性 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进行高度自觉的自我约束 而这种自我约束 反过来极大的减轻了国家显性管控的成本 然而谎言的局限在于 它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可信度 一旦荒谬到无法自圆其说 人们便会在不自觉中开始追问 而这些追问 正是对系统所期待维持的自我审查边界的突破 这一过程中 虽然恐惧并未消失 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已无法再被恐惧压制 其结果便是整体恐惧閾值的抬升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感到恐惧 恐惧便失去了维持秩序的功能 治理体系随之陷入顧此失彼的被动状态 并不可逆转地滑入系统性失败的下降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