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漢代】05漢制的得失檢討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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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製得失檢討
經濟方面,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形成兼併
富者田連遷沒,貧者無立錐之地
使政府的減輕租稅政策全失功效
至往往把土地收歸國有
此事又激起社會多數人的反對,結果失敗了
但往往的廢紙奴隸政策卻繼續爲東漢政府所承襲
東漢時代也屢有廢奴的詔令
但只要社會經濟情形不變
此項詔令是不會有時效的
軍隊制度
中國地大人重
雖說分區訓練個別的兵種
但每年一個月的操練是不夠的
中央南北衛像是常備軍
實際上時期也只一年
數額也僅有七八萬人
結果全國結兵並不夠用
遇到打仗各地調遣
所以全國結兵制在中國論
一則軍隊數量太多
二則訓練太簡略
調動不方便
結果全國結兵弄得有名無實
一旦起了問題
還是解決不了
政府組織
皇權相權是分開的
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
這話固然不錯
但中國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
往往遇到最大關節
反而沒有嚴格明白的規定
這也可以說是長處
因爲可以隨意應變
有伸縮的餘地
但也有壞處
碰着一個能幹有雄心的皇帝
金財士氣
好大喜功
常常要親奪宰相的職權
並不像現代的西方國家
皇帝私人
無論怎樣好
憲法上規定
他不能過問首相的事
漢武帝雄才大略
宰相便退出無權
外朝九卿直接向內廷聽授指令
這樣一來
皇帝的私人祕書上書的權就大了
漢武帝臨死時
他的太子已先死
他要把地位傳給小兒子昭帝
他卻先把昭帝的母親處死
他知道小皇帝年幼
母后在內管事不好
但皇室總還需要人管理
以前皇室也得有宰相管
但漢武帝連宰相的事都歸他管了
宰相哪裏能譽聞到宮內事
於是武帝臨死
派一個霍光做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這是皇宮裏的代表人
霍光是皇家親戚
有資格來代表皇家
但照理
宰相早就是皇宮裏的代表人
他該就是副皇帝
現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
而在皇宮裏
另設一個大司馬大將軍
來專幫皇帝的忙
如是就變成外面有宰相
裏面有大司馬大將軍
皇宮和朝廷就已發生衝突
當時一稱外廷
一稱內朝
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政
他是內朝領袖
外廷則仍有宰相統治
後來昭帝死了
立昌邑王做皇帝
沒有幾天又把他廢了
另立漢宣帝
當廢立時
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開會
有人說該請宰相參加
霍光說
這是皇帝家事
用不着宰相
政府領袖參加
我們只一定請示皇太后就完了
霍光的一番話
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
他把皇位繼承當做皇室私事
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領袖來預文
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
由於有皇帝
而皇帝之存在
由於有政府
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
並非皇室事
這並不是我們用現代觀念來強說歷史
在當時歷史情實早本如是
所以在高厚四年
曾有一詔書
說皇帝急久不已
不可主天下
命群臣公義替代的新皇帝
呂后盡專權橫四
但並沒有說立皇帝不要問朝廷
霍光以後
元平元年
昭帝崩
可見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
若與皇帝無似及其他變化
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義決定
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法
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
而且霍光縱說政府領袖不必預文皇室事
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遼來公義所立
可見霍光也是情有所切
並不敢全違背當時的習慣
再就另一點說
原先尚書只是皇帝的內廷祕書
而內廷諸侄又立主於御史中丞
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
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府政名義
來掌領皇帝的祕書處
他不讓外面宰相知道皇室事
他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事
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
那豈不是要出大毛病嗎?
所以後來漢宣帝想把霍氏權柄削減
以便恢復舊制
仍由御史中丞來管領尚書
於是便由御史中丞
透過御史大夫而達到宰相
內廷與外朝生氣又通
大司馬大將軍便沒有權重了
霍家也就垮臺了
就此一劫可見漢代制度
在皇帝與宰相
皇室與政府之間
確是有一番斟酌的
雖沒有硬性規定
皇帝絕對不許預文政治的一句話
這也並不是大失措
而且若要皇帝絕不預文政府事
那宰相的任命變成問題
就當時歷史情時
既不能有民選皇帝
也便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
來監督政府
這是歷史條件所限
並非一兩個皇帝私意要如此的
於是皇室與政府
皇帝與宰相之間
隨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係
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
他自己攬權
尚不甚要緊
他死了
他需替他後代小皇帝着想
於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便出了問題了
漢宣帝以下
霍氏雖敗
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將軍
外戚輔政
還是內庭權重
外朝權輕
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
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
而掌握大權的
到東漢光武帝
逞於前師
因怕大權旁落
親自屬務
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
而外朝的宰相
卻分爲三個部門
本來三公是宰相
太尉御史大夫
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
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橫插進來
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
大司徒
大司馬
大司空
三職分別
一個公管領三個卿
在西漢時
本想把此改革來調和
大司馬與宰相之間的衝突的
然而這樣一來
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
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
而前御史大夫管得到宮廷
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
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
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
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裏
這還是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之故
中國此下政府裏的所謂御史臺
便是徇此趨勢
由皇宮漸漸退回政府的
東漢初年
光武帝的私議
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
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
實權則在尚書
換言之
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
所以後代中國人批評
漢光武有勢無政
這是以往的歷史意見
漢光武自身事已好皇帝
明帝張帝都好
然而只是人事好
沒有立下好制度
因此皇帝好
事情也做得好
皇帝壞了
而政治上並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
這是東漢政治制度上的一個大問題
也是將來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大問題
選舉在漢代也發生了問題
照漢代原來的制度
在漢武帝時
只叫地方長官每年要選舉些孝子廉吏
這已經講過了
但後來孝廉充斥仕途
別的進士之路都爲阻塞了
於是大家都爭要當孝廉
本來所謂孝廉
一種是孝子
另一種是廉吏
後來規定
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只能舉一個
如是則孝廉不分
僅成了一個參政入室的資格而已
後來又因請託舞弊
逼得朝廷於查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
如是則全失卻原來查舉孝廉之用意
但中國政權卻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
從此以後
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
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
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
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
因此中央政府裏
因此中國政府始終是代表着全國性的
全國人民都有跑進政府的希望
而且實際上也是全國各地
永遠都有人跑進中央政府的
如是則中央政府既是絕對的代表全國性的
而地方政府卻又竭力避免其限於地方性
這樣纔可使大一統的局面永遠維持
而全國各地方聲叫相通風氣相宜
卻可使各地文化經濟水準永遠走向融合
走向平均不至隔絕不至分離
這一制度自漢代起直至清代始終沿用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裏
一最應着眼之點
爲今所欲討論者
則爲漢代之選舉制
是否合於近代所謂之民權思想
第一漢代查舉其權在地方長官
不在地方民衆
長官賢良的
故須採訪民間輿情選拔真才
但長官營私舞弊的
卻可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
二則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
則細聽中央命令
後來病於選來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試
這樣則豈不是漢代的選舉權
實際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嗎
而且漢代選舉就大體言
最先畢竟學校讀書才獲補歷
補歷以後才獲查舉
這由教育而行政實習
由行政實習而選舉
再由選舉而考試
由考試而任用之幾個階段
紂看集合情理
切實施行像不會出大毛病
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
因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
第一是書本不易得
古代書籍都用竹帛書寫
很少紙張更無印刷
印刷術對人類文化傳播與演進之大貢獻
應該遠勝於近代發明之原子彈
這是世界人類以最偉大的發明
這項發明雖始於中國
但也要到唐宋纔開始有印刷
古代書本必得傳鈔
一片竹簡只能寫二十來字
鈔一本書費就大了
帛是私製品
其貴更可知
而且要鈔一本書
必得不遠千里尋詩訪求
因此讀書求學便有着絕大的限制
但若你生來便在一個讀書家庭中
那一切困難便都易解決了
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
絕未不世習
而書本卻可世習
雖不是世代三英
卻是世代經學
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
便無異於封建專習的貴族了
那時的政治制度
雖不許社會大貧大富
讓工商業走上資本主義化
但學問與書本卻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
所以說黃金滿盈不如一子一精
這便是一本書的資本價值
勝過了一筐黃金的資本價值了
因此當時一個讀書家庭
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
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
當時有所謂家是兩千蛋的
只要家庭裏有一人做到兩千蛋的官
他當一郡太守便可有權查舉
他若連做了幾郡的太守
他便是足跡遍天下
各地方經他查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利
將來在政治上得益
至少對他原來的舉主要報些私恩
若有人來到他的郡裏做太守
必然也會查舉他的後人
因此查舉過人的子孫便有異於被人查舉之可能了
上面說過
漢代選舉是分郡縣額的
每郡只有幾個額
於是卻永遠落在幾個家庭裏
如是則每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
這便造成了將來之所謂士族門第
也便是士族門第必然帶有郡望之來歷了
當時的大門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國各地
大概是每郡都有幾家有聲望的
我無以明知
明知曰門第的社會
這並非封建社會
也並非資本主義的社會
但一樣有不平等
雖非封建貴族而有書生貴族
雖非工商業資本而有書籍資本
國家的政治制度
雖並沒有對那些家庭取下世襲特權
但他們因有家庭憑藉
無異於有世襲的特權了
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
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查舉制度
但就漢代查舉制度之原始用一言
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制度
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變壞了
這不只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是
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否則一項好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
便將使政治窒息
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
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努力永久改進
制度也只是歷史事象中之一幕
人類整部歷史便沒有百年不變的
哪能有一項制度經過一兩百年
還算得是好制度呢
讓我們再來看漢代的制度
他們將政府和皇室劃分
將宰相和皇帝並列
這不好說權出帝王私心
也不能怪他們安排的未盡妥貼
當之任何一制度也絕不會盡善盡美
更無瑕細的
但至少他們懂得皇權之外有相權
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
再說到選舉制度
至少他們已懂得政府用人該有一客觀標準
不能全憑在上者之私心好惡
至少他們已懂得該項標準
不該是血統的親疏
不該是勢力的大小
親的貴的強的富的都不夠此項標準
而採取一項以教育與知識與行政實習之成績
來定取捨進退之標準
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國各地區
這也不能不說是在當時已算合理化
已算開明與進步的了
至於經濟政策
一方面主張清堯薄富
寬甲平民
一方面主張財易富厚
導致平等
這也不算得黑暗
不算得無理
至於此後的演變
無論在政府組織上
無論在選舉制度上
無論在經濟政策上
都曾發生了毛病
皇室和政府的關係終究發生了衝突
選舉制度到底造成門閥新貴族
經濟制度
兵役制度都沒有弄好
都出毛病了
但我們不能因此一筆抹殺
說漢代並無制度
或說一切制度只是專制與黑暗
這樣我們必該再三申說的
此下魏晉南北朝始終沒有像樣的政府
因此也沒有像樣的制度產生
只要到唐代
但唐代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
老制度
它又換了嶄新的一套
只要在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
宋代又再換一套
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
只因我們此刻不看重歷史
不研究歷史
所以說中國自秦以下
兩千年政治都是一樣
都只是專制兩個字
已可包括盡了
其實是不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