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東漢篇 【三國·東漢篇】23漢羌戰爭(五)永和羌亂與東西部矛盾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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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觀看·2025年12月16日
漢順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
在永初戕亂平息之後
內遷的西北各郡縣又重新回遷
之後的一段時間,漢戕之間雖然也是衝突不斷
不過西北局勢還是維持了整體上的穩定
但是到漢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
新一輪的動亂就又開始醞釀
到永和五年,邊郡的羌人又一次聯合起來
向漢朝發動了進攻
這就是永和羌亂
就在同一時間,北部的南匈奴也爆發了叛亂
這就是烏斯車紐之亂
整個西北地區又一次陷入了動盪
永和羌亂和烏斯車紐之亂
是在永和五年的夏天,在南北兩個方向上同時發生的
這是不是一次經過周密計劃的聯合行動
關於這一點,後汗書並沒有說
不過,在匈奴人的叛亂中
確實有羌人參與其中的記錄
在這一年秋天的時候
匈奴人就連續打穿上郡和關中
進逼到了長安地區
基於永和羌亂的教訓
這一次,東漢政府一上來
就讓徵西將軍馬賢帶著十萬人進駐了漢陽郡
同時又在扶風和漢陽
修築工事、組織防禦
準備迎接羌人對關中的衝擊
漢朝的注意力向關中西部集中
這可能也是匈奴人能打到長安地區的一個原因
到第二年,以徵西將軍馬賢的戰敗被殺為標誌
永和羌亂的規模迅速擴大
羌人最終還是突入了關中地區
進行大規模劫掠
在永和羌亂中倖存下來的西漢皇陵
這一次也沒能保住
之後經過漢軍的持續作戰
到漢順帝建康元年
烏斯車紐之亂才被平息
這一年,漢順帝去世
到第二年,漢充帝永嘉元年
永和羌亂掀起的動盪也纔跟著結束
永和羌亂從規模和持續時間上來說
是小於永和羌亂的
相對來說
漢朝方面已經對羌亂的大規模爆發
有了比較成熟的應對措施
最起碼
在重視程度上是有所提高的
在永和羌亂中
漢朝方面表現出的失措和混亂
相比湧出羌亂發生的時候減少了很多
至少
東漢中央政府對漢軍的作戰行動沒有再進行過多的幹預
就是從漢順帝到漢充帝漢治帝的連續地位更迭
也沒有對漢軍的作戰造成有記錄的影響
不過永和羌亂也產生了一些和湧出羌亂不同的東西
首先
有級別比較高的政府人員加入了羌人的叛亂
護羌從事馬璇在永和羌亂即將結束的時候投向了羌人
護羌從事這個職務是護羌校尉的直接下屬
一般情況下在行政編制上
無論是護羌校尉還是承擔類似工作的使匈奴中郎將和護烏環校尉
他們的下面都只設置兩個從事
也就是說叛逃的護羌從事馬璇
他屬於東漢西北地區的最高軍政系統中
能輔助決策並負責執行決策的少數人之一
他的叛逃幾乎是身體力行的驗證了
當初允許對梁州地方政府可能在戰爭中產生動搖的判斷
很自然的
他的叛逃也就成了東漢中央政府
繼續對梁州地區
尤其是梁州地方政府和豪強大族勢力收緊控制的理由之一
其次如果從永和元年開始算起到永嘉元年為止
東漢政府為了平息永和羌亂支出了超過80億錢的軍費
值得注意的是
指揮軍隊評判的將軍們
他們貪污軍事物資和士兵的工資
已經成了普遍現象
這80多億的軍費中
起碼有相當一部分
是被漢軍將領們私下裡分掉了
這就是後漢書所評價的
斷道勞領
私自
潤入
斷道
簡單來說也就是苛扣盜竊的意思
他們都屬於貪污的範疇
按照三國誌的說法
對斷道罪的處罰是棄士
在之前永和羌亂的最後階段
從一開始就參與作戰的人上
他最後被東漢政府處死的時候
罪名就是這個斷道
軍隊系統尤其是其中的高級軍官們
他們通過貪污侵吞軍事物資和軍費來給自己撈好處
所謂潤入
這種潤
在永初羌亂的時候還只是一種個別現象
而且之後私自潤入的人也以此被處罰
而到了永和羌亂的時候
這種潤就已經在軍隊中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對於為什麼這些私自潤入的人在永和羌亂中沒有受到處罰
或者說沒有人來管管他們
後漢書給出的解釋是
將軍們是通過賄賂皇帝的身邊人來求得保護
或者
換取中央政府對他們貪污行為的漠視
而這些皇帝的身邊人
從漢順帝時期的情況來看
主要指的可能就是藉助漢順帝即位而登上東漢政治前臺的宦官群體
將軍們集體貪污的後果就是軍事工作沒有人關心
部隊的紀律無法維持
最終導致大量的士兵死於非命
後漢書的原話是
士卒不得其死
這裡說的不得其死
一方面指的是貪污導致的後勤補給問題所造成的士兵死亡
另一方面也是指由於軍事工作無人關心和部隊紀律鬆弛
而造成的大量士兵在戰敗中死去
馬賢作為統帥十萬人的徵西將軍
他之所以會戰死
軍隊的紀律問題可能就是一部分原因
後漢書形容永和槍亂中的漢朝平叛部隊是
上下放縱
其實在永初槍亂中也出現過這樣的現象
支援關中的齊都尉人人因為屢次戰敗和無法維持好紀律導致士兵放縱
所以被追究責任最終死在了詔獄裡
而在永和槍亂的相關記錄中
則沒有看到有誰因為軍隊的放縱問題而受到處罰
上下放縱不僅僅意味著軍隊的組織性降低和作戰能力的下降
更意味著放縱的軍隊會成為破壞社會安定的力量
在後漢書西腔傳中沒有記錄平叛軍隊上下放縱
對西北地區基層社會和基層民眾造成了哪些更具體的影響
不過如果從漢代其他記錄中顯示的信息來看
對放縱的軍隊來說他們最常見的行為就是對基層民眾的騷擾和搶劫
這種放縱造成了除槍人之外對西北地區漢朝基層社會的另外一種破壞
甚至於這種自己人的破壞比槍人造成的破壞還要嚴重一些
王福在《潛伏論》中就是這麼認為的
前面已經談到過
在東漢中央政府的內部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於和槍人的戰爭對於維持西北國防線是持反對意見的
而直接的反對理由主要是兩個
戰爭給國家財政造成的沉重負擔以及給社會生產造成的幹擾和破壞
其實西北地區尤其是經常作為主戰場的梁州
當地社會對漢槍戰爭的現狀那也是很不滿的
他們不滿的程度還要更強烈一些
對於這種強烈的不滿王福在《潛伏論》這部著作中進行了集中的表達
王福是梁州安定郡臨京縣人
由於家庭出身和個人性格的問題他一輩子都沒能進入政府
因此他就把自己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問題的觀點收集在了《潛伏論》裡
王福作為一個梁州人他經歷了永出槍亂和永和槍亂的全過程
在漢安帝永出五年的邊境大撤退中王福甚至有可能就在隨同撤退的隊伍裡
而在《潛伏論》中他就以親歷者的身份以梁州地區的視角
描述了自槍亂爆發以來圍繞西北尤其是梁州地區所出現的種種問題
這些問題可以被大致分成這麼幾個方面
一軍隊系統欺上瞞下中央政府得不到最真實的信息
而前線的高級軍官們指揮能力低下軍隊內部賞罰不明管理混亂
這才導致了漢軍在平叛作戰中屢次戰敗經常出現重大損失
他舉例說從槍亂爆發以來軍隊起碼陣亡了10萬人
但是國家既沒有對陣亡者進行表彰又不能及時的用財物來安撫陣亡者的家屬
因此國家也就既不能激勵有理想的人也不能鼓舞普通人
一來二去的自然也就沒有人願意在戰場上報效國家了
就算上了戰場也理所當然的都想著保全自己沒人願意拼死作戰
二梁州地方政府不敢也不想帶領著民眾保家衛國
為了推卸責任地方政府和軍隊一起欺上瞞下
他們一邊誇大敵人的力量一邊又向中央政府掩蓋民眾在戰亂中的悲慘遭遇
他們對民眾的生死不管不問一門心思的想著從梁州民眾的身上攫取財富
結果搞得梁州民眾紛紛家破人亡
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對梁州民眾梁州社會的傷害已經超過了槍人
所謂其為酷痛甚於馮魯
三遇到槍亂發生邊疆戰事再起就主張放棄梁州的
主要就是一些身處內地沒有被槍亂傷害到的人
王福認為他們不考慮梁州地區對國家安全的意義也不關心梁州民眾的死活
更不想從長治久安的角度去通盤考慮國家安全戰爭財政等等問題
他們只是想通過犧牲梁州地區來暫時擺脫政治上的麻煩
對於這些人以及這些人的觀點王福的評價是用意若此其人心哉
四梁州人在東漢的政治舞臺上缺少發聲的渠道
梁州的士大夫階層在政治上很難有出路
王福認為查舉是士大夫階層參與國家政治的最主要渠道
而由於槍亂導致的地方行政系統的崩潰和人口的減少等等問題
查舉制度在梁州地區幾乎是被廢棄了
梁州人在這段時間裡實際上被隔絕在了國家的政治運作之外
關於王福提出的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咱們來重點看一下關於查舉的事情
在東漢初期
每個郡一級單位每年都有一到兩個人的名額可以讓本轄區的人直接進入政府
這就是舉孝連
舉孝連是東漢查舉制度中最主要的一個選官科目
到後來漢和帝在消滅鬥士外戚之後就著手對查舉制度進行變動
最終按照太尉丁弘和司空流芳的提議
把各個郡每年平均分配名額的方式改成了各個郡按照人口的數量進行分配
具體的標準是10萬人以下的郡三年纔有一個名額
10萬人以上不滿20萬的郡每兩年纔有一個名額
超過20萬的每年一個名額超過40萬的每年兩個名額然後以此類推
這種方式就意味著在有人口數據的102個郡級單位裡
有47%因為人口低於40萬所以每年的選官名額要被砍掉至少50%
而人口更多的郡就可以去獲取更大的政治資源
比如中原核心區裡人口眾多的尹川郡
汝南郡和南陽郡他們的年均選官名額就因此分別增長了350%
500%和600%
這種方式對人口比較少的郡尤其是邊郡來說則意味著可能連續幾年在查舉上都是空白
比如梁州在他的所有郡級單位中只有漢陽郡的人口超過了10萬
如果以十年作為一個週期那麼僅僅從校聯這一個科目來說
梁州地區能直接進入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參與政權運作的人就比之前下降了85%
後來為了照顧邊疆地區國家又出臺了一些優惠政策這些政策讓這個數字變成了81%
後患書裡所說的面對槍亂只想著趕緊內遷保全自己的二千彈令長
以及王福在潛伏論裡反覆提到的魏切的太守令長
這些內郡人和肅非辭土之人能大量出現在梁州地區並實際控制梁州地方政府的運作
背景條件就在這裡
鑒於東漢時期梁州地方政府的種種表現
以及東漢中央政府幾次想放棄梁州的事情
所以有觀點就認為
在東漢政權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梁州特別是梁州的河西地區
並沒有像關中那樣受到戰爭的反復摧殘
保留了比較好的經濟條件和戰爭動員能力
因此在控制梁州之後
中央政府就採取了一些預防性的措施來防止梁州地方勢力再一次形成新的割據
所以東漢政府就有意的讓關東的內郡人來做梁州郡縣的各級長官
實現對梁州地方勢力的監控
比如在東漢中前期產生的74任梁州各軍太守中只有10%是梁州出身
同時在漢羌戰爭中
東漢中央政府都儘量動員內地的部隊到西部作戰
也是為了壓制梁州本地的軍事能力
不給他們創造成長的機會
關於東漢中央政府是不是在刻意的壓制梁州的軍事能力
這個本期暫且不論
單就內郡人和肅非辭土之人能大量稱為梁州郡縣長官這件事情來說
其實即使沒有中央政府刻意的操作
查舉政策的調整也能很自然的導致這樣的結果出現
梁州的各級行政長官大多由內郡人擔任
在之前這並沒有成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以湧出槍亂為轉折點
戰爭由邊疆大規模向內部郡縣蔓延
梁州地區戰爭長期化的大背景要求各級政府的一把手必須擔負起一定的軍事責任
而從查舉途徑上來的他們就如王福所說的並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
其實不光是身為梁州本地人的王福
就是出身關中湧出槍亂的時候正好身處梁州的經學家馬榮
他也是這麼認為的
這些靠儒學知識獲取行政權力的各級行政長官們
當戰爭突然來到眼前的時候
他們在生死存亡的壓力之下就普遍性的選擇了逃避戰爭
而當國家和梁州社會進行戰後檢討的時候
這些太守令長們肅非此土的內郡人屬性就被凸顯出來了
總的來說查舉政策的調整並不是針對梁州或者邊疆州郡的
但是它的實際效果就是邊疆州郡越來越遠離國家的最高決策中心
在國家的各種政策尤其是邊疆政策的制定中邊疆州郡越來越沒有話語權
以至於在湧出五年中央政府討論是否放棄梁州全境的時候
在相關的記錄中看不到梁州社會或者梁州出身的官員對這個事情的反應
我們能看到的就是一些如王福所說的內郡之士在討論要不要把邊郡放棄掉
查舉制度是一種把天南海北的各個郡國聯繫起來的工具
是國家政權用來和各地區基層社會建立緊密聯繫的一套機制
在東漢剛建立的時候即使一個邊郡登記在冊的戶口只剩下幾百
光武帝還是讓他們每年都堅持執行查舉制度
以此來讓全國各地都緊密的團結在東漢政權周圍
局勢穩定之後光武帝才撤合併了很多行政單位
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為這件事情進行善後
東漢查舉制度的變化不僅僅是某些地方的人當官的機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的問題
而是政權基礎的變化
查舉名額多的地方同時也是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
那麼也就意味著東漢的政治重心經濟重心乃至於文化重心在慢慢重疊
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將變得更加緊密
那麼同樣的
這也就意味著其他地區和東漢政權的緊密程度以及參與政權運作的能力都將同步下降
甚至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權運作之外
梁州所遭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
之前已經談到過在東漢時期無論是各個地方的豪強大族勢力還是單純的士大夫階層
他們的主要政治資源就是來自本鄉本土來自於本身所處的郡國
他們和本鄉本土的緊密程度對所處郡國的依賴程度都已經超過了西漢時期
那麼梁州的豪強大族勢力和士大夫階層面對槍亂對本鄉本土的摧殘
面對梁州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現狀 他們終將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做出自己的選擇
下一期咱們就來看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