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家：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法家之學亦自有其落伍之處。 落伍之處在哪裏呢? 便是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別。 國家和社會不是一物, 因此國家和社會的利益 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是一致的, 過此以往便相沖突。 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國家的權力只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 過此以往便無功而有罪。 法家不知此意, 誤以爲國家的利益始終和社會是一致的, 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作工具去達到, 就有將國權擴張的過大之弊。 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爲新穎的, 先秦諸子之學只有這一家建用於時, 而建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 卻非偶然之事。 法家之學詳言之, 當分爲法、數兩端, 其說鑑於韓非子的定法篇。 法、數之學的所以興起, 依我看來,其理由如下。 1.當春秋之勢列國之間互相侵奪, 內之則暴政疾行, 當此之時, 卻有希望一個霸或王出來救世的必要。 後來竟做到統一天下, 這是法家興起之事所不能預料的。 法家初興之時所希望的已不過是霸或王, 而要做成一個霸或王, 則卻有先復國強兵的必要。 要復國強兵就非先訓練其民, 使之能爲國效力不可。 這是法家之學之所以興起的原因。 2.一個社會中和一人之身一樣的, 不可有一部分特別發達, 這一部分特別發達就要害及全體了。 然社會往往有此病。 一社會中特別發達的一部分, 自然是所謂特權階級。 國與民的不利都是這一階級所爲。 法家看清了這一點, 所以特別要想法子對付它。 法家主要的辦法在法醫方面, 是醫民與農戰。 要醫民與農戰, 當然要醫傷骨退猶逝。 因爲傷骨是剝削農民的, 傷骨被醫,農民的利益才得保全。 國家的絕賞有限, 失之於猶逝,戰事便不能見尊義。 數以方面的議論最重要的, 是臣主義吏四個字。 這所謂臣並不是指個人, 而是指一個階級。 階級,在古人用語中謂之彭黨。 彭黨並不是有意結合的, 只是在某種社會中, 有某種人在某一方面, 其利害處於共同的地位, 因此有意的無意的, 自然會做一致的行動。 無論什麼時代什麼社會里, 總有一個階級, 其利害是和公益一致的。 公共的利益, 普通人口不能言, 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所在, 普通人沒有法子去達到, 而這一階級的人知其途徑, 能領導着普通人去屈服, 他們且爲了大衆, 而不須自己犧牲。 這一個階級, 在這個時代就是革命的階級, 社會的能否向上, 就看這一個階級, 能否掌權周否。 這一個階級, 在法家看起來, 就是所謂法術之士。 法家本此宗旨實行起來, 則其結果爲 1.官僚的任用 這是所以打倒舊貴族的。 李斯剪竹刻書, 擁或言之過甚, 然而, 秦國多用刻青, 這確是事實。 荀子《強國篇》說, 入秦, 即都議官府, 其百利肅然, 莫不恭儉敦敬, 忠信而不苦。 谷之立也, 入其國, 觀其士大夫, 出於其門, 入於宮門, 出於宮門, 歸於其家, 無有私事也。 不比州, 不捧黨, 涕染莫不明通而恭也。 谷之士大夫也, 觀其朝廷, 其間聽覺百事不留, 恬然如無志者, 谷之朝也。 這就是多用草毛 新進之勢的效應。 腐敗的舊貴族 萬辦不到的, 秦國政治的所以整治, 就得利於此。 2.國民軍的編程 古代造兵之法有兩種, 其一如《管子》所述 歸理連鄉之治, 有士鄉有工商之鄉, 作內政即軍令之法, 轉師之於士鄉 工商之鄉的人, 並不當兵。 此法兵數太少, 不足以應付戰國時的時勢。 其二, 詩如《荀子異兵篇》所述 衛國之法, 立了一種標準, 去挑選全國強壯的人當兵, 合格的就富其戶, 利其田宅。 這種兵是精強了, 然而人的勇力 是數年而衰的, 而富其戶, 利其田宅的利益 不能巨行剝奪。 如此,要編成多數的兵, 則財力有所不及。 若要顧慮到財政, 則只好眼看着兵力的舊衰。 所以,這種兵是 強而不多, 甚至於並不能強。 只有秦國的法, 行賞並用, 使秦民非戰無以要利於上, 所以造成多 而且精的兵。 秦國吞併六國時, 其兵鋒東北到遼東, 東南到江南, 其實並不借用別地方的兵, 都是發關中的軍隊 出去打的。 這是何等強大的兵力呢? 秦人這種兵力 都是商君變法 所造成的。 以上兩端, 是法術之學應用到實際的效果。 法家的長處 在於最能觀察現實, 不是聽了前人的議論 就終身送之的。 所以他在經濟上的 見解也叫別一家 爲高超。 儒家主張恢復景田, 他則主張開遷墨。 儒家當商業興起之勢, 還說 勢離而不遂, 官機而不爭。 他則有輕重之說, 主張將一,農田以外的土地 山澤, 和二,獨佔的大企業 鹽鐵收歸國營, 而三,輕重斂散, 和四,借貸。 一,由國家操其權, 免得特殊階級 藉此剝削一般人。 輕重之說, 不知當時是否有個國家實行, 開遷墨一事, 雖然把古來的土地 公有制度破壞了, 然而照我們的眼光看, 土地公有之制 在實際是久經破壞了的。 商君不過加以公開的承認, 而且在當時, 一定曾藉此實行過一次 不回覆舊法的整理。 這是與所謂 禁地利是很有效的, 該是秦國致富的 一個大原因。 法家的政策如此, 治其所以行之之道, 則近於 法自然三字。 法自然含有兩種意義, 其一自然是冷酷的, 沒有絲毫感情 摻雜進去, 所以法家最借 示法而認情。 其二,自然是必然的, 沒有差忒的, 所以要欣賞必乏。 法家之學 在先秦諸子中 是最新穎的, 最適合於時事的, 看上文所說 大約可以知道了。 法家亦是先秦諸子之一, 怎麼在前面 又說先秦諸子的思想 都是落後的呢? 法家之學 亦自有其落後之處。 落後之處在哪裏呢? 便是不知道 國家和社會的區別。 國家和社會 不是一物, 在第二講中早已說過了, 因此國家和社會的利益 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 是一致的。 過此以往便相沖突, 國家是手段, 不是目的, 所以國家的權力 只該擴張到一定的程度, 過此以往, 便無功而有罪。 法家不知此意, 誤以爲國家的利益 始終和社會是一致的, 社會的利益 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 做工具去達到, 就有將國權擴張的 過大之地。 秦始皇濟病天下之後 還不改變政策, 這是秦朝 所以滅亡的大原因。 這種錯誤 不是秦始皇個人的過失, 也不是偶然的事實, 而是法家之學 必制的結果。 所以說法家的思想 也是落伍的, 這一層道理 說起來話很長, 現在僅粗隱其端, 其詳細, 講到將來, 自然更可明白。 明法二字在古代 總是連稱的, 明家之學如會師 公孫龍等, 所以說很近乎詭辯, 至少是純粹 研究哲理的。 如何會和法家 這種注重實用的學問 發生密切的關係呢? 關於這個問題 我的意見如此, 理是講究差別的, 爲什麼要差別 該有一個理論上的根據, 從此研究 變成明家之學, 而法家之學 是要講綜合明時的。 所謂綜合明時 含有兩種意義, 一,查其時 明之以明, 如白的稱它爲白, 黑的稱它爲黑, 牛呼之爲牛, 馬呼之爲馬。 此理推之應用 則爲因材認史, 如智者始之謀, 勇者始之戰。 二,尋其明, 則其時。 有謀的責任的 不該無所用心, 有戰的責任的 不該臨陣奔北。 如此當加之以罰, 能盡之則加以賞。 明家玄妙的理論 雖和法家無關, 而其辨別明時的精細 則與法家的理論 深有匹異。 所以,法家 亦尤取於明家。 明家官攝政治的一方面 已爲法家所包含, 其玄妙的一部分 則卻與政治無關, 所以現在不再講述。 還有兵家, 亦不是單講戰術的, 其根本問題 亦往往涉及治國。 這一部分 亦已包含於法家之中, 所以今亦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