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 14|中共和鸦片:南泥灣的秘密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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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傳說,中共及其軍隊依靠種鴉片度過皖南事變以後由於國民政府切斷撥款和物資供應而出現的財經危機。但中共黨史聲稱,渡難關靠的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事實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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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開始時國共合作
中共的軍隊改編成國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
國民政府每個月給八路軍70萬元
給新四軍14萬元
中共中央所在地變成國民政府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
每年國民政府給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經費
佔邊區每年經費的大部分
其餘部分是在陝甘寧邊區徵稅和收費的收入
根據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的研究論文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 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在中共一九三九年的全部歲入中
國民政府的“協款”仍高達89.66%
一九四零年 中共歲入的73.54%
也仍然是國民政府的“協款”
當然 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費
也讓中共拿走很多用於其他目的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以後
國民政府完全停止向八路軍
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發放軍餉
物資和經費
儘管李銳說的軍費數字有誤
但是說出了一個事實
在皖南事變之前
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和新四軍
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民政府供養的
經費停掉之後 中共陷入經濟 財務危機
當時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
有大約7萬3000人屬於脫產的幹部和軍人
相當於1937年時的五倍
外加要餵養8000匹馬
所以總共相當於有9萬人要養活
財政壓力巨大
1941年11月26日
範元甄在給李銳的信中抱怨說
這生活真見鬼
又不是緊張的戰鬥環境
工作性質是安靜的
可是生活上又要求什麼都自己動手
才能解決問題
中共實施了“精兵簡政”
中共同時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聲稱“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
紙是要反覆地用的
比如說這個信封是拆開了翻過來折一遍
再用一遍
而且我爸爸媽媽留下的那個原始的信件
有的就很明顯就是紙一對摺
就連糊都不糊
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裏面的信的內容
就是背面就當信封了
裏面就是內容了
在這個其中1945年到我媽媽的一封信裏頭
她正好寫在延安的一個油印小報的背後
結果那個油印小報是什麼
是加強組織生產
其中裏面有一段就說南泥灣八十畝的川地
原計劃種美國煙的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鴉片
我第一次接觸說共產黨種鴉片是1993年
我陪我父親到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學
參加中國問題研討會
那時候有一個臺灣的陳永發教授
他的題目就是《生存和主義之間》
他就談到共產黨在延安種鴉片
因爲當時陳永發教授就說
南泥灣是種鴉片的一個主要的地段嘛
我覺得 這個美國煙可能就是鴉片
當時 一種被中共稱爲“特產”的商品
爲中共渡過難關立下了汗馬功勞
就是鴉片
鴉片 俗稱大煙
未經熬製的鴉片被稱爲煙土
今天這些都可以稱爲毒品
自從清朝林則徐禁毒以後
鴉片在中國社會裏一直聲名狼藉
1912年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佈
清朝發出的禁菸令仍然有效
其後也發佈過多個禁菸禁毒的法令
陝西和甘肅兩省
曾經是中國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的第二大地區
僅次於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和四川三省
不僅如此 當地吸食鴉片的菸民也非常多
例如 1936年12月中共紅軍佔領延安時
當地居民4841人中
吸食大煙的人超過1500人
1937年 瓦窯堡所在的安定縣
菸民在人口中的比例高達60%
在中共中央進入陝北之前
當地由劉志丹和高崗等人領導的
中共紅軍游擊隊在自己的控制區域
實行嚴格的禁菸政策
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對私人種植和買賣鴉片
以及個人吸食大煙也實施嚴厲打擊
並且於1941年和1942年頒佈了多個禁毒法規
1941年底 陝甘寧邊區政府專門設立了禁菸督察局
第二年改名禁菸督察處
執行禁菸法規
查禁鴉片及鴉片代用品
例如 1942年1月15日
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曾經親自處理了邊區稅務總局科員馮維賢
和軍人郭樹華販藏煙土175 兩的案件
將他們撤職法辦
1942年2月11日
《解放日報》公佈了陝甘寧邊區建設廳的
宋桂年私自銷售鴉片和貪污公款案
但是爲了克服國民政府經濟封鎖
造成的經濟和財務危機
中共從1941年開始種植和販賣鴉片
李鼎銘當時是陝西省米脂縣的地方鄉紳
與中共合作
被中共稱爲“開明紳士”
扶植爲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國民政府斷絕給中共的經費以後
中共的“精兵簡政”就是採納李鼎銘的提議
在中共內部
一些人當時曾經激烈地反對經營鴉片生意
當時中共掌管經濟事務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內部
對於是否種植和販賣鴉片有過爭論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祕書長
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
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任弼時
和中共中央副祕書長兼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贊成
而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
和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後來成爲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強烈反對
1942年初 這三個人還聯名給毛澤東寫過幾封長信
陳述利害 表示寧願餓死
萬萬不願看到邊區罌粟遍地
據鄧家榮和韓小蕙所著的《南漢宸傳》描述
毛澤東告訴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
兼邊區參議會祕書長南漢宸說
我看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三條道
第一條 是想法子弄錢 弄糧
弄到我們所必需的物資
第二條 大家散夥
第三條 餓死
第二條和第三條路都不好
我想我們大家都不願意走
那麼 就只有走第一條道
當然 我們要向人民說清楚
要向全體幹部說清楚
使大家都瞭解 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完全是爲了抗日和革命
爲了這個目的 我們必須犧牲一切
因爲沒有抗戰 不打走鬼子
也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南漢宸告訴毛澤東
我們眼下是棧道已毀
只剩下暗渡陳倉一條小路了
不走陳倉小路
我們就得憋死、困死、餓死
除此之外不會有第二種結果
毛澤東反問道
難道我們不會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嗎?
結果“明修棧道”
就是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
和黨政軍一起大規模經商
“暗渡陳倉”便是大規模種植和販賣鴉片
2013年7月19日高龍發表在網易的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
——1940年代紅色邊區鴉片經濟》一文說
1941年 中共下達種植令
轄區農民每戶栽種五至十畝鴉片
對外銷售 對內禁菸
是中共發展鴉片經濟的方針
1942年至1945年
蘇聯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
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的身份在延安工作
與中共高層接觸頻繁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記載了時任
中共中央祕書長 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
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任弼時有關鴉片的說法
任弼時說 毛澤東同志認爲
種植 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
可是 毛澤東同志說
在目前形勢下
鴉片要起打先鋒的 革命的作用
忽視這點就錯了
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爲鴉片問題專員
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1973年由他的兒子出版
中文版取名爲《延安日記》
儘管後來有人認爲這本日記是由於當年中蘇矛盾
蘇聯杜撰出來詆譭中共的
但是其中很多內容
經過不少中國學者與其他史實交叉比對之後
證明與事實相符
不太可能是無中生有的杜撰
因此可以認定
其中對鴉片種植和販賣的記述反映了歷史真實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在論文
《延安的“革命鴉片”:
毛澤東的祕密武器》中
談到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
在當年的日記中幾次記述了
有關中共從事鴉片種植和貿易的情況
例如 1945年1月15日的日記記述說
毛說我黨犯過兩次錯誤
一是長征時亂拿人民東西(不拿不得活)
一是種某物(不種度不過難關)
“種某物”指的就是種鴉片
中共的創始人之一
後來與中共分道揚鑣的張國燾
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
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
陝北北面的三邊一帶盛產鴉片
1942 年日本駐漢口總領事田中彥藏
向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報告稱
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強迫老百姓種植鴉片
1943年12月18日的國民政府檔案中
國軍第八戰區司令長官
兼陝甘寧邊區總司令朱紹良上將
報告了中共當前運銷鴉片及強迫人民種植情形
1944年4月4日的國民政府檔案中
記錄了朱紹良另外一次報告
中共在綏德廣種鴉片並公開出售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組織農民種植鴉片
種子由中共提供 收成雙方分成
但是所有的收成都必須統一
由中共按照中共規定的“官價”收購
禁止農民私自銷售和自用
陳永發認爲 當年中共種植鴉片的面積有數千畝
甚至接近上萬畝
中共1943年的鴉片輸出量爲3萬1200斤
他還說 國民政府估計
1943年中共總共產煙三百萬兩
每兩值法幣2000元 共值60億元
鴉片種植面積爲五萬畝
不過是年 一般農民殊少參與
主其事者爲軍隊和政府
南泥灣 位於陝甘寧邊區南部
曾經人口衆多 地區富饒
但是清朝光緒年間
鎮壓回民造反後導致人口基本滅絕
變成一片森林和荒地
當地人稱“爛泥窪”
1940年6月 中共對這裏進行了勘查
並且於1940年年末計劃在這裏建立農場
在八路軍進駐“爛泥窪”之前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嫌這個名字不好聽
由於朱德是四川人
四川人講話常常“爛”“南”不分
於是朱德把“爛”字根據諧音改成“南”字
先改成“南泥窪”
後來又改成“南泥灣”
1941年初 中共中央在南泥灣成立了四個農場
分屬中共中央祕書處、財經處、組織部
和李銳所屬的青年工作委員會
1941年5月 八路軍120師359旅
奉中共中央的命令進入南泥灣墾荒
同年7月 八路軍總部的炮兵團也進駐南泥灣
後來還有其他一些八路軍部隊進駐
到1942年 南泥灣的農場數量增加到30多個
1942年 中共成立農場管理處
由負責中共中央軍委農場的李世俊擔任主任
李世俊 1932年畢業於北平大學農學院
1937年被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
負責籌備全國屯墾
同年赴延安投奔中共 第二年加入中共
1941—1943年擔任中共中央軍委
和八路軍總司令部南泥灣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
軍委總農場場長
中共建政以後
李世俊曾經擔任農業部計劃司司長
和西南農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根據中國中央檔案館
陝西省檔案館1994年11月出版的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一九四三年(一)
《南泥灣調查》記載
在南泥灣屯墾的八路軍
“皆曾種地
但中心在種特產”
“特產”指的就是鴉片
根據曾經擔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洪振快
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發表的研究文章
《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
據當年受邊區政府財政廳委派
專門在隴東專區負責鴉片貿易的梁愛民回憶
1941年11月 我調到了財政廳禁菸督察處
被派往隴東專區 從此開始了商業貿易
爲了增加收入 支援抗戰
我們祕密經營大煙土
我黨是嚴禁吸毒的
經營煙土必須祕密進行
爲了方便 我們不叫大煙土
而稱其爲“土貨”或者“特貨”
後來稱做“肥皂” 論條論塊
最後正式定名爲“土產”
洪振快引述的資料來源
是1988年出版的《延川文史資料》第三輯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
也在他的研究論文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 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和《延安的革命鴉片 毛澤東的祕密武器》中
用事實和邏輯推理的方式證實
中共延安時期的文件中經常提到的
可以當作硬通貨使用的“肥皂”
實際上就是煙土
根據《南泥灣調查》
1942年南泥灣種地大約1.5萬畝
八路軍屯墾部隊“種特產
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
儘管第一年種鴉片由於經驗不足而收成不好
但是幾千畝地種鴉片收穫的價值
仍然超過了一萬多畝的糧田
這份調查列出了一份
1942年參加屯田的各部隊種地的調查表
洪振快寫道 從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種用途
種糧、特產地、菜地
糧地是種糧食 菜地是種菜
特產地是種什麼特產呢
其中八團一欄特產地下有用地1000畝
收煙數300兩 每畝產量3.3兩
即煙地的說明
特產是“煙” 而每畝產量僅僅3.3兩
從中看出 調查表中所謂的“煙”
不是普通的菸草
而是特殊的罌粟
洪振快的文章還說
3000畝川地 只收獲不到1300兩的特產
成效很差
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價來看
這些特產大致值1400擔小米
比起種糧所得爲多
五 參與種罌粟的有八團
特務團、警衛營、炮兵團
其中除炮兵團外 其餘都屬359旅
六 信息來源可靠
八團即718團 其團長爲陳宗堯
與材料來源中所說“陳團長談”相符
特務團、警衛營的材料來源則是李世俊
李世俊是農業專家
也是農場管理處主任
顯然 陳宗堯和李世俊都是開發南泥灣的權威人士
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
七 炮兵團是八路軍總部炮兵團
這意味着其他部隊也在南泥灣種了罌粟
洪振快還說 現有資料也顯示
延安時期種罌粟的不止359旅
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對於這一點 一個佐證來自於
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
《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中的
一份反映八路軍358旅種罌粟
賣鴉片的報告
這份報告記載
716團幹部說當年他們的生產計劃是
每人種地15畝
調查者問 去年二十五畝多都不夠吃半年
今年爲什麼又少了呢
回答是“有別的補助辦法”
亦即種罌粟
說每人在開荒地的隱蔽地方種五畝大煙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而“在(三五)八旅團以上幹部會
討論生產問題時716團政委顏金生說
如果各團能種點大煙比開荒強多少倍
六十年代的一首紅歌《南泥灣》
讓延安的南泥灣幾乎家喻戶曉
然而人們並不知道當年它叫“爛泥窪”
更不知道當年那裏不僅種了糧食
而且種了中共不希望人們知道的鴉片
根據國民政府檔案1942年7月21日的記錄
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報告
中共以種鴉片籌餉爲由
拒絕國軍派隊巡查
1942年夏天 國民政府陝西省當局
發現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大量採收鴉片
馬上向毛澤東發出公函
要求根據法令禁菸
1943年4月 國民政府內政部組織了一個
“陝豫甘寧綏區禁毒檢查團”
準備赴陝甘寧邊區考察禁毒事宜
結果 中共方面統統拒絕外界派團
進入陝甘寧邊區調查
與此同時 1943年初陝甘寧邊區財政廳
將禁菸督察處與貿易局合併成立物資局
而物資局下屬的西北土產公司專門負責買賣鴉片
禁菸督察處處長由物資局局長葉季壯兼任
禁菸督察處負責在陝北嚴禁吸食和私自販賣鴉片
土產公司則繼續對鴉片統購統銷
從事鴉片貿易
不過 到了1944年
根據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記載
中共爲了得到美國的支持
積極邀請美國使團訪問延安
4月28日這天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
外國記者即將來訪
毛看到機會來了
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建立正式關係
他推想 記者們會造輿論
而政界人士就會着手認真辦事
不料 中共領導在這件事情上遇到困難了
大片土地都種上了罌粟
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丟臉的事情
怎麼能掩蓋得了呢
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該旅駐地
通往延安及其冬季營地的道路兩旁
去剷除罌粟
爲了避免外界知道中共種植鴉片
從1943年開始
中共開始在陝甘寧邊區減少鴉片種植
到1944年4月下旬
在南泥灣的359旅等部隊開始剷除鴉片田
等到1944年6月到9月中外記者團
進入陝甘寧邊區訪問時
他們沒有看到任何種植鴉片的跡象
結果一些外國記者
包括美國記者大讚中共的大生產運動
自力更生精神
此時 中共已經把鴉片的種植
改在八路軍120師控制的晉綏地區
然後通過陝甘寧邊區向國統區販賣
因爲當時的國統區禁止鴉片
鴉片市場很大 價格較高
而日本佔領區並不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
據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記載
鴉片的事情 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
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
賀龍的120師所在地
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
(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根據中共公營的“土產公司”的統計
1943年 有60%以上的鴉片
來自賀龍率領的八路軍120師控制的晉綏邊區
陳永發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
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一文也佐證了這一點
文章說 關於1942年中共廣植鴉片一事
國民政府認爲情報比較確實
據是年7月《西安晚報》報導
在晉綏根據地種植鴉片的縣份有
河曲、保德、偏關、神池、寧武
五寨、平魯、朔縣、岢嵐等九處
在陝北則分佈更廣
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國民政府地區之外都有種植
高龍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紅色邊區鴉片經濟》
一文還記述
1945年至1953年
在中共根據地晉綏邊區一個文工團工作的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幹部王思聰
當年親眼見證了晉綏邊區種植鴉片
和收割鴉片的情形
當時的王思聰只有12歲
他說 晉綏邊區種鴉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
當時閻錫山 日本人封鎖邊區
外邊的物資供應進不來
通過種鴉片這種辦法解決棉布
棉花物資等經濟問題
他1947年在晉綏邊區首府興縣的大川裏面
看到過大片罌粟
他記得那裏種過一年鴉片
他回憶說 當時有規定政策
每戶允許種多少鴉片
高龍在這篇文章裏還說
閻錫山是實行禁菸政策的
提倡“煙賭髒欺的自治禁絕”
《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
爲中共鴉片貿易提供了佐證
至鴉片一物 禁種我省已經禁絕
禁吸實未除根
而鄰省則因有土匪之故 大種而特種
現款之輸出該省者 尤爲不可勝計
1942年7月28日的國民政府檔案記錄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祕書處下屬的
中央文化驛站榆林分站主任
王廷齡報告 共黨在晉西北廣種鴉片情形
高龍在他的文章中表示
根據現有資料綜合判斷
陝甘寧邊區種植鴉片是從1942年至1944年
而晉綏邊區種植鴉片時間要長很多
大約從1942年到1948年
當然 在中共歷史上
種鴉片的地區不止於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
時間也超出了抗戰時期
在抗戰以後的內戰期間
中共曾經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
洪振快的研究文章《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說
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
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
當時的工作任務是“確定每畝煙的生產產量
收割後再複查是否達到予定的數量”
王錫富說 爲支援前線
1947年 東北行政委員會在
臨江、長白、扶鬆、蒙江(今爲靖宇)
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
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
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
總店下設四個分店 每縣設一分店
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祕書長孫敬之兼任
文中還說 1947年播種後的大煙長勢良好
文中也點明 種大煙的多爲個體煙戶
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
我爸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延安種鴉片的事情
從我爸爸那個角度我來分析呢
他們是比較很自然的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所以種鴉片這是他們渡過難關的一個必然的手段
否則他沒有辦法 他生存不下去
所以對於他種鴉片來說
他覺得這個是個生存之道
在下一集的節目裏
我們將講述中共如何販賣和使用鴉片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