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18｜減租減息——騙術背後的秘密

中國共產黨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 就藉助北伐軍的勢力 在一些地區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 共產主義行動 導致國民黨十分不滿 1937年 爲了爭取國民政府停止圍剿中共 結成所謂的抗日統一戰線 以便中共有喘息之機 中共積極向國民政府輸誠 做出了大量承諾 其中一個承諾就是 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向正在召開的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發出 《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表示如果國民黨同意 中共建立統一戰線的條件 中共保證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黃正林 在一篇論文中說 1942年是抗日根據地最困難的一年 如何渡過困難 成爲中共領導人思考的主要問題 而尋求農民的支持 是根據地渡過困難的主要方法之一 黃正林教授的這篇論文 發表在《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二期 題目是《地權、佃權、民衆動員與減租運動 以陝甘寧邊區減租減息運動爲中心》 他所說的最困難的一年就是 皖南事變以後國民政府停止 向中共提供經費和物資開始的1942年 所謂尋求農民的支持 只能是向農民伸手要糧 爲了渡過財政危機 1942年1月28日和2月6日 中共中央先後發出 《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 和《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 聲稱要實行減租減息 兼顧了農民和地主兩方面的利益 有利於團結大多數地主抗日 把發展統一戰線 和解決農民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 但是正如中共文件所說 要依靠貧農 團結中農 減租減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農民 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 保證農民的政治經濟權利 藉以改善農民的生活 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 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志鋒在 《山西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中 “左”傾偏向何以發生》 一文中寫道 在減租減息過程中 幾度出現“左”傾偏向 對地主不加區別 隨意沒收其土地和財產 侵犯其地權和財權 在鬥地主鬥爭中不經過法律程序 隨意捆綁 拷打地主 戴高帽子游街 亂捕人等 在一定程度上也觸及了富農 乃至中農的利益 王志峯教授的這篇學術論文 發表在《中國鄉村研究》2018年第二期 她寫道 1940年春反頑鬥爭中 山西根據地把一切地主列爲鬥爭對象 用懲辦漢奸的辦法來懲處 不滿足於減租減息的漸進改革政策 直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 還發生打土豪及沒收商店等過左行爲 給地主扣上漢奸分子的帽子 將其嚇跑後代管和借種其土地 將地主富農的黑地 分給貧農抗屬無代價耕種 或分給貧農代種 規定地主富農沒有耕種 和出租的餘地 由村農耕委員會主持 借給貧苦農民耕種 並發動地主 富農捐地 獻地 抗交租息 把清理舊債變成廢除債務 不加區別地一律將抵押地 典當地回贖換約 變爲借貸關係 無償或微償抽回抵押地 贖回典當地 將各種公地 包括族地 社地 廟地和學田 都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 王志鋒教授還寫道 1942年左權縣第七區13個村的清債中 鬥爭地主54人 富農90人 中農49人 貧農1人 王志鋒說 日本史學家奧村哲認爲 通過清算舊賬目的迂迴辦法 實際上進行了土地改革 這種清算舊賬使減租減息 不僅僅是當下減租減息 而且還要倒追 按照當下減租減息的標準 要地主退回過去的地租和僱工費用 叫做找工 並且要加上利息一起退還 地租還可以大致計算 但是拖欠的僱工費用就很難計算了 常常是根據僱工自己的說法計算和償付 一些佃農乘機多報 甚至無中生有亂報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科研部副主任王友明教授 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發表過一篇研究論文 題目是 《抗戰時期中共的減租減息政策 與地權變動——對山東根據地 莒南縣的個案分析》 他在這篇論文中說 找工不像退租那樣 土地放在那 有憑有據 容易計算 而是僅憑記憶 沒有證據 隨意性很強 幹部鼓動羣衆漫天要價 主張多說幾個工沒關係 根據1945年中共山東分局調查研究室 對大店等3區11村的調查材料 在找工中農民普遍以少報多 以輕報重 如大店王中法給地主送過幾趟柴草 報了600個逃難工 要求把他所看的地主山場都給了他 後糧店找幹拔工找到25年以前 邢家水磨找白帶地工找到20年以前 每畝以3個工計算 每工20元工資 比地價高出數倍 大店韓風柱在戰前 跟地主在區公所裏聽過幾天差 也找了1200元 一莊欠增資工錢54元 按洋油價折成9畝地找回 王友明教授在論文中提到 有一戶地主在找工賠償之後 共計賠償1181畝地 佔自己原有土地的78% 所剩土地僅 337畝 大店地主莊德孚在查減前有地187畝 查減後只剩一畝地 邢家水磨地主邢藎忱在鬥爭前有地311畝 鬥爭後只有27畝 根據山東分局調查研究室 1945年對大店等 3 區 11 村調查的材料 後糧店開明地主王乃甲原有400畝地 被找工找問題後還有100多畝 前後捐地捐槍又捐了90餘畝 自己只剩下35畝 就連中共承認的開明地主 尚且遭受這種厄運 一般地主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地主看到形勢不妙 索性把土地賣掉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黃正林 在論文中寫道 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地主於1941年冬 和1942年春集中出賣土地 1941年冬至1942年春這一時期 據當地農民說是一二十年來 土地買賣關係最多的一年 山西大學的王志鋒教授問道 問題的關鍵不是“左”傾偏向何以發生 而是爲什麼重複發生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中 中共中央爲實行減租減息先後發出 《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 和《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 兩個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中央指示說 對於這兩個文件 中央指示前者公開發表 各地應立即公佈 廣爲宣傳 對於後者則明言專門對黨內的 不得公開發表 這是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龍飛 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的論文 《減租減息的演進》中透露的內容 那麼不得公開發表的 《執行土地政策的指示》 說了什麼不便公開的內容呢 王龍飛記述說 這個指示說 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許多地區 並沒有認真實行發動羣衆向地主的鬥爭 黨員與羣衆的熱氣 都未發動與組織起來 這是嚴重的右傾錯誤 目前應當強調反對這種右傾 該指示要求在實行 聯合地主抗日方針時 必須採取先打後拉 一打一拉 打中有拉 拉中有打的策略 因爲只有積極幫助羣衆打擊地主的反動 摧毀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反動統治 確立羣衆力量的優勢 才能使地主階級感覺 除了服從我們的政策 便不能保持他們的利益 便無其他出路 指示號召各地爲此展開熱烈的鬥爭 並指出鬥爭中 不可避免會發生一些過激行動 只要是廣大羣衆自覺自願的行動 則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因爲可以達到削弱封建發動羣衆之目的 在糾正過火行動與作自我批評中 必須同時注意到保護幹部與羣衆的積極性 熱烈情緒或熱氣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黃正林 在上述論文中寫道 在中共決定徹底執行減租政策之後 多次強調發動農民向地主鬥爭 在減租中的作用與意義 1942年2月4日在 《中央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中 要求發動羣衆 開展羣衆性減租運動 即使過左也在所不惜 所以 儘管中共公開聲稱 不再打土豪 分田地 但是在暗地裏還是要組織農民 圍攻地主 富農 劉少奇1942年就講 農民起來了 爲防止地主打黑槍 自動要求發槍 民兵也就起來了 中共扶植各地農民組織起民兵 利用槍桿子支持對地主的鬥爭 在這個過程中 常常出現大規模鬥爭會 而且根據王龍飛的文章記述 打人這樣的激烈方式 普遍出現在此番鬥爭中 所以減租減息和打土豪分田地 有着類似的目標 就是通過暴力 強行剝奪地主 富農的財產和利益 分給貧僱農 最終的目的是 爭取佔農村人口多數的貧僱農支持共產黨 建立起中共所謂的羣衆基礎 減租減息則是在不強行沒收地主富農 土地和財產的情況下 強迫地主 富農減少向租賃土地的農民 收取地租 降低常年欠租的利息 減租減息並不是打土豪 分田地 但是中共這種政策的結果是 在中共控制區域 地主的數量和地主擁有土地的數量都減少了 而貧僱農的土地卻增加了 王勤2020年5月21日發表在 《中國檔案報》上的文章 《聯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戰》寫道 減租減息政策的頒佈和實行 使各根據地中各個階級 階層的土地佔有關係 和經濟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方面 地主的戶數與佔有土地比例有所減少 另一方面 貧僱農的戶數有所減少 每戶平均佔有土地數量有所增加 經濟地位顯著上升 其中一部分上升爲中農 中農的戶數和所佔土地的比例也有顯著增長 據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山12個縣15個村的調查 減租減息後 地主所佔戶數比例 由此前的2.75%下降爲2.02% 所佔土地比例由23.04%下降爲8.97% 每戶平均土地由98.64畝下降爲42.28畝 貧農所佔戶數比例由48.95%下降爲42.12% 所佔土地比例由18.98%上升爲20.5% 每戶平均佔地由4.57畝變爲4.69畝 同時通過減租減息 地租明顯下降 基本上下降到佔收穫量的37.5%以下 很多地區在10%至30%之間 地租中超經濟的額外剝削 和高利貸剝削消除了 王友明教授寫道在莒南縣大店等3區11村 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因此而分到羣衆手裏 許多村莊找工後幾乎沒有地主了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副教授王龍飛的研究顯示 地主受到極大削弱 富農受打擊也不小 超過三分之一的貧農上升爲中農 魏宏運主編的《抗日戰爭時期 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第2編 “農業”中的《晉察冀邊區 行政委員會關於貫徹減租政策的指示》中說 政府也注意到有些地主因爲統累稅 負擔較重而生活困難 甚至有些地主生活比佃戶困難 1945年5月22日 李銳在《解放日報》 發表一篇文章 題爲《農民在解放中 解放區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 描述了中共控制區內一億人口中的農民 在8年抗戰中的變化 他根據五個所謂“解放區”的數據總結出 抗戰前地主戶數在人口總戶數中的比例是3.6% 抗戰後下降到2.4% 地主土地佔有比例戰前是29.5% 戰後下降到13.5% 李銳寫道 具體說來 地主的戶數比戰前減少約三分之一 土地減少一半多 李銳在文章說 關於引起階級關係變化的原因 最重要的當然是減租減息政策 及其他各種正確的政策的執行 王志鋒教授得出結論說 在減租減息運動中 地主大量地出售和典出土地 貧農和部分中農大量地購進土地 中農的比重大幅度增長 實現了社會的扁平化 清算鬥爭除了給農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還給普通百姓以政治上的獲益 通過刨窮根算舊賬 使農民瞭解勞動者是世界的主人 王志鋒教授的這個結論 正是中共實施減租減息的最終目的 1942年4月 當時的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劉少奇 在向中共山東根據地介紹華中的經驗時 強調減租減息是根據地工作的中心一環 必須在農村中造成農民的政治經濟優勢 1942年12月9日 劉少奇在晉西北幹部會議上發表 《關於減租減息的羣衆運動》的報告時說 要有廣泛深入的羣衆運動 一切工作纔會做好 他們關心政權了 政權也就鞏固了 農民換了腦袋之後 加上一個決心 不怕死 參加共產黨的多了 黨的力量就壯大了 1943年10月1日 毛澤東在爲中共中央寫的黨內指示 《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 中特別強調 減租是農民的羣衆鬥爭 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 領導和幫助這個羣衆鬥爭 而不是給羣衆以恩賜 凡不發動羣衆積極性的恩賜減租 是不正確的 其結果是不鞏固的 在減租鬥爭中應當成立農民團體 或改造農民團體 政府應當站在執行減租法令 和調節東佃利益的立場上 他再次強調通過減租減息 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 中共通過減租減息這種劫富濟貧的無本生意 讓貧僱農反過來對共產黨感恩戴德 心甘情願地向共產黨交納公糧和稅收 並且成爲中共管理鄉村的基礎力量 如此一來 中共既得到了經濟利益 又贏得貧僱農的人心 一舉達到控制鄉村的這個最大目的 通過減租減息 中共對農村和農民的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李銳在1945年5月22日 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那篇文章中寫道 毛澤東同志已向全國宣佈 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 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 首先在全國實行減租減息 然後尋找適當辦法 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只是在不到一年以後的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 拋棄了減租減息政策 重新實施打土豪分田地的 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而耕者有其田的承諾 更是直至今日也沒有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