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46|共產黨給的「清白」算不算「清白」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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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次觀看·2025年11月19日
中共製造過無數的冤假錯案,被平反的人常常說討回了“清白”。然而,在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不清白”的標準是中共説了算;“清白”的標準也是中共劃定的。所以,中共還囘來的“清白”真地是清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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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時 李銳擔任中國電力工業部水力發電建設總局局長
我在這個血電總局反右的時候沒有打幾個右牌
過了幾關我就沒有打幾個右牌
血電系統是沒有受損害的
總局系統就兩三個人搞來搞去
應付了一下 我應付了一下
但有的工程局 總的來講沒有受損害
幾乎也沒有受損害
反右派我是很消極的
我那個系統只打了三個右派
那三個右派都是大家討厭的人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子
反右鬥爭時 李銳覺得坐在機關裡不好過日子
不顧黨的指示 他到湖南去了
他還叫專職搞整風運動的劉愛然同志出差
該同志表示不能跟他出差
他說 不反右 總死不了人
當新華社右派分子黃曹良自殺後
他低聲惋惜地說 這是政治悲劇
摘自1960年2月 中國水力電力部編撰的
《批判鬥爭李銳反黨集團》發言選編
根據李銳口述往事記載
工人出身的沈信祥當時是李銳的副手
水電總局副局長
在反右運動中他得到李銳的保護
但是後來李銳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被打倒
沈信祥成為批鬥和揭發李銳最積極的人
李銳在1964年12月2日的日記中提到沈信祥
他寫道 自問我是一個講人情過分到溫情的人
不僅是22年一來順受的夫婦生活如此
即處理一般同志 幹部 同級 上下極間關係
也無不如此
反右時的保護沈信祥而換來以怨報德
我也待然處之
可是我今天卻落到這樣一個世態人情的下場
大概只有遭到橫死
我真是哮喘大發作 一口氣上不來了
也許會有人覺得有點心虧 但也白說
一切是政治第一
中國水利工程專家程學敏
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李銳的保護
程學敏生於1917年
1939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1943年在英國倫敦亞歷山大基博資訊公司工作
1946年返回中國
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
全國水利發電工程總處任工程師
中共建政之初的上個世紀50年代
在李銳擔任水電總局局長期間
程學敏擔任總局規劃處總工程師
當時李銳做報告或寫文章
涉及到水電基本知識或者水電規劃方面的知識時
常請程學敏幫助打草稿或者修改
李銳在1952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就曾經記述
下午與程學敏工程師談汗水情況
李銳的女兒李南央說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寧會議上
發生的那場關於三峽工程著名的御前辯論中
李銳向在座的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
展示了一張全國待開發的大中型水電站示意圖
即是程學敏的手筆
他在李銳心中的份量可見一斑
1957年程學敏響應毛澤東鳴放的號召
提了不少意見
並且因此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受到批判
由於李銳的保護
程學敏沒有被打成右派
李銳在為1995年出版的
《程學敏水電論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寫道
程學敏同我是老同事老朋友又同更同月
我只比他早來到這個人世幾天
可說很有緣分
關於發展中國的水電事業
四十多年來我們是志同道合執著入迷的
與此有關的觀點始終一致
他一直參加三峽工程論證
對這個工程的看法
我們也是幾十年來一致的
他是論證報告書上沒有簽字的酒專家之一
在2015年12月4日的日記中
李銳記屬晚間樓上加滿
金老的女兒給我小妹的信件
誠真告她
父親程學敏在醫院躺了11年
於11月30日去世
12月4日在醫院舉行告別式
對於反右運動
李銳在1978年11月22日
給二姐李英華的信中說
反右有副作用
具體說不敢說話
使大批知識分子閒置
在反右運動50週年的2007年
李銳在1月23日的日記中
記述中宣部忌憚反右運動的情況
他寫道
中宣部稱07年為敏感年
反右50年仍堅持擴大化
七七事變70年等
在反右運動中
李銳曾經擔任社長的
新湖南報的編輯部
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員
成為右派和中右分子
從1956年開始
當時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
新湖南報的編輯部內部
有過一場
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辯論
到了1957年
根據中共中央
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
新湖南報在內部開展
所謂的整風
號召大家提意見
很多人抱著為了黨
為了人民辦好報紙的想法
繼續了那場
改進報紙工作的辯論
發表了對工作方針
和方法的各種意見
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
對這場辯論相當重視
省委第一書記周孝周
第三書記周慧和文革後
曾經一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
文教辦主任的華國鋒
都曾經到新湖南報編輯部
直接瞭解辯論的情況
這場文人之爭的結果是
給報社領導提意見的人
都受到無情打擊
新湖南報編輯部
共有147個人
其中有54個人
被劃為右派分子
包括一個20多人的
右派小集團
被打成右派的人
包括報社的原社長
和副總編輯
編輯委員會委員8人
還有20個人
被定為中右分子
所有涉案的中共黨員和團員
都被開除黨籍團籍
有8個涉案人員冤死
在這50%受到打擊的人士裡
有一個名字叫朱正
朱正1931年生於長沙
1949年中共佔領長沙之前
還是中學生的朱正
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
新民主主義研究會
中共佔領長沙以後的
1949年9月
他考入新湖南報和新華社
湖南分社聯合舉辦的
新聞幹部訓練班
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及後來的共青團
隨後進入新湖南報工作
李銳從1949年8月
至1952年8月
曾經擔任新湖南報社長
和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
他在一篇文章中
回憶到這個訓練班時寫道
考生都是政治素質比較好的青年
由地下黨或其他革命組織介紹報名
錄取的一百多個學員中
有不少是黨員或外圍組織的成員
朱正在新湖南報工作不久
就在1950年2月被調離
先後到過幾個單位
1950年8月調到
湖南人民廣播電臺
在那裡他曾經聯合幾個同事
向人民日報寫信
告發電臺黨支部書記
副臺長在去香港出差時
假公濟私的行為
因此與領導結怨
在1952年被打成
朱正反黨宗派小集團首要人物
被開除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實際上確定了朱正
今後在政治上的頹勢
也是朱正厄運之路的開始
1952年9月
李銳調往北京的燃料工業部
朱正則隨後在1952年10月
被調回新湖南報控制使用
1955年中共在打倒胡風以後
展開肅反運動
朱正再次成為整肅對象
定案的時候
被確定為思想落後小集團成員
被撤銷編輯職務
行政降級並被剝奪了行動自由
不得離開報社
連家都不能回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
中共組織動員朱正給領導提意見
朱正便把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
受到調查和處分的事情提出來
認為受到了冤枉
結果他被打成極右派分子
兩條主要罪狀之一就是
他對1955年肅反運動中
被冤枉打成小集團成員提出意見
第二個罪狀
是他議論過斯大林的暴行
由於朱正成為右派
他一個在海軍的妹妹
因此沒有能夠加入中共
另外兩個妹妹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1958年朱正被開除公職
和另外11個新湖南報編輯部的
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勞動教養
1959年9月17日
中共中央曾經發出
關於摘掉卻已悔改的
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
實際上摘帽右派這個稱呼
曾經長期使用
使這些已經不是右派的右派
被視為次等公民
不過朱正就連這個機會也沒有
仍然是一個正派右派
1962年10月
朱正在經歷了五年勞動教養後
回到長沙
但是由於他還是右派
公職已被開除
所以只能從事一些體力勞動的
臨時工作維持生活
包括挖土挑土燒磚
拉人力車送貨
1967年2月
朱正和同為右派的鄭伯林
介為夫妻
當時正值文革初期
中共下令對地主
布農 反革命 壞分子
和右派黑五類分子
加強監督和改造
於是朱正夫妻兩人
每天外出時
都被迫戴上白袖標
上書右派分子朱正
右派分子鄭伯林
他們還被拉去遊街
一邊敲鑼一邊喊
我是右派分子朱正
妻子鄭伯林所在工廠的造板派
在朱正家的門框上方
釘了一塊大牌子
上書右派分子鄭伯林
當時朱正一直遊走於
各個街道工廠工作
在當時中國的就業市場上
除了政府機關以外
第一流工作是中央國營企業
其次是地方國營企業
再次是所謂的大集體企業
而街道工廠位於
鄙視鏈的最末端
正因為如此
朱正的工作很不穩定
收入也朝不保夕
在朱正失業的時候
曾經生活極為拮据
家裡甚至連買米的錢都沒有
到了即將斷糧的地步
在各種身心壓迫和打擊之下
朱正的妻子甚至想到
和朱正一起自殺
雪上加霜的是
厄運再次襲來
文革初期
遠西湖南報編輯部的一些右派
認為機會到了
起來造原來領導的煩
要為當年被策劃成右派發案
結果造反派
不僅沒有讓他們發案
反而進一步懲罰了這些右派
朱正雖然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但是由於要發案的右派裡
有他曾經的好友
於是在1970年
朱正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逮捕
判處三年徒刑
又做了三年的勞改工作
1973年刑滿釋放後
朱正回到原來的街道工廠
做了測糧員
但仍然受到監視和管制
每天需打掃門前的街道
星期三晚上
需去街道治安主任家學習
每月要寫一封匯報
外出前要得到警察派出所批准
1975年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鄧小平復出
主持中國國務院的工作
進行所謂的整頓
包括對測繪 刻字 照相和旅館等
由公安部門監管的特殊行業
進行整頓
按照中共文革前的規定
第不反壞右 五類分子
不得從事這些行業
如果按照這個規定整頓
頭上頂著右派分子
和現行反革命兩塊牌子的朱正
肯定會丟掉測量員的工作
就在朱正害怕丟掉
養家餬口的工作的時候
鄧小平被毛澤東和文革派
第二次打倒 靠邊站了
朱正僥倖躲過一劫
他在口述自傳
《小書生 大時代》一書中說
現在我們讀到這一段歷史
說的都是整頓的好處
四人幫破壞整頓的罪惡
從大處看 我也這麼理解
可是具體到我這個人
具體到這一件具體的事
我不能不深自慶幸
這次整頓沒有貫徹下去
1978年 隨著毛澤東的死去
和他的親信四人幫
被中共元老派官員逮捕
文革結束了
1977年12月
開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
胡耀邦著手對中共歷史上的
冤假錯案進行清理 複查和平反
1978年春季
中共組織部會同統戰部 公安部
中宣部和民政部召開會議
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
會上發生激烈爭論
儘管胡耀邦等人認為
必須完全徹底平反
反右運動中的冤假錯案
但是很多人認為
只要摘掉右牌帽子
妥善安置
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
沒有必要平反
最後反對平反的意見佔據上風
於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8日
將中共統戰部上報的
關於全部摘掉右牌分子帽子的
情勢報告
作為中共中央1978年的
第11號文件下發
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
問題是擴大化
報告提到對於錯化的右派
予以改正
分配工作
恢復工資待遇
沒有提到平等二字
因此1978年6月
朱正雖然被摘掉了右牌帽子
但是這並不等於承認
他同其他右派當年的言論
是正確的
而是說他們曾經有嚴重的罪過
只是現在不再把他們
當作敵人看待了
在長沙
對朱正這種摘帽右派的工作安排
就是讓他們去區辦工廠工作
即所謂的大集體企業
這是朱正面臨相當尷尬的處境
因為儘管區辦工廠
比朱正所在的街道工廠
在聲譽上高了一點
但是實際收入反而少了
1978年5月
為瞭解決右派的徹底平反問題
胡耀邦主持召開了
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
儘管爭論仍然很激烈
但是這一次
主張完全平反的一派佔了上風
於是
在上次會議決定的基礎上
又在1978年9月17日
下發了一個實施方案
被稱為55號文件
指出反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
應實事求是的予以改正
恢復政治名譽
分配適當的工作
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
恢復黨籍
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於是
右派就從犯過錯誤的人
變成受到冤枉的人
絕大多數曾經的右派
被落實政策
就是恢復黨籍 團籍 公職和工作
在胡耀邦隨後推動的
更大範圍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浪潮中
1979年2月
朱政的現行反革命冤案
也獲得改正
但是將朱政打成右派的湖南日報
及原來的新湖南報的一些人
稀有不甘
雖然恢復了他的公職和工資
但是在平反決定中
仍然稱朱政在整風明放中
犯有嚴重錯誤
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留了一個大大的尾巴
兩年以後的1981年6月
湖南日報進一步做出
對朱政的平反決定
主要變化就是去掉了
朱政在整風明放中
犯有嚴重錯誤這句話
不過這個決定還附有一個
關於朱政右派問題的複查意見
其中為朱政平反的理由包括
朱政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較好
沒有政治歷史問題
和朱政本人學習比較刻苦
研究魯迅有一定成果
改正後可以發揮一定作用
也就是說如果朱政的家庭出身
和本人成分不好
不能發揮一定作用
他就不應該得到平反
就應該繼續當他的右派
這種邏輯看似混亂滑稽
又確實是中共多年的
思維和行為模式
它的實質是
那些當年積極參與過打右派
文革後又恢復了一定權位的人
並沒有真心地認為和承認反右運動
從一開始就是錯的
湖南日報社如此
中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更是如此
對於反右運動
中共的態度是
一方面為絕大部分右派平反
恢復名譽和工作
另一方面堅持聲稱
反右運動是必要的 正確的
於是近兩百萬人
由於反右運動而遭受迫害
長期屈辱和磨難
便被歸咎於反右運動的擴大化
而不是這場從一開始
就荒謬和邪惡的運動
1980年2月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期間
鄧小平在講話時說
我就犯過錯誤
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
我就有責任
我是總書記
一個月以後的1980年3月
鄧小平在討論
中共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
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
錯誤在於擴大化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提到反右運動時說
在整風過程中
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趁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
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
放肆地發動進攻
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
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
把一批知識分子
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
錯化為右派分子
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說
1957年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
有太過火的地方
應當平反
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202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
只用了不到一頁的三段話
描述反右運動
儘管說人們提出的絕大多數意見
比較中肯
不有建設性
對我黨整風
改正缺點錯誤大有益處
儘管承認反右派鬥爭
被嚴重地擴大化
是一大教訓
使黨遭受挫折
但是仍然堅持說
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
對反對黨的領導
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進行批判
是完全必要的
也是正確
中共所說的擴大化擴大了多少
極少數到底有多少人了
根據中共當年的估計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
有大約380多萬人
而右派幾乎都是知識分子
在整個反右運動中
根據中共官方的統計
一共有55萬多人成為右派分子
另外還有140多萬人
被確定為中右分子
其中很多人被確定為
內空右派 疑似右派 右傾等
也就是說
一半以上的知識分子成為問題人物
所有的右派都被撤職 降職
開除中共黨籍和團籍
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進行勞動改造
重責開除公職
送去勞動教養 判刑入獄
甚至被折磨致死和槍斃
有些右派承受不了
肉體和精神折磨而自殺
據維基百科記載
根據不完全統計
反右運動造成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55萬多個右派
加上140萬中右分子
沒有被平反的只有96個人
所以中共等於是在告訴世人
這不到100人
不足萬分之一的極少數
就是他們迫害將近200萬人的政黨
朱正被平反之後
並沒有回到湖南日報工作
而是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
並且曾經被借調到北京
在人民出版社魯迅編輯室
工作過一段時間
他在那段時間
與李銳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曾經協助李銳
撰寫和出版一些著作
其中就有李銳著作中
份量最重的《廬山會議實錄》
1982年
李銳進入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
朱正向他談起
新湖南報在反右運動中
有54個人被劃成右派
以及自己從1955年肅反
到反右直至文革的坎坷經歷
李銳希望這54個人
每個人都寫一份材料
匯集成一本書
結果據朱正說
那些人都沒有這個意願
最後只有他
給李銳寫了一封信
詳述了自己的遭遇
他在信的結尾說
我們應該希望
人在處於逆境時儘量堅強
但是我更加希望
不要無端地
把一個人置於逆境之中
李銳隨後在
中組部內部的組工通訊上
發表了一篇短文
題目是
介紹朱正同志的一封來信
他把朱正的這封信
作為附錄同時發表
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看到了這份材料後
作出批示
表示對於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
應該主動解決
不要等人家找上門來才解決
1982年4月
中共撤銷了
開除朱正團級的決定
至此壓在朱正頭上
30年的壞人的帽子
終於徹底摘掉了
用朱正自己的話就是
以開除團級史
以撤銷處分中
到了這時
總算是還了我一個清白之身
當然朱正所說的清白
指的是中共統治下
中國社會中的清白
而對於另外一些
曾經的右派而言
這種清白
未必是他們所要追求的
例如前中共社科院
副院長李慎之
他以自己曾經的
極右身份而自豪
我有一個話
大概十幾年沒再講了
還有一句話
平時不為所願
在地點上
我感受過
和一個女兒同居
我永遠都沒說過
我六七年
六啊
她還有六年
她六七
我已經極右
不屑於中共平反的
還有一個著名的右派
就是被毛澤東
欽點為右派的黎西玲
黎西玲原名成海果
曾經參加過
中共的解放軍
成為右派時
是中國人民大學
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
她是沒有被平反的
96個右派之一
覺得我為她
為了這樣的理想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所以是
1957年11月
毛澤東在處理黎西玲的報告上
批示說
開除學籍
留校監督勞動
當反面教員
然而對黎西玲的迫害
遠遠沒有就此結束
據曾經受到黎西玲案牽連的
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官員王文回憶
1958年的一天
劉少奇問起
黎西玲的情況
人大的學生反映
黎西玲沒有低頭認罪
劉少奇說
那你們應當對她加強監督
不久
公安部長羅瑞卿
親自到人民大學
說黎西玲這樣的大右派
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
還是交給我吧
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
1983年
黎西玲離開了中國
到法國定居
入了法國籍
黎瑞在1994年7月19日的日記中記述
黎西玲在這一年到北京
希望見到黎瑞
黎瑞在7月21日的日記中
又記述說
上午黎西玲來電話
虛驚早告知
林想見我
原來謝濤告知家中電話
談在國外情況
有兩個孩子在巴黎讀書
生活艱難
但保持獨立
沒跟著亂傳亂講
自我感覺良好
沒任何對不起黨國
對不起良心之事
只有國對不起我
有哮喘病 冬季
法國甚好
異地療養好
想來看我
1994年7月24日
黎瑞在與去美國的女兒
李南央的電話中
談到黎西玲
黎瑞記述道
下午三點接小妹電話
在加州伯克萊已安居上班
問起黎西玲
在外面寫文章
同要幫關係密切如情不
1994年7月29日
黎西玲到黎瑞家拜訪
黎瑞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
黎西玲四點來
談到六點
打成右派時
吳老堅決不同意
總結反右報告
不講您的名字
蘇陸峯如何反戈一擊
抄家搜出許多信件
謝老要幫祕書被打右派
之前成為活躍分子時
要幫找他談過十個小時
回京平反時
黎西說
現在謠傳找他談話十小時
批示王仲芳處理
在中宣部
王同情
陳也平批楊氏結伴
楊召集公安系統
堅不平反
香港記者大寫報導
並沒有採訪過
楊以此為證
平反了還得了
58至69坐牢11年
下訪浙江工廠勞動
73年出來
父親在臺灣
85年去臺灣40天
並未反共
反批國民黨
他有本書專批他
帶養的孩子在88年
母親在養老院
現因傷殘
失保險
月五兼佛朗
六四時曾大參加
後與民陣分子萬人難等不和
國外只能靠共或靠國
難以真正中立走第三條路
辦刊物失敗過
還想比較中西社會
寫點有益於國家東西
很想回故土養老
在留言本上提詞
讚揚他保持獨立精神
不隨波逐流
還想做有益之事
李銳1995年3月5日的日記表明
他曾經為林錫玲平反一事
努力過
但是並未成功
他記述道
上午翻開書刊
到秦川處
因帶黃來信
與我們倆人
為林錫玲平反事
有90歲老人李一夫出面
秦川未雲
說致信李銳桓無用
不如給薄一波寫信
林錫玲在2007年
曾經對李肅談到過
1994年在北京和李銳的會面
他最終對所謂平反的態度是
我不需要他們的平反
前毛澤東的政治祕書
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認為
林錫玲沒有必要反
林錫玲說
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像臺灣的民主化
開放黨禁報禁
成立反對黨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這步邁不出去
中國是沒有希望的
不僅是我這個右派
整個你看看
右派下來文化大革命六四搞法輪功
以及現在國內對維權運動的鎮壓
這些人不平反
不改正
根本問題是為了要繼續這麼幹下去
如果把原來的平反的話
那他還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法律上的根據
繼續製造新的冤假錯案
製造冤假錯案是制度性的
當專制極權制度不推翻的時候
不管誰當權
必然的一再重複歷史上的錯誤
李南央認為
鄧小平若真心的承認了
自己作為第一執行者的反右運動的錯誤
允許對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的緣由
及後果進行徹底的清算
那麼1989年的六四
則一定是不會發生的
朱正在2013年7月發表的
《1957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一文中寫道
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言論
基本上都是希望
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
民主的
不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於這些主張
如果1957年不是橫加批判
而是認真聽取
採納其中可以採納的部分
那麼後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
和社會道德面貌
都會有很大的不同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也就不會發生
這幾十年的歷史
就會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運動
將這些言論作為打擊對象
那就不難判斷
這場運動究竟是正確的
還是錯誤的
是必要的
還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