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36|中共掌權後第一場運動 殺了多少人?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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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次觀看·2025年11月19日
中共建政以後的第一場運動-土改極其血腥,導致400多萬所謂的“地主”死亡。本來通過政令法令可以和平進行的土改,為什麼中共一定要它血流成河呢?土改真地是要讓中國農民“耕者有其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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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搞鬥爭 實際過火了
不能人人追究
個人無法避免自己命運
不如和平土改好
摘自李銳日記 1988年5月28日
土改的人當作隨便撿來帶回的
一些字帖、畫 卻是大珍品
有的簡直是寶物
我已珍藏起來了
土改真是文物浩劫
摘自李銳1952年5月3日
給範元甄的信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
在全國發動的第一場運動
就是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1月 中共中央發出指示
準備進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國政府正式頒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宣稱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
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
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發展農業生產
爲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根據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
從1950年冬季土改運動開始
到1953年結束
將近3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
近300萬頭耕畜 近4000萬件農具
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
這場土改運動似乎真地把土地
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少數人
即地主的手中轉到了多數農民
即貧下中農的手中
土改的確是一場均貧富
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運動
但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6月在正式頒佈《土地改革法》之前
中國政協第一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的
與會代表討論了《土地改革法》
許多民主人士主張
只要政府頒佈法令 分配土地
不要發動羣衆鬥爭
一些中共高層人物也主張和平土改
不宜對地主採取激烈鬥爭方式
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
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
他主張組織農民通過與地主階級
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
就是要開展階級鬥爭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一書的序言中說
黨反對不發動羣衆 用行政命令方法
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
中共黨內外都有高層人物
主張和平土改
但是最終採取了暴力土改
是什麼原因呢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
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
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
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
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
用徹底發動農民羣衆的羣衆路線的方法
充份地啓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
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 完成了這一任務
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
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 組織起來
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
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
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
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
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
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劉少奇的這段話顯示
土改並不是爲了農民分得土地
土改不是目的 是手段
在土改中通過打擊地主富農
把農民拉到共產黨的戰車上跟黨走
正如一位當年在四川
參加過土改運動的土改隊員
引述當年上級中共官員的話說
土改是一場階級鬥爭
當年參加過土改的前《人民日報》
總編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權域
解釋說 和平土改會帶來很大的後遺症
人們把土地改革看成是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賜、救濟
打不掉幾千年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威風
農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來
成爲農村的主人和國家的主人
幾年、十幾年後
地主階級又會騎在農民頭上控制農村
因爲地主們的文化水平高於農民
還有境外、國外的反動勢力支持他們
不管喻權域的解釋是否站得住腳
至少他道出了一個事實
就是共產黨擔心農民
輕輕鬆鬆地拿到土地
就不會仇恨地主
也不會積極地幫助共產黨控制農村
因此共產黨的土改
註定是一場流血的土改
中共先爲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數量
在建政前的1948年 中共規定
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
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
農民總人口10% 按這個比例算
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個階級敵人
後來中共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
不包括富農
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
至少也要鬥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
其實就在那之前的幾年
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
還被視爲中共的盟友
在中共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之後
中共改變了土地政策
將打土豪 分田地
變成減租減息
其目的是爭取獲得國民政府的信任
也贏得包括地主、富農在內的農民
對中共的支持
但是抗戰勝利之後
中共在1946年5月4日發出
《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
將農村和土地政策改變爲沒收地主土地
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也就是重新實行它幾年前
已經公開宣佈放棄了的
打土豪 分田地的政策
美國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吳國光
在《以暴力型塑政治:
中共爲什麼要實行暴力土改?》一文中表示
中共高層當時指責出現了和平土改的傾向
在中共冀魯豫邊區 邊區黨委在
1947年5月的全區土地工作會議上
批評前一階段的土地改革不徹底
老區封建勢力尚未摧垮
因此要求全區普遍開展土改複查運動
併爲推動複查而大批右傾思想
當時擔任邊區第四地委書記的趙紫陽
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受到了震動
隨後即在本轄區的土改複查會議上
提出在土改中要有鐵石心腸
對罪大的掃地出門 一切財物歸羣衆
如不被打死 也只留一條活命
對整個地主階級來說不是肉體上消滅政策
但農民起來對罪大惡極的地主要打死
領導上則應該批准
敵人侵佔時地主實行了報復
今天農民實行反報復(甚至更厲害的)
也應該批准
我們所要的就是這種農民的行爲
這是革命行爲 應該相信農民
當時許多中共軍人和
幹部出身地主家庭
趙紫陽本人就是如此
而且在抗戰期間中共與地主
有過合作抗日的經歷
所以趙紫陽特別對這種情況發出指示說
關於抗屬地主 同樣要消滅
抗戰是光榮 抗屬要照顧
但應由羣衆來決定
個別抗屬和農民堅決對立 農民要殺
領導上就應批准
我們還提出照顧就會成爲限制
應該對農民放手
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在農民方面來
首先是思想上和家庭斷絕聯繫
主動說服家庭 認真執行土改
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不僅是打通思想
如干部與羣衆對立時
黨的原則是要羣衆 不要幹部
否則防空洞就無法消除
地主階級就消滅不了
阻礙羣衆運動的要開除黨籍
甚至要判罪 如部隊幹部帶部隊
回村鎮壓農民運動時
農民可以向其開火
這個衝突性質就是階級戰爭
吳國光教授的研究發現
在趙紫陽的這種指導之下
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四地委所屬各縣
迅速颳起了一場土改複查的紅色狂飈
不少村莊出現了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將地主或是亂棍打死
或是拉“望蔣杆”摔死
甚至自行實行槍決
亂打亂殺現象十分普遍
這在當時領導中共冀魯豫邊區的
鄧小平的相關報告中
也可以瞭解到一些線索
鄧小平當時講到土改運動中
發生了消滅地主的傾向
對富農打擊太厲害
鬥爭的方式比較生硬簡單
每鬥必打成爲風氣 遊街
戴高帽 摔紅薯 雞子 抹屎 拉尿等等
實際上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
也成爲這種暴力土改的犧牲品
趙紫陽每次回家都是約上農會幹部
一起到自己的父母家裏去
後來趙廷賓在土改中重病而死
趙紫陽近在鄰縣
但是並沒有回家爲父親奔喪
這種情況並不是個別現象
例如在山西的土改中
中共的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冠蔭
爲顯示自己和地主父親劃清界線
用牽牛繩(有人說是用鐵絲)
穿進父親牛有蘭的鼻孔 遊街示衆
牛有蘭是當地首富
曾經捐贈大量家財給共產黨 支持抗戰
因而擔任過中共晉綏邊區的參議會議員
牛冠蔭在中共建政以後
曾經擔任過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主任
李銳曾經親眼目睹中共土改中
殘酷暴力的情形
作爲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高崗的祕書
李銳對中共當時在東北土改的血腥
也十分了解
中共建政之前 靠暴力土改
牢牢控制了控制區的領導權
建政後在土地改革運動中
繼續沿襲行之有效
助其牢牢實施控制的
暴力手段是順理成章的
但是對於曾經生活在“國統區”的很多人
則難以理解和接受
北京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
當年曾經反對暴力土改
中共便組織他們前往農村參觀土改
在中共的壓力和洗腦之下
他們轉而稱讚暴力土改
北京大學教授朱光潛1951年4月13日在
《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
題爲《從土改中我明白了階級立場》
他寫道 有時訴苦人訴到情緒激昂時
情不自禁伸手打地主一耳光
我雖然記得這違背政策
心裏卻十分痛快 覺得他打得好
如果沒有這一耳光
就好像一口氣沒有出完
就被捏住喉管似的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景超
1951年5月9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
題爲《從土地改革談到抗美》
他寫道我不能忘記那第一個
跳上鬥爭臺子的貧農閻樂喜
他脫去上衣 拍着胸脯
扭着惡霸的衣領
點着惡霸的鼻子進行鬥爭
鬥爭 用一切的方式進行鬥爭
這是我們對付敵人
對付美帝國主義的唯一方法
各種調查顯示
當年中共派往農村的土改工作隊
普遍鼓勵農民對地主和富農施暴
土改工作隊人員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
也並不少見
廣東海洋大學歷史學教授莫宏偉
在2006年發表論文《蘇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鬥爭》
發現捱打的人比例極高
例如在鎮江專區
被鬥爭的人有7563人
其中有6772人被打
高達近百分之九十
更嚴重的是 暴力造成大量的人死亡
還有很多人被迫自殺
莫宏偉教授寫道 據蘇南農民協會統計
在鬥爭期間蘇南共有293人自殺
有些地主可能是畏罪自殺
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財產被沒收了
生活沒有出路了
但更多的自殺者是被亂鬥亂打的氣氛所嚇倒
害怕在鬥爭中被折磨而自殺
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
在《內部參考》中報告說
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
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
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裏逼死7個人
李銳認爲那些積極參與土改鬥爭的農民
有些人實際上是地痞流氓
在廣東省 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南局
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
在領導土改運動時採取了
比較溫和的政策和做法
葉劍英主張 對於地主
一般不要在肉體上消滅
但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評廣東
對敵人不夠狠 右傾 是和平土改
於是1954年4月趙紫陽被派往廣東
擔任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
加強土改工作的領導
廣東也開始出現亂打亂殺的情況
趙紫陽在1951年7月的一份調查報告中說
地主階級中百分之七的被處死
判刑、自殺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當中
百分之六十屬於中小地主
1951年12月25日
中共又將陶鑄調入廣東
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
隨後中共以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
要反對地方主義爲名
多次大規模整肅廣東的土改隊伍
先後整肅6500多名當地官員
並且以原來陶鑄擔任政治部
副主任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
南下幹部爲主擔任了各級主要領導職務
1952年6月在專門討論廣東問題的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毛澤東當面批評方方在廣東搞地方主義
並且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
我要打快板 方方打慢板
毛澤東明確對方方說
你犯了兩條錯誤 一是土改右傾
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
在這之後 陶鑄提出廣東
要大張旗鼓 雷厲風行 要數目字
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
濫殺情況嚴重 每個鄉要定出
殺地主的指標計劃
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
村村流血 戶戶鬥爭
據估計 殺人達幾十萬
而這些被殺的人
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
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1953年廣東土改結束時
陶鑄和趙紫陽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及
在中後期土改中死人多了些
對敵鬥爭講究策略政策差
造成地主大批自殺
錯殺了不少知識分子
據相關研究透露 廣東當時的土改
在1953年春季土改運動中
粵西地區就發生了完全不應當發生的
極其嚴重的自殺現象
自殺人數全區達一千一百六十五人
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
副省長古大存在東江地區
調查以後報告說
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
自殺現象很嚴重
追挖底財顯得混亂
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
打死地主一百
死不了一個僱貧農就不要緊
古大存批評廣東土改是
靠殺人發動羣衆 靠殺人推動運動
古大存說 別的方面還可以糾偏
唯獨人被殺死
這個偏可沒有辦法糾正
但是古大存在1957年被陶鑄打成
廣東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目
據說古大存在延安整風期間
曾經負責中共中央黨校一部的搶救運動
當時陶鑄的妻子曾志
是中共中央黨校的學員
被認爲有歷史問題
古大存曾經長期不給曾志做結論
因此得罪過陶鑄夫婦
這種個人恩怨在處理古大存的過程中
產生了多大作用
恐怕只有陶鑄心裏才清楚
一位美國學者估計
中共建政後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中國現代史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在
《重審毛澤東土地改革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一文中
根據中國1950年到1954年
地主在總人口中比例
除去正常死亡的因素 然後計算出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推測
但是你可以大致地算出來
400萬左右的地主在三到四年的
土地改革中間非正常死亡
這個包括被羣衆運動打死、被槍斃
或者說是自殺 或者說是捱打
捱整、貧病交迫中間
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說吧
被迫害死亡
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
中國所謂的地主階級的非正常死亡
(被殺和自殺)人數大約高達470萬人
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後所有政治運動中
不是說是土改運動失控了
這個政策不允許
羣衆自發的憤怒到了一定的程度
不是這樣的 而是得到政權的
或者是正式的允許
或者是法律的許可
或者是默許 或者是鼓勵
還有實際上的獎賞
你如果採取暴力行爲會得到好處
美國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吳國光教授在《以暴力型塑政治:
中共爲什麼要實行暴力土改?》一文中說
中共通過暴力土改來在中國型塑出一個
與地主階級在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和心理感情上處於對立狀態
對地主具有階級仇恨的農民階級
沒有暴力 也可以實現土地的重新分配
但並不能在得到土地的農民之中產生出
對於失去土地的那一部分富有農民的仇恨
只有通過暴力 在得到土地的農民
與失去土地的原來富有的農民之間
才能製造出具體的、不可逆轉的
滲透到個體生活之中的深刻仇恨
在這個基礎上
共產黨再通過其意識形態論說
進一步把這種仇恨抽象化、普遍化
意識形態化 也就型塑成了
所謂普遍的階級仇恨
從而爲在農民人口
佔據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
整個國家建立起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奠定了羣衆基礎
因此土地的再分配
並不是中共土改的最終目的
而是中共土改的手段
即通過土地再分配這一手段
在廣大的中共農村製造階級與階級仇恨
展現中共不惜暴力手段打擊
乃至消滅敵人的意志與能力
這纔是中共土改的真正目的
共產黨在奪權之後殺的人
要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
這是共產黨統治最大的一個特點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認爲
就是殺人立威 他們很相信這一點
你殺了人 大家就怕了 就服了
這個政權就穩固了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重新組織階級隊伍
他要造成一種翻過來的形式
使原來處於下層的一些人倒過來
處於上層 使原來處於上層的人
他要把他壓到下層
他就在農村有了更強的政治基礎
我想這個也是他鞏固政權的
一個重要的手段
中共建政以後進行土改時
李銳剛好在湖南省工作
先是擔任《新湖南報》社長
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
對於中共的土改 他難以接受
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說明
中共土改的目的並不是它公開聲稱的
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即耕者有其田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明確地說
佔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
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
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
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着現代化
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
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毛澤東早已計劃
進行農業合作化 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
而且實際上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土改運動結束之前就開始了
爲什麼中共一定要走一個
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過場呢
胡平說在最初如果你說分土地
這個對農民 特別對貧苦農民
多少有些號召力
你如果一下子變成了收歸國有
變成了國家的財產 那恐怕對於農民來說
也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共產黨
像毛澤東提的口號就是
打土豪、分田地嘛
這個口號就和過去包括歷史上
一些農民希望平分土地
均田地的這種訴求就有相當的吻合之處
所以對於當時來說 它覺得對於它的階級隊伍
是有它的好處的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
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份
將農村人口劃分爲僱農、貧農
中農、富農和地主
貧僱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
中農是團結的對象
地主和富農被定爲剝削階級 是打擊對象
從此中國農村階級陣線分明
出現了永遠的下等階級 即地主和富農
中國當代文化批評人葉匡政說
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
倒不是土地還家
因爲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
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份
這劃定的階級成份
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
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令這些地主富農及其家屬子女感到無奈的是
他們被壓制的理由不是因爲他們觸犯了法律
而是因爲他們擁有超過一定數量的土地
不論這些土地是如何獲得的
而且是根據“解放”前三年的
政治經濟地位確定的
中共當時說地主富農三年後改變成份
使農村中三年後只有農民
不再有剝削階級
然而這些人的地主富農帽子
一戴就是三十年
家屬和子女也被壓迫
迫害了三十年
儘管土改中有幾百萬地主被殺
三十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
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
到1979年中共給所有地富分子
“摘帽”時 竟然還有400萬人
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和子女
其受迫害者的數量相當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