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41|紅旗下的鎮反 冤魂無數的殺戮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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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號稱代表先進思想,卻效法古代封建王朝,建政之初殺人立威,戕殺無辜無數,至今仍然讓聽者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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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建政5個月以後的1950年3月
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
開始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些地方很快演變爲亂殺亂捕
爲某些中共地方大員無法接受
如當時李銳所在的湖南省
中共省委書記黃克誠即發電報給中共中央
提出要“收縮”
停止大捕殺 轉入正常工作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爲了“緩和一下社會各界緊張的空氣”
同意了黃克誠的這個建議
然而到了1950年10月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半島
與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直接對抗
戰爭成爲全國人民關注的主題
毛澤東馬上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
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
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
以後就不會有了
千載難逢 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
在中國正式宣佈出兵朝鮮半島
兩天之後的1950年10月10日
在毛澤東主持下
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
批評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
發生了嚴重的右的偏向
導致大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
此時的李銳是《新湖南報》社長
他在工作筆記中記下了1950年11月18日
聽“鎮反”宣傳報告的內容
芝麻大反革命 罪大
毛(澤東說)都要辦
有首有惡都辦
農村中許多並非官 利用我寬大
不殺犯錯誤 殺一頭(子)
羣(衆)才起
可以越殺越少 殺一儆百
消滅反動階級
不在肉體上消滅一批是不行的
殺骨幹份子
反革命有幹部 不殺不行
越殺越少 長期殺
光教育 強勞不行 不能幻想
整個舊人員 資(產階)級動搖
地(主階)階反動
對反革命不能慈悲 鎮壓就是良心
從新(民主主)義殺到社(會主)義
第二天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做報告
李銳記下了這樣的話
殺關管是必須手段
不怕殺人
害怕殺錯人
給反革(命)以恐怖 厲害
反革命也是有首腦人物 立場堅定
每縣區、村都有
對這些人不能用教育
反革命對我也一樣 革命就是要殺人
過去反革(命)與今天反革(命)不同
完全區別
不再是首(惡必辦) 脅從不問等
毛澤東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
1951年1月21日
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
在今年一年內
恐怕需要處決一、兩千人
才能解決問題
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 壓低敵焰
伸張民氣 是很必要的
南京方面
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
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第二天 1月22日
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
你們已經殺了三千七百多
這很好
再殺三四千人
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爲目標
這一年的2月 在毛澤東建議下
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
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
先此數的一半 看情形再作決定
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
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千人
前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在《炎黃春秋》雜誌
2014年第5期發表的
《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中寫道
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判處死刑的人
不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罪行來定罪量刑
確定該不該殺 而是根據人口比例
要求某地、某市必須殺多少人
這是最大的荒謬之處
毛澤東最初要求
殺人比例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五
嚴重的地方
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一
以後他又說個別地方可以突破
但不超過千分之一點五
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
尹曙生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
李銳1995年4月13日的日記中
到2013年5月
先後至少出現過20次
那篇日記李銳是這樣記述的
得邵燕祥信
赴安徽參加江淮筆會
識主持者皖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
讀過我的書 邀我去遊黃山
邵燕祥是中國的詩人
1996年4月27日
李銳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和尹曙生的第一次見面
上午安徽尹曙生(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夫婦等四人來
尹喜讀我的書 情況相當清楚
約定5.13起程 先到九華山
然後去黃山 從黃山直接回京
一週到十天
尹曙生 生於1937年
1961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
即今天的中國政法大學
曾經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安徽省公安廳
擔任常務副廳長
尹曙生還是一位文人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出版過兩本詩集
文革以後寫過兩百多萬字的文學作品
包括報告文學集《閱案沉思》
長篇小說《時代悲歌》、《教授之死》
長篇偵探小說《抗爭》等
他還寫過很多反思中共1949年建政後
歷次運動造成的各種冤案的文章
結識尹曙生不久
李銳在1996年5月19日的日記中讚許他說
尹曙生具文化氣習
辦《警探》(雜誌)銷二十多萬份
有錢作主 招待文友
初見刊物
二封(面)有燕祥與江有生詩畫配
印刷等不像地方刊物
尹文革前在公安部 後到青海
隨王昭處理青海事件 在青八、九年
調來安徽至今 熟悉當代種種人事
在1999年2月16日的日記中
李銳提到尹曙生和他談起鎮壓反革命運動
好些人電話拜年
安徽尹曙生說已買到我的
《直言》、《反左文選》等
開憲法討論會 他提了“專政”問題
同我意見一致 跟“依法治國”矛盾也
還談到鎮反時情況 “那是很可怕的”
到北京時再面談
尹曙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14年第5期發表的
《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中着重談到
毛澤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指示要多殺人
1951年1月17日
毛澤東接到中南局轉來的
駐紮在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
該報告說 在湘西21個縣
僅僅駐軍部隊就已經處決了
匪首、惡霸、特務4600餘人
並準備由地方政府再殺一批
毛澤東批示道 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
並強調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
惡霸甚多 特務集中的地方
要大殺幾批
要求各地務必抓緊照此辦理
1月29日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說
湖北省已經逮捕19823人
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160人
公安部在報告上批註
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
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
毛澤東看了以後
批評公安部 湖北做得很好
不要去潑冷水
2月5日 中央西北局報告說
兩個月已經逮捕5000多人
殺了500多人
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 處理緩慢
但是執行鎮反計劃一定要求穩
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
這是“雙十”指示的要求
毛澤東看後批示道 對判死刑者
輕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
上行下效
很多地方把殺人批准權
由專署一級進一步下放到縣一級
到了1951年1月
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順利
毛澤東的底氣更足了
他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
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
他說 各大城市除東北以外
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一般地來說
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
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
不能再遲了
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
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會
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
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
在幾個月內
大殺幾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
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
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
僅殺200餘人的情況
我認爲1951年內應當至少殺掉罪大的匪首
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
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
在南京方面
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
說已經殺了72人
擬再殺150人 這個數目似乎是太少了
毛澤東說 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
國民黨的首都
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
南京殺人太少 應該在南京多殺
2月17日
在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親自指揮下
北京市一個晚上逮捕了675人
第二天公開處決了58人
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
在3月25日處決了199人
3月 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
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之上
再處決1500人
毛澤東聽到以後大喜 馬上指示各地效法
當時上海在殺人方面比較謹慎
毛澤東表示不滿
於是中共上海市委馬上採取措施多抓多殺
尹曙生在《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中寫道
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
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
向中央報告說 上海決心在已經逮捕了1068人
處死100多人的基礎上
再放手逮捕10000人 殺3000人
關4000人 管(制)3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委糾正在捕
殺人問題上謹小慎微的態度
準備大捕、大殺的計劃
給予充分肯定
他立即致電上海市委 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
殺掉三千
將對各地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
你們注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
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
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
於是
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
4月30日一天就處決285人
5月9日再處決28人
6月15日一天又處決了284人
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
少則幾十名 多則一百四五十名
尹曙生在《炎黃春秋》2015年第4期上發表的
《冤案怎樣釀成的》一文中寫道
上海市委認真貫徹執行
沒有辜負領袖的期望
上海最後以殺7000餘人結束第一次鎮反
大大超過領袖的預期
毛澤東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
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
爲此
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
爭先恐後大開殺戒
比如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
貴州省委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三
連毛澤東都感到過火了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因此怪罪他們
更沒有因爲下邊殺人超過千分之一的指標
而處罰任何官員
而是以商量的口吻請他們少殺一些
毛澤東和手下的官員在殺多殺少問題上討價還價
無數的生命就在他們的交易之中進進出出生死簿
多少人也因此成了他們的刀下冤魂
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
在處決的人當中
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30%
1950年12月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經在高級幹部會議上指示說
如果每殺一人都要報導
在報紙上過多的宣傳殺人
也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比方說可能會使某些人懷疑我們殺人過多
行動過火等
劉少奇顯然是不想大肆聲張殺人行動
但是毛澤東卻認爲要大張旗鼓地殺人
他在1951年3月修改了劉少奇這個指示
他說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
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
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
於是
各地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
當場宣判 然後壓赴刑場處死
有些人甚至就地處死
中國的媒介也予以大力報導
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鬆在
《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一文中說
不講證據 濫殺捕濫的現象相當普遍
全國範圍出現處決人犯失控的現象
顯而易見還是與毛澤東的全力推動分不開的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佈的數字
當時全國已經捕人150萬
而尹曙生調研的結果是 當時已經抓了200多萬人
而且已經殺掉50多萬
基本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
尹曙生在《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中寫道
在短短几個月時間裏就殺了50多萬人
超過國、共雙方在內戰中三大戰役
遼瀋、平津和淮海戰役中
在戰場上戰死的人數總和
實在令人震驚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
解放戰爭四年間 我軍陣亡約30萬
國民黨軍隊陣亡40萬
國共相加大約70萬
其中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
國共雙方戰死人數爲40多萬
此時毛澤東感到有些擔心了
於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縮
1951年5月10日
中國公安部長羅瑞卿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
承認鎮反運動後期有若干地方發生了簡單粗糙現象
可殺可不殺的殺了一些
可捕可不捕的捕了一些
但是必須指出
毛澤東並不認爲濫殺無辜有什麼不對
他要減少殺人是怕失去民心
減少勞動力
他說 殺人不能太多 殺得太多了
喪失社會同情 喪失了勞動力
與此同時
毛澤東把自己下放的殺人權力又收了回來
他親自監督修改制定的這次會議的決議說
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
必須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內
將捕人批准的權限由縣
一律收回到地委、專署一級
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專
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區一級
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
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
凡是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
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
但是殺戮在慣性和中共“寧左勿右”的傳統作用之下
並沒有馬上停止
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壓反革命運動結束
又有20萬人被殺
李銳在1977年6月2日寫給二姐李英華的信中
曾經談到他在“鎮反”運動期間
保過一個名叫方振之的人
而且有人因此告他包庇反革命
李銳在信中解釋了當年他對中共黨組織說明的情況
他寫道 我是這樣說清楚的
方的哥哥方國華是大革命時長壽街店員工會支書
一九二八年被害並抄了家
姑父只此兩個兒子
方振之在解放前是平江國民黨縣黨部常委
解放後給我寫過信
我託人(即算哥)轉告他
他對不起他的哥哥
後來鎮反時 民政廳長陳再勵去平江
問我有什麼事要託辦的 我即告陳
如方振之屬於可殺可不殺之類
念在他哥哥的情況 可否不殺
陳大概就將方保下來了
六零年 我才知道
平江有羣衆曾向國務院寫信
告了我的狀 說我包庇了方振之
其實 我對陳所講
及陳所辦 是符合黨的政策的
這頂帽子 大概也沒有其他根據了
李銳晚年結識的書法家劉國龍的家庭
在那場“鎮反”運動中的遭遇極爲悲慘
劉國龍是原中國新聞社下屬的《華聲報》辦公室主任
在中國文化界有一件著名的事
就是他用毛筆小楷抄寫了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
《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
《西遊記》等名著
李銳和劉國龍結識於2003年10月
李銳在這一年10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上午周倜、劉國龍來(劉初會)
劉手寫《紅樓夢》等四大名著
花十多年功夫 送我宣紙本
真不可思議 太是感謝
周說 已藏入國內外圖書館
李銳在後來的日記中二十幾次提到他和劉國龍的交往
在認識劉國龍多年之後的2010年3月31日
李銳在日記中記述
劉國龍向他談起了
鎮壓反革命運動對自己整個家族的影響
上午劉國龍來
交《龍抄本序》讓我修改用筆寫好
談自己家世與經歷
地富家庭 父親在天津有幾十棟房子
去了臺灣
祖母六四時被打死
哥哥在黨校文革被整死
有一個堂哥 鎮反時被隨便殺了
祖父的墓被挖開
將棺材取出做了桌子
自己1962年入黨 當了15年兵
15年工人
15年行政工作 在《華聲報》
由周倜介紹認識我的 記得我向他講過的一句話
中國的階級歧視勝過美國的種族歧視
和印度的種姓歧視
劉國龍全家在“鎮反”運動中
和以後幾十年的厄運在中國很有典型性
劉國龍是天津市武清縣人
青少年時積極向中共靠攏
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即今天的共青團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
劉國龍報名參軍
進入剛剛組建的志願軍探照燈團
但是劉國龍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這是1950年中共土改運動中給他爺爺確定的成分
這就等於是被共產黨歸類爲天然的敵人
更糟糕的是
劉國龍的父親在1949年3月離開了家鄉
再也沒有回來
估計是去了臺灣或者海外
也就是說 劉國龍有“海外關係”
雪上加霜的是
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
當地沒有完成殺人指標
於是鄰村的貧農協會把劉國龍的堂哥
被他稱爲“四哥”的劉國榮當作“反革命”抓去槍斃
劉國龍後來在給父親的信中說
四哥能吃苦 能幹活
有力氣 還寫得一手好字
他沒有任何罪過 從沒有欺壓過鄉鄰
就因爲指標不夠被殺 他死得冤啊
想起他忠誠厚道 吃苦耐勞的樣子
我就心痛
可是在當時的形勢下 不僅無處申冤
而且沒人敢說
事實上情況越來越壞 當時有個說法
凡是在鎮反中被殺的地主家庭都是惡霸地主
劉國榮被中共“鎮壓”之後
其1949年去世的父親
即劉國龍的爺爺
棺木被當地人挖出來“揚屍”
棺材板做了桌子
以示對“惡霸地主”的仇恨
有了“惡霸地主”的爺爺
身在海外的爸爸和被槍斃的“反革命”堂哥
任何一條都足以讓當權者把劉國龍打入另冊一輩子
因此他在政治上的困難可想而知
實際上
共產黨對劉國龍已經很寬容了
在大講“階級鬥爭”的1962年
竟然批准劉國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 這種寬容是有代價的
據劉國龍回憶
當時部隊團政委找他談話說
鑑於你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十分複雜
批准你入黨是團黨委百分之百同意
經師黨委批准 報軍區保衛部備案的
你入黨後就是黨的人了
一定要和其他人劃清界限
斷絕往來
而且不能回原籍 要採取迴避政策
劉國龍對此一直銘記在心
無論是在軍隊期間
還是1965年從軍隊復員到北京一家工廠
他在此後二十多年間沒有主動與家裏其他人聯繫
也沒有返回家鄉探親
文革結束以後的1984年
在中國的政治空氣有所緩和的情況下
劉國龍終於在離開家鄉三十七年之後
第一次返回武清縣老家探親
他當時得知
父親劉志清曾經在1975年寫信來尋親
幾經週轉
劉國龍終於在9年之後看到了父親的尋親家書
劉國龍很快給父親寫了一封信
他沒有想到的是
他的父親在寫信尋親的那一年就已經辭世了
儘管劉國龍經歷中共考驗幾十年
但是他對自己的親人遭受的苦難仍然感到不平
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
您離開家已經35年了
由於時勢的變遷
這些年發生了太多的事
我們家的變化太大了
一想起這些年的事 我就心痛不已
劉國龍說 土改後
我繼母帶着淑賢妹和國發弟艱難度日
分的地離家有十里路
來回一趟很不容易
繼母沒有幹過農活 忍受不了
一年多就得了癆病故去
劉國龍的堂哥劉國榮被槍斃之後
妻子無依無靠
只得將兒子交給婆婆照看
自己跑到北京廣安門中醫院當保姆
後來保姆也不讓幹了
只好在1952年帶着兒子投奔在蘭州的姐姐
還有一件令人唏噓的事
劉國龍回憶說
我大娘在分到我家場房的兩間土屋裏住
因食不果腹
只得帶着當時六七歲的大孫子劉萬福外出要飯
解放前我記得大娘心地善良
常常賙濟窮人
外號叫樂呵 總愛與鄰里、鄉親開玩笑
沒料到要飯時反而遭人白眼和呵斥
這場“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毛澤東親自策劃和指揮下
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濫殺傾向
例如 中共1950年3月開始“鎮反運動”
但是直到7月23日
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佈
《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直到第二年2月21日
也就是在鎮反運動已經開始將近一年以後
中國政務院(也就是今天的國務院)才頒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告訴民衆誰是“反革命”
此時已經有數萬
甚至數十萬所謂的“反革命”人頭落地了
在《冤案是怎樣釀成的》一文中尹曙生寫道
從1950年10月開始至1953年結束的
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
全國逮捕了300多萬人
殺了70多萬人(有的說100多萬人)
卻沒有任何刑事法律作爲定罪量刑的依據和標準
沒有任何訴訟程序
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隨心所欲
雖然政務院頒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
那隻不過是個行政法規
不是刑事法律 沒有任何訴訟程序
都是一些原則規定 很難掌握
整個鎮壓反革命運動是按照他的162次批示
電報和幾個根據他的意見下發的中共中央文件
包括他親自撰寫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
他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爲法律(中央文件)
主觀臆斷
給各級黨委下達鎮反中殺、關、管的具體指標
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時間
尹曙生還寫道 用什麼標準來殺、關、管呢
在中央文件和他的批示、電報中
都是些很籠統的概念
很難掌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規定對什麼人應該判處死刑
往往是罪惡嚴重 民憤極大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
橫行鄉里的東霸天、西霸天
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害者
這樣原則的規定
教人如何判定一個人該殺不該殺呢
爲了完成領袖規定的在一定時期的殺人指標
原來認爲不該殺的變成該殺的
根據中共的說法
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羣衆管制)
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
共逮捕了262萬人
其中殺了71萬2000人
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
判刑勞改129萬人
管制120萬人 教育釋放了38萬人
按照這個說法
中共“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
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了
而實際處決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字
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鬆寫道
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
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
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殺人的情況
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
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有人估計 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
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
甚至更多
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公開承認
在“鎮反運動”中出現過大批冤案
不過
有些中共官員曾經提到“鎮反運動”中冤案不少
前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在2000年曾經說過
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錯捕錯殺了不少人
從中國官方已經承認的事實來看
那場鎮壓反革命運動製造的冤案何止千千萬萬
上個世紀80年代初
中共承認“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
其中包括投向中共的傅作義將軍等人的大多數部下
均被鎮壓
1980年5月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五部門關於落實
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說明》中提到
有2萬2000名投向中共的國民政府軍人
被開除軍籍、判刑、勞改和管制
後來複查了8660人
撤銷原判的有4985人
有的數字顯示
中國被平反的原“起義投誠”人員共計15萬人
在李銳當時所在的湖南省
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
曾經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
對建政以後並無罪惡的湖南起義軍官
不宜採取急躁處理辦法
除其中個別特別反動的分子應逮捕懲治外
不宜逮捕過多
不幸的是 他們並沒有躲過這場殺戮
文革以後
湖南有1萬7145這類人員的案子被複查
結果其中1萬3530人的案子被撤銷判決
恢復名譽 佔總數的79%
另外湖南省還複查了3011個
被打成反革命的前中共地下武裝人員
結果爲2291人平反 錯案達到76%以上
尹曙生在《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一文中寫道
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1107名戰犯
他們每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
受到良好待遇 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
而國內那些普通反革命
如果沒有血債
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
爲什麼就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
非要殺掉呢
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81個縣的縣長
在人民解放軍解放貴州時
有的起義、有的投誠
有的被捕後釋放
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
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
可是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
被全部殺掉
難道他們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罪行還大
對判處死刑的人 爲什麼要那麼草率
安徽省桐城縣擬將16名反革命處死
報安慶地委審批
地委審查全部否決 退回來
縣公安局看到地委迴文 以爲同意
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
將16人拉到刑場槍決
這16人中有5個僞保長
4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
3個憲兵
2個一貫道壇主 6個地主
16個人沒有一個人有血債
沒有強姦婦女的行爲
事後檢查
有11個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
必須立即釋放
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
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破鞋”也給槍斃了
其罪行是不爭氣
給勞動人民丟了臉
還有那些被錯殺的無辜的人
如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
提着腦袋幹革命
躲過國民黨特務無數次追殺倖存下來
卻被自己人給殺了
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僅僅是官方零零散散承認的冤案已經如此之多
實際的冤魂究竟有多少呢
有人說“鎮反”殺人如麻的的目的
是爲了震懾反對新政權的勢力
爲新政權立威
毛澤東1950年10月對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說
不僅是爲了殺幾個反革命
而更主要的是爲了發動羣衆
有人說
“發動羣衆”就是讓大多數人和共產黨
一起鎮壓共產黨潛在的敵人
也是讓所有人看到共產黨的嚴厲
從而產生心理上的恐懼感
摧毀人們的反抗意識
如果說在那場“鎮反”運動中
還有政務院、高等法院裝裝樣子的“指示”
還有地方官員敢於提出質疑
到了二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公檢法”則是被徹底砸爛了
“毛主席指示我照辦
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成了至高無上的法條
從新(民主主)義殺到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從奪取政權 建設政權
鞏固政權
一路殺來 從未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