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48|我給毛澤東當秘書·瘋狂歲月 清醒幾何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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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史學家說,毛澤東召開1959年的廬山會議,最初的目的是爲了糾正大躍進中的極左冒進。李銳和很多中共高官也這樣認爲,因此在會議上紛紛批左。毛澤東當時的真實想法到底是什麽?他身邊最親近的人應該瞭解他,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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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後
父親李銳開始擔任毛澤東的兼職祕書
據他回憶
從南寧會議到上海會議這一年三個月中
他除了自己的水電業務工作外
有一半時間是跟着中央轉的
南寧會議上那場“御前辯論”後不久
他就跟着總理周恩來視察三峽
緊接着參加當年3月舉行的成都會議
父親說 那次會一開就是二十多天
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
會議完了回到北京
不幾天又到武漢開華東計劃會議
接着又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
4月初到廣州開會
討論超英趕美
廣州會議完了 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然後就又是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三面紅旗
辦人民公社
他說在這期間
毛澤東常找他去談話
南寧會議後找過
成都會議和廣州會議期間都找過
現在回望那個年代 真是瘋狂
多少人發了瘋
但是父親李銳天天面對的是實際工作
判斷事務離不開常識
他以爲既然做了毛澤東的祕書
就要負起責任
他多次對我提過
在擔任毛澤東祕書期間
曾經給毛寫過三封信
第一封信寫在參加1958年8月
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的7月7日
第二封信寫於1959年2月的鄭州會議期間
父親沒有參加那個會
第三封信寫於1959年4月
他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
父親在這三封信裏講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數據
特別是他主管的電力方面的事實和數據
間接委婉地指出了“大躍進”計劃中
一些指標很難實現
上個世紀50年代擔任父親祕書的張敖榮先生
在他的《回憶在李銳同志身邊工作的一些事》
一文中記述說 李銳同志擔任毛澤東的祕書後
先後給毛澤東同志寫過三封信
反映大躍進中國民經濟出現的問題和自己的建議
這些信都是他親自起草 然後交我
我送辦公廳請機要打字員用複印紙打出幾份
再送還李銳同志
2008年4月28日
《百年潮》雜誌刊登了父親的回憶文章
《“大躍進”期間我給毛澤東的三次上書》
下面我就簡稱爲“三次上書”了
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2009年7月
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的《李銳上書集》
中國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1日出版的
《“大躍進”親歷記》一書也有收錄
他在這篇文章中回憶說
1958年6月上旬
毛找我去談過一次話
說到當年鋼鐵要翻一番的打算
6月中旬到7月上旬
我到上海……參加華東區計劃會議
這些會議是在5月八大二次會議
正式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後
緊鑼密鼓地部署“大躍進”的重要步驟
父親這裏說的華東協作區計劃會議
是由毛澤東的愛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主持的
旨在制定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
福建和山東華東六省一市1959年的生產計劃
父親作爲水利電力部的代表參會
他在《李銳口述往事》中對這個會是這樣回憶的
他說 總之是要翻番
華東的會議當然也要翻番
鋼鐵怎麼樣也要翻一番
那時候熱鬧得很
各工業部的部長都在會上爲柯慶施捧場
翻番需要電 柯慶施問我要
我就是不點頭
我說 你們翻吧 我反正翻不了
柯慶施氣壞了
邀我去參觀上海的廠子
一個是做電壓設備、變壓器什麼的一個小街道廠
一個是造萬噸大船的造船廠
還去過一個什麼地方
看了回來
柯慶施還指定讓我們看電影
我給柯慶施寫了封信說
你這三個廠子解決不了我的問題
特別是那個街道小廠 都是手工操作
造出的東西能解決什麼問題?
那個造船廠 造的只是個空殼殼
裏邊的機器設備都沒有
船用柴油機需要很大的馬力
我知道這個底細
你從哪裏去搞呢?
我就這樣頂住了他 一直頂着
就在開完這個會議離開上海的前一天晚上
1958年7月7日
父親給毛澤東寫了第一封信
從他所熟悉的電力工業角度
對1959年的鋼鐵躍進指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
1959年鋼的計劃產量爲2500萬噸到3000萬噸
全國發電量即使提高一倍也難以保證
因爲這樣“明年全國共需生產發電設備約900萬千瓦
而英國最高年產量爲400萬千瓦
蘇聯約750萬千瓦
美國1270萬千瓦
900萬千瓦相當今年的十倍
全國現有發電設備的生產能力爲220萬千瓦
其餘570萬千瓦的生產任務
要靠明年新建企業生產出來
他還說
電的緊張情況短期內還難以改變
他在信的結尾說
有些事情需要和可以“霸蠻”
但有些“霸蠻”也無濟於事
“霸蠻”是他和毛澤東都熟悉的湖南鄉音土話
就是硬要勉強做辦不到的事
父親“比較委婉”地提醒毛說
大家確實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幹勁
但是在計劃上很少聽見留有餘地
人們還是不大願意多聽困難之言
困難之言有時也使人難以啓口
至少先給自己戴頂“中游”帽子
纔好開講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重視父親李銳的提醒
他回憶說 這封信發出不久
就是8月北戴河會議的召開
北戴河會議決定爲實現
鋼產量翻一番的高指標發動全民鍊鋼
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
號召在全國農村實現公社化
這次會議成爲把“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
推向最高潮的標誌
我的這封信同這種狂熱勢頭太不協調
有點潑冷水的味道
當時毛澤東正在“大躍進”的興頭上
對我的這封信自然不會看重
整個北戴河會議期間他沒有找我談過話
之後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父親在《李銳口述往事》中回憶
當時的冶金部部長王鶴壽本來並不贊成鋼產量翻番
但是毛澤東主張要翻番
王鶴壽也就緊跟 不講真話了
父親在《李銳口述往事》中回憶
有一次開完會
在過道上碰見
我又談到對森林的破壞問題
也就是那個土法煉鋼的問題
他不太聽得進去
1958年11月
中共中央在武漢市武昌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即“武昌會議”
毛澤東提出要把空氣壓縮一下
父親在《三次上書》一文中回憶說
也許是他想起我那封信來了吧
(指的是1958年7月寫給毛的第一封信)
會議初期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
要我到他的住處東湖招待所去
父親在《李銳口述往事》中
回憶了這次和毛澤東的談話說
大概他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又覺得我說的都對頭了
記得他跟我說
你這封信的態度還不夠明朗
我心裏想 寫得不明朗
能不這麼寫嗎?
寫得太明朗了
你一棍子打過來了怎麼辦?
其實意思我是寫清楚了的
是你沒有看懂
或者是不願意看
這個人哪 他就是不願意做自我批評
那次談話談得蠻好
我把很多問題都提出來了
還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談話不到一個小時
父親在《三次上書》中還回憶說
現在記得起來的談了三件事
一是大鍊鋼鐵 談到“小土羣”
幾千萬人上山並不能解決問題
而且決非長策
鋼鐵這個東西還是要靠“大洋羣”
否則不能保證質量
從而會影響到用戶
首先是機械行業一系列問題
我最後說了一句 不到黃河心不死
他也笑了起來 這些話聽進去了
其次談到大鍊鋼鐵產生亂砍樹木毀林的惡果
當時我就有所接觸
聯想到水土流失
這個問題未能深談下去
第三件事是糧食“放衛星”問題
我特意問他
你是農村長大的 長期在農村生活過
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
他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
相信科學家的話
原來1958年農業“放高產衛星”時
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說太陽能如果利用了多少
科學論證 一畝地可以打幾萬斤糧
錢的文章對毛固然起了作用
當時我心裏想
一個自己種過地 對農業如此熟悉的人
恐怕主要還在欣賞羣衆的沖天幹勁
也相信這種積極性或許真能創造奇蹟
不想給這種“熱情”潑冷水
因而對高產“衛星”寧可信其有
不願信其無吧
說受錢文影響 是否有點推卸責任呢?
何況即便在武昌會議上
他還是相信1958年糧食產量硬有7500億斤
這個比頭年翻一番的產量
他是很滿意的
後經覈實
只有4000億斤
這晚談話使我感到 鋼鐵也好
糧食也好 毛確實比較清醒了
“不到黃河心不死”這樣重的話
不僅不以爲意 還笑了起來
雖然糧食產量仍堅持公佈7500億斤
他還是號召反對作假
直接批評了當時盛行的
浮誇和弄虛作假的惡劣風氣
這就有利於降溫工作的進行
1959年年初 全民大鍊鋼鐵弊端百出
父親感到這一年的鋼產量的高指標難以完成
他回憶說
一次開會時遇見計委廖季立
他是計委委員兼綜合局局長
我們是延安“搶救運動”時一同關在保安處認識的
我直率問他
鋼2000萬噸到底能不能完成
他也直率答道 不可能完成
有了這個底
我便於2月底或3月初
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反映問題的信
信裏主要講了1959年鋼產量指標必須下降
並且落實
這樣才能免於影響全局
父親在信的末尾還引用了列寧的話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父親回憶說 信寫好後遇見周太和
周太和是陳雲的祕書
是父親延安時老熟人
他將信給陳看了並跟我說
信中所反映的問題不少牽涉到計委
最好能給富春也看看
於是我將信的抄件送李富春
原件送毛澤東
並說明同時給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和八屆七中全會
主要內容是討論人民公社整頓
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父親回憶說 會議剛開始兩三天
得到通知
毛澤東要找我去談話
他住在一所很寬敞的花園洋房
進客廳時 胡喬木也在座
剛坐定 他就指着我對喬木說
這個人是不敢做強盜的
轉入正題談鋼鐵指標落實
對計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見時
我才醒悟到
剛纔的話是指我寫給他的信
爲什麼要送一份給李富春看
認爲我膽子太小了
談到我的信 毛說
爲什麼只給他幾根骨頭吃
不給些肉吃?
我這第二封信寫得大概很簡要
(這同武昌談話說第一封信“觀點不明朗”有關)
主旨在1959年鋼的指標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
如不立即落實 後果會如何等
看來這封信內容被接受了
不然談話不會如此風趣
出門時喬木還跟我談到
去年赫魯曉夫來北京 請吃飯時
毛問到
蘇聯有無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
赫答 蘇聯沒有這種經驗
對這種問話 喬木當時是不以爲然的
父親這次同毛澤東談話後
受到一定的鼓舞
決心再提一些意見
於是 他給毛澤東寫了第三封信
開篇就說 主席
想到幾點意見(仍只是幾根骨頭)
供您參考
父親的這封信比前兩封信的口氣更堅定
批評更明確
他說 關於1959年計劃的安排
(也包括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的幾次調整)
從成都會議到這次上海會議
大體上漲了五、六次 下降了兩次
從做計劃來說
接受一些經驗教訓是必要的
有一點要引起注意
就是今後做計劃
應當避免再這樣几上幾下、大上大下了
對於全國條條塊塊成萬千做計劃工作的人來說
這一年中是極爲辛苦的
是頗有苦可訴的
由於計劃的上下襬動,長期不定
思想不實
對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響
父親還說 中外古今沒有過這種大躍進的經驗
在這一年的計劃波動當中
也有個思想問題
就是對一些問題不敢大膽懷疑
否則會有離開總路線和產生立場問題的擔心
根據父親在《三次上書》中的回憶
在上海會議結束後緊接着召開的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最後一天大會上
毛澤東作了一次長達三個來小時的講話
其中講到他要找幾位祕書時說
我要找幾位通訊員 名曰祕書
從三委(計委、經委、建委)
二部(冶金、機械)找 一部一人
人由我自己找 找那些有一點馬列主義的
腦筋靈活一點的人 我找了李銳
在長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調的
他寫了三封信給我 我看這人算是好人
有點頭腦 就是膽小
給我的信先給李富春看
怕你的頂頭上司 不怕我
我這裏不是正統 是插野雞毛的
父親在《李銳口述往事》中回憶說
大躍進當中的中共領導人都頭腦發熱
哪有不熱的
58年3月成都會議的那股熱勁
少奇在成都會議上提出要個人崇拜嘛
成都會議時我參加小組會
負責向毛彙報開會的情況
因爲他不參加小組會
一次小組會議上 我聽見少奇講
我們跟主席比呀 差一大截
鄧小平也說
我們對主席是可望而不可及
柯慶施講得就更厲害
我們對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
這些話我都彙報給毛聽了
我跟毛說 我以爲這種說法不對頭
毛講 他們是有所指的
“有所指”就是指的周恩來、陳雲
認爲這兩個人對毛不服從
上海會議上雖然毛把我捧得那麼厲害
我自己是比較清醒的
當然心情是愉快的
父親回憶說
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
曾經單獨找他談過很長時間
主要是對王鶴壽領導的冶金部發牢騷
說冶金部搞的那些小高爐煉出的都是渣滓鋼
第一機械工業部根本不能拿那些不合格的鋼製造設備
父親當時感覺趙爾陸是希望他向毛澤東傳話
父親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
反正武昌會議那個時候是大轉彎了
所以59年初比較平穩
到了2月份的第二次鄭州會議
陳雲就敢提一點意見了
他提到鋼
北戴河會議通過的59年鋼產量是1700萬噸
比58年翻一番
他建議降到一千三、四百萬噸
父親回憶說 上海會議開過之後就是壓低指標了
總理在開工業會議時大大地表揚了他
說他“就是向主席寫信的李銳”
意思是上海會議開得那麼好
李銳是起了作用
所以那個時候
(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長)趙守一見到父親就說
李銳啊 你紅得發紫啊
父親說他那時確實全國性的問題想得多一點
參加了幾次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
給毛的三封信起了一些作用
算是他個人人生中的一次高潮吧
然而就在父親“紅得發紫”的時候
他開完南寧會議回到部裏
對劉瀾波說的給毛澤東當祕書會“碰鬼”的預言
不幸一語成讖
用父親自己的話說
接下來就是7月份的廬山會議
形勢大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