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千年書法（全8集/分集標題）書法家的故事：王羲之、顏真卿、蘇軾、趙孟頫、董其昌、劉墉

位於上海松江邱家灣的校園,始建於明代中葉,細雨蕭蕭,景色空茫。 在這裡,作詩論道恐怕是當年園林主人接待彬彭最為古雅的方式。 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3月的一天,清邱的校園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時任江蘇巡撫,後來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 在藏書樓的一側,李鴻章不經意間朝鑲嵌在牆壁上的碑刻一瞥,突然他呆住了。 也正是李鴻章在144年前的這一瞥,是了校園的一場浩劫。 李鴻章幾乎沒有片刻的猶豫,就命令隨從,迴避去碑,連夜裝船運往合肥老家。 究竟是什麼稀奇之寶,使得這位家財萬貫的宰相大人如此貪婪,如此迫不及待? 清乾隆年間,校園主人,著名的收藏家沈谷新,在園內建造藏書樓時,將他用畢生心血收藏的書法墨跡,繫紅唐帖,請壯客名家刻碑鑲嵌於迴廊壁之上,作為鎮宅之寶。 繫紅唐帖的書寫者,就是明代最富盛名的書畫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自玄宰浩思白,生於公元1555年的松江華亭。 董其昌曾經官至禮部尚書,權高位重,但是後人知道董其昌的,卻往往不是因為他那顯赫的官職,真正使他聲名遠揚的,是他那影響後世長達三百多年的書法藝術。 據《明史文苑傳》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已經造景無虛日,史素短艱,留步人間,爭購寶芝。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作品愛不釋手,以為楷模。歷經三百多年的滄桑,又有帝王的備至推崇,難怪李鴻章在校園不惜留下惡名,也要把董其昌的書法碑刻略為己有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一句我們所熟知的歌言,它的提出者正是董其昌。在歷代的書法家當中,董其昌的仕途是既通膽又坎坷的,因此他的一生也就一直在仕途和隱逸的矛盾糾葛當中,反復無常,幾度的浮沉。 他的飾以兩千,以多方面的才藝,正好為他的《讀書行路》做了最為完善的詮釋。 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生活的窘迫激發了年輕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舉入世之路,他虔心學習經史,鑽研八股文章,很顯然,董其昌走科舉入世之路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而走上書法藝術道路,成為明代書法的開派之人,卻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原因。 先董其昌試捲上的字寫得不好,所以沒有點他為第一名,反而把文章比他差,但是字卻比他寫得好的唐直,叫董元正的,附上了第一名,倒是把董其昌降到了第二名。 這件事使董其昌的自尊心受到了強烈的刺激,從此他就開始學習書法,以學習因為書法不公而給他帶來的恥辱。 董其昌在自己的書論《華禪寺隨筆》中,這樣記述了自己這個特殊的學書歷程。 郡守江西,忠弘熙以虞書卓之第二,自是始發憤臨遲矣。 無出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於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位,遂仿《黃庭經》及《中元長宣誓表》,反三年自慰逼谷,不負以文指重,助西哲致之言教。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我書法不好而被剝奪了本該是我的第一,因此發憤向書法前輩學習,先學唐代大師顏真卿、虞世南,之後覺得未進書法更為風流,於是又臨王羲之和忠友,這樣苦學三年已經深得古人之法。 溫徵明、祝知山這樣的本朝大書法家們已經不看在眼裡了。可以說,青年時代這種咄咄逼人的進取勇氣,也正是董其昌日後書藝大進的巨大動力。 因為董其昌的出現,所以在明代末年形成了一個新的書法流派。以董其昌為代表的這個流派,以儒雅平淡和富有禪宗意味的書法意境而踴躍於歷代書法大師,董其昌因為創造文人流派而成為中國書法史上追求意境最為成功的書法家。 安徽的深鎖,是明代大收藏家吳周生的居所。考場失意的董其昌受吳周生的邀請,到這裡做了一名私塾先生。吳周生富甲一方,收藏歷代法書名畫,不計其數。吳周生酷愛書法,閒來無事踏遍朝夕臨摹收藏的筆墨之寶。 雞一枝帶肉,寒一枝帶秋。 董其昌的到來是吳周生欲取明琴譚,不在恨吾之音上。終於有了知音,其實董其昌對漢墨的摯愛程度要遠遠超過吳周生。 據記載,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斤出賣古人的墓祭。當時還困頓貧寒的董其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書所得購買下來,以致垂囊而歸。 這種舉動自然招來家人的責罵,董其昌對此毫不在意。相反,如獲至寶的激動,竟使他夜不能眠,無度未及勾鶴,不忍王謝子孫意寒至此。 將使古人首演狼藉求弦箭射翁,較論眾卿,據非罪過。我再難也還沒有到窮途末路的地步,怎麼能忍心看到他拿著這麼好的墓寶去求人呢?如果坐視不管,豈不是我的罪過嗎? 教書之餘,董其昌在吳周生收藏的大量的古代名家書畫的妙境中徜徉。這兩個人志同道合,中日理事,談道論禪,超稱八俗,增進的是書畫方面的修養,參悟的是佛家的禮遇。 在深墟的日子裡,董其昌進行了大量的書法實踐,當時他的墓祭遍佈深墟,上到祠堂的對聯,貶額下到民宅的中堂調伏,董其昌總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 甚至就連村民打鼓用的那種稻物,成米用的那種竹簍上,都有董其昌興致所至時留下的筆跡。 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經三十四歲的董其昌迎來了他命運中的一次重要轉折。 這一年,已經多次參加科舉的董其昌終於得中進士,入北京翰林院學習,告別了散彈的雲遊,董其昌終於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仕途生活。 而這種生活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呢?當時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學士雲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僚都是來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別是董其昌的老師,翰林院學士韓世能。 此人是書畫成品,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書畫收藏家和鑒賞家,這麼一個人出現在董其昌的面前,是為大幸。 董其昌一面聽從老師的教誨,一面又大量借閱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晉唐法體,心模手錐,志望切實,短短幾年,董其昌書學大進,開始在京城漸漸有些名氣了。 當時吏部文選郎中顧獻成,吏主車吏朱長洛,因而遭到名聲中的冤恨,將其削職罷官。丟了官的顧獻成回到老家無錫,修復了宋代的東林書院,邀請有師之士到他那裡去講學。 一些退隱林野的師大夫紛紛響應,於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若耳,家事郭事天下事似似關心,東林書院的文人席客之餘,往往議論時弊,死點江山,他們呼籲變革,力圖扭轉明末社會的頹廢之風。 雖然董其昌對東林黨人也抱有某種好感,但是身處黨爭漩渦之中的他,其實並沒有明確站在東林黨人一邊。作為皇長子的講官,董其昌所處的位置是那麼的特殊和敏感,董其昌盡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著他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 授課之餘,他幾乎從不過問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還是難逃厄運。當他在授課時講解治國平天下儒家學說,試圖去啟發這位失寵的皇長子的時候,終於災難降臨。 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他被排擠出京,調任吳廣復使。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歲,已是他踏入試圖的第十個年頭。深感宮中是非莫測,患海不定,董其昌乾脆稱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後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寂靜成性潑墨山水,觀賞髮帖,行筆揮毫。這個時期的董其昌,不遺餘力地蒐集王羲之、米胡等諸多名家的法書,日夜賞玩臨摹。他的傳世書法佳作《細紅唐帖》就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 說到董其昌,對他的評價真是各種感覺都有。想起當年啟功先生給我們上課的時候,他就說道,他最得意於董其昌,但是也記恨董其昌,因為是董其昌使得他字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他當然得意於此,同時他也覺得董其昌某些藝術的成分是一個限制,對他是一個限制。 那麼我們看董其昌作品的時候,如果看到董其昌的原作,會發現這個人有極高的才能,而且也有很多的性情在微妙之間把它呈現出來。 那麼董其昌的字的話,表面上一看起來,他就是一個很正規的字,很經典的字,他就取了經典而止,典雅應該說是他的字的一個主流。 可以說,董其昌不是一個創新派,他比比去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個明代開派的大家。 那麼值得我們研究的是,他是怎麼開派的呢?董其昌有一個良好的習慣,也就是他這個臨疏不死臨。 正像他自己所說的,臨遍如驟遇一人,不必向其耳目手足頭面,而應當是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 正當董其昌在江南遊牧城淮放晴山水的時候,朝廷的一道聖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別已經過了六年的隱喻生活。 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巡查當地的學堂以及其他教育事務。 這本來應當是一個需要高度責任心的職務,但到任後的董其昌並沒有認真履行他的職責。 在遊山玩水之餘,盡情的筆墨翻飛,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樂此不疲的事情。 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呢?或許是六年的隱喻生活過於長久,使董其昌喪失了一個朝廷命官對公務所應當具備的嚴謹和刻板。 或許是湖廣一帶那些能夠給他帶來創作靈感的山山水水使他心無旁騖。 或許是朝廷的風雲變幻,官場的是是非非使他無所追求,心灰意冷。 還或許湖廣提學副使這個官職太小,董其昌根本就沒有放在眼裡呢。 董其昌就在自己官叔面前貼了個大告示,上面寫一個明日不考文。 到第二天考試的時候,學生都坐好了等待他出題,但是很奇怪,等了好久,沒有一點他的聲響,大家坐不住了。 就派出代表去請,請著考官,說這董其昌怎麼這麼難伺候呢。 就在那時候,董其昌就說了,昨天我已經把考題出好了,已經貼在外面了。 人家說這是什麼考題啊,明日不考文,那就是我的考題啊。 像董其昌這種做法,學生覺得有點太驚恐,有點愚弄學生的意思。 於是那些學生都很氣憤,尤其在董其昌得罪的那些官員中,才開始唆使這些學生,這些學生很憤怒,就起來鬧事。 在湖廣任職僅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後反落了個無事一身輕。 他返回故里,重新過上了那讓他得意的悠遊林泉,消閑書廣的世大物生。 董其昌朝夕以書畫詩文為律,博學禪理濟情,他在一首小詩中這樣寫道, 湖邊桂草鳥春煙,湖與山中較杜鵑。 多少諸門貴公子,何人消受靜中緣。 董其昌這次自作自受的官場失意,對於他來說,非但沒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為他求之不得的結果了。 能夠安心消受靜中之緣,的確不是浮躁之人所能為之的。 董其昌所追求的鬧中取靜,或許要得益於他對佛教的篤信。 禪宗與道教相比是悲觀的,是美好理想幻滅的產物, 自然更加符合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被擠壓的心理狀態。 被禪宗吸引的士大夫,無不處在對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逸的矛盾心情之中, 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禪宗這種從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同時他也受到了陶淵明詩境界裏面那種平淡、深、濁、樸素的啟示。 另外,董其昌和趙孟孚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董其昌又把宋代的書法作為自己繼承的一個對象, 而宋代像黃同堅、像蘇東坡又都對禪宗特別地感興趣, 同時在他們的書法創作裏面,實際上也滲透了某種禪趣。 禪宗他主要是講求覺悟、解放和自我啟蒙, 這樣的話,董其昌就從裏面獲得了一個大的啟示, 這種啟示使得他看透了書法裏面很多本質性的問題, 這種本質性的問題在他的筆下得到實踐,也得到體現。 因此,董其昌不僅超越了他時代的人,同時他也超越了時代,成為那個時代裏面最偉大的一位大師。 太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長洛即位, 這位當年的皇長子忽然想起了曾經給他講過課的董其昌。 董其昌的才學和為人都給這位新皇帝留下過深刻的記憶, 董其昌的時來運轉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一到聖旨班下,欽點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國子寺夜市, 國子寺即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衙門, 浩蕩的皇恩使董其昌興奮不已。 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將動身赴京任職之時,卻忽然傳來了光宗朱長洛駕崩的消息, 這一噩耗對董其昌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他仰天長笑,痛感時運不濟。 雖然光宗朱長洛的短命沒有讓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國子寺夜職位, 但是在天啟二年1622年,董其昌還是被新皇帝朱由孝招入京城, 並在天啟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室, 這時候的董其昌已經是一位古稀老人了,由於當時的黨禍酷烈,閹黨毒焰熏天, 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測,董其昌在擔任尚書一年後便再一次請辭官職,告老還鄉。 這是董其昌的畫作《七峽寺詩意圖》,這幅山水所描繪的是南京著名的七峽寺。 這幅畫創作的時間是公元1626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隱退的那一年, 董其昌目睹了眾所不齒的宦官奸黨魏忠賢最終掌管了朝政大權, 而昔日與他同朝的許多大臣都被魏忠賢誣陷除此。 在這幅畫中,董其昌描繪的佛寺隱隱約約地坐落在遙遠的山谷之中, 這或許表達了董其昌在當時混亂的政局之下,力圖找尋一方清靜之地的願望。 他的作品兼詩書畫之美,成為文人畫的典範。 明不清楚許多重要的繪畫流派或者重要的畫家,不不受到董其昌的影響, 比如說八大山人就受到董其昌的山水畫的影響很深。 重視傳統而不倒系傳統,不受傳統的束縛,反對一成不變地去磨熄古人, 強調知書幾義,並首次提出了南北宗的理論,總結了繪畫藝術的分野與淵源。 他主張以夫教禪宗的這種理念,主張頓悟的理論去融合書畫技法修養, 主張作品要有士氣,反對將棋,這是他文人畫理論的集中體現。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8月,82歲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 這一年,據董其昌考中進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他對於仕途功名的竊竊嚮往, 另一方面,當遇到政治風浪的時候,他又能心甘情願的棄官返鄉,去過他那種怡然自得的隱世生活。 如果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經營的話, 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似乎又無所顧忌,有恃無恐。 傳聞,董其昌的第二個兒子叫董祖長看上了一個名女,便到名女家中強行搶奪。 名女家的人喊冤無門,官府又迫於董其昌的勢力,不敢公斷。 當地有個秀才叫範長的看不過眼,就編成了傳奇黑白傳,把董氏父子的罪行寫了出來。 董氏父子得知後,立即拆人到範家,對其全家進行毒打,惹起了民憤。 上萬名憤怒的民眾,放火燒毀了董其昌在松江白龍潭的住宅。 雕樑畫棟,連同書畫篆刻的收藏,都被父子一舉。 董其昌逃到了蘇州,無心去避難,直到事情平息纔敢回家。 這次轟動江南的民變,被稱為明朝董幻。 董其昌的書法藝術,以儒雅清淡和書卷氣濃鬱,被世人稱道。 然而書品及人品,書為新畫等等這些衡量中國傳統書法最高藝術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難得到清晰的解釋。 幾百年來,人們對董其昌書法藝術的追捧從來就沒有中斷。 與此同時,衡量傳統文人的價值尺度,卻始終對董其昌有著更多的寬容。 趙孟甫和董其昌他們都曾經有過污點,在歷史上人們所謂的污點。 一般人們認為趙孟甫的污點更大一些,他是所謂的二臣。 忠是大忠,關乎到社稷興亡。 惡就是小惡,地痞流氓,魚肉相鄰,西門慶式的。 這樣的惡是小節,因為只關乎個人的品德,個人的善惡,但是天下興亡就是個人的善惡。 當然這個也不見得對,因為有的時候忠不忠的問題跟人的品德有關係也不完全有關係,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因為他是一個政治態度。 如果只說到這一步,我覺得很淺薄對董其昌的認識,對董其昌現象的認識。 不完全是因為中國人能夠容受這是小節,而趙孟甫是大節。 不完全,這是一個原因,更深刻的原因在於我們那個中國的封建社會,那個剝削社會,剝削階級壓迫皇權的社會,他在某種程度上暗中保護這些人。 因為這些官僚們,包括相當一部分地主們,官僚們,還有一些上層知識分子,正是封建社會的社會基礎。 這個皇帝要你忠有一個條件,就首先要叫你活得舒服,活得叫人羨慕你才會忠於他。 我拿鞭子打著你,最後是成身無損。 不管怎樣,作為書家個體,董其昌的確不失為一位引領時代書風的大家。 他的書法神韻令人折服,他的筆墨法則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審美取向,也深刻地影響了身後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 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愛不釋手,並以懂書作為他們學習書法的楷模。 為了表示對這位書家的遠目,康熙皇帝還在一次南巡時,專程來到董其昌的故里松江。 他利用簡約士兵水操的空閒來到董其昌的祠堂,揮毫寫就了四字匾額,書為《知英雲氣》,並稱讚, 華秦董其昌書法天資俊逸,其高秀圓潤之質,流行於主墨間,非諸家所能及。帝王的偏愛,使董其昌的書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 一時間,清世子執管者目不息總,也就是說清代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們必須要精修懂書才能獲得一張入試的基本門票,否則幾乎是眾矩無望。 董其昌的書體被衍生成為了清代科舉考試的規範體力,這就是所謂的管閣體。 一種對於書體的美學評判在皇權的幹預下轉換成了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則,不可抗拒,只能遵從。 董其昌絕然不會料想到他的筆墨竟然對後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響。 歷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畫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圓圈,董其昌恐怕萬萬不會想到。 當初他自己因落筆不公而痛失入試良機,但是在他去世幾十年後,深深學子們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須仿效他的一筆筆畫,寫出屬於董其昌的書體來。 董其昌一生倡導,臨書不臨死,而他身後的文人士大夫們卻在皇權的威懾下,必須拿出畢恭畢敬的態度來臨摹讀書,不但臨摹,而且必須是死臨,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國一體。 如果不是後來的鹹豐皇帝對董其昌的書法尊崇發生了改變,進而引起所謂非學派的鬥戰起勢,董其昌很有可能將一直作為後代的書壇正東而被人鼎立膜拜。 作為一代書法大家,作為一位畢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導者,面對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