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寫人生蘇東坡 江南花自開

蘇氏和王安石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 是什麼造就了他們之間相愛相殺的關係呢 敬請關注《大喜人生》蘇東坡第十四集 江南花自開 歷史上似乎總有些人明明彼此欣賞 卻不得不被時代的風浪推到對立面上 本可稱為知己 奈何做了對手 蘇秦對張儀 能用秦秉者讀張儀科爾的評價讓人感慨 曹操與劉備品評英雄時的一句 為使君與操爾也令人動容 而北宋的蘇東坡與王安石 也是這樣亦敵亦友的兩個人 他們敬佩彼此的才華 但是卻又不贊同對方的政治見解 年齡相差十幾歲的二人 就這樣你爭我鬥了幾十年 在人的一生中 惺惺相惜的朋友一尋 旗鼓相當的對手卻難逢 這又何嘗不是蘇東坡與王安石之間 宿命般的一種緣分呢 廟堂風雲變幻 幻海沉浮起落 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後 暮年的王安石喜盡謙華 看淡世俗 終於能夠在山野之中 與蘇東坡攜手同遊 把酒言歡 一笑泯恩仇 那麼蘇東坡與王安石的治國立場 為何如此水火不相容 看似針尖對脈盲的兩人 又是如何英雄惜英雄的呢 中山大學彭玉平教授 做客《百家講壇》 為您精彩講述系列節目 《大寫人生蘇東坡》第十四集 江南花自開 蘇氏一生呢 真的是跌宕起伏 雖然苦難悲涼是他人生的主線 但是中間也有過高峯啊 特別是在元幼年間 蘇氏在短時期之內 升任了中書舍人 漢林學士臣子 知治告等等 這種榮名驟進的速度 那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 蘇氏自己也說 不過呢 這種快速提升的速度 也讓蘇氏感到惶恐和不安 他有在密州 徐州 登州 等地方出任之中 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烏臺之案 被貶責過貧困落後的 黃州 惠州 與丹州 從人生的形態上來說 真的是有高峯 有低谷 也有平緩的山崗 嘗盡人生各種滋味 一個人兼有這麼多的生命形態 在北宋也是很特別的個案 蘇氏這麼豐富多變的人生 其實或明或暗 或前或後與一個人有關係 這個人就是王安石 如果那個時代沒有王安石 或者沒有王安石西寧變法的 這麼一個風暴時刻 那歷史上的蘇氏會是怎樣的面目 我覺得還真的不大好說 但歷史哪裡容得下假設呢 所以我們不得不面對 王安石與蘇氏錯綜複雜的關係 原封七年的六月底 蘇氏從黃州出發的行船 到達了金陵 也就是現在的南京 即將奔赴下一個擇居地叫魯州 而這個時候王安石從西寧九年 第二次為八鄉徹底結束政治生涯 隱退在江寧的半山園 也已經八年了 這個時候王安石與蘇氏 在政壇上的強弱紛爭已經結束 兩人一度增加對脈盲的矛盾 也煙消雲散 都是政壇的邊緣人 沒有了直接的對抗 剩下的也就是惺惺相惜 蘇氏當然還在落魄當中 但是他的一舉一動還是備受關注 王安石聽說蘇氏要路過金陵 那很想見見當年的政治對手蘇氏 大病初癒的王安石 穿著很樸素的便裝 騎著一頭驢就來看望蘇氏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兩人的見面 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這種狀態沒有了 而帶之以兩顆心的直接的靠攏 和無痕的交融 那一段時間他們一起在山中轉悠 也一起飲酒談禪 好像金陵夏季的炎熱 也在這麼一種平和的心態裡面 清涼了下來 此前王安石與蘇氏 雖然在朝廷也經常碰面 但話不投機 根本就沒有機會來深入的交流 這是好多天在一起 王安石就深刻的感受到了蘇氏的格局 王安石不僅感嘆的對別人說 像蘇氏這樣的人物 也不知道幾百年才能出一個 我也不知道蘇氏 是不是當面聽到過這句話 但如果聽到一個曾經的對手 能夠這樣來評價自己 大概也很欣慰了 據說兩人一見以後 王安石就勸蘇氏 你呢就定居在江寧 蘇氏應該是動心了 但事實上蘇氏這個時候怎麼定居啊 她正在去魯州的路上 她不過停下來與王安石見面聊上幾天 即便有這個打算 也只能是以後再說 王安石曾經為此寫了一首詩 這首詩是這樣說的 北山疏綠漲橫碑 直欠回堂燕燕時 細數落花應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馳 讀王安石的這首詩 你能與他暴風驟雨般的 西營變法聯繫起來嗎 恐怕很難聯繫 在哪裡還能看出一點 當年變法的時候 王安石那種自信和勇往直前的性格呢 看到的就是一個青山綠水之間 一個悠哉悠哉的老人而已 蘇軾在當年底就次運了 王安石的這首詩 而且一次運就是四首 我們看其中的第三首 騎驢渺渺入荒碑 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母仔 從工已絕十年遲 蘇軾在詩裡面回顧了 王安石當初從荒涼的山坡上 騎著驢遠遠地走過來的情形 那種顫微微的蒼老和無力感 一下子就驚到了蘇軾 因為此前蘇軾腦中浮現的 都是王安石那種義氣強悍 強盛的情況 歲月消磨了王安石的志氣 好像也摧毀了王安石的身體 雖然當年沒有一見如故 但是再見卻像老友重逢啊 蘇軾離開金陵之後 寫信給王安石 有這麼一段話 謀始欲買田精靈 恕己得賠葬禮 老於眾善之下 蘇軾說 我想在金陵買田 這樣可以整天陪著你 我把我的餘生都用來陪你王安石 這一刻蘇軾把當年的矛盾 放在一邊 應該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了 王安石的人格魅力了 王安石勸我在金陵買田退居 但流逝的歲月再也追不回來了 蘇軾的意思大概是說 如果你王安石第一次被罷香以後 不再回到朝廷 早一點的寄情山水 那麼就可以更多的享受到 自在人生的樂趣 而自己如果在杭州通盤任滿之後 也跟著王安石一起退隱江湖 那後面的屋臺屍案備受磨難 那也就可以避免了 細看造物出無物 春到江南花自開 你也不用刻意辯仿 我也不用刻意反對 順應自然纔是最好的人生安排 所以重工已決十年遲 那是從後來兩人的經歷 回想到了人生的選擇之難 這個時候蘇軾對人生意義的體會 已經非常深刻了 蘇軾八月中離開金陵 那是帶著與王安石的怡然重逢而離開 王安石人生的政治大夢已經降下 而自己的人生還在艱難跋涉當中 所以感慨橫生 辯法其實也不是一兩個人心血來潮的想法 而是那個時代提出的迫切要求 就像朱熹所說 西寧根法義師適當如此 他不是宋神宗或者王安石 憑空要來一場辯法運動 來證明自己的才華 這個時代已經到了必須變革的時候 蘇軾很早就意識到 北宋建國以來 財政長期不足 試了好多辦法也沒有改觀 所以需要重開思路 復國才能強並 這是蘇軾說過的 蘇軾是把財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辯法以經濟為先 那是符合蘇軾的辯法思想 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蘇軾任湖州支州的時候 御史的官員李定不是彈劾蘇軾嗎 說你有四樁罪 其中一樁罪就是蘇軾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年你應智科考試的時候 你已經有了辯法的想法 李定那不是肯定蘇軾 有艷弊根法的積極意義 而是認為 王安石開始辯法之後 他就因為種種原因而站到了對立面 你原來是主張辯法 現在有人辯法 你有反對 所以李定的意思是這個 所以我們瞭解了這些情況以後 蘇軾與王安石的矛盾 它本來就不是要不要辯法的問題 而是如何來辯法 北宋積弱積貧 王安石清楚 蘇軾同樣清楚 要改變這種狀況 要富國強兵 那應該是蘇軾與王安石共同的願望 所以在辯法這個問題上 蘇軾與王安石本來是一致的 蘇軾這個話說得很準 看得十分準 但蘇軾覺得辯法應該還有一個前提 這就是他在上神宗皇帝書裡面所說的 這就是蘇軾心目當中理想政治的模樣 我們現在話來說 無論變革是什麼 怎麼變革 那都必須建立在社會和諧的基礎上 如果一種變革導致了民怨沸騰 也許有了錢財 但卻丟了人心 那就得不償失了 蘇軾曾經說 道德層深風俗層厚 雖貧且弱不害於常而存 蘇軾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根本 當然在道德風俗之深厚 蘇軾這個說的是沒錯 但是北宋面對的不是內部和諧穩定的事情 而是面對的北方民族的侵擾問題 富國強兵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是為了國家的強盛與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蘇軾說 雖貧且弱不害於常而存 那就未免有點抽象了吧 如果絕對的貧弱 連存在的空間都有可能受到威脅 所以蘇軾後來反思自己說的 有不少不在道理上 大概也包括類似的這種激烈的言論 蘇軾對變法的效果也深表懷疑 蘇軾曾經說 君曾銷幹幾億年矣 而富國之效忙如捕風 一年來好像並沒有真的達到富國的目的 新法帶來的司法問題也不斷出現 蘇軾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面對時代的迫切需求 蘇軾與王安石都想要實施變法 然而兩人對於變法形式的理解 卻不盡相同 正是這不同的變法理念 導致了二人在政治立場上的對立 在王安石的新民變法推行期間 蘇軾曾多次冒著性命不保 與名譽盡毀的危險 在給宋神宗的上書中 對變法提出質疑 那麼蘇軾在上書中 是如何反駁王安石的變法理唸的 對於蘇軾態度鮮明的反對之聲 宋神宗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當然蘇軾也承認自己 並非對新法都反對 這個他在上神宗皇帝書裡面 說得很清楚 曾非敢立底新政 苟為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利 堪定任子調適 修完氣憲 閱習古蹟 皆陛下神算之至明 蘇軾從來就不是一個極端的反對派 他的態度可以激烈 但基本的理性一直在他 蘇軾在考慮給宋神宗上書的時候 其實猶豫了一個多月 他很清楚這封上書一公開 他就面臨著非常大的壓力 他的敵人一定會雞蛋裡面挑骨頭 說我刻意的詆毀新法 蘇軾說我倒不是怕死 而是擔心我受到政敵的威脅之後 被列為反面典型 從此大臣們不敢說真話了 那國家如果到了 大臣都不說真話的境地 那就真的危險了 所以我白天晚上都在思考著 我怎麼寫纔有效果呢 才能既對國家有利 又能夠盡量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封上書 蘇軾說我寫了又悔 悔了又寫 反復了好幾稿 最終覺得還是不能考慮 自己個人的安危 果斷的上書了 這說明蘇軾深刻的瞭解 自己的艱難處境 蘇軾的上書在西寧二年十二月 新法不過實施了一年 但是開封府是首先實行的地方 蘇軾當時擔任的就是開封推官 對新法的利弊 當然比別人瞭解的更清楚 所以這封長書裡面的合理成分 還是很多的 但是蘇軾費了那麼多心思的上書 結果被宋聲忠擱在一邊 根本就沒理會 那蘇軾就是蘇軾 他覺得對的事情就是要堅持下去 後來他又寫了再上皇帝書 這一次蘇軾的文氣就更深了 他怎麼說的呢 這話說得足夠重了 他說新政不與治同道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這個新法 從根本上已經偏離了 國家發展的正常之路 這不是就兜底給你否掉嗎 他把幾個專門機構條例式的設立 與具體的新政內容 如清廟啊 住邑啊 軍書啊 等差不多全面否定 並以刑、路、冤、資 來表達對新政的普遍不得人心 其實在蘇軾看來 新政的問題除了宰相王安石 其他人都知道問題太多 但是沒人敢說啊 他為什麼特別強調自宰相以下 這等於說宰相王安石騙了你啊 但皇帝你渾然不覺 蘇軾說大概也就我蠢 不清楚神宗與王安石的禁忌 居然上書直說 但我水平有限 所以感動不了你宋神宗 我們讀了蘇軾的這句話 就知道蘇軾確實有點壓不住 自己的情緒了 所以明知犯了忌諱 也顧不上許多 依然要向皇帝直接敬業 其實我前面引的還算緩和的 在這篇宰相皇帝書裡面 蘇軾還說了更為激烈的話 自古存亡之所記者四人而已 一曰明 二曰君 三曰吏 四曰士 此四人者一失其心 則足以生變 經陛下一舉而兼犯之 人皆為陛下聖明神武 必能洗憶修特 以至太平 而近日之事乃有聞過遂非之風 此曾所以糞夢太稀而不能已 我們讀了蘇軾這樣的文字 那覺得這樣的文字 鋒芒真是太露了 我們打個比方 就好像是指著 宋神宗的鼻子在開罵了 否定的意思太強烈 把心法的弊端確實有誇大的地方 他直接說 宋神宗你犯了治理國家的忌諱 哪裡還能說你聖明神武呢 所以蘇軾很清楚 晚安時變法的背後 那就是宋神宗啊 他以這種方式 就相當徹底的否定了新政 那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宋神宗 蘇軾其實明白 他這麼強烈的向新政開砲 後果一定嚴重 但他壓不住自己的憤懵 還是要衝口而出 話不是說得越重越有力量 有的時候四兩也能撥千斤啊 那個時候的蘇軾 顯然滿懷著激情 但還不能遊刃有餘的適應 複雜多變的政治生態 對新政該放的炮已經放了 但結果不僅無效 而且還顧朝廷 自己也更孤立了 在這種情況下 蘇軾決定朝廷待不下去 那隻能走為上策 並且從此以後 與京城的距離 就基本上漸行漸遠了 蘇軾雖然對新法一肚子不滿 但在地方任上 他還是盡力的實行了新法的 西京四年蘇軾出任杭州通判 蘇軾雖然帶著情緒 但在其所任的職位上 還是按照地方官員的身份 執行了新法 難能可貴的是 他並不是機械地去執行新法 而是能夠在新法 所規定的範圍之內 靈活運用 用法辯明 只是蘇軾總想把新法 實施過程當中的問題 不斷地向皇帝彙報 因為在地方任上 對新政的弊端 不過蘇軾他確實看得更加真切 元幼元年 當時仍忠淑捨人的蘇軾 就清苗法在實施過程中 出現的問題 上書朝廷 要求加強過程管理 他在上書中說 先朝初散清苗 本為利民 故當時只會並取人戶情願 不得易配 之後因體舉觀素要建功 務求多善 奉邪周憲 費格造書 明為情願 其實易配 你看蘇軾 他是認識到清苗法的積極作用 但一向法律本身合不合理 當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在實施過程當中的 辯制和辯諱 蘇軾有多年地方工作的經驗 他當然知道這些問題的普遍性 他在撰文裡面說 從西寧以來 國家大力推行的清苗免疫二法 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結果怎麼樣呢 這個事實 朝廷你不能不管不顧啊 發現了問題就要解決問題 這纔是一個負責任的朝廷啊 蘇軾看到新政實施過程當中的問題 他因為總看錯問題 所以對新法的主體意義的認知 也就會偏激一點 蘇軾曾經當面對宋神宗說 陛下求治太急 聽言太廣 靜人太睿 願陛下安靜 以待物資來然後應治 在改革的迫切性方面 王石當然不能否認 宋神宗更迫切啊 宋神宗可能是宋代 最有改革精神的皇帝 聽言太廣 靜人太睿 也都是因為求治太急 一個十分著急的宋神宗 加上一個更為著急的王石 遇到一個不怎麼著急的蘇軾 三個性格直六 自負又自信的人 不出現分析和矛盾 那纔是不正常的 隨著西寧變法聲勢浩大的推行 蘇軾總結歷史分析時事雄辯滔滔 用極富感染力的語言 在一篇篇洋洋灑灑的文章中 極力表達著對王安石新法的不滿 而在冷靜過後 蘇軾也意識到 自己在反對新法的過程中 確實存在著一些小的偏見 有著一些過激的言辭 因此蘇軾在與朋友的書信往來中 也進行了自我反省 其實看似水火不相容的蘇軾與王安石 都有著一個共同的性格特點 那就是一個鈕字 二人都在自己心目中的變法道路上 毅然前行毫不妥協 也許這也是二人 最終能夠冰釋前嫌的原因吧 那麼蘇軾與王安石之間 這場曠日持久的變法之爭 究竟會怎樣收尾呢 請繼續收看中山大學彭育平教授 為您精彩講述大寫人生蘇東坡 第十四集江南花自開 王安石早年就泰然有矯飾變俗之志 但是在宋忍忠的時代 他的這一志向還沒有多少揮灑的空間 所以乾脆就在地方任上養精蓄銳 等待機會的來臨 銳意改革的宋忍忠給王安石創造了機會 蘇軾說的是長久之計 宋忍忠與王安石要的是當下之策 是要立竿見影的富國強兵效果 他們對國家發展充滿著相似的熱情 但在發展的路徑上盼然兩途 1972年面對聲勢浩大的新政 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 一方面對新政表達出了強烈的否定態度 另一方面提出了國家建設的重點 應該在結人心、厚風俗、純技剛這三點 這三點肯定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因為沒有人能否定這三點的意義 宋忍忠肯定也必須認同 王安石也必須認同 但是一個國家的發展 有長期規劃和短期規劃 結人心、厚風俗、純技剛 顯然屬於一個中長期的發展規劃 其實沒有辦法及時解決眼前的問題 宋忍忠把蘇軾上書擱置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考慮到了輕重緩急的問題 有些事情是永遠要堅持的 有些事情是當下必須解決的 蘇軾與王安石矛盾的根源應該就在這裡了 長遠的政治問題與一時的政治問題 早一點不同路徑也就一定會有差異 事實上從一個較長的時間來看 王安石變法在為國家巨財方面成效還是顯著的 宋史的《安陶傳》裡面有這麼一句話 在國家缺錢的當口 十多年時間就讓國家富裕起來 說明變法在經濟上的目的還是達到了 只是蘇軾希望的是 國富不能建立在民窮的基礎之上 王安石在蘇軾出道之前 已經以文章與政事方面的傑出才能文明狹隘 蘇軾因為歐陽修的大力推薦和宋忍忠的欣賞 也幾乎一夜成名 志得意滿 這兩個同是人中之龍 自信甚至自負的性格 也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王安石被稱為六相公 這點王安石自己也認同 他不在意虛名 要做的是實事 也不在意別人的強辯 他就是要堅定志向 大刀闊斧地做下去 在西寧變法當中 王安石與蘇軾都不免於偏剛 蘇軾曾經多次反思過自己的問題 有的是出於身份 有的是出於性格 他曾經寫信跟朋友說 是 少年時讀書作文 專為硬舉而已 既極進士地 貪得不已 又舉政策 其實何所有 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 故每紛然誦說古今 考論是非 以應其名耳 世人隨以是為與利益同則過矣 妄論利憾 參說得失 此增至科人習氣 足下所見皆故我 非今我也 他說我反對王安石變法 這是蘇軾作為智科出身 我當然就要直言極諫 我不是刻意地與國家政策對待幹 蘇軾說 我直言極諫了 這是我的職業的身份 你也不要當真 我說我的 說完就了 這就是故我 但是經過烏臺施案之後 性格與態度就不一樣了 成為了今我 也就是說 蘇軾同樣也承認自己6的 他發現自己在反對新法的過程當中 確實存在偏見 說了不少過頭的話 不是說你出發點是憂國憂民 就能隨便說話 所以蘇軾的這個反省 其實正體現了他的人格的純正和偉大 因為他有一種強大的 自我解剖的能力 到了南宋 蘇軾的聲名見起 宋高宗 宋孝宗 那對蘇軾的為人氣節 文學成就評價都很高 宋孝宗就稱蘇軾 忠言黨論 吏朝大捷 一時停城 無出其右 這個評價已經到了天花板 在相形之下 王安石經受的指責就開始增大 比如說朱熹 朱熹認為宋代為什麼會衰落呢 從西寧變法開始 所以王安石是一世禍敗之源 南宋還有一個人叫羅大金 他寫了一本書叫賀林玉錄 在這個書裡面 他把王安石與秦檜相提並論 他說國家一統之業 朱熹與羅大金的話 我引在這裡不代表我認同 只是讓大家瞭解一下 南宋人的一些 帶有普遍性的基本態度 不用說這裡面的情緒還是大了 王安石的本事還沒有大到這個程度吧 西寧變法總共16年 王安石組織變法的時間不超過8年 何況憑王安石一個人 也不可能從根本上來改變歷史的走向 所以我說南宋不少人貶低王安石 這仍是一種時代的態度 而不能說是一種定論 原封8年 38歲的宋神宗病逝 宋澤宗即位 第二年的4月 據李蘇室的精靈知會 不過兩年 王安石就赫然去世 在高太后聽政下的澤宗朝 已經基本上廢除新法 那面對王安石的逝世 連極力主張廢棄新法的司馬光 也主張要給王安石足夠的哀榮 那麼待皇帝起草斥文的任務 同樣落在了一項 被視為舊黨代表的蘇室身上 朝廷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所以就有了王安石爭太傅 雖然是皇帝的口吻 但是卻是蘇室的情懷 因為是蘇室寫的嘛 關於新政 蘇室雖然只用了 將有非常之大事 必生稀世之藝人 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永能與其歲之間 彌然變天下之俗這幾句 大體能保持一種忠信的情懷 其實已經十分難得了 那麼關於王安石的去世 蘇室以折衷的口吻說 有人就說蘇室這篇文章 好像有一種春秋筆法 就是表面上看不出褒貶 裡面有褒貶 就是蘇室在這篇文章裡 基本不談政治 只談為人和才學 是真的這樣嗎 我讀到 八個字我就覺得已經足夠啊 王安石規模的 不就是變法兩個字嗎 蘇室能夠從中想見 王安石的風采 這還不夠嗎 在折衷潮 蘇室能夠寫下這樣的文字 已經足以見出 他的格局之大和心胸之廣 蘇室早就從新舊之間的掙扎 回到了人生本來的意義 而與王安石握手言和了 褒揚新法 怒斥新法 這已經不是現在蘇室的心情 烏臺詩啊 催生了一個叫東坡居士的人 他已經習慣於春到江南花自開 如今花開的時候 他早已經醒來 要讓一個醒著的蘇東坡 再做醉酒的樣子 這不是很苛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