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偽奸雄？救世英雄？一口氣讀懂被誤解的曹操 11 集權統一

東漢末年 割據分裂已成事實 但曹操作為一方勢力又試圖完成統一 這一期我們講講曹操如何用集權方式 完成漢末的北方統一 實現他的周公圖補 天下歸心 上集說到 曹操晚年身處矛盾之中 成為一名神經過敏症患者 他之所以會受如此矛盾的煩擾 究其本源 還是他兼有漢臣與漢賊雙重屬性的混合體身份 想當年 是他親至洛陽迎奉獻帝 旗幟鮮明地豎立起效忠漢室的旗幟 而且至少從建安十五年發布讓憲自明本職令以來 曹操是KFC高考落榜 變身副讀機 反反復復表示絕無怠漢之心 言辭懇切 如今卻要自我否定 怠漢自立 這樣自己打自己臉的事不是好做的 即便曹操不在乎原面 但卻不能不在乎自己集團在對待漢室的立場問題上 早已分裂成兩派的事實 自天子都許之後 除了主動投靠 大多民事是受朝廷徵召而來 當然 說是朝廷徵召 其實還是曹操借朝廷名義招攬人才 對這點大家心知肚明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都是來朝任職 難於分辨哪些人是應忠於漢室而來 哪些人是應效力曹操而來 也難怪之後的怠漢工作會阻力重重 所以民國李成宇的讀二十五史黎注 論及三國奠基人的建國道路時說 三國時不吃力而受實惠者 尊權也 雖吃力而名謂兩德者 劉備也 甚吃力而聲稱漢賊 死好兼雄者 曹操也 曹雖智而孝訓權備 蓋作為辛勞日捉耳 對於曹操集團來說 迎奉漢室帶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優勢 尤其是事業發展時期 那些內心忠於漢室之人終究也要為曹操效力 他們的立場問題一直被含糊處理 由此而生的矛盾並未爆發 但當曹操表現出明顯的怠漢自立傾向時 投靠本為曹操效力者如董昭自然歡欣雀躍 主動推動怠漢工作 而投靠本為漢室者如尋玉便面臨選擇 是不忘本心繼續效忠漢室 還是改頭換面駐曹怠漢 一番思想鬥爭和站位選擇後 有的選擇向現實屈服 有的選擇堅持理想 以尋玉為代表的中漢派便是後者 他們以和平或非和平手段捍衛理想 自劉邦建國以來 漢室至今已立四百餘年 具有相當深厚的民意基礎 天下早已習慣於劉氏的統治 即便個別皇帝昏庸無道 也不能使人心一朝靜失 而且兩漢奉儒家學說為歸念 尤其是士大夫群體 忠君思想根深蒂固 即便漢末軍閥混戰 極大的衝擊了劉氏統治的合法性 但思想風氣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 為中漢而反曹者必大有人在 總而言之 因為挾天子而令諸侯 不但曹操本人成為了混合體 曹操集團也戒變為水火不相容兩派的混合體 代漢工作一旦啟動 中漢派的抵抗實屬酷當著火 當然了 曹操作為集團掌舵人 做任何事要考慮集團整體利益 對於內部阻力極大 甚至可能導致集團分裂的決策 定會慎之又慎 來自集團內部的風險 讓曹操無法下定稱帝決心 加之外有劉備孫權虎視眈眈 曹操於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十二月 發佈讓憲自明本之令 目的便是自明本質 說自己起初僅欲為一郡守 好做政教 之後才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慾望封侯做徵西將軍 皆因其本質有限 隨著時事發展 袁紹、袁術、劉表等群雄相繼掃滅 自己的志向也有增長 但身為宰相 人臣之貴已及 意望已過與 再三稱說自己並無代漢之心 同時也說 然欲辜便而委捐所典兵眾 以還執事 歸咎武平侯國 實不可以 何者 誠恐既離兵為人所惑也 既為子孫既 又幾敗則國家輕微 事已不得沐虛名而處實惑 此所不得為也 明確表示自己可以讓出封帝和實役 但不能讓出實權 這篇文章中 曹操確實吐出不少真言 但我們不要被政治家的話術所矇蔽 且不說一個真正忠於漢室的人 是不會過多考慮自身安危和子孫利益的 何況懇切之言辭也並非此文關鍵 關鍵在於曹操並非不能代漢 而是能代卻不代 想以此文賭注攻擊自己 為篡漢逆賊的洶湧輿論 同時藉此向天下明言 自己不會放棄軍政大權 暗示要將手中權力傳至子孫 未竟的事業讓子孫完成 所以我們更應將讓憲自鳴本質令 看作政治家為集團利益爭奪輿論陣地的辭令 而非曹操個人的真情告白書 至此 我們可以對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決策 做一番利弊分析 其利在於 一是獲得漢室忠臣之名 相對其他軍閥來說 曹操代表中央天然具有民意和政治上的優勢 徵戰時動輒以朝廷為辭 名正言順的討不從命 在軍事行動權佔得先機 劉從投降 張昭勸降等都源於此 二是以漢室為名招攬人心 相比武人和地方豪強 尤其得文人和士族之姓 他們入朝為官既是為漢室效忠 也是為曹操效力 其弊在於 一是雖自我標榜為漢室忠臣 但敵對勢力往往視其為漢賊 以清軍策為名 同曹操進行禍民禍案的鬥爭 二是集團內部分裂為中漢派和中曹派 使曹操不能專心對外 實施防範後院起火 由此可見 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引發的實際效果 具有一體兩面的相對性 沒有絕對的好處 也沒有絕對的壞處 如果以他事業的不同時期看 在統一北方的發展時期 利大於弊 而在代漢自立的鼎盛時期 弊大於利 正面曹操是中漢之臣 在漢末群雄中率先迎奉天子 進清王室 側面曹操是篡漢逆賊 覬覦地位步步緊逼 圖謀代漢 從二十歲被舉為校聯 開始為朝廷效力 到六十六歲已有皇帝之實 而無皇帝之名的畏罔而終 如何對待漢室 這個問題貫穿曹操整個政治生涯 集中反映了他所處而未決的政治困局 後世對曹操褒貶不一 爭論焦點多集中於此 上集說到曹操的正面是中漢之臣 側面是篡漢逆賊 如何對待漢室的問題 貫穿他整個政治生涯 如果就此將曹操一生歸結為漢臣 和漢賊的混合體而作罷 未嘗不可 但這只是真實呈現了他內心的困境和矛盾 未免流於表層 何況不論漢臣還是漢賊 評價標準都站在劉漢立場之上 但事實是漢室早已名存實亡 資治通鑒漢記六史有言 即孝和以降 貴氣善權 僻性用事 賞罰無章 賄賂公刑 閒語混淆 是非顛倒 可謂亂語 還說當世之時 苟有明君坐而政之 則漢室之坐猶未可諒也 不幸成靈遺頹弊之餘 重以還靈之昏虐 保堅養回過於骨肉 鐵滅忠良勝於寇仇 積多事之憤 許四海之怒 東漢末年的朝廷腐敗至極 朽木難雕 早已失去世心民意 幾乎無有重振之可能 走向滅亡實屬必然 這一點自董卓入京後 各地軍閥都心知肚明 只不過他們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 表面尊奉漢室 實則割據一方 連漢獻帝都在擅衛於曹丕的詔書中說 當世之時 使徒非復漢尤 亦復豈復朕尹 在這樣的情況下 各路軍閥實際上都脫離了朝廷控制 劉燕造天子成語 劉表演練朝儀 袁紹客席北方擅自封關 袁術在淮南建號稱帝 要以漢賊論 漢莫群雄無一不是 只是程度有深有淺 何況在漢朝即將土崩瓦解的情況下 曹操仍迎奉獻帝都許 還將漢座延長了二十餘年 所以如果還從劉漢 這個不再具有合法性王朝的立場出發 來評價曹操 似乎有失公允 而且漢獻帝已被架空成為傀儡 恥談立場 自然也沒有資格作為評判標準 我們不妨跳出如何對待漢式的討論維度 將視野放的更寬廣一些 新角度會有新發現 若以歷史人物所作所為的客觀效果為依據 而不是從主觀動機出發 曹操走的是一條統一之路 他希望分裂的山河能重回完整 但願紛亂的世世能重歸安寧 任何有利於統一的因素都盡可能調動利用 任何有害於統一的因素 他都盡可能消解廢除 在詩文中 曹操不止一次的表達自己完成統一的理想 最典型的便是短歌行最後一句 毋庸置疑 統一向來是中國歷史的必由之路 更是各個階層的普遍願望 漢末亂世之前 春秋戰國時的紛亂程度與分裂傾向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作為當時社會思潮的集中反應 先秦諸子經過漫長的跨世紀爭名之後 各家各派的哲學思想趨於成熟 在呼喚君主專制 渴望國家統一的大方向上取得了驚人的共識 大家如果對這段歷史和哲學思想感興趣 可以入手一本up主的著作《諸子的聲音》 一杯奶茶錢買不了吃虧買不了上當 直到秦始皇一統四海 漢朝既知統一的歷史綿延四百餘年 統一依然是社會上下的共同願望 是大勢所趨 誠然 秦漢以來割據勢力的分裂傾向 與王朝事實上的統一現實一直並存 統一之下永遠孕育著分裂的不安因素 一旦割據勢大統一帝國便會瓦解 但我們更該看到割據勢力的分裂行為 最終還是為了實現由自身割據 到一統天下的目標 割據仍指向統一 事實上曹操是漢末的一方割據勢力 確實順應了統一的歷史潮流 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北方 並在各種方面鞏固了這種局部統一 為將來晉朝乃至隋唐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這是曹操作為歷史人物最卓越的貢獻 任何時候都不容抹殺 而統一也成為觀察曹操畢生作為的一條關鍵線索 如果將華夏統一與劉漢王朝相比 統一仍是根本目的 劉漢只是實現根本目的的手段之一 畢竟有力量推動統一事業的選項還有很多 在漢末有袁紹、曹操、公孫瓚、袁術、孫權、劉表等割據軍閥 到三國時推動統一的選項減少為魏、蜀、吳三家 他們都有可能完成統一事業 只不過可能性有大有小 如上所述 當時的劉漢國作將盡 漢獻帝自保尚且困難 何嘆完成統一 古人在陳說王朝更替時總愛論及天命 看似迷信 實際上中國人所說的天命 並非虛無縹緲的上天意志 而是社會民心 是能否引領中國走向統一的必要實力與歷史大事 以當時的情況看 劉漢早已天命盡失 以此為基礎 再看曹操對待漢室的態度 豁然開朗 一方面從他的漢臣屬性出發 迎奉天子都許是為了藉助漢朝餘威討不從命 即消滅各方割據勢力 從而實現統一 人都是具有時代和歷史侷限性的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雖然漢室地位一落千丈 但還沒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仍然具有相當的號召力 在各層民眾尤其是世人心中 仍存有強烈的忠誠慣性 對於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 急剎車並不能讓它驟然停止 還會在沒有動力的情況下向前滑行一段距離 當時的漢室正如這輛汽車 急剎車早在董卓之亂後的群雄割據時便已慘下 之後國運延續只是出於慣性的滑行 而身在車上的乘客也會受慣性影響 即便漢室早已腐朽糜爛 他們仍會對其保持著出於慣性的忠誠 這從曹操稱衛公敬衛王後 仍有中漢派強烈抵制的現象便能看出 而作為要走統一之路的政治家 曹操不可能忽視這種忠誠慣性 只能加以利用以實現統一的根本目的 所以才會選擇迎奉天子 相比之下 董卓、袁紹、袁術都將漢室直接拋棄 置此強大慣性於不顧 急於另起爐竈 政治短線明顯 自然會招來比曹操大得多的反對 最終敗亡 另一方面 從他的漢賊屬性出發到稱衛公敬衛王時 曹操早已完成北方統一 各方面實力首屈一指 而人心向背也在曹操四方征伐的這些年間 悄悄轉移 客觀而論 統一的歷史使命最有可能由他完成 何況當時漢獻帝僅存象徵意義 軍政實權早由曹操實際掌控 既然代漢自立只有一步之遙 如水之舊象 剝除中漢慣性的歷史侷限 非但無可指摘 而且是順理成章 符合歷史走勢的事情 理應受到社會上下的歡迎 漢賊之說只是敵對勢力進行攻劫的說辭罷了 所以如果從漢式角度看 曹操確實身兼忠臣與逆賊的雙重屬性 先漢臣後漢賊 行為充滿了矛盾 靈魂忍受著撕扯 但如果跳脫出來 從統一事業角度來看 曹操一生是由統一事業貫穿的整體 漢臣之心與漢賊之行 都只是統一道路上的插曲 和波折 更進一步 同樣是統一之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 曹操選擇的是集權式統一之路 以集權凝聚實力 以實力促成統一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分為三個點來講解 第一點 擺脫宦官集團 東漢中後期宦官集團力量之所以日益強大 是因為皇帝需要藉助宦官勢力 箝制外戚集團 宦官實則是皇帝集權的某種延伸 但到漢末 宦官集團早已成為一股異化的力量 本為鞏固皇權而成長壯大 卻反過來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弄權擅專 肆無忌憚 盤剝官吏 腐朽墮落 這不只讓皇權極大衰弱 更激起世人百姓的眾怒 嚴重動搖了帝國的統治根基 在這種情況下 信仰以集權促統一的曹操 自然不能與宦官沆瀣一氣 表現出明顯的叛逆和脫離傾向順理成章 而在黨固之禍前後兩次發生的社會背景下 與宦官劃清界限最徹底的方式 便是投身士族 這個當時以黨人為代表的社會階層 並爭取得到諒解與接納 當讀到黨固之禍這段歷史時 絕大多數讀者都對黨人及其身後的士族群體 懷抱極大的同情和欽佩 善惡二分的簡單邏輯 使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宦官為惡 而黨人為善 黨人被賦予與邪惡勢力 進行頑強鬥爭的道德光環 其實這是一種淺顯狹隘的觀點 歷史上的各種人物與集團 都是為自己所在的集團利益服務 只不過有些集團在某段時期內 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而有些集團不能 並不存在完全的善惡之分 何況黨人在打擊異己勢力時 也是手斷血腥毫不留情 以至為代表的士族地主 對中央集權造成的削弱 與宦官集團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然也成為曹操重點打壓的對象 這就引出了第二點 打擊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累世公卿 門生故利遍佈天下 擁有巨大影響力 基本壟斷了世境渠道 藉此將觸手伸張至社會各個領域 如此家族勢力無疑對中央集權 形成巨大威脅 宦官集團完全不能與之相提並論 因為皇帝完全可以藉助其他力量 剷除當權宦官 而不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 但東漢末期的皇帝 幾乎沒有可能消滅世家大族的威脅 世族勢力早已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 東漢滅亡之後 歷經朝代更迭統治變換 但世族的影響力始終揮之不去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扮演著重要角色 生命力極其旺盛 東晉存續百餘年 世族掌控中央政權 坐擁國家軍隊 與司馬皇室共同維持著文法政治 甚至延續到隋唐時期 成為一大段中國歷史的時代底色 這些都與中央集權嚴重相悖 決定了曹操反世家大族的傾向 而關渡之戰則成為世家大族與韓族矛盾的集中爆發點 統一北方之後 曹操對於世家大族一方面不得不加以籠絡維持統治 但更多的是防範與壓制 使之居榮寵之位而不予實權 力圖維護並強化中央集權 三國誌高揉篆載 為了監視群臣 曹操設置了名為孝室的官職 類似於現代的特務 用盧宏、趙達等人擔任糾察群臣 孝室屢屢因個人好惡而擅作威服 高揉勸諫 曹操解釋說 今等恐怕不如我瞭解趙達等人 糾察眾人之事 君子不能為也 對於曹操設置孝室之舉 孫權評價道 成群這幫世家大族之前表現的老實本分 都是因為曹操卡著脖子 他們害怕曹操威嚴 所以竭心竭力不甘為非 長文是出身尹川城市的成群的字 孫權正是看到孝室對世族的抑制作用 纔有此語 並如法炮製 在吳國也設置孝室 監視百官 三國之中 曹魏政權內部的世族大臣最多 勢力最大 由此引發的皇權旁落危險也最重 曹操要走集權式統一之路 就必須壓制世族 第三點 抑制地方豪強 未進南北朝以來 現以下的基層社會主要由地方豪強 及其宗族勢力實際掌控 他們在和平時期組織生產 約束百姓 戰時負責徵集兵源 提供糧末 漢末未進時 國家徵收賦稅 徵發窯藝基本以戶口為憑 農民在荒年時交不起賦稅 便會逃離戶籍所在地 以逃避富裕 但逃離的農民還要生存 單靠無目的的啃荒 無法解決生計 何況地方豪強還侵佔大量農田 沒有耕牛農具的農民 無法自力更生 只好投靠到地方豪強門下 成為依附民 或者當國家徵發富裕嚴重到無力負擔時 擁有土地的農民 便心甘情願將自家土地併入豪強名下 成為豪強的佃農 實際上也是依附民 農民之所以願意依附地方豪強 是因為豪強門下的依附人口 不算國家戶口 不用向國家繳納賦稅 承擔窯藝 生產所得除了生存必需 其餘盡歸豪強 如此一來 戰亂越是頻繁 政府就越要增加富裕 就會有越多的百姓不堪重負而投身豪強 地方豪強因此越加壯大 此消彼長 向國家繳納賦稅的人口則越來越少 中央政府的實力便日漸削弱 這便是歷朝歷代統治者 都十分注意抑制土地兼併的原因 曹操發跡與諸多豪強的舉宗支持分不開 這使他對地方豪強勢力 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 尤其在統一北方之後 他並未像袁紹那樣隨波逐流 任其橫行相立 而是力行法治 以行為先抑制豪強 他曾說服刑百姓之命也 還說國亂之政以行為先 曹操大力啟用提拔能打擊豪強的地方官吏 在《三國志》中單獨列傳的便有王修 司馬之 呂乾 蠻崇 賈魁等 《三國志》五帝記及其影尉書 則對袁紹和曹操的施政風格進行對比 袁紹能穩坐河北 得益於他延續了東漢寬縱豪強的政策 豪強肆意妄為兼併土地 下明賦稅沉重逐漸貧弱 哪怕變賣家財也無法還清 濟州豪強沈沛更是無法無天 其族人甚至藏匿罪人 而曹操得濟州之後 亦敢袁紹就政 種豪強兼併之法 下令釐清百姓賦稅 讓郡國首相明檢察之 無令強民有所隱藏 而弱民兼富有 這種打擊土地兼併和人身依附現象 收到百姓喜悅的效果 在曹操的法治統治下 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社會面貌有所改觀 朝中少有偉大不掉 欽壓營私的士族大臣 地方也少肆意橫行魚肉箱裡的地方豪強 綜上所述 也總結曹操的信仰系列所有內容 先漢臣後漢賊 擺脫宦官集團 打擊世家大族 抑制地方豪強 曹操一生諸多重大的政治路線抉擇 都與他以集權式統一之路為信仰關係密切 以此反觀曹操 他本來短小的身形似乎高大了不少 一貫偏負面的形象 也有了些許神聖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