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清朝真的閉關鎖國，對外界一無所知嗎？

提起鴉片戰爭,很多人就想到清朝閉關鎖國,對外界一無所知,連英國在哪兒都不知道,最終理所當然的慘敗在英國手中,對破割地賠款。 然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真的對外一無所知嗎? 一個很反常識的結論是,早在184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前的清帝國,對世界的瞭解不光不少,甚至還非常深入。 滿清入關之初,就曾和荷蘭人聯手對付鄭成功,按同時期歐洲傳教士的觀察,滿清八旗集團甚至還有一些來自中東歐的蒙古人,換用今天的認知,就是俄國人和波蘭人。 滿清集團當時有個基本認知,就是西洋人的武器很厲害,早在大明還在的時候,努爾哈赤就悍死於紅衣大炮之下,這些紅衣大炮就是大明問荷蘭人買的。 到了清朝,雖然強調老祖宗的奇射本事不能丟,但對於威力更大的火衝大炮,清廷也沒有一位拒之門外。 清軍入關後,專門從南方的澳門蒐集資料,請來外國人研發火器,亞克薩之戰後,康熙就曾感嘆火器的厲害,隨即請來比利時人南淮人來研究製造火器,說來實在寒酸,中國人自己發明的火藥,最後還要請教外國人研製火器。 到康熙28年,一共製造了火炮500多門,還改進了連珠火衝,據說可連發,大約可以連發28顆,在當時就是重機槍的存在了。 討伐格爾丹的時候,火炮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軍事裝備,清朝和西方還有不少文化交流,滿清僱傭過許多西洋畫師和傳教士之類也有接觸。 康熙甚至學過西方的幾何等前沿理論,不過這在清廷看來只是皇帝的一點小愛好,和完英鬥狗之類的愛好沒什麼區別,清朝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前沿科學知識蘊含的巨大能量,也就不會設立專門的機構去研究科學技術。 乾隆時代,滿清和法國的來往比較密切,乾隆用來吹噓戰功的圖畫,就是送到法國製成銅板,花了滿清一大筆錢,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上斷頭臺的消息,乾隆也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而且和其他歐洲王室一樣,被嚇得夠嗆。 既然清朝早期與世界的交流如此緊密,為何到了道光時期,會給人留下一個清朝閉目色聽的印象呢?一個原因是,法國大革命後,乾隆害怕這股不尊皇權的歪風邪氣傳到中國來,更何況滿清是外族入主中原,骨子裡就帶著點自卑和不安全感,清朝皇帝害怕有人也會不承認他的地位,會把他也送上斷頭臺。 也或許是這種心理,滿清變得越來越害怕和歐美人打交道,害怕反軍權的思想也一併傳播過來。到了道光時代,他連英國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 另一個原因則要稍微複雜點。我們先來看看,此時的英國是怎麼把勢力的觸手伸向亞洲的。18世紀中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孟加拉建立了殖民地,1795年從荷蘭人手中奪走馬六甲,1805年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全面控制印度次大陸。同一時期,拿破崙的法蘭西帝國橫掃歐陸,攻佔了葡萄牙帝國首都里斯本。 作為法蘭西的老牌宿敵,英國此時迅速做出反應,佔領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為的是防止法國勢力通過葡萄牙殖民地染指亞洲。181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了今天尼泊爾的庫爾喀王國,尼泊爾就在喜馬拉雅山腳下,緊鄰著西藏,換句話說,英國此時已經擴張到了清朝邊境,甚至通過東南亞一眾島嶼對大清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包圍網。 那麼大清此時有沒有意識到,有個國家拼命在他家後花園挖土搞事嗎?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大清或多或少就意識到了。英國佔領尼泊爾的時候,尼泊爾的庫爾喀王朝作為大清的屬國,立即向北京求援,稱庫爾喀與大清脣亡齒寒,如果庫爾喀被征服了,那麼西藏就危險了。 當時駐藏大臣滿洲人胡圖裏寄給北京的報告中說,庫爾喀王宣稱有個披棱的政權正在打探地理信息,計劃從尼泊爾一路進軍唐古特。這裡面唐古特指的就是西藏,至於披棱,這個名詞最早見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發布的一份錫玉,可能來自於波斯文弗蘭基,意思是外國人,印一成漢字就變成了披棱。 在第一次庫爾喀戰爭期間,清廷甚至連披棱的具體位置都不甚明白,以為它只是西藏南面鄰近尼泊爾的一個部落,大致與魯喀巴、哲孟雄毗鄰。 第二次庫爾喀之役期間,領兵入藏的福康安就在上承的奏摺中將披棱與附近庫爾喀支布魯克巴、做木朗並稱為三處部落,直到福康安大軍六戰六捷,親臨庫爾喀都城陽布附近,方纔謹慎地推測,以為中心的披棱的中心可能在印度次大陸的加爾各答,與那些他任兩廣總督期間打過交道的廣東的英吉利商人或許有聯繫。 但此時的大清還沒有把在廣東做生意的英吉利商人和在自己周邊擴張的神祕勢力聯繫起來,這一點可以從大清官員對印度和英吉利的稱呼中看出來,自古以來中文對印度有很多不同的稱呼,最古老的約莫是天竺,後來受波斯文影響,還把印度叫做溫都斯坦。 但除此之外,自十九世紀初還流行起了一個新詞彙,那就是港角。所謂的港角來源於什麼詞彙,已經很難考證了,我們只知道這一詞彙指的是印度次大陸的商部和商品。 1816年,梁廣總督蔣優先給北京的一份報告中說,英吉利與港角有傳到廣州,但他沒搞明白英吉利和港角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只能說有英吉利國的人在港角有傳,英國可能在港角有據點。但大清知不知道當時的港角已經被英國人統治了,可能是不知道的。 換言之,十九世紀初的梁廣總督雖然某種程度上認識到了這個英吉利國與港角有些許關係,但是還是認為兩者可能還是彼此獨立的。至於英吉利國與港角與之前所說的批冷的關係,恐怕就更不知道了。 這就是當時大清最主要的毛病,他們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大清實際上一直對外部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邊疆大臣花了很多心力收集外部的情報。但關鍵不在情報的收集,而是情報的整理和分析,是如何能在海量的信息中挑選出真實的,重要的情報整合起來,交給決策者去應對,清朝此時就缺乏這樣一個情報機構。 所以,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所收集關於英吉利和港角的情報,沒能與西藏地區獲得關於批冷的情報聯繫起來,使大清沒能第一時間就認識到,他的對手已經在自己周圍系統性擴張了幾十年。隨著時間接近十九世紀中葉,大清終於釐清了英吉利與港角印度之間的關係。 例如,梁廣總督的阮元在任內編撰《廣東通誌》的時候,很不尋常地加入了一新的知書體力,即外翻列傳。他在這一部分講述了西洋諸國的情形,在英吉利國詞條下稱,又不知何時佔據北亞,未立家,也就是今天的加拿大。他還說,英吉利自雍正十二年開始來廣東貿易,所貿易聯署之地皆稱港角,來博甚多。 書中明確指出,港角印度就是英吉利的藩屬國。此外,《廣東通誌》還提到了一個詞條,就是望梅,也就是今天印度西邊的孟買。詞條中稱,孟買乃鴻毛所轄,鴻毛是英吉利的另外一個稱呼。 換句話說,阮元在十九世紀初所編的《廣東地方誌》,不僅知道了英國控制的東邊的孟加拉,還知道他們掌握了西邊的孟買。除了《廣東通誌》以外,同時期還有不少著作顯示出,當時尤其是東南沿海的中國士大夫,對外界的瞭解已經非常深入了。 更不用說西方的傳教士,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活躍在中國。十九世紀的英國傳教士米連,曾在廣州研習中文,後來輾轉到了英國另一個殖民地馬六甲,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附近。1815年,他在馬六甲領導,發行一份漢文月刊《查世俗每月統計傳》,向中文世界的人介紹歐洲的新知識,同時傳播基督教的教義。 其中地理成了該刊物的一部分固定內容,向中文世界很好的傳遞歐洲的地理知識,許多漢族士大夫都成了這類刊物的忠實讀者。像米連這樣以辦刊物為名義傳教的傳教士還有不少,雖然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客觀上確實起到了傳播西方文明,幫助中國士大夫認識外界的作用。 另一個傳教士郭十烈在一次記錄中說道,一些中國的低層官員問我們,我國在亞洲的領土與哪些國家相鄰,以及我國聲威遠自何處?一般而言,清朝官員們對於不在天朝威壓下的外國極度無知,他們驚訝於我國在印度之領土與中國的雲南省只隔著些林和山而已,還對我們與他們那麼近,感到難以置信。 從以上敘述中可以看出,雖然當時絕大部分的官員對外的理解仍然有限,但作為中國最頂尖的一批精英,很多官員士大夫都開始對外部世界的發展感興趣。 這些少數對外感興趣的漢族士大夫在往後的鴉片戰爭中扮演了影響帝國決策的重要角色,其中一位便是林則徐。不過,縱然有如此多願意瞭解外界的清朝精英,為什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期間依舊顯得如此無能,且對英國知之甚少呢? 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世界觀十分詭異,首先是極端重視北方的遊牧力量,整個清朝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於蒙古強權的打擊,同時對內的農民起義或者傳統的強臣交兵等問題也有很好的處理,基本上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峯,然而對於外部力量,尤其是海外,則顯得極端輕視。 畢竟在中國歷史上來講,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是死於來自海上的侵略,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對於海外表現出很強的興趣,雖然元朝曾經遠徵爪挖,但是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窮兵黷武的表現,所以清朝對英國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是否與回疆各部接壤,這類問題依然是以純粹的陸權思維出發的。 其次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整個清廷對外的情報機構完全處於空白狀態,雖然有海量信息輸入,卻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整合,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情報完全不能指導皇帝的決策,最後是判斷失誤,清朝對於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分析判斷可以說是極端錯誤,這一錯誤也和我國的古代軍事理念直接相關。 就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而言,他雖然對英國有所瞭解,但是對英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也存在估計不足和侷限性,他認為英國遠赦重陽開戰,後勤補給必然跟不上,以我國古代的軍事思維來估計英國人,而且英國志在通商,通商不必起信,意思是英國人是來做生意的,生意人都是以和為主。 這又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把自古就被打壓為賤極的清朝商人和持賤經商的英國人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