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十三集 原著：鄭念 有聲書 大陸下架 #文革 #十年浩劫 #紀實文學

第十三集,走廊另一端,那扇門響了一下。接著,一陣皮靴聲在過道裡遊遠而進,同時響起扇扇小窗洞的起壁聲,一邊有人在大聲吆喝著:「你怎樣?你交代了嗎?你把問題都一一交代了?」 那沉甸甸的腳步聲越來越逼近了,我萬分緊張,因為我預感到又要遭難了。果然,腳步聲在我牢門外停住了,門上的小窗被一推,一陣沙沙掀起的聲響,接著一個男看守說:「就是他!」 那看守的聲音叫之平時更加惡狠狠,許是為了要討好那軍管會的幹部。通過那扇敞開的小窗口,我目光所及,只見一雙黑皮靴及一套空軍制服的下半截,縱使沒有見到他的臉,在我的腦海裡也立時映出一個滿臉橫肉的形象。 中國人相信,從一個人的面相中可以推測出他在生活中的種種態度,因此一個壞人必然生就一副惹人生厭的滿臉橫肉。不知為什麼,如此一想,倒令我來了勇氣。我立時覺得,不論他對我怎麼說,我都能夠對付他。 你為什麼不交代?就是那擴音喇叭的聲音。我沒犯罪,叫我怎麼交代?胡說!你是帝國主義的特務,你想喫花生米嗎?我在等著看守所的新任領導,對我的案子做實事求是的審查。如果確認我是無罪的,我可以得以釋放的。 你在白日做夢,別把我們當傻瓜。你不交代,永遠也不會釋放你的。你聽到了那些拒不交代之輩的下場了吧?他們死了,死了,聽到了嗎? 他聲嘶力竭地嚷著,然後他對看守說了幾句什麼。那看守便拿出一串鑰匙,把門打開。 出來!看守對我嚇到。我從囚室裡走出來,不知那穿著空軍制服的傢伙將拿我怎麼樣?這時,他已沿著走廊向擁道口走去。我跟在他身後,還沒走上兩三步,猛聽到頭頂上沉悶的一聲,接下來是一陣騷亂。幾個人大聲叫起來,報告,報告!又有人驚呼著,快來人呀,他在流血! 同時,在擁道另一端,發出一陣陣低雅的歇斯底里的癡笑,漸漸地,越笑越響,然後又變成刺人耳膜的嚎哭。慘暗的燈光,在擁道上投下一片沉重的陰影,種種跡象都顯出一種兇惡不祥之氣。 那走在我前頭的傢伙猛地一個止步,把我往囚室裏一推,將門一鎖,就飛快地趕上樓去了。樓上囚室裏,傳出看守們陣陣忙亂的腳步。 把他帶出來!那個穿空軍服的,在樓上氣勢洶洶地嚇叫著,你竟敢用自殺來威脅無產階級專政?你以為,將頭往水泥馬桶上一撞,就可以逃避交代了嗎?你的行為本身就證明你有罪,我們將對你嚴加懲辦! 傳來一個年輕女子的啜泣聲,還有來回走動的腳步聲。接下來,又是那死一般的禁忌。過了一會兒,那女看守命令大家睡覺了。當她走到我這邊時說:「你為什麼還站在這兒?」 我在等待審訊:「不審了,快睡覺去。」看來似乎樓上發生的那場騷亂,令他們把我忘了。我想,要不是正巧那女青年出了這麼件事,不知道他們會打算如何收拾我呢。那女青年所採取的方法,是不足為訓的,這根本無濟於事。 但她之所以這樣做,說明那次廣播講話是那樣地令她絕望。事實上,在第一看守所裡,企圖自殺者很少能如願的。唯一自殺成功的,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外科醫生宋醫師。他是上海一位副市長的兒子,聽說他拼命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後用它來割斷自己的動脈。 在毛澤東死後,有人透露說,是造反派把那青年醫生投進監獄進行迫害,目的是要他揭發自己父親。第二天,開早飯的時間都過了老半天,才給發飯,仍是乾飯和煮青菜。下午,一塊白煮山芋從小窗洞裡推進來。 這以後好幾天裡,都是白水煮的梅山芋片與煮山芋兩者交替著喫,這讓我實在無法下嚥消化,因此在那段日子裡,我每天只喫上午的一頓乾飯。就這樣過了一段日子,我已日日夜夜處於一種飢餓狀態,飢餓對我已不是一種感覺,而是真正的腹中空空無物。 我的肌肉慢慢地消耗掉了,視力也減退了,連最簡單的活動如洗衣服都已經感到力不勝任。有些看守消失了,新來的看守都掛上了造反派的紅袖章。 清早中午皆晚上,我總能聽到他們高呼著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還唱語錄歌。在報上,已向中國人民必須執行的新制度給推了出來,被稱為早請示,午檢查,晚彙報,要求每個人必須恭敬地在毛澤東像前舉行這種儀式。 早請示是讀毛澤東語錄中的章節,午檢查是重讀語錄,晚彙報還是讀這本書。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每日必須有三項讀毛主席語錄的儀式。報上也曾刊發過文章討論過,比如星期天,一個人待在家裡是否也需要這樣做。 結論是,必須堅持人前人後一個樣,即便病在牀上,也不能舒懶。幸而這種愚昧的儀式只能是革命羣眾的特權,對我們關在監獄裡的階級敵人是不被準許的。 軍隊管制後,監獄裡恢復了紀律,看守之間已不再展開大辯論和武鬥了。他們準時來當班,但同時相互之間也顯得十分冷淡,似乎都有了提防之心。 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互相閑談。假如一個看守單獨與犯人們一起,反倒顯得輕鬆自如點。但當兩個看守在一起值班時,雖然表面看來好像大家都在監守犯人,但其實兩人都在猜忌對方,是否會將他或她的表現向軍管會匯報。 除了進餐時間改變外,另外還為犯人制定了新的作息表。每天早晨,全體犯人都必得收聽新聞廣播,先聽北京中央臺,再聽上海臺,還經常通過擴音機對犯人訓話,同時宣讀從寬或從嚴處理的犯人名單,以激勵我們這班犯人做交代。 每當擴音機打開了,看守們便在各牢房間竄行,以檢查是不是都在收聽。我門外剛好是個擴音機,那尖利的噪音將耳朵都要震聾了。因為看守在監視,我不能用手堵住耳朵,因此趁著星期天,我就向看守借了把剪刀,把一塊小布剪碎折疊起來,做了兩個小球做耳塞。 如是,即使不太頂用,至少不再太難受了。我好幾次受命到提審室去參加特種學習班,並接受軍管會看守的審問。這些看守,自是受到軍管會的重用而專橫跋扈。並不是全體犯人都參加這樣的學習班,他們僅僅挑選一部分人出來參加。 不知是因為我們的罪行最嚴重,還是思想最頑固不化?那班看守常利用這種場合來侮辱我,說我是可恥的地主階級或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抨擊我的階級出身,詛咒我在亞細亞為帝國主義者工作,稱我的認罪態度為抗拒改造的。他們提出諸如此類一連串問題向我圍攻,卻不給我進行解釋的機會。 他們還說我即將被槍斃,也說我將在第一看守所終身監禁。每次受審時,他們總是滔滔地訓個沒完沒了,我除了洗耳恭聽之外,別無他法。如此幾個回合後,我才領悟到,他們之所以如此,只是為了表現他們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不過是被他們作為舞臺上的一件道具。 因此,我得出個結論。即便為上級重用的軍隊看守,在那有大膽懷疑之說的文革中,對自身的安全,其實也毫無把握。因為有些長年來一直十分被重用的黨員領導,也有請客間被打成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隱藏在黨內的敵人。 一天,我們被押往操場。在走出女監時,我看見從前那位梁指導和其他一些人在拆毀花壇。我並不為此覺得不解。因為前日,我就在報上讀到一段消息,說毛主席說過,養花種草,會消磨羣眾的革命熱情。還說毛主席在中南海花園裡,只種些蘋果樹和向日葵,因為它們有實用的經濟價值。 由此可見,文革時期,個人崇拜已發展到如此嚴重之地步。他說的每一個字,不管是否重要,都會立即奉為指示。相反,如果沒有毛澤東指示,那就什麼事也做不成了。 那邊幾個男女之眾在打掃車道,並把一桶桶水送往廚房。從他們的外表及粗魯的舉止判出,他們是在接受監督勞動。我知道,他們是看守所裡的黨員知識分子,好比梁指導員之輩,他們在此接受這種勞動。毛澤東說過,知識分子只有在艱苦的體力勞動中,才能進行改造。 幾年後,我聽說,在文革中,成千上萬的人們被勒令放棄城市的工作,到農村通過勞動接受再教育。即使留在城裡的知識分子,也在各自單位做普通工的工種。在這種措施下,醫師下病房倒尿灌馬桶,教授打掃大學校舍裡的廁所,美術家和音樂家砌牆築馬路等,比比皆是。 他們在勞動的同時,還要參加各種批鬥會和政治學習班。在那裡,他們還得交代所謂的罪行,進行自我侮辱。毫不誇張,在文革中,極左分子對知識分子的侮辱踐踏,可謂史無前例了。他們完全摧毀了中國尊重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 那個時候,全國上下,只要讀毛選四卷以外的任何書籍,都有被指責為反對毛主席的威脅。我被押往操場,看守要我拔掉地上的雜草。當時正值隆冬,只在向陽的牆角邊才叢生著幾處雜草,但地面凍得石頭一般堅實,徒手拔草怎麼也幹不快。 當一個看守巡迴至我身邊時,就踢著我腳邊一小堆拔下的雜草,大聲罵著:「怎麼只拔了這麼一點,為什麼不連根拔掉?」 我沒有拔草的工具,你的手管什麼用,你就是會偷懶。他說著,就往那堆雜草上飛起一腳,弄得那些碎草,洋洋灑了滿天。我直起身子,瞬時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頭暈眼眩,但還是掙扎著蹣跚的脈搏,跟著他回牢房去。 我發現我的囚室門洞開著,走廊裡站著兩個看守,我的被單、被褥、毛毯等,都被亂扔在灰塵濛濛的地上,帆布兜裡的東西也給翻出來了。但看守看見我走進來,就猛一把抓住我棉襖的錢金,狠狠地將我往囚室裡一推。 把棉襖鈕子解開!他嚇叫著。我把釦子解開後,他從我背後把我的棉襖扯下,往地上一扔,然後又抓著我的雙肩,把我推到屋角,面對牆壁。我站在那兒,咳得渾身打顫。 把褲子扒下!他檢查好棉襖後,又大聲吼著,請等我把棉襖穿好行嗎?我已經在重感冒了。 你還這麼嬌生慣養,監獄裡的生活對你沒有什麼幫助嗎?是嗎?你還是這副腔調,我想脫掉棉襖褲子,你也動不死,快脫下來! 在他搜查我的褲子時,我又是咳嗽又是打噴嚏,完了他又把褲子往地上一扔,開始搜我身上,隨後,他又將我貼在牀沿牆上的手指通通撕下來,並故意在我的被褥上踩來踩去,還把我的遮掩布扔在地上,用腳拖來拽去的,然後一下將他踢出牢門,出去把門鎖上。 接下來,我又聽到他在開啟隔壁的牢門,氣勢洶洶地對那裡的犯人吆喝著。我將棉襖褲子撿起來穿好,再一一把散扔一地的物件收拾洗淨。 四日乾飯送來時,我又留了些米飯,重新用手指把牆壁糊好。我很珍惜這些米飯,因為現在每一粒米飯對我都是十分寶貴的,我得依仗它來爭取生存。 要再做一塊遮掩布,就只好等到星期天才能向看守借用縫衣針和剪刀了。 搜查囚房已成為固定的監獄法規,由軍人、女看守之類不定期進行。我牆上的手指已貼過幾次,遮掩布也縫過好幾塊了。 在貼手指時,我是將範例一顆一顆地數出來,儘量節省使用的,一顆也不肯浪費掉。 通宵徹夜地咳嗽,折騰得我不能成眠,頭就像裂開一樣地疼,此日清晨,我幾乎不能起身了。 我巴到小窗門口叫著,報告,一個比較和氣的看守開了小窗,我病了,可以看醫生嗎? 我要求著,他給我遞進一支體溫表,過了幾分鐘拿出來看了看說,你在發燒,熱度相當高。 他給了我兩片阿斯匹靈,還吩咐我多喝點開水。 我一直等著醫生,但他卻沒有來,待那位看守下班之前,我又要求看醫生,他遲疑了一會兒說, 那醫生去農村在教育了,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纔可以回來,或許會有別的醫生來代替他的,明天你再向看守報告吧。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現在就可以上牀休息。 他又給了我兩片阿斯匹靈,能準許我躺下已經很不錯了,但我頭疼得裂開似的,周身發冷,只打哆嗦。 我知道,體溫還在上升,值夜班的看守來了,交班時,他們互相喊了句,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隨後,那夜班看守,沿著過道一一查看著各間牢房,漸漸向我的求是逼近,只聽他精神抖擻地奪著步子,在各間囚房的窺孔邊稍稍停留一下。 怎麼了,已經躺下了,哼,可真會享福,起來,還沒有到睡覺時間呢。 他醒到我門口時,就高聲叫起來,聽他那聲氣,我知道,就是隔天下午來搜查我求是的那個女看守。 我病得厲害,剛才下班的那位看守讓我躺著的,我想,除非她來硬拖我,反正我就睡著不起來。 幸而她倒沒有進來,於我過不去。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她在樓上訓斥另一個犯人。 四日,一位青年來給我看病,我告訴他我在發熱,而且已經咳嗽兩個月了。 他說,哦,你可能得肝炎了,這陣看守所裡患肝炎很多,呃,我先給你驗一下血。 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個稍稍懂點醫學常識的普通人,也會知道我患的是支氣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經轉成肺炎了。 一個肝臟腫大的人的症狀,與我的完全不同,這個青年,究竟是哪一號醫師呀? 我俯下身子,從敞開的窗洞裡往外打亮了一下,只見一個不滿二十歲的,穿著一身軍裝的農村青年。 我這才恍然大悟,他並不是那種受過教育的專業醫師,他來這裡當醫生,只是受領導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業務的工農來擔任此類技術工作。 毛澤東曾提出過,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看來,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澤東的指示,在治病中學會做醫生。 那時報上常有關於這類的報導,說是醫院裡那些沒受過專門醫學訓練的公務員,在掌握了毛澤東的教導之後,能為病人施行外科手術並取得成功。 當醫院裡要為患者施行手術時,造反派為了想立竿見影地證明毛澤東的言語的神通廣大,就讓那些沒受過訓練的醫生,在手術房裡與病人做生死搏鬥,自己則圍在邊上,朗讀毛澤東語錄。 可是當極左分子領導得病時,卻非但要他們自己的私人醫生治療,還要用飛機把著名的醫學專家接到北京為他們治病。 這些專家,都為解放前由國外大學畢業的。要是這時,這些專家正逢下放在農村勞動,那就立即可以調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醫生將我帶到裝有火爐的看守辦公室,我頓時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 他打開醫療箱,拿出注射器,將我棉襖脫掉,然後捲起我袖子準備打針了,但待他把針頭插入我手臂時,卻找不到靜脈。 試了幾次都沒成,我皮下都給扎出血了,手臂陣陣作痛,看得出他很著急,滿頭大汗,手都在顫顫發抖。 我為這可憐的傢伙難受,因為他在從事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要是我不在這時給他講幾句寬心的話,我的手臂還要喫苦頭了。 啊,我的靜脈很細,醫生們都說要給我抽血真難。 我說著,以儘量鼓起他的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麼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說那是充滿感謝的一瞥,然後我又摒棄讓他再試一次,最後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幾天過去了,我的熱度已經高得令我感覺不到囚室裡的冷澈骨髓的寒氣,看守允許我躺在牀上。 那在這裡勞動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監視下,一天兩次給我送稀飯和熱開水。 大部分時間,我都昏昏沉沉地睡著,做著奇奇怪怪的噩夢,覺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樣飄飄然地,從裝著鐵欄杆的牢窗裡,鳥鳥飛了出去。 一天早晨,那個青年又來了,對我說,啊,你沒得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許多犯人都患有肺病, 呃,現在把衣服穿起來,送你去醫院進行X光透視。 雖然明知自己沒有肺病,但我也十分樂意去醫院檢查一下。 下午,一個女看守開了球門把我帶出去了,我的雙腳搖搖晃晃地,無法自持,全身軟綿綿的,幸好她沒有大聲吆喝,也沒催我快走。 在看守所出口處,一個男看守拿著副手銬在那裡等著我,只聽那女看守對他搖搖頭,輕聲說,病得太重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是,因為我病得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竄,所以不必上手銬,還是我病得太重,不上手銬,以示照顧? 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銬拿走了,一輛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門口等著,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車。 與十六個月前那個夜晚,我被帶入看守所時比,這條車道的變化有多大? 那裡燈火通明,到處都見忙著幹活的人從,車道兩側的楊柳樹邊支著一塊塊紅色木牌,上面寫著毛澤東的有關階級鬥爭的語錄。 那些語錄是用黃色油漆寫的,木牌面對著大門入口處,可能是給那些進看守所的犯人製造一些恐怖氣氛。 在軍營屋頂上懸掛著一面大紅旗,上面用白旗寫著三條語錄,打倒美帝國主義份子,打倒蘇聯修正主義份子和一定要解放臺灣。 幾個供射擊練習的靶人都穿上洋裝給懸掛在木桿上,他們的衣襟上分別寫著美國總統、蘇共總書記及臺灣國民黨頭目的名字。 那些解放軍就對著他們做刺殺練習,當其中一個戰士一個箭步迎上去,將刺刀殺向靶子時,全體戰士都鳴聲呼出一個震耳的沙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幾乎不見人影,從看守所到提蘭橋監獄醫院,路相當長,一路上只見到西蘇的行人緊裹著棉大衣。 頂著呼嘯的西北風,在人行道上直出而行。 我雖然病得厲害,可因為已經好久沒有看見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還是打起精神,想藉此機會觀察一下這個城市究竟有了怎樣的變化。 我還希望能從中推測體會一下女兒在現今的生活。 到處都是破壞留下的痕跡,燒焦的大樓裡,嵌著一支支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時能見到連根拔起的樹木和被丟棄在一邊的汽車。 垃圾隨風四揚,垃圾堆邊徘徊著幾個隱隱綽綽的人影,那是密保的拾荒者。 交通燈已經停止啟用了,建築物上貼滿各種標語語錄,有的都貼到公共汽車和卡車身上,也有用粉筆寫在人行道上。 解放軍代替民警在馬路上巡邏,幾輛滿載著頭戴鋼盔,手持鐵棒的造反派的卡車風馳而過,他們一邊還高喊著口號。 提蘭橋是上海市區的一個地名,上海是監獄所在地。時間一長,提蘭橋三字便成為監獄的代名詞了。 整個監獄的空間很龐大,佔有好幾畝地。那些經過市裏幾個看守所審訊後,並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這裡服刑。 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認為不適宜送往勞改農場的一般犯人。他們可能是因為體弱年高,已經不適宜體力勞動,或是因為有什麼特殊才能可以發揮。 沒有人確切知道整個監獄關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計約有兩萬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個監獄工廠裏勞動。 這裡生產有算盤、鈕扣等產品,有些產品還遠銷至國外。監獄醫院就設在提蘭橋監獄內部,保衛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嚴格得多。 吉普車經過兩個關卡,都檢查得十分嚴密,仔細核對過證件後,才準許車子駛進有眾多解放軍守衛的大鐵門。那些看守都掛有手槍。 整個監獄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見一棵樹木,只聽到眾多工廠裏傳來突突的機器聲。 那一長列標著各類小牌牌的房子,就是審問室和辦公室,巖牆也填滿各種打擊敵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標語。 遠處一道高牆後,圍欄著六幢大樓,窗上都裝置著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裏的窗戶一樣。 我猜想,那些大樓都是犯人的生活區。看守將我帶進醫院大樓,那裡也是貼了滿牆的標語語錄,還有一張巨幅毛澤東畫像。 那佈置環境的人,真可謂別具匠心,連窗玻璃上也畫上毛澤東的頭像,有的頭像下端還畫著一顆插著箭頭的紅心,其他的畫像邊都寫著一個中字。 監獄醫院的候診所,可謂為地獄一角。雖然沒有人會被猛獸吞滅,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丟入洶湧的大海之中,但它卻是個慘不忍睹的、痛苦的、無聲的地獄。 那些裹著藍縷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臉上顯出極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哀著,等著死神的到來。不知是因為病魔的折磨,還是因為飢餓,或者兩者都有,將他們摧殘成現在這個樣子。即使是醫術超重的醫生,也未必能恢復他們的健康。 我聽說過有關提蘭橋監獄的驚人死亡率,現在親眼目睹這些病人,立即就會進入下一批的統計數目之中。一些犯人,逾履著坐在木條凳上,邊上還有許多病人,裹著棉被,就躺在擱在水泥地上的骯髒不堪的帆布架上。 一個禿頭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雙目緊閉著,蠟一般的臉龐上,緊繃著一層近乎透明的皮,除了內張著的嘴巴,還在靜亂地喘著氣外,已是完完全全像個死人了。室內的窗戶都緊閉著,空氣渾濁得令人窒息地喘不過氣來。 我緊緊地閉著眼睛,以躲開那讓人壓抑難過的慘像,秉生唏氣地等著醫生的傳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