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 陸機 辨亡論下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身“吴四姓”之吴郡陆氏，吴国奠基人孙策之曾外孙，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
陆机在吴时曾任牙门将，吴亡后隐居修学十年，始仕西晋。太康十年（289年），二陆来到洛阳，受太常张华赏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历任太傅祭酒、吴国郎中令、著作郎等职，与贾谧等结为“金谷二十四友”。赵王司马伦掌权时，引为相国参军，封关中侯。司马伦被诛后，险遭处死，赖成都王司马颖救免，此后便委身依之，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303年），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却大败于七里涧，最终遭谗遇害，被夷三族。
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誉为“太康之英”。亦善书法，其《平复帖》是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译文：
从前魏、蜀、吴三国鼎足为王，曹魏握有国中华夏，刘备占据岷山、益州，吴主控制荆州、扬州、交州、广州。曹魏虽然在国中华夏取得成功，但暴虐太甚，民怨太深。刘备利用地势险阻弄巧设诈，功业单薄，民俗过陋。至于吴国，桓王以武力奠基，太祖靠德政成业。明智通达，美好风范弘扬远方；求贤才唯恐赶不上，爱庶民犹如爱幼子；接待士人举行盛大礼仪，亲近仁爱倾注一片丹心；拔擢吕蒙于行伍之中，赏识潘濬于俘虏之列。推心置腹信任贤才，不担心自己受人欺骗；量才而授职务，不怕权力过大威胁自己。亲自为陆公（陆逊）执鞭驾车，以此增强他的威风；禁卫武装全部交给周瑜，以此壮大他的兵力。低筑宫殿，简化膳食，以增加功臣的赏赐。胸怀坦荡谦虚，接受谋士妙计。所以同鲁肃只见一面便委以重任，士燮历尽艰险而效命。高看张昭的德言，减少游猎的娱乐；以诸葛瑾谏言为贤明，割舍男女之恋情；为陆公（陆逊）劝谏而打动，删除烦苛的刑法；为刘基不可醉杀虞翻的建议所警醒，立下“三爵”之后言杀无效的誓言。屏气谦恭，小心翼翼，以探视吕蒙的疾病；抚养凌统的遗孤，如同慈爱自己的子女。登坛即位胸襟开阔，功劳归于鲁肃；抛弃小人的流言蜚语，相信诸葛瑾的高风亮节。因此忠臣竞相献策，志士竭诚效力，宏图大略，不满足于区区吴国。配置各种官员已差不多，只是许多政务尚未来得及处理。
开始时定都建业，群臣请求举行登基大典，孙权推辞不许，说：“天下人将如何说我呢？”而且“车服”的制度尚不完备。待到中年，三国鼎足而立的大局已成，朝廷各种制度初步修订，虽然隆盛的教化与完美的纲纪尚不能同前代相比，但治理国家的才具，也足以执政了。方圆几万里，将士上百万，土地肥沃，兵士精干，武器锋利，财物雄厚。东靠茫茫大海，西临高山险阻，控制长江全区，峻山环绕疆域。国家的有利条件，未见有如此之大的。假使中等才能的君主以道守业，栋梁之臣辅佐有方，遵循先王典章，勤于爱民，慎于施政，遵守既定国策，把住永恒的天险，则可以万古千秋，未有危亡之忧了。
有人说：吴国和蜀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灭则吴亡，道理就是这样。西蜀，它对吴国犹如篱笆，并不能决定吴国的存亡。为何？两国交界之处，崇山峻岭，陆路没有可通战车之途；河道狭险，水路有惊涛骇浪之难。即使有百万精锐部队，启程前行的也不过千人。战船千里，前锋也不过百艘。所以刘备出击，陆公（陆逊）将其比作长蛇，地理形势使然。过去西蜀初亡，吴国朝臣献上不同的谋略，有的要在江中堆石以增险流，有的要制造兵器以防事变。天子总汇群议，以咨询大司马陆公（陆抗），陆公（陆抗）认为江、河、淮、济是天地用来调节气候的，当然没有积石塞流的道理，兵器则是敌我所共有的，晋国倘若避长就短，来到荆州、扬州争夺舟船之利，则是天助我也。将士小心把手峡口，等待擒敌即可。到步阐叛吴降晋之时，依靠坚固城池诱敌深入，利用重金笼络群蛮。当时晋国大军，如同云飞电掣，江中悬挂战旗，两岸扎营，犹如襟带锁住吴国要害，以阻止吴军向西进发。徐胤率领巴汉水军沿江东下。陆公（陆抗）用一支三万人的非主力部队，北上占据东阬，深挖战壕，高筑城墙，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反贼步阐俯首待毙，而不敢北窥求生之路，强敌大败，连夜逃窜，军队伤亡大半。陆公（陆抗）另外命令精兵五千，往西抵御晋之水军，东西同时获得大捷，献上俘虏数以万计。确实，贤才的计谋，怎能欺骗于我！从此很少有烽烟警报，疆域之内亦少有入侵之忧。陆公（陆抗）去世以后，西晋的阴谋就有了迹象，吴国君臣裂痕深刻，全国军队骚动。太康元年，孙皓降晋那场战役，晋师没有从前曹操、刘备兵多；郭马广州叛乱，造成的祸害却超过曹刘带来的灾难。国家颠覆，宗庙化为废墟。呜呼！陆公（陆抗）一死，国家就陷入病困，难道不是这样吗？
《易经》说：“商汤、武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太玄经》说：“乱不到极点便不能出现治。”讲的是帝王依靠天时。古人有句话：“天时不如地利。”《易经》说：“王侯构筑险要，以保卫他的国家。”讲的是保卫国家仰仗险要。古人又说：“地利不如人和。”“保卫国家靠德不靠险。”讲的是把守险要处需要任何。吴国兴起，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所致，就是《荀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治三者合一。及其灭亡，却只是靠险要而已，又如《荀子》所说，是舍弃天时、地利、人治的结果。
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四个州的民众不是不多，大江之南并非缺少英才，山川险要容易防守，劲弓利剑等兵器易于使用，先代国君的政策策略容易遵循，而功不成却遭祸，为何？是因为用人的错误啊！因此先王治理国家的长远法则，是明察存亡的最大气数：自谦以安定百姓、厚施恩惠以致人和、政治宽松吸引俊杰献策、仁慈和合以凝聚百姓的爱心。因此国安，百姓与之同乐；国危，庶民与之共患难。安，与众同乐，则不可能国危；危，与民共患难，那么其难不足忧。这样，就能保住社稷，巩固疆土，也不会有《麦秀》的哀痛殷商亡国之思，也没有《黍离》的悲悯周灭之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