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邏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談中國經濟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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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中国经济如何发展
原作名: The Logic Of Growth
内容简介:
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多年与中国经济结伴而行的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创新活力,能够成为伟大的创新者。
该书深入阐述了:从费尔普斯创新与中国自主创新的融合,到其理论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从大规模自主创新在追求美好生活、实现高度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到调整经济结构、现代价值观、高水平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活力的助推作用;从增长放缓、效率低下、无法持续等经济之困,到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的深入思考。
在这本书里,费尔普斯将自主创新、社会活力、国家繁荣、现代价值观、创业创新教育等置于“中国经济”这一议题下,阐述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帮助读者厘清有关中国创新和经济繁荣增长的命脉。未来,也许正如费尔普斯教授所言,下个乔布斯出现在中国,一点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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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詩書氣質華,你好,歡迎來到每日一書。
從工資增長水平來看,中國社會已經可以滿足人們基本的物質需求了。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基本生存條件得到滿足後,人們會開始高度重視自己的精神世界,尋求自我實現的途徑。
那麼,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是割裂的嗎?還是能通過某種方式統一起來?
今天,我們就通過這本《增長的邏輯》探究一下,創新是怎樣將經濟增長和幸福感聯繫在一起的。
本書作者埃德蒙·費爾普斯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也是就業與增長理論的奠基人,
被譽爲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費爾普斯現任岷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創始院長,於2014年獲中國政府有益獎,
2018年獲改革開放40週年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稱號。
除本書外,他的著作《大繁榮》曾在中國熱銷十餘萬冊。
費爾普斯的研究始於20世紀60年代早期,當時他在耶魯大學的考爾斯經濟研究基金會工作,
從事的領域就是增長經濟學。
通俗地講,就是研究固定資本投資工業研究和教育對提高生產力的影響。
在他進入這個領域時,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實用物投資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之後,他的好奇心很快轉向了非物質資本,比如技術。
技術與創新是分不開的兩個詞,如果技術沒有創新,人類社會就無法發展。
反之,技術是創新的基礎,只有擁有了技術纔可能創新。
這正是中國越來越強調創新的原因,而中國也是費爾普斯近20年的研究重點。
費爾普斯於2003年來到中國,2010年就任岷江學院新華都商事院院長,
可以說是親眼見證了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
在此期間,他多次就中國經濟問題發表建議。
現在,爲了祝賀費爾普斯教授的90歲生日,
新華都商學院將他在中國的26場演講翻譯彙編成這本《增長的邏輯》作爲生日禮物獻給他。
接下來,我就通過三部分內容說說創新爲何能同時促進經濟和社會幸福感的增長。
首先,西方對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的指責有道理嗎?
其次,中國該如何提升社會整體的創新活力?
最後,創新活力與美好生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
好,這就先來看看西方對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的指責有道理嗎?
所謂經常賬戶順差,通俗地講就是出口額大於進口額。
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國經濟不斷增速發展,經常賬戶順差長期存在。
一些西方媒體評論員將中國由此產生的儲備積累視爲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在西方不是什麼好詞,它產生並流行於15世紀至17世紀中葉的西歐。
簡單說,就是在國際貿易領域進行不公平競爭。
菲爾普斯直言這些西方評論員的觀點毫無說服力。
理由很簡單,這些學術觀察人士持有的是經典的靜態觀點,
認爲貿易順差只是一個政策錯誤。
但事實上,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盈餘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可能是最優的。
菲爾普斯建立過一個基本模型,在這個模型中,
早期的貿易順差對於實現最優增長軌跡至關重要。
所以,中國難道放着最優的選擇不理,而是去選擇其他發展路徑嗎?
這當然不可能。儲備積累的目的並不是攢錢,而是擇機做出最有利於自身的投資。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在技術方面一直落後於西方。
在這一情境下,通過購買技術轉讓來消除劣勢是最優的選擇。
不只是中國,日本或者韓國在步入發達國家行業之前也都這樣做。
技術轉讓的費用就可以用經常賬戶順差來支付。
另外,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在過去都是低端製造業的貢獻。
而從長遠來看,隨着技術革新的持續發生,中國將發展成一個與西方發達國家非常相似的經濟體。
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或者接近這種情況,中國在服裝、耐用消費品和其他輕工業出口方面的勞動力將不再廉價。
隨着這種態勢不斷推進,建立在中國和西方技術差異基礎上的貿易將會消失,剩下的將只有基於特異性差異的貿易。
我們可以類比意大利與法國之間或者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大多數貿易。
2011年9月8日,菲爾普斯在廈門的國際投資論壇上做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對2005年的觀點進行了回應。
他說,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看到出口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開始萎縮,然而它可能即將到來。
這不是菲爾普斯一個人的觀點,當時確實有一些評論人士已經在談論中國的消費主導性經濟了。
他們的邏輯是,隨着中國財富水平相對於中國產出的增長,中國消費者需求的重要性將不可避免地增長。
菲爾普斯與之不同的是,他認爲,中國在商業領域的投資活動將激增至一個更重要的水平。
這些投資會促進更多的創新活動,吸引更多的人蔘與新產品的概念設計、產品開發、市場營銷,以及接受或拒絕新產品進入市場的決策過程。
總之,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具有很強的時代必然性,並不會一直存在。
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和生產率都會大幅提升,原本在低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隨着貿易相對於總產出的收縮,從海外高投資到國內高投資的轉變將會出現。
當然,就生產率和技術而言,目前的中國雖然已經不比很多西方國家差了,但相較於美國,在一些領域還是存在差距的。
這個技術距離該如何縮短甚至反超呢?第二部分內容我們來看看,中國該如何提升社會整體的創新活力。
2012年,菲爾普斯在福州論壇上提到,如果中國不提高自主創新的速度,而是依賴海外技術,飛速發展遲早會停止,因爲西方國家會十分忌憚中國的壯大。
近幾年的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直試圖在技術領域卡中國的脖子。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技術水平如何才能趕上西方國家呢?一種方法是通過科學家,這種方法對一個小國來說並不適用,因爲小國很難培養和吸收足夠的人才。
但是,中國太大了,它已經有了大量的科學家。
但問題是,專注於商業創新的中國科學家人數不多,他們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向下一代交受科學知識上,另一些時間則必須用於研究進展。
因此,中國沒有龐大的科學家隊伍可用於商業應用的基礎進展。
這樣看來,將生產率提升到西方最高水平的希望只能由中國的企業家們來完成了。
很多具有想象力的人一旦進入商業世界,就可以對方法和產品提出新的想法,而還有一些人有洞察力,能夠很好地預測哪些創造會在市場上成功,哪些不會。
問題是,中國能否組織出激勵企業家進行創新的經濟?
創新是困難的,在每個國家前進的道路上都有障礙和陷阱,市場上偶爾會出現一些推出新產品或新工藝的機會。
但這些產品或方法在被驗證之前是沒有利潤的,而利益導向的市場並不會鼓勵企業冒險進入未知領域,這就需要政府有所作爲了。
如果社會不願意忍受創新帶來的混亂或不便,那麼創新的餘地就會很小。
例如,一個行業的既得利益會阻止有新想法的外來者進入,如果政府對老牌企業進行保護,那這個行業就會被隔離在競爭之外。
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道路運輸能力是冠絕全球的,相較而言,美國的道路運輸就能力很差,與超級大國的名聲不符,這是爲什麼呢?
美國政府在1935年制定的《汽車運輸法》規定,如果某條道路已經有一家運輸商提供了足夠的服務,就不再授予新的許可。
也就是說,希望進入行業的新企業必須證明前輩做得足夠爛纔行,而不是自己比對方優秀多少。
這個政策名義上說是爲了維護秩序,減少重複服務,降低企業經營的不穩定性,最終保護公衆利益,但顯然這都只是遮蓋既得利益者在背後操縱的藉口而已,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業的創新和發展。
習近平主席2018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爲《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採取了旨在促進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的舉措,例如,政府重申了其保護新專利的決心,再例如,成立新公司的過程縮短,企業數量也有所增加。
可以說,從總體上看,中國正在組織能夠經歷企業家進行創新的經濟,而且在很多領域已初見成效。
在書中,菲爾普斯也就一些上代改進的地方提出了建議,例如,有必要設立一個面向民營企業進行商業投資的金融部門,而在金融之外的其他領域,中國可以繼續推進改革,提出提高包容性的方法。
另外,菲爾普斯還強調了女性的作用,他提到,女性有男人沒有的直覺,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也不同,女性可以帶着自己的才智和實用主義加入創新者的行列,進而促進生產率的提高。
所以,中國必須進行自主創新才能消滅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技術和生產率差距,而且需要政府鼓勵激勵企業家進行創新。
在這一方面,中國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劃和積極的行動。創新確實能給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但如此強調創新是否有重視效率、忽略社會幸福感的嫌疑呢?
第三的內容我們就說說,創新活力與美好生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
社會幸福感怎樣才能提高呢?有些人認爲,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國內生產總值或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人認爲,只要工資水平足夠高,財富、休閒和壽命也有所提高就足夠了。
但真的是這樣啊?二戰後,經歷過強勁復甦的六十年代,西歐社會進入了高福利時代。
可問題是,西歐的勞動者似乎對他們的工作並不滿意。
有間接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即西歐大陸的勞動者的休假時間創了記錄,而且他們的勞動參與率相對較低。
這是爲什麼呢?難道是因爲歐洲人貪心不足,一定要躺平和致富兼得?
並不。原因在於,無論財富還是休閒時間的增加,都無法提高幸福感。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幸福源自何處,否則一切討論都沒有意義。
關於什麼是幸福,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東西方的哲人都已有發現了。
在西方,亞歷斯多德建議,一個人應該自由選擇能夠帶來最佳前景的生活方式。
哲學家們將這個概念翻譯爲幸福。
再來看東方,論語是孔子思想的彙編,也是關於倫理的。
其中有個問題,是個人可以選擇的最有價值的生活方式是什麼?答案是,追求自我實現。
可以說,亞歷斯多德和孔子的觀點在內核上是一致的。
幸福與外物的關係不大,主要取決於精神世界的圓滿。
十九世紀的一些思想家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幸福的生活是一種冒險,會帶來不可預見的後果,是段未知的旅程。
其中一位哲學家認爲,人們在旅途中遇到的障礙,
不僅僅是他們在通往未來利益的道路上必須付出的代價。
換個角度講,正是這些障礙使旅程變得有價值。
那些迎接挑戰和克服障礙的人,是在用他們的意志和決心來表達自己,
也可以說是在證明自己。
顯然,消費是無法獲取幸福的。
正是因此,當代很多哲學家都對消費主義進行過批判。
例如,菲爾普斯的一位好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指出,
所有對消費的關注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人們對做事的需求。
這是什麼意思呢?
人們不想被困在一個沒有自主權的工作中,
而是希望獲得表達自己的空間,能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或展示自己的才能。
每個人都看重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洞察力獲得成就。
例如,工匠對用他精湛的技藝更好地完成工作表示滿意,
商人對發財感到滿意,或者學者對被授予榮譽學位感到滿意。
通過長期的研究,菲爾普斯發現,歷史經驗表明,
只有充滿創業精神的經濟才能提供這種生活。
在充滿創業精神的經濟中,人們善於發現不易察覺的機會並主動嘗試新事物,
進而獲得自我實現的機會。
也就是說,創新不僅關乎經濟,也關乎社會的幸福感。
現在你肯定明白了,中國之所以特別重視創新,
是因爲在創新的助力下,中國社會能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