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壹定回來”，他欠了妹妹壹輩子｜真實口述改編《海的那壹頭》：從韓戰戰俘營到臺灣孤島，壹位老兵回不去的70年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 小说欣赏 《海的那一头》 ——根据一位韩战反共义士的口述经历改编 序:三峡的秋天 2010年深秋,台北三峡的山上起了雾 荣誉国民之家的院子里 一个瘦瘦的老人坐在石凳上 膝盖上摊着一张泛黄的纸 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线条歪歪斜斜 画的是一条从成都出发的路 路的尽头不是台湾 而是一片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的土地 老人名叫方海川,七十七岁 一辈子没有结过婚 方伯伯,又在看您那张图啊? 说话的是陈中校,陆军轻航中队的军官 三十多岁 肩上扛着星,说话却带着晚辈的恭敬 他是方海川认下的干儿子 每个周末都开车从桃园赶来 有时带一袋橘子 有时带一盒老人家爱吃的豆沙月饼 方海川把纸折起来,塞进衣兜 抬头笑了:看什么图 老了,眼睛花,看着玩的 他的笑声很响亮,中气十足 隔着半个院子都能听见 院里的老兵们都说 方海川是荣民之家里最爱笑的人 可陈中校认识他八年了 知道这笑声底下 压着一些很深很深的东西 那天 陈中校没有像往常一样陪他聊天气和菜价 他在石凳旁坐下,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问:干爹 您这辈子,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老人愣了一下 雾从山沟里漫上来 把远处的树梢一点一点吞掉 你真想听? 想听 方海川望着雾,许久 才缓缓开口: 那得从一个十六岁的傻孩子说起 一、成都的少年方海川1933年生在四川 家里做点小生意 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吃穿不愁 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有一个妹妹 父亲是个严厉又心软的男人 母亲则是那种一辈子把家当成全世界的女人 他四岁那年,日本人打了进来 我是在炮声里念的小学 老人说,上课上到一半 警报响了 先生就喊:‘跑!’我们一群娃娃抱着书包往防空洞里钻 洞里黑,又潮,有小孩吓得哭 先生就教我们唱歌 唱着唱着,就不怕了 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叫国,什么叫家 只知道天上飞的东西会掉下炸弹 把街坊的房子炸成一堆瓦砾 他也不懂,在他看不见的远方 另一股力量正悄悄生长 靠着异国的武器,一点点拓展着势力 日本投降那年,方海川十二岁 全城放鞭炮,大人们抱着哭 他也跟着哭,哭什么却说不清 他只觉得,仗打完了,日子该好了 小学读完,他告别了父母 告别了哥哥和妹妹,一个人去了成都 跟着一位师傅学做皮鞋 临走那天早晨,妹妹追到巷口 往他手里塞了两个还热着的煮鸡蛋 她那时才八九岁,扎着两条细细的辫子 仰着脸说: 二哥,你过年要回来噢 回来,一定回来 他说 后来的几十年里 他常常想起那两个鸡蛋的温度 他想,人这一辈子 许下的诺言有多少是能兑现的呢? 那一句一定回来,他一直欠着 皮鞋铺的日子清苦,却也踏实 师傅脾气坏,动不动拿鞋楦敲他的脑袋 可晚上收了工 又会偷偷给他留半碗红烧肉 方海川学得快,手也巧 一双皮鞋的缝线,又细又匀 师傅常说:海娃子 你这双手,将来饿不死 他本来可以就这样,做一辈子鞋 娶一个本分的姑娘 守着父母,守着那条熟悉的巷子 可是战争没有放过他 日本人走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打了起来 中国刚刚喘了一口气 又被按进了更深的水里 成都的街头,谣言一天比一天多 茶馆里的先生们压低声音讲着从北边传来的消息 听说红军当年从四川打过去 一路走一路杀人 专门杀有钱的人,杀地主 真的假的哟? 我表哥亲眼看见的,吓人得很 那时的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意识 他们不懂什么主义,不懂什么阶级 只知道谁来了日子都要变 而四川人听着那些长征路上的传闻 心里是怕的 这种怕,像一粒种子 悄悄埋进了十六岁少年的心里 1949年 蒋中正在成都设立了游击干部训练班 消息传到皮鞋铺 几个年轻的伙计议论纷纷 有人说,国军要在这里挡住共产党 四川的青年都该去帮忙 方海川那天夜里睡不着 他躺在铺板上,盯着屋梁 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 要是共产党来了,我爹我娘怎么办? 我妹妹怎么办? 他其实不是要当英雄 他只是想护着那个小小的家 第二天一早,他对师傅说:我想去当兵 师傅正在敲鞋底,锤子停在半空: 你才多大? 十六 十六岁,毛都没长齐,当什么兵? 我不想让共产党打到我家里去 师傅看了他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把锤子放下,什么也没再说 只是临走那天 他塞给方海川一双新做的皮鞋 鞋底纳得厚厚的,说: 穿上它,路远,别磨了脚 方海川穿着那双鞋走进了军营 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 有人在乎他的脚会不会磨破 二、溃散 他所在的部队 是国民党陆军官校教务主任王学甫在成都组建的教导总队 一共六个团 号召青年从军的 有不少是当地洪帮派出来的人 方海川自己不是帮派中人 他后来总爱强调这一点: 我就是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只是不满共产党 因为认识一位当教官的邻居 方海川被分进了通信连 所谓通信,就是架设和维护有线电话 拖着长长的线 在营房与营房之间跑来跑去 那时候的武器,真不错 老人对陈中校比划着,眼里竟有一点光 有转盘的机枪,有带刺刀的苏联步枪 都是二战时苏联人留在中国的 放在陆军官校里,没怎么用过 可惜呀,好枪到了不会打仗的人手里 就是烧火棍 那年冬天 他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从南边压过来 贺龙的第一野战军从陕西杀下来 原本的计划是,由王学甫带着六个团 从西康、缅甸一路撤往台湾 可谁也没料到 川军二十四军的刘文輝在关键时刻倒向了共产党 当时他们的队伍还停在成都温江一带 对此一无所知 等消息传来的时候 解放军已经从背后追了上来 把六个团团团围住 大军被泯江拦住了去路,渡不过去 也就谈不上去台湾了 我连一枪都没放 方海川说,真的,一枪都没放 队伍就散了,像一盆沙子泼在地上 他记得那一天 到处是丢弃的军装和枪械 有人扯下领章,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有人漫无目的地往山里跑 他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卷电话线 脑子里一片空白 因为年轻力壮 他被收编进了解放军的六十军 依旧当通信兵 军装从灰蓝换成了土黄 可他的工作没有变 仍旧是扛着线盘,在营地之间来来去去 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他这样形容那段日子 你要说我心里有多恨 倒也没有 你要说我心里服气,也不是 就是糊里糊涂地过 他参加过地方上的剿匪 却始终没有真正见过枪林弹雨 那时的他还以为 自己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在哪支队伍里都是个跑腿的小兵 他还能偷偷想家 夜里站岗的时候,他望着四川的方向 想着妹妹那两条细辫子 想着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的背影 想着母亲 母亲已经在这一年里去世了 他是后来才知道母亲走了的 消息是辗转从一个老乡嘴里听来的 说得轻描淡写 就像说一件寻常的小事 方海川当时蹲在地上 把脸埋进臂弯里 一句话也没说 他想起母亲在巷口给他整衣领的样子 想起她总是把最大的一块肉夹进他碗里 他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这是他心里的第一道伤口 后来他才知道，伤口一道接着一道 永远没有尽头 1950年,朝鲜半岛烽烟骤起 命运的车轮 终于朝着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向 碾了过去 三、鸭绿江以南 那时候共产党喊‘抗美援朝’, 我们六十军就离开了四川 一路经西北、华北、东北 渡过鸭绿江,到了朝鲜 老人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来 陈中校注意到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着 像是在敲一架看不见的电报机 接到参战通知的时候 方海川没有想过逃跑 逃? 往哪儿逃? 他苦笑,逃跑被抓回来,是要枪毙的 再说,我一个小通信兵,能逃到哪儿去? 他是通信兵,按理说不必冲在最前面 可到了朝鲜他才发现,战争这东西 从来不按道理出牌 过了鸭绿江,就没有什么前方后方了 有时候夜里行军,翻过一座山 天亮了,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最前线 毛泽东采取的是人海战术 一批又一批志愿军被送上战场 第一线的战斗部队 每人还能领到两百发子弹 可通信兵不算正规作战部队 大伙儿几乎都没有武器 他们能做的,只有跟着队伍走 走累了就趴下 醒来再走,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 后面也在打仗,补给根本上不来 我们有两三个月 一点后方的补给都没有 为了活命,他们吃树叶 吃草根,吃一切看上去能咽下去的东西 方海川说,他至今记得那些树叶的味道 又涩又苦,嚼在嘴里像嚼一团湿纸 可咽下去的时候,胃里竟有一丝暖意 人哪,真到了那个份上,什么都能吃 他说,尊严是吃饱了以后才有的东西 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机 部队只能在夜里行军 白天不能走 白天美国人的飞机都在天上 他们的侦察机很可怕 你一露头,炮弹很快就到 有一天夜里,队伍翻过一座大山 下山后沿着山沟走 夜很黑,黑得看不见前面人的背影 只能听见脚步声和喘气声 就在过山沟的时候,队伍里有个人 也许是太累了 也许是怕了,忽然按亮了手电筒 那一束光,只亮了一下 方海川永远记得那一下 光一亮,天上就有声音下来了 前面七八个人,当场就倒在了地上 他没有哭,也没有喊 他只是愣在那里 看着前一刻还在说话的人 在下一刻变成一堆再也不会动的黑影 第二天一早,部队沿着山腰准备撤退 炮弹又来了 人们拼命地逃,方海川听见有人在喊: 趴下! 他一头扑倒在地,炮弹在不远处炸响 泥土和碎石哗啦啦地落了他一身 他抬起头来 隔着一块石头,是他们的副连长 副连长平日里待他很好 会在行军间歇时 把自己的炒面分他一小撮 此刻,副连长躺在那里,翻了个身 肚子被炸开了,肠子流了出来 方海川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 像是要说什么 可是他没有时间去听了 炮弹还在落,所有人都在跑 他咬着牙,爬起来 从那块石头旁边跑了过去,没有回头 我没有回头 老人说,眼睛盯着雾 我到今天都在想,他当时想对我说什么 陈中校没有说话 人在那种时候,没有时间害怕 方海川继续说 每天要对付的都是实际的难题: 今天有没有吃的,今晚能不能活过去 脚上的鞋还能不能撑 ‘害怕’这种东西,是奢侈品 是太平日子里的人才有闲心去想的 他也越过过敌人的封锁线 那是一条被机枪和炮火牢牢锁死的路 谁要经过 谁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扫射 方海川和同胞们只能硬着头皮冲过去 一边跑 一边在心里念着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他自己都不懂的祈祷: 别射中我,别射中我 别射中我……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有人跑过去了,有人倒下了 他跑过去了 他后来常常想,自己能活下来 究竟是命,还是只是运气 他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他就不想了 四、高举双手 我们1951年2月在华北过的农历春节 3月过鸭绿江 5月份,就被俘虏了 短短三个月 从踏上朝鲜的土地,到举起双手 其实我们没打过什么仗 到了前线,美军就围上来了 部队一下子就垮了 美军追上来,我和几个同胞 就高高举起了双手,朝他们走过去 那一刻,他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妹妹塞给他的两个煮鸡蛋 想起师傅给他的那双厚底的鞋 想起母亲在梦里回头看他的样子 他想,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资格回去了? 可他同时也想,我还活着 活着,就还有一线希望 后来有人问他 你们当时是不是都想投降 方海川说,倒不是人人都愿意 但也有很多人是情愿的 有些人,原来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的 后来被编成解放军 又被派到朝鲜来,他们反倒乐意当俘虏 还有的人,实在受不了饥饿和恐惧 主动向美军投降 他自己呢? 我们在共产党的治下待了一年多 觉得那样的生活 不适合我们一般老百姓 他们推崇‘无产阶级’, 可老百姓本来就没有什么资产 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 他说得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 我不是说他们一定都是坏人 我只是觉得,那条路,我走不下去 被俘之后,他们过了汉江 被押往釜山 再坐船到巨济岛的战俘收容所 那是一座巨大的岛 岛上关着大部分的北朝鲜战俘 还有陆续被俘的两万一千三百多名中国战俘 中国部队被美军俘虏的,有两个联队 一个是七十二联队,一个是八十六联队 方海川扳着手指 七十二联队有两个大队 八十六联队也有两个大队 后来又重新分成了一、二、三联队 一联队是原来的七十二联队 二联队是原来的八十六联队,三联队 是从七十二、八十六两个联队里各抽了一些人组成的 他说得清清楚楚,连一个数字都没有错 陈中校忍不住问:方伯伯 这些事,您记了快六十年? 老人笑了笑:有些事,想忘也忘不了 他被分在八十六联队 岛上的日子,漫长而单调 铁丝网,帐篷,点名 口令,还有永远也吃不饱的饭 但比饥饿更难熬的,是看不到头的等待 他们被关在这里 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关完之后,等着自己的是什么 夜里,有人在帐篷里小声哭 有人对着家乡的方向 一遍一遍地念着亲人的名字 方海川躺在铺上,睁着眼 听着那些声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想:我也有名字要念 可他没有念出口 他怕一念,就收不住了 五、刺在身上的字 战俘营里,有一些事情 是方海川后来最不愿意提 又最不愿意忘记的 比如那些刺青 战俘营里的中国战俘 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刺了字 陈中校轻声问:方伯伯,您身上……也有? 方海川没有回答 他慢慢地卷起了左边的袖子 那是一个已经褪色的、模糊发青的图案 隐约还能辨认出国民党的党徽 旁边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反共抗俄 他说,还有‘效忠党国’ 陈中校屏住了呼吸 背上、手臂上,还有腿上 有的人刺得满满的 老人把袖子放下,语气很平静 绝大部分人都刺了 是自愿的,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逼迫 那时候参加戏剧演出的演员 有一部分人选择不刺 可是有很多人 把能刺的地方全都刺满了 他停了一下 那是一种心里对共产党不满的反射 更是一种决心:我就要去台湾 谁也别想把我拉回去 那些字,是用针一下一下扎进皮肉里的 疼得人满头冷汗 可没有人叫喊 大家咬着牙,互相帮着 把一个个字刺在彼此的身上 刺完的人,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手臂 竟然露出一丝笑容 那是一种年轻人才有的、近乎倔强的笑 后来我常想,方海川说,我们那时候 是把自己的命运,一针一针刻在了身上 刻上去了,就再也洗不掉了 战俘营里也有黑暗的一面 戏我们演,歌我们唱 可打架的事,也不是没有 他说得很坦白,有人因为这个死了 也不少 也有人想回大陆 有人想家,想回去跟亲人团聚 可是一旦有人公开说想回大陆 立刻就会遭到别人的报复 我听说,有人白天说想回去 晚上就被拖出去打 他顿了顿,这是我听说的 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见过 他说得很谨慎 有些话,他不愿意说成亲眼所见; 有些事,他也不愿意假装没有发生过 那是一个人在乱世里 能守住的最后一点诚实 在营里,日子再苦 也有人想办法找乐子 他们自己写歌,自己编剧本,逢年过节 就搭起一个简陋的台子,联欢表演 方海川嗓子好,又有点天分 渐渐成了台上的常客 那是他整个战俘生涯里 难得的明亮时刻 台下,是几百双饿得发亮的眼睛 台上,他唱着他们自己写的歌 唱到家乡两个字的时候 台下总会有人低下头去 那时候,对未来,真是不敢想太多 他说,想也是空想 可有一天,他还是被推到了命运的门前 1954年,联军成立了遣返委员会 由瑞典、瑞士、波兰、捷克、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 并在中立区召开甄别会 逐一询问战俘:愿不愿意回中国大陆? 那一天,方海川被带进一顶很大的帐篷 帐篷里坐着很多人 有印度的、波兰的代表 有中共的、韩国的、美国的代表 还有台湾来的翻译 大家坐成一圈,每个人都看着他 他一进门,中国大陆的代表就站了起来 微笑着对他说话 回来吧,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那个人说了很多,说祖国如何强大 说人民如何欢迎他们 说党如何关心每一个孩子 他的语气很温和,眼神也很诚恳 方海川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家 想起了那条窄窄的巷子 想起了父亲苍老的背影 想起了妹妹那两条细细的辫子 那一刻,他的心,动摇了 只有一瞬 只有一瞬间,他想:回去吧,回去 就能见到爹,见到哥哥,见到妹妹 可是另一个声音,也在他心里响了起来 那是他在共产党治下的那一年多里 亲眼看见的一切 是那些一切以党中央的意思为意思的话 是那种没有自由的日子 如果想去台湾,就从后面的门出去 翻译指着帐篷的另一头 要是愿意回大陆 就从你进来的门出去,有人会接你走 方海川站在帐篷中央 左边是他来时的门 右边是通向未知的门 他想起了那句他们在营里喊得最响的口号: 一颗心回台湾 一条命灭共匪! 他深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 走向了后面的门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帐篷外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他站在阳光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哭 是为了选择了自由,还是为了放弃了家? 也许,两者都有 我选择的,是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 老人望着雾,一字一句地说 我当时就知道 1954年1月 方海川与其他一万四千名被台湾当局称为反共义士的战俘一起 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他们当中,有人跪下来亲吻土地 有人放声大哭 有人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呆呆地站着 方海川站在码头上,风很大,海很蓝 他回头,望向来时的方向 海的那一头,有他的家 可那一头,他再也没有回去 六、海上的人 到了台湾以后 一万四千人像一把撒开的种子 落进了各自的命运里 方海川跟着其中的一千多人 进了海军受训 他从上等兵做起,一步一步 做到下士,又做到中士 军舰上的日子,比战俘营好过太多: 有热饭 有干净的床铺,有一份体面的军饷 可每到夜深人静,他躺在摇晃的舱房里 听着海浪一下一下拍打着船壳 心里依旧空落落的 海这个东西,他对陈中校说 白天看是蓝的,晚上看是黑的 可不管白天黑夜,它都有一个特点: 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它都没有尽头 1967年,他被派往美国受训 负责接收一艘叫安阳的十八号军舰 那是他这辈子走得最远的一次 他去了阿拉斯加 那里的雪厚得能没过膝盖; 去了罗德岛,去了波士顿 红砖的老房子沿着街道整整齐齐地排开 接到军舰以后 他们驾着它开到古巴的关塔那摩 在那里接受训练,又回到费城 再穿过巴拿马运河 一直开到夏威夷的珍珠港 你知道吗,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 船是被一级一级抬起来的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像个孩子 水闸一关 水一涨,几万吨的大家伙就升起来了 我站在甲板上往下看 心里想: 人真厉害,什么都做得出来 他说着说着,笑容淡了下去 可是我又想,人真厉害 为什么就做不出一条回家的路来? 回到台湾,他一直在安阳舰上服务 直到1972年,以中士的军阶退伍 退伍以后,他受过商船船员的训练 于是在1973年,又回到了船上 这一次,他跟着商船 走遍了几十个国家 美国,他待得最久; 欧洲、日本,他也去过很多次 只有共产国家,我一个都没去过 他说,不是不让,是我自己不想去 他说欧洲好玩的地方真是多 每一个港口都有每一个港口的气味: 汉堡的雨 鹿特丹的风,神户的夜灯,旧金山的雾 他在每一个港口上岸,买一杯咖啡 坐在码头边,看着海 看着看着,就想起了那条窄窄的巷子 七、没有寄出的信 那些年里,有许多次 方海川站在异国的邮筒前 手里捏着一封信 那是朋友托他寄的 那时候,在台湾是不能给大陆写信的 他说,可是在国外就可以 很多人托我,说海川,你跑船 到了国外帮我寄一封信,寄回老家 他每次都答应了 每次都把信稳稳地放进邮筒 听着它落进去的那一声轻响 然后,他转过身,空着手,走回船上 三十年里,他帮人寄过很多封信 可自己,一封也没有寄过 陈中校听到这里,眼眶发热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 方伯伯,您……难道不想念家人吗? 老人猛地转过头来 那是陈中校认识他八年来 第一次看见他提高了声音 一个人,尤其是亲人 哪一个不想念自己的亲人? 他的嗓子在发抖 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这是天生的! 亲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他喘着气,说不下去了 过了很久,他才重新开口,声音哑了 我考虑了很多 我没有钱啊 他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 菲律宾都比台湾富有 那时候谁在台湾有亲戚在菲律宾或者美国 台湾人就高兴得不得了 大陆的人看台湾人,也是一样的眼光 那时候大陆比较穷 都觉得台湾的人发了财 我要是两手空空地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我要是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指望我? 我拿什么给他们? 他的手,紧紧地攥着衣角 我不是不想念我的家人 1949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母亲已经走了 家里还有哥哥,还有妹妹 假如我有钱,我能跟他们联络上 帮他们一点,我心里也高兴 可是我没有 我不想去增加他们的困扰 陈中校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他想起父亲 他想起自己每个周末往返三峡的高速公路 想起自己总是嫌弃路上塞车 他忽然觉得,自己抱怨的那些小事 在眼前这个老人的面前 轻得像一片羽毛 后来,台湾开放了探亲 那是一个让无数老兵彻夜难眠的消息 一夜之间 海峡两岸那扇关了四十年的门 打开了 方海川看着身边的老兵们 一个接一个地回去了 他们带着多年积攒的所有钱财 拎着大包小包,满怀着期盼 走向那个梦里回过千百遍的故乡 可是,他也看见了后来的事 有人把在台湾所有的钱都搬回了大陆 结果因为财产分配不均 家里闹得很不愉快 还有人,散尽了积蓄 最后又回到台湾,自杀了 他说自杀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 我看过那些从大陆回来的人 他们回来以后,除了几十封信 什么都没有 那些信里,只有一个要求:要钱 他苦笑了一下 所以我想,算了 就让这份思念,留在我自己的心里吧 有些人,是越近越伤; 有些感情,是越远越干净 他的这个决定,没有人知道对错 陈中校也不敢说 他只是看着眼前的老人,忽然觉得 这是他见过的、最沉默也最盛大的爱 一个人,为了不让亲人为难 把四十年的思念 生生地,埋进了心底 八、一个人的自由 1983年,方海川卸下了商船的工作 他的一位朋友,在台中经营着一间餐厅 叫老夫子 朋友是云南人 从陆军国防部的情报单位退下来 为人豪爽,又爱喝酒 两个人在一个酒桌上认识,聊起往事 竟然聊到了天亮 海川,来我这儿帮忙吧 就这样,方海川成了老夫子的掌柜 他每天早早起来,擦桌子、盘点、迎客 又在打烊以后 同老朋友坐在空荡荡的餐厅里 倒上两杯,聊聊天 那是他漂泊半生以后 最安稳的一段时光 到了2000年 他搬进了台北三峡的荣誉国民之家 人们常常问他:方伯伯,您这一辈子 算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 他总是哈哈一笑:普普通通 我在台湾,不能说过得很好 可是心灵上,我满足 有一次,陈中校问他为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了一段话 陈中校一直记到了今天: 人的一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里头,我总觉得 自由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中国人过去讲一句话,只要我高兴 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西方人说的是 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 只是自由有范围 在不妨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尽量自由 他望着远处的雾,继续说:经过了韩战 一直到台湾 我对他们的制度,始终都不赞成 虽然共产党没有杀到我家人 我家也不是地主 可我就是不赞成 陈中校小心翼翼地问: 那您……是支持国民党的吗? 方海川猛地笑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 笑得拍着大腿,眼泪都出来了 我? 我从过去到现在,没参加过任何党! 他喘着气,我对所有的政党 都叫它们‘狐群狗党’! 国民党是,民进党也是,没一个好东西! 他擦着眼角的泪 哪一个选上来 是真正为老百姓、为国家做事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利益 胡说八道! 我对政党,没有好感 陈中校忍着笑,可心里涌起的 却是另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他忽然懂了 眼前这位老人 经历了内战、韩战、战俘营 被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口号 推来搡去了一辈子 他早就看透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名词 没有一个能还他一个母亲,一个家 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主义 他只是想要一份 不被任何人摆布的、平平常常的自由 尾声:海的那一头雾,慢慢散了 夕阳从山的缺口里照进来 把院子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 远处,有老兵在练嗓子 断断续续地唱着一首不知名的老歌 方海川讲完了 他讲得很慢,讲了整整一个下午 陈中校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 直到最后一缕雾散尽 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早已一片冰凉 方伯伯……别哭 老人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粗糙 却很温暖,你一个中校,哭什么? 让人看见,多没面子 陈中校抹了一把脸,哽咽着笑了: 您怎么这么豁达啊? 经历了这么多,您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方海川想了想 因为我活着啊 他说,我看见过比我好的人 一个一个倒在我前头 我身边有太多人,没有机会活到老 没有机会坐在院子里 晒晒太阳,听听后辈的废话 我活着,就是赚的 他顿了顿 人这一辈子,好多事是没得选的 战争,不是我选的; 被抓,不是我选的; 回不了家,也不是我选的 可有一件事,是我自己选的 什么? 怎么活 他站起身,慢慢走到院子的栏杆边 望着远处的天际 那是东边,是海的方向 海的那一头,是他的故乡 其实啊,他轻声说 我这一生,走过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看过阿拉斯加的雪 看过巴拿马的水闸,看过珍珠港的月亮 可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想的 从来都不是那些 我想的,是巷子口 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 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缕风 我想,她现在 大概也是个白发的老太太了吧 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出,她二哥的模样 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傍晚 站在某个院子里,望着海的方向 陈中校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站起来,走到老人的身旁 把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 方伯伯,他说,等哪天 两岸再没有这么多的阻隔了 我陪您回去 我开车,我带您去成都,去找那条巷子 方海川没有回头 他看着远方,许久 许久,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他说,好 夕阳沉下去了,最后一道光 落在老人花白的头发上 也落在他口袋里那张折起来的、泛黄的地图上 那张地图,画的是一条回家的路 路的尽头,没有写字 可只要有人记得,那条路,就一直都在 他曾对一个十岁的小丫头 许下过一个诺言: 回来,一定回来 七十七岁的老人,把这句话 在心里,又念了一遍 风从海的那一头吹来 带着潮湿的、咸咸的味道 那是故乡的味道 老人闭上眼睛,轻轻地,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