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張之洞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張之洞是最後一位離開的,曾國藩左宗行李鴻章先後謝世,只有他一個人撐到了清朝的最後十年,他這一生從貴州的大山裏走出來,十六歲種菊,二十七歲點探花,做了一輩子的大官,卻沒有在戰場上立過赫赫戰功, 也沒有簽過什麼驚天動地的條約,他做的事情看起來更安靜一些,辦鐵廠、建學堂、寫書、派學生出洋,但就是這些看似安靜的事情,在之後幾十年的中國大地上激起了綿延不絕的迴響。 張之洞生於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出生在貴州貴陽的六洞橋畔,民間有一種說法,他名字裏的那個洞字,就是取自六洞橋的橋名,他的父親張英,是一位從舉人大條出身的地方官員,在貴州各地輾轉任職三十餘年。 張之洞出生不久,便隨父親遷到了貴州西南的興義府城安隆,安隆是一座被群山環抱的小城,地處黔滇貴三省交界,山高路遠,交通極爲不便。 但張英在這裏做了十四年的知府,修書院,建試院,築招堤,興水利,把一個邊緣小城經營得井井有條,深得地方百姓愛戴。 張之洞的母親朱氏在他四歲那年就去世了,是庶母魏氏把他撫養成人的,魏氏是貴州本地人,待張之洞逝如己出,這份恩情他記了一輩子。 好在父親張英對子女的教育極爲重視,雖然俸祿並不豐厚,但還是省下前來便請名師到家中授課。 張之洞開蒙之後,先後師從復生何養元,舉人黃正軍和王寒章,晉氏敖國齊等人,後來又得到貴州學政丁家寶翁同書的親手指點。 張之洞復學期間,在那裏打下了紮實的學問根基,他的父親還曾專門邀請,當時已在貴州頗有名氣的胡林義到家中來,爲少年張之洞講解晉氏制用秩序。 張之洞天資極其聰穎,讀書過目不忘。 十一歲那年,父親在安隆城外的昭堤上建了一座半山亭,請當地的文人莫克前來雅集,張之洞當場揮筆寫下了《半山亭記》,文采斐然,讓在座的老先生們驚歎不已。 十二歲時,他又代父親撰寫了《十八先生祠堂記》,並題寫盈蓮,殺身已成仁,尋稱智士,臨難勿苟免,不愧先生,至今仍鐫刻在安隆的祠堂裏。 十三歲時寫的《調十八先生們》,其中,同駝興散,誰談明帝之諸靈,載樹雙青,共識忠臣之古墓兩具,氣魄洪闊,遠遠超出了一個十三歲少年所能達到的境界。 他的習作被編成《天香閣十二靈課草》,成爲當地士子們備考科舉的範本。 道光三十年,張之洞十四歲,父親決定讓他回直隸南疲老家參加科舉考試。 父子倆在興義府城的衙門口分別,張英站在臺階上,看着兒子的馬車沿着山路漸行漸遠,一直看到山路的盡頭才轉身回去。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這一別之後,父子倆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回到南疲之後,張之洞一面在家屬裏繼續攻讀,一面準備香試。 咸豐二年,也就是1852年,十六歲的他,以順天府香試第一名的成績中了舉人,成爲當年最年輕的屆員,亦是名棟精華。 然而,命運沒有讓他一直順遂下去,咸豐六年,父親張英病逝於貴州任上。 消息傳到南疲的時候,張之洞正在書齋裏溫習功課,聽到噩耗,手裏的書掉在了地上。 按照當時的禮制,他放下書本,千里迢迢趕回貴州,料理了父親的後事,然後開始了漫長的首喪期。 首喪期滿之後,又趕上太平天國席捲東南,長江以南的道路大多被戰火阻斷。 朝廷因爲戰事連年,多次推遲了會試的日期,等到他終於能夠進京趕考的時候,已經是同治二年的春天了。 從十六歲中舉到二十七歲入京,這中間的十餘年,他經歷了喪婦之痛,戰亂之苦,也磨去了少年的浮躁。 同治二年的殿試,張之洞寫下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策論,縱論古今治亂興衰之道,措辭平實而論點犀利。 閱卷大臣把卷子呈上去,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看了之後,十分賞識,定爲一甲第三名——探花。 這一年,張之洞虛歲二十七,受漢陵苑顛修,從此踏上了京官的仕途。漢陵苑是清朝儲備高級文官的地方,窗明己靜,案頭堆滿了歷朝歷代的奏章和文書。 張之洞在這裏潛心研讀,同時也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員,其中有以張沛倫、寶亭、黃體芳、陳寶琛等人跟他最爲投契。 這一群年輕的漢陵常常聚在一起議論時政,對上到軍紀大臣,下到地方都府的種種闢證,直言不諱。他們的奏摺寫得有章法有分量,引經據典而不迂腐,針鞭石壁而不奸客。朝中的大佬們雖然不喜歡他們,卻也不得不忌憚其分。 當時的官場風氣敢於說話的人不多,他們這一群人敢於說真話,詩人便將他們稱爲清流派。而張之洞以文章見長,很快就在清流派中脫穎而出,成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光緒五年,也就是1879年,一件大事讓張之洞的名字傳遍了朝野。那一年,清廷派出的使臣崇厚,在沒有得到朝廷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擅自與俄國簽訂了《黎瓦吉亞條約》。按照這份條約,中國名義上可以收回伊犁,卻要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 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還要賠償五百萬盧布,允許多條商路免稅通行。消息傳回北京,朝廷上下爲之震驚。張之洞得知這件事之後,一夜沒有閤眼。 在燈下,提筆寫下了著名的贖權俄約《利害者》。他在奏摺中逐條分析條約的弊端,列出了十不可許的理由,言辭懇切,論據充分。他指出,按照這份條約,伊犁將淪爲一面臨敵三面被圍的孤城。 新疆的門戶將向俄國敞開,後果不堪設想。他不僅要求嚴懲從後,還提出了四條具體對策,即決棄盛,離掌,謀定,主張改派使臣重新談判,同時加強西北防務,做好以武力爲後盾的準備。 這道奏摺遞上去之後,在朝廷裏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據說,當日在總理衙門討論此事時,衆臣們各懷顧忌,面面相覷,竟沒有人敢率先發言。張之洞和張沛倫、陳寶琛等清流派成員卻毫不退縮,接連上書陳詞。 慈禧太后兩次召見張之洞,特許他隨時到總理衙門參與商議。最終,從後被定爲斬奸後。朝廷改派曾國藩之子曾繼澤前往俄國重新談判,徵回了伊犁南路七百餘里的國土。 這一年,張之洞四十二歲,從一個貴州大山裏的少年,到名棟天下的清流劍將,他用了四十多年。但這四十多年,還只是他漫長人生中的前奏。接下來,他將走出翰林院的書齋,走向更爲廣闊的現實世界。 光緒七年,也就是1881年,張之洞的人生髮生了一次重大轉折。這一年,慈禧太后一道旨意,將他從正四品的翰林院士將學士連升四級,直接着升爲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隨後外放山西巡撫。 這一年,張之洞四十四歲,第一次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走出京城前往太原復任。到了山西之後,張之洞看到的景象讓他倒吸了一口涼氣。山西的鴉片氾濫,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在給友人的信裏這樣描述, 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八,吏、義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以。人人哭泣,家家宴起,堂堂晉陽。 一派陰攢,敗落氣象,有如鬼國。種鴉片的人多,吸鴉片的人更多,連衙門裏的須利和露營的冰釘都幾乎人人上癮。 一個省城,白天街面上冷冷清清,到了下午才陸陸續續有人開門出來活動,整個山西像是被抽走了魂。張之洞挽起袖子,開始動手了,他對鴉片的危害早有認識。 當年在四川當學政時,就告誡過世子們鴉片之害。到了山西之後,他效仿李鴻章在天津的做法,設立了戒菸局,大量購買戒菸藥品免費發放給菸民。 同時從源頭上切斷鴉片,實行各州縣官員責任制,要求各地自行產出煙苗,改種糧食和棉花。對於執行不力的官吏,他毫不手軟地給予懲處。經過一段時間的強力推行,山西大部分土地停種了鴉片,改種了農作物。 天津重新出現了綠油油的麥苗。鴉片之外,官場風氣也是張之洞要對付的。山西的吏治廢弛已久,衙門辦事拖拉推諉,昏惰換散,上下敷衍了事。張之洞到任之後,命令各級官員在半個月之內將下屬考察情況上報,品行優劣。 有無才幹,是否貪逼?都要寫出具體事實,不得敷衍。他自己也親自明查暗訪,掌握第一手材料。一批聯名能幹的官員被保舉上來,爲以重任。一批貪贓枉法之人則被查辦懲處。 其中包括代理過巡撫的山西布政使寶亨、濟寧道臺王定安等大員,都被他上奏朝廷予以革職或充軍。這些動作震動了整個山西官場,各級官吏再也不敢像從前那樣馬馬虎虎混日子了。 整頓之餘,張之洞也在爲山西的長遠發展做打算。他創辦了令德堂書院,仿照阮元古經經社和薛海棠的章程,延請肅儒王宣擔任主講,楊申秀擔任香校兼監院。楊申秀後來成爲戊戌六君子之一,這是後話。 令德堂不侷限於八股貼闊,漢學與宋學並重,鼓勵學生提出獨立見解,爲閉塞的山西帶來了一陣清新的學風。與此同時,張之洞還撥款修築了山西通往直隸的一路四天門工程,加固了墳河堤壩,把山西的鐵礦石從陸路運輸改爲海路。 海運以降低成本,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一件一件地做着實實在在的事情。在山西期間,張之洞遇到了一個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人,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 李提摩泰在山西傳教多年,刊行舊時藥物等小冊子,還在太原舉辦過西方儀器車牀縫紉機的展覽和操作表演。他的很多提議,前幾任山西巡撫都不屑一顧。 但在太原府的舊檔案中,張之洞發現了李提摩泰給前任巡撫曾國全的建議書,裏面提到了修建鐵路、興辦工業、開發礦藏、開辦工廠等各種方案。張之洞如獲至寶,主動約見了李提摩泰,向他請教西方的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 這次交往,讓張之洞思想上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他在太原城東購置房產,設立了洋務局,向全國發出嚴防洋務人才起義,公開招募通曉天文算法、水法、格物、工法、兵械、船炮、礦物等各種洋務的人才。 一個曾經以清流自居的人物,在山西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開始向洋務派轉變了。正當張之洞在山西籌建洋務局的藍圖時,南疆傳來了壞消息,法國人在越南大舉進兵,中法戰爭爆發了。 光緒十年春天,朝廷一道急令將他調往廣州,出任梁廣總督。張之洞收拾行裝,從太原告別了令德堂的師生和李提摩太,匆匆南下。他在山西前後只有兩年多。 但這兩年多,讓他從一個只會寫奏摺的京官,變成了一個懂得實實在在做事情的地方大員。這一轉變將在他接下來的歲月裏,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光緒十年,也就是1884年,張之洞抵達廣州,出任梁廣總督。此時的中法戰爭已經全面展開。 法國艦隊在福建馬尾港突襲了中國的南洋水師。消息傳來舉國震動。張之洞一到廣州,立刻投入了緊張的備戰之中。他巡視珠江口的各處炮臺,調撥槍械彈藥,斥令沿海各地嚴密佈防。廣州的天氣溼熱難當。 暗頭的軍報和地圖落了一尺多高。張之洞很快就意識到,這場戰爭的關鍵不在廣東沿海,而在廣西和越南的陸路戰場。法軍從越南境內北上,已經打到了中越邊境。他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啓用老將馮子才。 馮子才當時已經年近七旬,賦閒在家。這個年紀的人,早該寒遺弄孫,頤養天年了。 但張之洞知道,在廣西前線,真正能打仗的老將,非馮子才莫屬。他奏請朝廷,調馮子才和王孝其等將領,率軍馳援廣西。同時,他親自籌措軍餉,調撥槍械,徵集糧草。 從廣州的倉庫裏,一箱一箱地往前線運送彈藥,把糧廣有限的財力物力最大限度地壓到了前線。光緒十一年徵運,法軍攻佔了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形勢危急到了極點。 馮子才率軍抵達前線後,在關前艾口一帶,構築了堅固的防線,親自帶隊衝鋒,與法軍展開激戰。戰鬥持續了整整兩天,法軍最終被擊潰,倉皇后撤。鎮南關大捷的消息傳回廣州,城裏的百姓奔走相告,沿街放起了鞭炮。 法國如費裏內閣因此倒臺,這是晚清對外戰爭史上少有的輝煌勝利。朝廷論功行賞,張之洞因波軍酬祥有功,被賞戴花鈴。然而,勝利的喜悅沒有持續多久,朝廷的一道命令就下來了,乘勝求和,停戰撤兵。 張之洞接到電旨之後,難以置信,前方的將士正在乘勝追擊,法軍已經潰不成軍。這個時候撤兵,無異於把浴血奮戰得來的果實拱手讓出去。他接連向朝廷發電報,請求緩期撤兵。言辭懇切,據理力爭,但朝廷的主和派佔了上風。 李鴻章傳旨斥責他,有違言必研究,最終前線的清軍還是撤了回來。前方將士們接到撤兵的命令時,無不扼腕憤痛,中法戰爭落得一個不敗而敗的結局。這件事在張之洞心裏留下了極深的烙印。 戰爭結束之後,張之洞反覆地回想這場戰爭。他在奏摺中寫道,非將帥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國之力,不能制勝外揚。其不免受制於敵者,實因水師之無人,槍炮之不懼。 他的意思是,不是將士們不拼命,不是兵力不夠多,也不是中國沒有能力戰勝外敵,之所以處處受制於人,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自己的海軍,沒有自己的槍炮。這個認識成了他後半生全力以赴的方向,從此張之洞下定決心,大辦洋務。 在廣州的幾年裏,張之洞一面料理戰後事務,一面着手創辦實業和教育。他設立了槍彈廠,開始嘗試自主生產軍火,籌設槍炮廠和潛水兵輪製造局,邁出了軍事工業的第一步。同時,他也在思考人才培養的問題。 光緒十三年,他在廣州創辦了廣東水陸師學堂,聘請外國教官授課,開設了天安門海盜駕駛攻佔等近代軍事課程。這一年,他還創建了廣亞書院,延請梁鼎鋒、朱義新等學者擔任主講。 梁鼎鋒是因爲彈劾李鴻章獲罪的,朱義新是因爲彈劾太監李連英被降職的。張之洞不管外界的議論,只要是真正有學問的人,他就敢用。 廣亞書院後來成爲廣東最有影響力的學府之一,培養出了一大批兼通中西的讀書人。光緒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張之洞做了一件被認爲其有遠見的事情。他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摺,建議修築一條從盧溝橋到漢口的鐵路。 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金漢鐵路的前身。他在奏摺中說,鐵路之利不在於運兵運響,而在於通土貨、後民生。他的眼光已經越過了軍事和國防,看到了經濟層面的深遠意義。朝廷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決定調他去胡廣總督任上,由他主持南段的修築。 這一年深秋,張之洞交謝了梁廣總督的印信,從廣州啓程北上,站在船頭回望珠江口。他知道,自己在廣東的六年,雖然經歷了戰爭的磨礪和不敗而敗的痛楚,但也積累了辦公廠、建學堂、練新軍的寶貴經驗。 接下來等着他的,是更廣闊的舞臺。長江和漢水交匯處的那座大城——武昌。光緒十五年冬天,張之洞抵達武昌,正式出任胡廣總督。他到任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把原計劃建在廣州的鋼鐵廠搬到了湖北。 在武昌的三佛閣,張之洞設立了鐵政局,任命蔡希勇爲總辦,同時從英國、德國聘請礦師,到湖北各地勘察煤鐵礦藏。 很快,好消息傳來了,大野的鐵山儲量極爲豐富,礦層裸露在地表,礦石含鐵量高達百分之六十幾。 張之洞決定,在漢陽龜山北路,建一座中國自己的鋼鐵廠。建廠的過程遠比他想象的要艱難,光是選址就費了好大一番周折。 地勢太低,怕被水淹否了。又在武昌東南的湯迅湖邊,看中一塊地。當地紳士激烈反對,只好作罷。最後才選定了漢陽龜山腳下。 在長江和漢水交匯處的這片開闊地上安了家,光是地基工程就持續了將近兩年。龜山腳下原本是一片沼澤,工人們先要填土墊高,再打地樁,然後用青磚和石料,一層一層的砌出廠房的基礎。 從英國和比利時訂購的鍊鐵爐、鍊鋼爐、壓鋼機等設備,在海上漂了好幾個月才運到漢口碼頭,再用馬車和人力一件一件地搬到工地上。光續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漢陽鐵廠正式出鐵。 那一天,龜山腳下濃煙滾滾,巨大的高爐發出低沉的轟鳴聲,通紅的鐵水從出鐵口傾瀉而出,將整個廠房映成一片橘紅色。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爐用新式機器煉出的鋼鐵。鐵廠共有六個大廠,四個小廠,工人三千餘人,外國技師四十多人。設備全部購自歐洲,是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 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鋼鐵廠八番制鐵所還要早七年。美國駐漢口的領事來看過之後,稱之爲中國二十世紀之雄廠。日本派人來考察之後,驚呼,東方說師醒了。當然,起步階段的漢陽鐵廠也走過不少彎路。 張之洞在向英國訂購鍊鋼爐的時候,還沒有搞清楚大冶鐵礦石的具體成分,結果買回來的酸性鍊鋼爐和含磷量較高的大冶鐵礦不匹配,煉出的鋼材脆裂一段,賣不出去。 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到盛宣懷接手之後。但無論如何,漢陽鐵廠邁出了從無到有的第一步。後來修建京漢鐵路、粵漢鐵路、金浦鐵路所用的鋼軌,大部分出自這個鐵廠。 在之後的31年裏,他生產了250萬噸鐵、55萬噸鋼,一度佔據全國鋼鐵產量的90%以上。爲了給漢陽鐵廠供應礦石,張之洞在大冶鐵山開鑿了中國第一座機器開採的露天鐵礦。 德國工程師設計和督造了一條全長60多里的運礦鐵路。這是湖北境內第一條鐵路。一列列滿載鐵礦石的小火車,從鐵山出發,穿過丘陵和田野,抵達江邊碼頭。 再由輪船順着長江運到漢陽鐵廠的專用碼頭。從礦山到鐵路,再到長江水運,這條完整的運輸線每日不停地運轉着,將地下的礦石源源不斷地變成鐵廠的原料。 與漢陽鐵廠幾乎同時興建的是湖北槍炮廠,也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漢陽兵工廠。張之洞把原來在廣州籌辦的槍炮廠設備也搬到了漢陽,聘請德國技師指導生產。 槍炮廠以德國1888式步槍爲藍本,研製出了中國第一種大規模自主生產的近代步槍——漢陽造。這種步槍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裏,一直是中國軍隊的主力裝備。 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漢陽造的身影貫穿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每一次重大戰爭。張之洞還提出了一個很有遠見的策略——以輕養重。 在武昌文昌門外的長江邊上,他陸續創辦了湖北織布局、紡紗局、掃絲局和織麻局,合稱布紗絲麻四局。織布局有一千臺織布機和四萬枚紗錠,日夜開工,每年可以織出十多萬匹棉布,有效地抵制了洋布的大量進口。 掃絲局招募了三百名女工,用機器代替手工竹簡抽絲。在那個時代,讓婦女走出家門,進工廠做工,本身就是一個開風氣的舉動。 張之洞的想法很明確,用紡織業的利潤來補貼鋼鐵和軍工,讓輕工業和重工業互相支撐,形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他創辦的工廠企業多達十七家,武漢也因此成爲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被外國人稱爲東方芝加哥。張之洞說過一句話,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志氣。 人才之貧,由於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在他看來,辦工廠造槍炮固然重要,但比這些更重要的是培養人。 一面興辦實業,一面大辦教育,兩手都沒閒着。張之洞辦教育是從改造舊書院開始的。湖北當時最有名的書院是兩湖書院,京新書院和江漢書院,這些書院歷史悠久,但教學內容還是老一套的四書五經八古帖闊。 張之洞對書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削減經學課時,增設了算學、天文、地理、測量化學、博物等新式課程,還引進了班級授課制度和考試積分制度。 改制之後的兩湖書院,實際上已經是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學堂了,與廣東的廣雅書院並稱晚清兩大書院。光緒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張之洞做了一件被後人反覆銘記的事情。 他在武昌三佛閣創辦了自強學堂,自強二字,取自他常說的自強之道,以教育人才爲先。自強學堂設方言、算學、格制、商務四課,後來又增設了英法德俄日五種外語課程,這所學堂就是今天武漢大學的前身。 隨後幾年間,張之洞又相繼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和湖北工藝學堂。武備學堂聘請德國和日本的軍事教官,用最新的西洋操典訓練湖北新軍的軍官。農務學堂開設農喪畜牧森林等課,從美國聘請教習傳授近代農業科學。 是今天華中農業大學的前身。工藝學堂分設理化機器製造、紡織、建築各門,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蒸汽機和織布機,不許袖手旁觀。漢口江漢路上,常常能看到穿着新式學堂制服的年輕人,手裏拿着日文或英文的課本三三兩兩地走過。 他們是兩湖地區和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學子。張之洞有一個習慣,每次新學堂開學,他都要親自到堂訓話,站在講臺上對學生們講,你們到這裏來不爲求功名,不爲做官,是爲了學真本事,將來報效國家。 他的湖北口音很重,學生們未必每一個字都聽得懂,但他的誠懇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張之洞在處理兩江總督期間,又把辦學的經驗帶到了南京。 光緒二十八年,他在南京創辦了三江師範學堂,開設歷史、地理、文學、算學、博物、物理、化學、教育學等課程,聘請日本教席擔任理科教員。這所學堂後來演變爲兩江師範學堂。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最終成爲今天的南京大學。在武漢和南京這兩座城市,張之洞親手撥下的教育種子,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枝繁葉茂。除了在國內辦學,張之洞還大力推動派遣留學生到日本深造。 他認爲,日本路徑費省,同文同種,易於考察。留學日本是最快捷的學習西方之路。在張之洞的推動下,湖北成爲全國派遣留日學生最多的省份之一。 這些留學生到了日本之後,學習法政、軍事、師範、實業、各種專業,回國後成爲新政改革的中堅力量。其中最爲人熟知的,是兩湖留日學生中湧現出的黃興、宋教仁等人。 他們後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這已經超出了張之洞當初派遣留學生的初衷了。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會同張柏熙、榮慶等人,以日本學制爲藍本,主持擬定了奏定學堂章程,史稱鬼卯學制。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正式頒佈實行的近代學制。它把全國的學校分爲初等、中等、高等三個層級,規定了各層級學堂的課程設置、修業年限和教學方法,還專門設立了師範學堂和實業學堂。 這個學制在中國沿用了將近十年,直到辛亥革命後才被廢置,但它搭建的基本框架,深刻影響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教育的發展方向。 1905年,張之洞又聯合袁世凱、趙爾遜等人,奏請廢除科舉,清政府在這一年下詔,從次年起停止所有科舉考試,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就此畫上了句號。 如果說漢陽鐵廠是張之洞在物質層面留下的遺產,那麼他創辦的學堂和推動的教育改革,則是他在精神層面留下的更爲深遠的饋贈。 光緒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份。這一年六月,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事詔書》,維新變法全面展開,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提出了廢科舉,改官制,設制度局,開茂勤殿等一系列激進主張。 朝堂上贊成和反對的兩派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張之洞遠在武昌的都書裏,每天看京城的底報,心情十分複雜。那些主張裏有很多他同意的,辦學堂、廢八股、練新軍、新實業,這些事他早就在湖北推行了。 所以,康有爲在《公車上書》中稱他有天下之望。康有爲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張之洞還捐了五千兩銀子作爲會費。當時朝野間流傳着一句話,內有常熟,外有南疲。常熟指光緒帝的老師,翁同和,南疲就是指張之洞。 尤其是開民智、伸民權的言論,讓他覺得操之過急,恐怕要出大亂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之洞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在武昌的都書裏寫出了勸學片。 這部著作共二十四篇,分爲內篇和外篇兩部分。 那篇九篇講物本、教宗明綱、宗經政權,強調的是儒家倫理綱常的根基地位,不能動搖。外篇十五篇講物通、遊學、攝學、學制、廣義、閱報、變法、兵學、礦學、鐵路,主張積極地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制度。 勸書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納爲一句話,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他寫道,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事事。意思是,用儒家的道德修養來安頓人的精神。用西方的技術和制度來應對現實的問題。 變與不變,氣與道,在他這裏被清晰地劃分開來。張之洞寫勸學篇時,武昌已經進入了盛夏,讀書院裏的吳同樹遮住了大半個院子。 他每天清晨起來,先在書房裏讀一個時辰的底報和經書,然後鋪開紙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寫。他寫作有個習慣,不喜歡別人代筆。重要的奏章和文章都要親自動手。 有時寫到深夜,蠟燭換了好幾支,窗外的幫子聲從一更敲到三更。他還在燈下,推敲某一句的措辭是否妥貼。寫好之後,他又反覆修改了多次,直到每一篇每一段都覺得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了。 勸學篇寫完之後,他的門生——漢黎院士讀學士黃紹基,把他呈給了光緒皇帝。光緒帝祥加批攬之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爲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弊異。 當即以聖諭形式下令軍機處發給各省都府學政各一部,要求廣爲刊部實例勸導,以衆名教而度之言,又令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下發,一時間勸學篇不進而走,十日之內三億版本。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人估計,刊印不下二百萬冊,這在晚清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西方各國也迅速做出反應,先後一成英文和法文出版,1900年紐約出版的英譯本,書名被改爲《中國唯一的希望》。 不管後人如何看待勸學篇的立場和侷限,有一點是確定的,在那個變革的時代裏,試圖在激進和保守之間找到一條溫和的中間道路,這種努力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遺產。 勸學篇問世後不久,戊戌變法就失敗了。戊戌年秋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皇帝被軟禁於迎臺。譚嗣同、楊銳、林煦、楊申秀、劉光帝、康廣仁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張之洞遠在武昌,聽到消息時沉默了很久。 楊申秀就是他當年在山西令德堂聘請的那位監院,一個滿腹經綸的山西讀書人,他對這個人是有感情的,但在這個節骨眼上,張之洞什麼也不能說,只是一個人坐在書房裏,對着窗外的梧桐樹發了一整天的呆。 此後的日子裏,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那些具體而實際的事情上,鐵廠的擴建,學堂的新設,新軍的編練,他用行動而非言辭來推動他所理解的改革。光緒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鉅變。 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和直隸迅速蔓延,焚燒教堂,拆毀鐵路,局勢逐漸失控。六月,八國聯軍從天津大沽口登陸,一路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西淘的路上顛沛流離。 而就在朝廷向十一國宣戰的同時,遠在武昌的張之洞卻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梁廣總督李鴻章等東南各省都府,與各國駐上海領事定立了東南互保章程。章程約定上海租界由各國共同保護,長江流域和蘇杭內地的治安。 秩序由各省都府自行維持,東南各省不捲入戰爭。這就等於告訴朝廷,東南各省不執行宣戰的上諭。這個決定在當時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 但張之洞的想法很實際,北方的局面已經無法挽回,保住南方的安寧,比盲目地跟着朝廷一起捲入災難要重要得多。事實上,東南互保確實保住了江南的繁華。 當北方戰火紛飛的時候,上海、南京、武漢這些城市依然秩序井然,漢陽鐵廠的高爐照樣在轟鳴,自強學堂的讀書生照樣琅琅響起,長江上的輪船照樣來來往往,碼頭上搬運貨物的苦力照樣茫茫碌碌。 庚子國變之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賠款高達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辛丑條約,但東南地區因互保而免於戰亂,沒有遭受北方的慘重損失。後世對東南互保的評價不一,但至少對於江南的普通百姓來說,那一年的秋天,稻子還能收割。 日子還能照常過下去,這就是意義所在。庚子國變給了清廷沉重的一擊,也給了張之洞一個更大的舞臺。光緒二十七年,他和劉坤一聯名上了著名的《江楚匯奏變法三折》。 第一折,講御才興學。第二折,講整頓朝政。第三折,講奸才戲法。三折洋洋灑灑數萬言,涉及教育改革、軍隊改革、官制改革、法制改革、經濟改革等方方面面。 這三道奏摺很快被朝廷採納,成爲清末新政的綱領性文件。張之洞在奏摺中引用周易的話說,齊王齊王細於包喪,直到要滅亡了,才知道要發憤圖強。這是他晚年的心聲,也是他對這個新疆沉沒的王朝最後的告誡。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張之洞仍然像一個不知疲倦的年輕人一樣奔波,他被任命爲都辦粵漢鐵路大臣。粵漢鐵路從武昌一直修到廣州,沿途經過湖南的崇山郡嶺,廣東的江河密佈,工程之艱鉅,在當時的中國前所未有。 張之洞爲了這條路,常常通宵達旦地看線路圖,批閱公文。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這條路通車的那一天了,但他還是要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安排好,把橋樑的位置,隧道的走向,車站的選址都在圖上標得清清楚楚,留給後來的人。 光緒三十三年,張之洞已經七十歲了,朝廷一紙調令,把他召入了京城,授體人格大學士,軍紀大臣監管學部事務,他終於進入了清王朝權力的最核心。 這一年的北京城,秋風蕭瑟,紫禁城的琉璃瓦下,張之洞的白鬍子和滿頭的銀髮,在一群軍紀大臣中格外顯眼。他在軍紀處提出了立憲的主張,認爲立憲是米亂之方,希望用君主立憲的方式來挽救這個王朝。 但此時的大清已經像一個行江倒塌的老屋,船子朽了,樑柱歪了,任何縫縫補補都無濟於事。光緒三十四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兩天之內相繼離世。 年幼的溥儀即位,攝政王再豐執掌大權。張之洞與再豐在許多問題上政見不合,他越來越感到自己在這個朝廷裏已經可有可無了。 又一次在軍紀處會議之後,他獨自走出東華門,回頭望了望暮色中重重疊疊的宮殿檐角,對身邊的隨從低聲說了一句,國運盡矣。這句沉痛的話,是他給這個王朝下的最後診斷。 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張之洞在北京百米斜街寓所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朝廷追贈太保,視聞香。兩年後武昌起義爆發,大清覆滅。他親眼看到了王朝最後的落日,也未見到它的終結。 武漢人在蛇山腳下修了爆冰堂來紀念他。他留下的鐵廠成了漢冶平公司。漢陽造打完了半個世紀,自強學堂變成武漢大學,三江師範變成南京大學。一個人把一座江邊城市變成了工業搖籃和教育重鎮。 在晚清那個時代裏,大概只有張之洞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