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雜談 為何禁止刑訊逼供？因為壞人不用打，好人扛不住

斯大林丟了一個菸斗,叫貝利亞去找。 五分鐘後,斯大林在紙堆下面找到了菸斗, 打電話告訴貝利亞, 不必追了,菸斗找到了。 貝利亞回答,太晚了, 代表團成員半數已經承認偷了您的菸斗, 另外一半死在了審訊裏。 斯大林又追加了一句, 可我根本沒見過什麼代表團。 貝利亞回道,我們已經抓到了一隻熊, 熊承認自己是兔子,並且偷了菸斗。 這個笑話流傳了幾十年, 版本衆多,內核始終未變, 刑訊逼供從來不爲真相, 他只負責生產答案。 至於這個答案對不對, 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可以交差了。 很多人一聽禁止刑訊逼供, 本能的反應是不打他, 怎麼可能招? 這種直覺看似有理, 實則掩蓋了真相, 最不怕刑訊逼供的恰恰是亡命徒, 最扛不住的反而是路過現場的那些倒黴蛋。 琢磨一下這個道理, 單槍匹馬落網的漢匪, 往往證據確鑿, 刑訊逼供是多此一舉。 團伙作案中落單的那位, 你打他一拳, 他報一個假地址, 你一群人大呼小叫趕到現場, 設下包圍圈, 開門一看啥也沒有, 等他東西南北各報一遍, 同夥早已跑得沒影。 綁架團伙手裏捏着人質, 你越急他越開心, 上手段他完全可以給個假消息, 時間拖得越久, 籌碼還越值錢。 販毒團伙知道自己必死, 所以不惜一切找翻供機會。 你上手段正中人家下懷, 他比你更希望案子出現程序漏洞。 間諜就更不用說了, 非戰時你敢上手段, 大使館立馬炒作驅打成招, 國際影響一起來, 你就是第一個被推出去背鍋的。 哪怕是小混混, 未成年的人渣保護法本來就是他們的護身符, 沒見過世面的一般下一下就招了, 根本不用打。 成年混混對派出所比自己家都熟, 有什麼事找騙警直接問, 犯不着上手段。 真正需要刑訊逼供才能破案的, 往往就是那些個無辜之人, 因爲沒有證據, 沒有動機, 純粹是被碰巧抓到的, 所以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只能靠打。 看明白這有多荒謬了嗎? 刑訊逼供對真兇基本無效, 對無辜者則百發百中。 1998年4月22日, 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尋找失蹤的妻子王小香, 前一晚他值夜班, 回家發現妻子不在, 傳呼機無人應答。 他報了警, 又託朋友打聽最近昆明有沒有交通事故, 不明屍體。 領導前來慰問, 說帶他出去散散心, 車開到半路突然停下, 幾個人衝上來把他拽出車門按倒在地。 你們是什麼人? 答曰警察。 杜培武被押進市公安局, 此時他才知道, 妻子王小香與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人槍殺在一輛麪包車裏, 而他自己成了頭號嫌疑人。 杜培武當然不認罪, 他有不在場證明, 多名同事可以作證案發時他在單位值班, 但專案組不信, 連續10天10夜不讓他睡覺。 每當他支撐不住即將入睡, 審訊人員就用一些小技巧幫他保持清醒, 之後請來測謊儀, 操作員要求他只能回答是或否, 他問心無愧, 把測謊當作救命稻草積極配合。 結果得分是4, 這個分數意味着部分回答存在欺騙可能。 測謊的當天晚上, 辦案人員給杜培武戴上腳鐐, 雙手呈大字形懸空吊在鐵門上, 吊一段時間, 腳下塞進一個凳子讓他短暫喘息。 他喊冤枉, 凳子被一腳踢開, 反反覆覆, 電棍逐一點擊手指腳趾, 電用完了, 當着他的面換上新電池。 20天, 杜培武基本沒有睡過覺, 跪在地上回答問題就是最好的休息, 也只有這個時候才能緩一緩, 補充一下體力。 他終於招了, 編出了整套殺人經過, 又絞盡腦汁說槍被拆散扔進了滇池, 因爲每次說一個藏槍地點, 警察撲空後他就免不了一頓毒打。 1999年2月5日, 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審判處杜培武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法庭上, 杜培武解開衣服, 從腰間扯出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 這是我被打時穿的, 看看它的顏色。 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 不要再糾纏這些無關問題了。 杜培武高聲申辯, 我沒有殺人, 我受到了嚴刑逼供。 審判長勃然大怒, 你說你沒有殺人, 那你拿出證據來。 法律講誰主張誰舉證, 要讓一個人證明自己沒有殺人, 這不講道理。 一個學過刑偵懂法律有反偵查經驗的警察, 被打成了這樣, 你說普通人能扛得住幾天? 2000年6月17日, 昆明警方破獲鐵路警察楊天勇爲首的特大殺人團伙, 打開楊天勇的保險櫃, 此前辦案人員目瞪口呆, 那把殺死二王的七七式手槍赫然躺在裏面。 楊天勇甚至怕警察不信, 主動交代了完整作案經過, 包括那把槍的下落。 2000年7月11日, 雲南省高院宣告杜培武無罪, 他由民警成爲死囚, 26個月後再度成爲民警。 自楊天勇交代後, 一審時公訴人說找不到了的傷情照片, 在起訴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罪時又神奇地找到了, 辦案的秦伯蓮、寧興華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杜培武26個月的牢獄之災換來的是腦部萎縮, 雙手殘疾的永久傷害, 而那些製造冤案的人領到的只是緩刑。 杜培武案之所以成爲中國推進合法審訊的重要轉折, 正因爲它打破了一個幻覺, 刑訊逼供只對付壞人, 當警察發現這一套也會用到自己人身上時, 當學刑偵出身的同事被打成招時, 當血淋淋的衣服擺在法庭上, 法官卻視而不見時, 他們才意識到, 在一個允許刑訊逼供的體系裏, 沒有人是安全的。 杜培武后來接受採訪時說, 我是學刑偵的, 應該說具有反偵察經驗, 我都被整招了, 你說整到了什麼程度? 那麼爲什麼專業人員會依賴刑訊逼供? 答曰, 破案壓力與解題心態的共同作用。 很多人覺得破案像電影, 刑警會像福爾摩斯, 真實的破案更似解數學題, 有時候你手上沒有足夠條件, 時間又逼得緊, 上級催得急, 輿論等不起, 那該怎麼辦? 真正做數學題的時候, 你不會做, 有這麼幾個選擇, 一蒙一個數字寫上去, 二按照正確方法寫到你不會爲止, 再推一個感覺正確的答案, 三直接抄一個答案在應編過程, 俗稱先放箭, 再畫靶。 只要用上了刑訊逼供, 從你決定用刑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經放棄尋找正確答案, 轉而致力於將自己手頭的答案變正確, 它會中斷解題的過程, 目的不再是找到真相, 只是爲你的結論找一個合理化的解釋, 你心裏清楚這個答案並不正確, 但你需要一個能交差的版本。 但問題在於, 如果一個人真的知道正確答案, 他不會也不敢亂寫步驟, 因爲他知道正確過程, 更容易找到你過程中的紕漏, 而且翻供成功就能消掉自己的案子, 有足夠的利益驅動去埋雷。 如果你知道你手裏的不是正確答案, 那你上刑的時候首先要讓其他查這個案子的人停下, 否則你們的調查結果互相打架該如何是好。 所以刑訊逼供從任何角度上講都是解題的反面, 它不可能被用於正確答案身上, 它能得到的永遠是你想要的答案, 而非正確的答案。 2002年, 浙城農民趙作海被指控殺害同村人趙振商, 警方在一口哭警裏發現一句無頭難失, 認定是趙振商趙作海是真兇, 趙作海不承認就打。 被打得受不了了, 他託妻子從外地買一具屍體殘骸來充數, 因爲死者趙振商根本不存在, 他上哪找屍體去? 趙作海自己都好奇, 我沒殺人, 這哪來的屍體? 幸虧趙作海被判的是死緩, 11年後, 趙振商自己從外地打工回來, 這個被認定早已死亡埋在哭警裏的人, 活生生站在大家面前。 6名涉案警察因刑訊逼供被追究刑事責任, 無獨有偶, 1994年, 湖北蛇祥林被指控殺害妻子張再玉, 妻子被殺後, 蛇祥林被打得生不如死, 最終認罪, 被判15年。 11年後, 張再玉自己走回了村子, 他當年因爲精神失常離家出走, 流浪到山東再嫁人生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死亡已。 在後續追責的過程中, 刑訊逼供蛇祥林的警察潘于軍, 在蛇祥林平反後被上級部門帶走調查, 不久後, 在組織的關懷下,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與手段下, 畏罪自殺, 他留下血書寫着大大一個冤字, 蛇祥林獲賠25.6萬國家賠償, 1989年, 湖南麻洋農民滕興善被鎖定爲殺人碎屍案兇手, 鎖定的理由荒唐至極, 因爲他是個屠夫, 會殺豬, 又當過兵。 滕興善被槍決, 2005年, 被碎屍的那個女人亡者歸來, 滕興善的子女長大成人後不畏畏婦深冤, 案子才重審, 滕興善無罪可人死不能復生, 此案對相關人員的追責未查找到相關資料。 2005年11月, 滕興善的子女領取了66萬餘元的國家賠償, 2006年, 安徽餘英生被指控殺妻, 被判無期徒刑, 坐牢17年後真兇落網, 實錘無辜, 對於相關責任人的處理亦未查到結果, 餘英生獲得國家賠償並補發了17年工資, 共計百餘萬元。 1996年, 18歲的呼格吉勒圖發現一具女屍後主動報警, 卻因指縫血跡和身上有傷口被鎖定爲兇手, 從案發到判處死刑僅用62天, 她被執行槍決時, 家人甚至不知道二審已經結束了。 9年後, 真兇趙志宏落網, 多次主動供述此案系他所爲, 檢察院卻從2005年審到2019年才最終確認, 因爲一個已經定性的案子, 承認錯誤比抓到真兇還難。 2003年的孫志剛案, 雖然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刑訊逼供冤案, 卻同樣揭示了權力失控的可怕。 孫志剛是武漢科技學院剛畢業的大學生, 在廣州打工。 2003年3月17日出門上網時, 因未帶暫住證與身份證, 被治安人員帶走。 三天後, 他在醫院離奇死亡。 屍檢報告顯示, 兩肩各有直徑約1.5釐米的圓形黑印, 膝蓋上有五六個像黑油漆滴到白牆壁那樣明顯, 那是火燙的。 左肋部有一團拳頭大的紅腫, 整個背部皮下組織出血, 血塊厚達3.5釐米, 範圍達60釐米乘50釐米, 整個背部都是出血區。 醫院病例上, 外科情況只寫了一個字——無。 值班醫生對他的創傷視而不見。 孫志剛是被打死的, 但全部社級部門都把自己推得乾乾淨淨, 收容站說有99.9%的把握保證不會打人。 派出所拒絕採訪, 醫院說裝有攝像頭隨時監控, 直到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峯和王雷頂住壓力報道此事, 輿論引爆全國, 真相才被揭開。 孫志剛之死直接推動了中國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 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沒殺人嗎? 都不知道故意殺人罪認了要吃槍子嗎? 爲什麼最後還是全部認罪? 因爲刑訊逼供要的根本就不是真相, 只是趕緊抓個人破案, 好有個交代。 至於這個人是不是無辜, 在破不了案的壓力以及破了案的利益面前, 良心又值幾個錢, 有些冤案甚至都不需要刑訊逼供, 僅靠神探的直覺就能辦成。 杭州女神探聶海芬, 2000年以來主辦衆特大案件350餘起, 一審判處死刑的300餘起, 接近一個月就要辦出一起死刑案, 其中張氏叔侄姦殺案是最典型的刑訊逼供, 張高平,張輝叔侄免費搭載一個17歲女孩去杭州, 女孩凌晨在二橋附近下車等人時遇害, 聶海芬認定二人是兇手, 理由是他們送過那個女孩, 叔侄倆被打得遍體鱗傷, 一審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 二審改判張輝死緩,張高平15年。 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檢察院的駐監檢察官張彪, 在2007年巡視監獄時注意服刑的張氏叔侄, 在瞭解案情後,在此後長達5年多的時間裏, 頂着無數壓力, 多次將申訴材料遞交給浙江的法院和檢察院, 並在2011年退休前寫信給浙江省檢察院檢察長反映情況, 退休後,他還爲叔侄聯繫了免費律師, 在張氏叔侄服刑的10年後, 真兇出租車司機溝海峯落網, 他的DNA比對上女孩指甲縫裏不明身份者的DNA, 跑帶完全一致,鐵證如山, 而杭州警方明知張高平冤枉, 卻怕擔責,裝聾作啞, 直到真兇落網的兩年後, 2013年3月26日,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才撤銷原判, 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同年5月17日, 浙江高院分別支付二人國家賠償金各110萬餘元, 案件平反後, 浙江省政法委即表示將嚴肅追究有關司法人員的法律責任, 並於2014年4月正式宣佈成立聯合調查組, 對案件原辦理過程中公安、檢查、法院等各部門辦案環節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調查, 作爲該案的主要經辦人, 被譽爲女神探的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 然而追責結果至今無從得知, 350起重特大案件, 300餘起死刑判決, 就一例冤假錯案, 我是不信的, 死人不會說話不會翻案, 唯一翻案的是運氣極好遇上一個快退休的檢察官願意幫他翻案, 張高平後來接受採訪時說, 他最恨的並非真兇本人, 他最恨的是那些破案的人, 因爲真兇只是殺了一個女孩, 而那些人毀掉的是兩個家庭的十幾年, 有人可能會說就算有冤案刑訊逼供至少能破70%的真案吧, 30%的冤案率可以接受吧? 這種說法有個大問題, 他把活生生的人當成了百分比裏的分子分母, 對於被冤枉的那個人這就是100%, 他失去的是人生, 是尊嚴, 是生命, 可非是一個可以四捨五入的統計數字, 一輛公共汽車70%的可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30%的可能送你去天堂, 請問你上不上?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 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更壞, 因爲犯罪只是弄髒水流, 而不公正的審判污染的是水源, 當審判本身可以靠打人來定案時, 水源就已經被污染, 每一個依賴刑訊逼供結案的鐵案, 都在侵蝕法治的根基, 老百姓今天信了只要打就能破案, 明天就會問那憑什麼打的是我而不是他? 執法機關的公信力一旦喪失, 彌補起來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杜培武在被判死刑後寫下的遺書, 今天讀來仍字字追心, 現在已經是三月底了, 我心裏雖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 無辜的, 卻只能眼睜睜的等着被冤死,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 死神即將來臨, 全家人在爲我的冤案四處奔波, 可想困難是如何之大, 希望是如何之渺茫, 在我被冤死之前, 我想把自己的腎臟賣掉, 把錢留給兒子, 本來想把眼角膜也賣掉, 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 在陰間我要睜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 我始終堅信, 是冤案總會查清的, 只要天地還有公理, 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 死後天地也會還我一個公道, 我一個無辜的家庭, 一半毀在罪犯的手裏, 一半毀在司法腐敗的手裏, 蒙冤之後, 卻要把洗脫罪名的希望寄託在真兇的身上, 這是多麼的可悲啊, 2000年7月11日, 杜培武走出監獄, 真兇楊天勇的落網讓這套荒唐的大記憶恢復術現了原形, 杜培武恢復了公職黨籍, 拿到了不足3萬元的國家賠償, 那些製造冤案的人領到的只是緩刑, 杜培武是幸運的, 相比已經被執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圖, 相比在監獄裏度過11年的蛇祥林, 相比被槍決的騰星扇, 他至少等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但更多人沒有這份運氣, 聶樹斌1995年被執行死刑, 2016年才宣告無罪, 此時他已長眠地下21年, 呼格吉勒圖1996年被槍決, 2005年真兇趙志宏落網後多次供述此案惜他所爲, 卻直到2014年才平反, 整整18年, 有人不服氣那破案率怎麼辦? 刑訊逼供與破案率之間從來沒有正相關關係, 如果離開了刑訊逼供就不會辦案, 那非是說明犯罪分子太狡猾, 只能說明某些人的辦案能力太差, 部隊裏近打罵體罰那幾年, 領導對新兵幹部有句話, 如果你離開了打罵體罰就帶不好這個兵, 不是兵太差, 是你們能力素質低, 帶兵水平差, 辦案也是一個道理。 如今DNA技術, 監控網絡, 移動支付痕跡, 讓刑偵手段早已今非昔比, 以前沒有這些技術手段, 辦案人員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只能靠嚴刑拷打, 現在有技術手段支撐, 還依賴打人來破案, 只能說明能力退化。 現代偵察學已經有了大量不需要動武的手段, 心理戰術, 證據鏈構建, 信息比對, 關係網絡分析, 這些纔是破案的正道。 用刑訊逼供破案, 本質上是一種偷懶, 不想花力氣找證據, 只想花力氣打人, 這種懶惰執法, 侮辱的是整個執法隊伍的專業素養。 其實, 刑訊逼供並不限於打這一種形式, 法律規定要保證嫌疑人睡眠時間, 一天7小時, 那就分成21次睡, 每次20分鐘叫醒一次錄口供, 冷氣開最低, 配上一杯苦得要死的濃咖啡, 強光照射讓你幾天幾夜分不清白天黑夜, 這些軟刑訊身上一點傷都沒有, 但效果可能比打更好。 回顧這些冤案, 你會發現一個規律, 刑訊逼供製造冤案的速度遠遠超過平反冤案的速度, 製造一起冤案只要幾十天, 平反卻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 如果杜培武被判的是死刑, 立即執行, 如果楊天勇團伙在杜培武被執行後才落網, 那杜培武的名字只會出現在已執行死刑名單裏, 永遠不會出現在平反公告裏, 聶樹斌、忽格、吉勒圖都是這樣的名字, 他們等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因爲那一天來得太慢而死亡來得太快, 依賴刑訊逼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但他留下的傷疤還在, 每當我們看到女神探門的赫赫戰功時, 不妨想想那些數字背後有多少個杜培武在暗夜裏寫遺書, 有多少個趙作海在等一個永遠不會回來的死者。 杜培武后來成爲一名律師, 從警察到死囚再到律師, 他走完了中國法治最曲折的一段路程, 有人問他你恨嗎? 他說我不恨具體的人, 我只希望這樣的案子不要再發生, 這纔是禁止刑訊逼供的真正意義, 不爲保護那些窮兇極惡的歹徒, 只爲保護每一個可能在某個清晨被帶走審訊的普通人。 在那間審訊室裏, 在電棍與吊銬面前, 在十天十夜不準睡覺的疲勞站裏, 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區別, 只有扛得住與扛不住的區別, 而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扛不住。 貝利亞說過, 不論是誰, 只要給我一晚上的時間, 我就能叫他承認自己是英國國王。 別打了, 圓明園是我燒的, 珍珠港是我偷襲的, 肯尼迪是我刺殺的, 全球變暖, 恐龍滅絕, 都是我乾的。 你問我爲什麼要承認? 因爲我只想睡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