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 第十二章2

時光故事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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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万斯(James David Vance),现任美国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千禧一代”(Millennial)副总统。他于1984年8月2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Middletown, Ohio),并于2025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为美国第50任副总统。
作为参议员,万斯以民族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立场著称,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反对非法移民,并推动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他曾提出多项立法,如《及时离境法案》和《废除联邦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法案》,反映其强硬的政策倾向。
他还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主张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应对这一挑战。
万斯以直率的演讲风格和与工人阶级选民的深厚联系而闻名。他的政治理念深受其成长经历影响,尤其关注美国中西部制造业的复兴和底层民众的福祉。作为副总统,他被视为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接班人之一,同时因年轻和多元背景(妻子为印度裔)为共和党带来新的活力。
万斯的成名作是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该书描述了他从贫困中崛起的故事,并探讨了美国“铁锈地带”工人阶级的社会问题。这使他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该书于2016年和2017年两度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并于2017年入围戴顿文学和平奖的决赛名单。该书还被改编成Netflix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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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上次講到萬斯在耶魯學習非常地努力,他自認爲不是最聰明的學生,但第一年結束時,他取得了相當優異的成績,還拿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暑期工作,爲一位在任美國參議員的首席法律顧問工作。
然而,儘管充滿喜悅和新鮮感,耶魯在我心中種下了一顆懷疑的種子,讓我懷疑自己是否屬於這裏。
這個地方遠超我對自己的預期。
我家鄉沒有一個常春藤盟校畢業生,我是核心家庭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也是大家庭裏第一個讀專業學校的。
2010年8月我到達時,耶魯培養了最近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兩位,最近六位總統中的兩位,更別提現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耶魯的社交禮儀有些怪異,即爲酒會和宴會既是職業networking,也是個人撮合活動。
我生活在被家鄉人貶稱爲精英的新成員中,從外表看,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我是個高大,白人,異性戀男性。
我這輩子從未感到格格不入,但在耶魯,我感到了,這部分與社會階層有關。
一項學生調查發現,超過95%的耶魯法學院學生屬於中上階層或更高,大多數屬於真正的富裕階層。
顯然,我既不中上也不富裕,耶魯法學院裏很少有人像我這樣,他們可能外表像我,但儘管長春藤盟校癡迷於多樣性,幾乎所有人,黑人,白人,猶太人,穆斯林等等,都來自完整的家庭,從不擔心錢。
第一年早些時候,和同學熬夜喝酒後,我們一群人決定去紐黑文藝家雞肉店,我們一大群人留下了爛攤子,髒盤子,雞骨頭,牧場醬和蘇打水墊在桌上等等。
我無法想象把這些留給某個可憐的傢伙清理,於是留下來收拾。十幾個同學中只有一個人幫我,我的朋友加米爾,他也來自較窮的背景。事後,我對加米爾說,我們可能是學校裏唯二得清理別人爛攤子的人。
他默默點頭,表示同意。儘管我的經歷獨特,但在米德爾敦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外人。大多數人的父母沒上過大學。我最親密的朋友都經歷過某種家庭紛爭,離婚,再婚,法律分居,或父親蹲過監獄。
少數父母是律師、工程師或教師。對奶奶來說,他們是有錢人,但他們從不富到讓我覺得本質上不同。他們仍住在我家步行範圍內,孩子上同一所高中,做的事和我們差不多。我從沒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裏,即使在一些相對富裕的朋友家裏。
在耶魯法學院,我感覺自己的飛船墜毀在奧斯國。有人會一本正經地說,外科醫生媽媽和工程師爸爸是中產階級。在米德爾敦,16萬美元是無法想象的薪水。在耶魯法學院,學生們預計畢業後第一年就能賺這麼多,許多人還擔心這不夠。
不僅僅是錢或我相對缺錢的問題,還關乎人們的看法。耶魯讓我第一次感到別人對我的生活充滿好奇。教授和同學似乎針對一個在我看來平凡無奇的故事感興趣。我上了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父母沒上大學,我在俄亥俄長大。這幾乎是我認識的每個人的共同點。
在耶魯,沒人如此。甚至我在海軍陸戰隊的服役在俄亥俄很普通,但在耶魯,我的許多朋友從未與美國新戰爭的退伍軍人相處過。換句話說,我是個異類。這其實不算壞事。
在法學院的第一年,我很享受自己是這所精英法學院裏唯一一個帶着南方口音的高大海軍陸戰隊員。但隨着法學院的熟人變成親密朋友,我對自己過去撒的謊越來越不安。
我媽媽是護士,我告訴他們,但這已經不是真的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法律上的父親出生證上的那個名字做什麼工作,他完全是個陌生人。除了我請來讀法學院申請文書的中學密友,沒人知道那些塑造我人生的關鍵經歷。
在耶魯,我決定改變這一點。我不確定是什麼促成了這種改變。部分原因是停止了羞恥感,父母的錯誤不是我的錯,我沒有理由隱瞞。但我最關心的是沒人理解我祖父母在我生活中的巨大角色。即使是最親密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明白如果沒有奶奶和爺爺,我的生活會多麼無望。
也許我只是想讓功勞歸於應得之處。還有別的原因,當我意識到自己與耶魯同學有多不同時,我開始感激自己與家鄉人的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我深刻體會到最近成功帶來的內心衝突。
在開學後第一次回家時,我在離姨媽家不遠的加油站停下。旁邊遊蹦的女人主動跟我聊天,我注意到她穿着耶魯的T恤。
沒有,她回答,但我侄子在那。你呢?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這很蠢,她侄子在那上學,看在上帝的份上,但我還是不舒服承認自己成了常春藤盟校的一員。
她告訴我她侄子在耶魯的那一刻,我得選擇,我是耶魯法學院的學生,還是有鄉下祖父母的米德爾敦小子。如果是前者,我可以寒暄幾句,聊聊扭黑文的美景,如果是後者,她站在無形分界線的另一邊,不能信任。
在她的雞尾酒會和高級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可能還嘲笑俄亥俄的族人,笑他們如何執着於槍支和宗教。我不會加入他們。我的回答是種可悲的文化反抗,不,我沒上耶魯。
但我女朋友在那,然後我上車開走了。這不是我驕傲的時刻,但它凸顯了快速向上流動引發的內心衝突。我對一個陌生人撒謊,只爲避免感覺像個叛徒。這裏有教訓可學,其中之一我已經提到,孤立的結果之一是將成功的標準視爲不僅遙不可及,而且是屬於不像我們的人。
嬤嬤一直反對我這種態度,大部分時候她成功了。另一個教訓是,不只是我們自己的社區強化了這種外人態度,還有向上流動讓我們接觸到的地方和人。比如那位建議耶魯法學院不該接受非名牌州立學校申請者的教授,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如何影響工人階級。
但我們知道,工人階級美國人不僅更難爬上經濟階梯,還更容易在到達頂端後衰落。我想,他們因拋棄大部分身份而感到的不適至少在這一問題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此,上層階級促進向上流動的一個方式,不僅是推動明智的公共政策,還要對那些不太融入的新來者敞開心扉。儘管我們讚美社會流動,它也有缺點。
這個詞必然意味着某種移動,是的,走向理論上更好的生活,但也遠離某些東西。你無法總是控制你從舊生活中脫離的部分。過去幾年,我在巴拿馬和英國度假,我在Whole Foods買雜貨,我看過管絃樂演出,我試圖借調對精緻加工堂的音,這個詞至少多了一個詞。
我擔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中的種族偏見,這些本身都不壞。事實上,大多是好事,去英國是我兒時的夢想,少吃糖有益健康。同時,他們讓我看到社會流動不僅是金錢和經濟問題,更是生活方式的改變。
富有和有權勢的人不僅是富有和有權勢,他們遵循不同的規範和習俗。從工人階級到職業階級,你就生活中的幾乎一切要麼變得不時髦,要麼變得不健康。最明顯的一次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帶耶魯朋友去Cracker Barrel。在我年輕時,那是高檔餐飲的巔峯,我和嬤嬤最愛的餐廳。
在耶魯朋友眼裏,它是油膩的公共衛生危機。這些不算大問題,如果能重新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用一點社交不適換取現在的生活。
但當我意識到,在這個新世界裏,我是文化上的異類時,我開始認真思考從青少年時期就困擾我的問題,爲什麼我高中的其他人都沒進場春騰?爲什麼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精英機構中代表性這麼低?爲什麼我這樣的家庭裏,家庭紛爭如此普遍?
爲什麼我認爲耶魯和哈佛這樣的地方遙不可及?爲什麼成功人士感覺如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