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9月10日訊】我至今仍記得，看著第二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時，我意識到世界已經改變。作為加拿大軍隊的一員，「9．11」襲擊重新激發了我報效國家的決心。我認得出邪惡，而那天早上我們目睹的，就是邪惡。
2001年9月11日，近3,000人被殺害，其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機，襲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聯合航空93號班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奮起反抗，飛機最終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
我們首先應該緬懷受害者，緬懷那些在數千人向樓下逃生時，反而沿著樓梯向上攀登的消防員；也緬懷93號班機上那些明白發生了什麼、仍挺身而出的乘客。他們提醒我們，即使面對極端邪惡，普通人也能展現非凡勇氣。
加拿大也作出了回應。美國領空關閉後，加拿大各地社區接待了數千名因航班改降而滯留的旅客。此後，加拿大人赴阿富汗服役，158名加拿大軍人在任務中失去生命。
因此，「9．11」既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加拿大歷史的一部分。它讓我們這一代人明白，自由並非人人都能享有，也不是永遠有保障。自由社會之所以能夠生存，是因為有人願意捍衛它，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
但25年後，我們是否仍然理解「9．11」的教訓？自由社會必須有辨認邪惡的道德自信，也要有面對邪惡的勇氣。然而今天，這份自信似乎正在動搖。
最近，加拿大國家廣播機構因記者是否應將「9．11」襲擊稱為「恐怖主義」而陷入爭議。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最終改變做法，但這樣一場爭論曾經出現，本身就值得警惕。
拒絕把蓄意殺害平民稱為恐怖主義，並沒有什麼思想上的高明之處。基地組織（Al-Qaeda）不是在攻擊合法軍事目標時意外殺死平民；殺害平民、恐嚇整個社會，本身就是目的。
然而，在西方部分學術界、媒體和公共生活中，我們越來越善於為攻擊民主社會的人尋找歷史積怨、權力結構和不同敘事，卻越來越不願對其行為作出道德判斷。理解背景很重要，但解釋絕不能變成辯解。
25年來，我們也汲取了慘痛教訓。阿富汗戰爭痛苦收場，伊拉克戰爭飽受爭議，反恐戰爭中的決策也應受到檢視。民主國家必須反思錯誤，因為問責和自我糾正正是民主的力量。
但我們可以爭論西方在「9．11」之後做錯了什麼，卻不需要重新爭論「9．11」發生了什麼。民航客機被蓄意變成武器，數千名無辜者遭殺害，目的是恐嚇自由社會。此後的政策失敗，不會改變這些襲擊的本質。
恐怖主義也沒有隨基地組織消失。「伊斯蘭國」（ISIS）後來大肆殺戮和奴役；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蓄意襲擊平民並劫持人質。這些組織彼此不同，但無論以什麼理由辯解，蓄意恐嚇平民仍然是邪惡。
明辨是非，不等於把世界簡單看成非黑即白。民主國家會犯錯，批評政府也是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果自我批評變成深刻的自我懷疑，以至於無法區分不完美的民主國家與企圖摧毀民主的力量，就走得太遠了。
如今，整整一代加拿大人已經成年，他們沒有親眼看著雙塔倒塌的記憶。這使銘記「9．11」更加重要。
我們欠死者的不只是一分鐘默哀，還有記憶，以及守護那個恐怖分子企圖摧毀的自由文明的決心。
自由不會自己保衛自己。25年後，這仍是「9．11」留給我們最沉重的教訓。◇
作者簡介：
布萊恩‧布魯洛特（Bryan Brulotte）是加拿大私募股權公司Sterling-Trust的董事長，擁有超過40年的領導經驗，經歷涵蓋商業、國防、政府及社區服務等領域。
原文9/11: When We Knew Evil刊載於英文大紀元網站。
本文僅表達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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