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9月03日訊】跟上一代相比,加拿大年輕男性變了。他們在教育上逐漸落後,太多人退出勞動市場,成家越來越晚,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成家。有人到了成年仍與父母同住,也有人沉迷於電子遊戲、社交媒體和網絡世界,消磨時間,卻找不到人生方向。可對這些變化,我們卻幾乎閉口不談。

教育數據早該敲響警鐘。在25至34歲的加拿大人中,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女性佔76%,男性只有58%。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也顯示,在多項重要教育指標上,女性已明顯領先男性。

就業同樣令人擔憂。2024年,加拿大15至29歲男性中,12.4%既沒有工作,也沒有接受教育或培訓;25至29歲男性更達14.6%。無論政治立場如何,這些數字都值得警惕。

工作帶來的不只是一份薪水,還有紀律、能力、獨立和責任感。如果大量年輕男性離開生產性工作,一個社會失去的也不只是他們創造的經濟價值。

經濟環境當然是原因之一。房子越來越買不起,穩定工作更難找到;自動化、全球化和傳統藍領工作的減少,也堵窄了過去幾代男性進入中產階級的一條重要通道。但問題不全在經濟,文化和公共政策同樣重要。

多年來,政府、大學和企業推行多元、公平與包容(DEI)政策。無論初衷如何,其中不少計劃已從機會平等轉向追求特定群體的結果。年輕男性看得到自己不能申請的獎學金、面向其他群體的就業計劃,以及明確按特定身分招人的程序。

不能因為上一代人曾遭受歧視,就把對下一代人的歧視制度化。公平應該是機會平等,按個人表現擇優。但保守派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把年輕男性說成受害者,鼓勵他們心懷怨恨。他們不需要另一套身分政治,需要的是目標、機會,以及「他們能夠成功」這份期待。

改變要從教育開始。學校應對男孩提出挑戰,要求他們拿出表現,同時承認大學不是成功的唯一道路。學徒制、技術工種和職業教育同樣值得尊重。電工、軍人、警察、機械師、木匠或企業家的貢獻,並不比大學畢業生低。

年輕男性還需要既有要求、又有歸屬感的地方。幾代人以來,家庭、教會、體育組織、軍旅生活、社區協會和工作場所,都在教男孩紀律、責任、合作和服務,幫助他們從男孩成長為男人。如今這些傳統機構逐漸弱化,手機、社交媒體和虛擬社群卻佔據了越來越多生活。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警訊是,加拿大男性的自殺死亡率仍接近女性的3倍。正視男性的困境,不等於忽視女性;幫助男孩,也不意味著女孩就要失去什麼。

加拿大應先守住一個簡單原則:每個年輕人都應有成功的機會,種族和性別不應決定誰值得鼓勵。教育和招聘應重新重視個人表現,同時擴大學徒制和職業培訓,重建能提供指導和歸屬感的社區組織。

責任、婚姻、做父親、服務他人和工作的價值,也應重新得到肯定,而不是把男性氣質當成需要道歉的東西。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好男人:工作、創業、養育孩子、執教冰球隊、做義工、保衛國家,也願意為別人承擔責任。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告訴年輕女性,她們能取得的成就不該受到限制,社會也因此變得更好。現在,也該讓年輕男性看到同樣的可能,而不必貶低女性的成就,或減少女性的機會。

一代年輕男性正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方向。是時候告訴他們:社會也需要他們。

作者簡介:

布萊恩‧布魯洛特(Bryan Brulotte)是總部位於加拿大渥太華的私募股權公司斯特林信託公司(Sterling-Trust)的董事長。他擁有商學博士學位,並擁有超過四十年的管理經驗,涵蓋軍職服務以及在私營和公營部門擔任高階職務的經歷。他於2026年6月被任命為加拿大北約協會(NATO Association of Canada)副主席。

原文 Why Young Men Are Giving Up刊載於英文大紀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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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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