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田：古老的智慧解决当世的危难 （二）
(續上期)
四。在美国家庭基金会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法轮功的论点和问题
在这一节，我们讨论并回答在美国家庭基金会会议及其刊物上几位作者提出的关于法轮功的论点和问题。
1。关于罗斯戴尔和罗宾斯的文章(罗斯戴尔2001，2003；罗宾斯2003)
虽然罗斯戴尔认为对一个团体的判断，应该基於其行为，而不是其信仰(罗斯戴尔2001)，但在镇压的高潮中，显然北京的政府官员们对他的这段言辞根 本就充耳不闻。他们所关心的和响应的，就是罗斯戴尔把法轮功与邪教、有害的教派、甚至恐怖主义团体相提并论。必须指出的是，所有指控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所 谓“违法行为”都发生在迫害开始以后，或起因于法轮功学员试图打破新闻封锁的行动中。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所有维护他们信仰的任何表 达权力。在世界其它地方，法轮功学员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包括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而那里多数的修炼者也是华裔人士。不管罗斯戴尔的动机如何，他的 这篇讲话(罗斯戴尔2001)的确是对迫害的一种支持(罗宾斯2003)，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添砖加瓦，给予了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国际支持”。
罗宾斯(2003)所担心的，“美国反教派运动分子可能会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严酷手段给予支持这一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幸 的现实。例如，在中国合肥工业大学的网站上，就有这样的链接，印证着罗宾斯的这种担心(HUFT2002)。中国的老百姓被误导而相信西方类似美国家庭基 金会这样的学术和专业团体也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因而是应当被禁止和铲除的。正如罗宾斯所论述的，中国集权制的国家控制体系和反对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大环 境背景在罗斯戴尔的文章中被完全忽略了，而法轮功的问题则根本就不可能在脱离集权统治和压制异议的条件下被理智地进行讨论(罗宾斯2003)。
罗斯戴尔从领袖与成员的关系，成员与非成员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具有破坏性的教派群体是饶有兴趣的(2001)，但他的分析并 不仅仅局限于有害的教派或组织。如果非要把法轮功也归纳在其中，罗斯戴尔就不得不把耶稣基督和基督教，释迦牟尼和佛教，及圣母马丽亚与天主教也统统包括在 他的概括之中了。
罗斯戴尔(2001)指控的法轮功修炼者切断他们与“外界非修炼者的联系”是不实的。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指出：“我们这套功法大部分是 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使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炼。”(李洪志1999a，第337页)。法轮功修炼者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没有什么两 样，他们有家庭，工作，爱好，痛苦，和欢乐。他们是艺术家、科学家、商业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学生，包括来源于各个年龄段、各个种族、各种国籍、及各种宗 教背景的人。
所谓涉及权力和控制而使成员与领袖之间距离加大的说法也是与法轮功格格不入的。通常，是权力的诱惑使得领袖阶层慢慢加大他们与其下属成员的距离。权 力来源于依赖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属性，而不是社会成员的个体性质使然(艾默森1962)。在法轮功修炼中，一个修炼者在修炼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转 法轮” 的原著和其五套功法中。书和炼功录像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城市、大学校园、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的任何法轮功炼功点上学习五套功法， 那里的志愿者们也会非常乐意地免费教功。法轮功的修炼完全是开放、自由、和自愿的。李洪志先生一直希望学员们“以法为师”(李洪志1994a)，并且多次 强调过这一点。“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李洪志1999a)。学员们根本没有对师父任何物质上和财务上的依赖，因为法轮功的所有教诲都包含在可以免费 得到的“转法轮”一书中。事实上，自1994年李洪志先生停止了他在中国的传法后，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从当年的不足十万人(那些亲自参加了李洪志先生讲法 班的人)增加到了1999年的约七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超过98%)是自己开始学起来的。没有任何种类的依赖，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没有任何权力的存在， 权力的施加又从何谈起呢？至於说控制，社会的控制通常是由於资源的占有而得以施行的(艾默森1962)。类似与我们如上所述的权力和依赖性的关系，没有什 么修炼所特别需要的资源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能轻易地、免费地得到的。而对於那些志愿教功的人，法轮功的“第一个要求是不能够收费。”(李洪志 1999a，第141页)。
其次，有罗斯戴尔所担心的，所谓的一旦新成员加入，会有成员与领袖之间距离慢慢加大的现象吗？首先，李洪志先生从来就不是法轮功的“领袖”，他只是 把他的教诲和功法传给学员的“老师”或者“师父”。法轮功中也根本没有什么“领袖”一说，就象在一所大学里，教授并不是学生的什么“领袖”，而只是学生在 达成其教育目地中起一个讲师或教师的作用而已。从一开始，李洪志先生与法轮功学员的关系就是一个老师和学生，或师父与弟子之间的关系(请参见下面对兰岗尼 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罗斯戴尔所谓的法轮功使用炼功祛病健身来作为吸引人们加入的手段，然后以此导致“最终的自杀认同”(罗斯戴尔2001)，是违背事实、完全错误的。 “转法轮”的第一句话，在第一讲的第一段，清楚地说到，法轮功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功法(李洪志1999a，第一页)。李洪志先生在最开始就清楚地 告诉人们“气功就是修炼”，“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李洪志1999a)。在很多情况下，在炼功点上法轮功志愿者告诉新来学功的人的第一件事就 是他们需要去读“转法轮”，需要知道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一般法轮功的传单上都会列着法轮功的主要网站(www。falundafa。org)，网站上有李 洪志先生所有正式出版的“转法轮”及其他新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免费下载。
至於说“其领袖丧心病狂以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对江泽民，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独裁者，的一个非常准确和形像的描述。罗斯戴尔 (2001) 所称的“从事最可鄙的行为来扩展领袖的权力，以达成其最终目的”对李洪志先生并不适用，而恰恰适用于江泽民，因为他即使在从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之 后，还在巩固权力、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王2003)。
罗斯戴尔(2001)提到了纽纶堡审判和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倒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因为，类似于阿道夫-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江泽民针对法轮 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已经是在美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芬兰、和亚美尼亚等很多国家刻在进行的、起诉江泽民案的中心内容。
罗斯戴尔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团体如黄巾军，太平军，和义和拳来阐述他的观点(请参见我们在栾恩一节中的列表)，我们不禁要问罗斯戴尔是否知道这些组 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座右铭、榜样、及事实上的先祖，中共和这些土匪组织的天然关系和对这些组织的崇拜一直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至於说斯大林式的领袖 的铁血手腕，罗斯戴尔在去中国的旅行中，大概忽略了天安门广场上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在广场上每天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们。
虽然罗斯戴尔(2001)有好的意图来呼吁“一个社会必须支持其社会成员离开和加入任何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中国，很遗憾的，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 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任何胆敢离开党的人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法轮功学员根本就被剥夺了他们要保留在修炼群体 内的权力，并且，在被逼迫放弃信仰、后来又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后，他们又会再度被监禁和遭受折磨。当罗斯戴尔在与中共官员奢谈着什么“重新加入的权力”的时 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被禁止以后，他们“重新加入的权力”已经完完全全地被褫夺了，他们面临的只是一条单向道，一个被强迫的出口，也 就是完全地违背他们自己的信仰。
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只是在和平地向各级政府呼吁，向他们讲清迫害的真相，并向人们“灌输”- 谨借用罗斯戴尔的名词- “真、善、忍”的信仰。而事实上，正是江泽民的宣称机器和欺世谎言，在向中国人民灌输、并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来渗透对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及法轮功修炼 者的仇恨。最近，这种仇恨甚至被出口到了西方，正如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大街上被殴，和发表在中国政府控制的美加报纸 - “侨报”上的诽谤文章等显示出来的一样。
除了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心理和精神恐怖”之外，罗斯戴尔还全盘接受了其它这一极权政权的谎言和抵赖，因之，这已经构成了对在中国的劳 改营、精神病医院、再教育学校、和监狱里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的伤害。正象曾经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一样，苏联的精神病医生们直到共产主义的铁幕落下之后，才 承认他们的滥用行为。我们当然希望罗斯戴尔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希望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伤害能够立即停止。
罗斯戴尔所使用的“自杀认同倾向”，如罗宾斯(2003)所指出的，是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负责任的。在法轮功里，从来没有鼓励自杀行为的说法。而 事实上，和其它杀生行为一样，自杀是严格禁止的(李洪志1997)。罗宾斯(2003)曾正确地质问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还会不会有那些法轮 功学员的自杀行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只要看一看、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中国1999年镇压之前，没有任何自杀的报导；而在中国之外，在过去十二年法轮 功洪传的历史上，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自杀事件的报导。
正如罗斯戴尔所言，一个社会的政府的确“对社会的所有公民都负有责任，而不只是对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们负责，不管这个组织是否人数众多或多么主 要。”罗斯戴尔没能认识到，作为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才导致了江泽民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罗斯戴尔还令人遗憾地把 艾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用错了地方，因为正是江泽民的绝对权力使他在没有其他政治局成员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要镇压法 轮功。在中国的那个会议上，如果一个中国的发言者敢这样引用艾克顿勋爵的名言，因为这一对中国共产党和江泽民政权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他可能会被当场拘留起 来。也许是江政权实在太需要来自美国反教派专家对他们迫害法轮功的“国际支持”，他们暂时容忍了罗斯戴尔反对绝对权力和独裁的言论。更糟糕的是，罗斯戴尔 (2001)似乎对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法轮功学员的“侵犯人权”、“破坏性的举动”，和“对学员的伤害”没有报导有点失望。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江泽民政权所有的指控都没有第三方可以获准进行独立的调查，而这个政权却有足够的动机和理由来欺骗，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迫害，来 编造象“天安门自焚”之类的谎言，来诋毁、诽谤法轮功，来真对法轮功煽动仇恨和散布谎言。
罗斯戴尔搞不清楚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公开的调查报告探究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跟法轮功过不去，以及“在有限的涉及中国政府的调查中，政治压迫总是调查的重 点”。实际情况呢，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法轮功的公开调查，那是完全不允许的。任何到国家信访办，一个原本中国官方合法反映民间声音的渠道，去进 行呼吁的人，都会被直接送进劳改所，而不需要任何必要的手续。政治压迫成为调查的重点是有原因的，因为政治压迫事实上就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使得 江泽民开始了他个人反对和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因为这场因政治目的而发起、因个人嫉妒而驱使的迫害，截止2003年10月16日，已有至少793名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致死。制止这场迫害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而不是罗斯戴尔式的“膝盖自然抽动”之类的简单身体反应。
即使在残酷的迫害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诉诸武力的报导，连在酷刑的折磨中也没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谓的“末 世的狂热”一说是完全不实和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法轮功的教导中恰恰是提倡和平、非暴力、高度珍惜生命、慈悲、和容忍的。
正如罗宾斯(2003)指出的，“反教派人士”中有一种普遍的信念，亦即各种教派，甚至各种信仰，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骗人的”或有犯罪嫌疑的组 织。这可能是由於这些人士对东方历史文化、个人修炼和个人提高、以及东方的宗教等等，都缺乏了解和尊重，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会论及这个问题。了解的缺乏可能 部分地导致了罗宾斯(2003)所称的反教派人士“讨伐异端”式的迫害信仰的活动。也许他的本意不一定是这样，但罗斯戴尔很可能已经险些充当了“异端讨伐 者”的一员，而从事着对信仰的迫害，至少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上。
当谈及宗教的代言人和政治的代议制时，罗斯戴尔似乎忘记了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民主的、代议制的体系。那些所谓的代表们都是该政权所委任的，他 们的言论完全代表着政府的喉舌。在借口说“不去教训别的文化的人们怎么样去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的时候，罗斯戴尔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价值观并不是美国人 独有的，是中国人民也所尊重、珍重、和迫切需要的。那些价值观是举世公认的价值观念，它们也包含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而中国虽然签署了该宣言，但并未 批准它。
罗斯戴尔(2003)指责罗宾斯使用了“不可接近、不可证实的资料”，而同时把中国政府指定的所谓“代表们”与之在受控制下的对话中得到的信息当作他的“第一手”资料。也许只有当罗斯戴尔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去亲自参观一下中国的劳改营，他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
罗斯戴尔可能并不知道，在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大学教授们，都必须人人过关，承认“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因而 镇压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也使我们回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除了毛泽东，所有的人都被褫夺了自由表达和自由信仰的权力。即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构 陷为叛徒和内奸。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在信仰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与一个陷于四面楚歌、因宣传机器而臭名昭著的政权的所谓的“对 话”，都不是真正的对话。
最后，我们很惊异地听到罗斯戴尔的“民间的不服从运动不能一概而论地作为反对迫害的正当理由”之论点(罗斯戴尔2003)。在没有给出判别正当性的 具体标准和步骤的情况下，当面对利用国家机器进行的迫害的状况下，除了民间的不服从运动，人民难道还有其它的选择吗？我们不得而知。难道罗斯戴尔先生认 为，在没有任何证据把法轮功与任何破坏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权力的粗暴践踏难道是可以被认为是“正当而具有合法性”的吗？
2。栾安的文章(栾安2000及2002)
栾安(2002)的文章试图用模式化的方式进行研究，这是可取的，但这样一个“模式的变迁”似乎走过了头，从而成了“走偏了的模式”。栾安对中国历 史上的一些团体、组织的比较分析显示其对中国历史粗浅的了解甚至误解。从如下表一可以看出，对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拳的对比，显示它们确有许 多相似性。但是呢，这些共性与当代中国的一个团体，中国共产党，倒是非常地相象，而与一个非组织性的精神修炼，法轮功，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从表一可以看 到，从其组织的形式，使用武力与否，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的存在，其指导思想，以及组织的最终目地来看，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拳、和中国共产党之 间都有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中，这些叛乱团体都是被美化、崇拜、被当作中共的始祖对待的。与这些组织相反，法轮功没有一个正式 的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形式的“领袖”人物，不管有魅力与否；对政治和政权没有兴趣；没有任何组织的目地，而只有修炼的个人目地。栾安大概还不知道，中共创 始之初，就称自己为“流氓无产者”，在他们在中国残暴地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一直效仿着历史上的这些流氓团伙，而且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对这些流氓集团的崇拜。
表一。对比栾安的叛乱组织和中国共产党
团体 组织形式 是否使用武力 有魅力的领袖 组织教义 组织目的
黄巾军 秘密结社/公开对抗 黄巾军 张角兄弟 太平道 推翻汉朝
白莲教 秘密结社 秘密力量 茅子元等 白莲教等 依分支不同
太平天国 秘密结社/公开对抗 军队 洪秀权 基督教教派 推翻清朝
义和拳 秘密结社/公开对抗 准军队(武术) 赵三多等 白莲教分支 推翻清朝
中共 秘密结社/公开对抗 游击战/军队 毛泽东 共产主义 推翻民国政府
栾安(2002)把江泽民集团描绘成具合法外衣的政府机构，并且他们是在把“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放在个人权力之上。”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远离事实的了，因为 这一说法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旗帜下夺取政权以后，中共从来就是为了他们少数具有特 权的人的利益服务的，把他们的利益置于全中国人民集体利益之上。他们利用了“打土豪分田地”作为诱饵来吸取贫苦的农民加入他们，然后到他们政权巩固后，又 把土地收回到政府手中。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屠杀，他们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居然出动坦克来粉碎学生的示威。在前苏联东欧 国家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后，中共的“末日心态”进一步加剧了，因为他们在日渐失去自信心和来自基层的支持。江泽民其实是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走上其权力宝座 的。
栾安从中国历史角度提出的文化类比模式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帝有其合法性来保护国家(他自己的国家)不受其挑战者的祸乱。但共产党政权并没 有这一合法性，尤其是江氏政权，更是这样。正象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江泽民个人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法轮功学员对江所视之如命的政治 权力根本就毫无兴趣。
宗教的混合和一体化可能对美国或中国的一些宗教或教会团体是适用的，但是它完全不适用于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基本法理根植于很古老的修炼。在中国， 修炼的历史远远超过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历史。例如，英语的修炼一词是“Culltivation”，它在西班牙语里是“Cultivo”，在意大利语里 是“Coltura”，在拉丁语里是“Cultura”。一个人可以很理性地说可能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都从拉丁语里继承和汲取了什么东西。但是如 果他说拉丁语是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和一体化”，他就大错特错了。从出土的考古学证据来看，修炼的古老智慧，包括法轮功中表达出来的理念， 更久远之前就存在了，他远远地超出了我们今天世界上看到的各种宗教。
当栾安辩称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江泽民集团)的这一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使用的方法和镇压理由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东西，并且是她建议的历史模式的一 部分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发展趋向。因为这可能被中国政府视为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加以利用来镇压法轮功、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事实 上，他们已经在利用美国家庭基金会来为其镇压法轮功提供理由，正如我们在罗斯戴尔一节所阐述的。栾安的这一论述也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她似乎在说今天的 中国人民不配享受不仅是西方人、而且是中国的亚洲邻居们都享有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普世权力。
栾安猜测地说，法轮功是中国政坛的一个挑战者，这是纯粹的臆想。“转法轮”中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任何对政治权力的角逐。实际上，李洪志先生写 过好几篇文章，告诫修炼者们不要卷入政治，比如“修炼不是政治”(李洪志1996)和“不政治”(李洪志2002)。所以栾安的这一猜想没有任何意义，而 只能是在支持江泽民集团的残酷镇压，给用国家力量来粉碎一个和平修炼的镇压以合法的理由。今天，在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法轮功修炼 者。在同一个法理的教导下，在海外没有任何一个学员成为了他/她所在国家的政权的“挑战者”。为什么在台湾、新加坡、或香港，那些修炼者都和中国大陆的人 们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因而更容易适合栾安的模式，他们都没有成为他们的政府的挑战者呢？在台湾，修炼者的人数从1999年的三千人增长到今天的三十万人， 如果法轮功真的是政权的挑战者，他们可就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他们不是。事实上，台湾的副总统亲自到法轮功的会议上去祝贺致词，赞扬法轮功对台湾民 众福祉的有益贡献。
栾安列举了一长串的行动，如“从中共高层招兵买马，跨省、跨国发展组织，劝诱别人加入组织，批评中共，组织的领袖自称为神或皇帝，散布迷信和异端， 及从‘国外力量’获取支持”等等，但既没有明确地有所指，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所以栾安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清楚的。人们不禁要问，栾安究竟是在暗示她 的猜测，还是在表示赞同中国政府的宣传呢？更糟糕的是，栾安难道是在提供一个优雅的理论模式来为镇压填加注角或提供理论依据吗？
栾安提及法轮功的“招兵买马”，这显示她可能假定了法轮功是一个组织，并且有什么隐藏的动机。除了传给人们作为一个修炼的法门外，法轮功没有其它的 目地，法轮功也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组织。难道不是每一个人，包括中共高层的官员，都有选择一个正法门修炼的权力吗？事实上，当你走到公园里法轮功炼功点上 的时候，没人会想到要问你个人的资料信息。修炼是一个个人的、个体的事情，是要修炼每个人的心性的。没人能够强迫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再者，在 1999 年7月迫害发生之前，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共，只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在反对中共。他们所有要求的，就是迫害的停止。
法轮功所有的法理都包含在“转法轮”一书中。该书是根据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举办的传功九讲班上的录音整理出来的，于1995 年首次出版。栾安只要去听一听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和其它地方讲法的录音和录像，就会发现，法轮功所有的书籍都是李洪志先生本人的著作。当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举 办九讲班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本，或印刷的、打印的、写好的东西在念。在九天、每天近两个小时的讲法中，他面前只有一张纸，上面有他手写的一些符 号。所谓的对李洪志先生作为法轮功的师父地位的任何“挑战者”，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当中国政府在谎称“转法轮”不是李洪志先生的作品时，他们难道不是在 不打自招他们是通辑错了人吗？
栾安非难法轮功的“铲除邪恶”，认为这使中国政府的暴力镇压成为具有正当理由的行为。“除邪”(EXORCISING)是用宗教的或其它庄严的仪式 驱逐邪恶的灵体，不是我们物质空间的暴力行动。当耶稣在旧约时期“驱逐魔鬼”(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2节)的时候，难道耶稣基督是在“使用暴力”吗？法轮功 学员们 “发正念”铲除邪恶来清理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体系，这是在另外空间完成的，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你可以把他当作思想意识上的东西。通过我们主意识的力 量，而不是通过肢体的暴力，我们消除我们身体内部以及与我们相关联的其它空间体系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如业力，肮脏的思想，和不好的念头。当江泽民在实施 着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的时候，当他用欺骗和诽谤来使其迫害合法化的时候，当这一弱势的群体、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在恳求帮助来铲除江泽民暴行背后的邪恶 力量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栾安女士，都要用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当栾安平静地坐在象牙塔里观看并谈及“这场文字战的最后战利品”时，它让我们回 想起当年尼碌把虔诚的基督徒们驱赶到罗马斗兽场的中间，看着他们被饥饿的狮子活活撕裂吃掉的景象。也许在栾安的眼中这只是一场“文字战”，但至少有793 个生命，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已经在这场“文字战”中丧生了。而当这场迫害延伸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当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大街上被无辜殴打时，它就决不 再是一场“文字之战”了(明慧2003)。此外，美国公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了迫害，其中一人就是李祥春医生，他自2003年1月起就身陷囹狱，只是 因为他要试图告诉中国人民他们的政府正在残酷地迫害着他们自己的子民。
栾安和罗斯戴尔都引用了2001年1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自焚案，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我们此前论述过的，它完全是中国政府所预谋的(明慧 2001)。栾安的其它说法，如“(学员们)只从法轮功网站获取信息”，“网站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事先批准的”，及“其它由法轮功学员撰写的经文”都显示了 她的无端猜测和常识的缺乏，好像明慧网这样一个网站居然可以过滤、控制中国以外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的网络流览器一样。中国以外的修炼者们可以自由地造访 任何网站，包括那些中国政府主办的网站，因为我们对於法轮功的坚定信仰和修炼是基于头脑清醒的决定，是我们经过了理性和仔细的分析思考的，而不是盲目、草 率的决定。我们其实经常访问那些跟法轮功的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网站，并总是试图跟他们交换意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美国家庭基金会的会议并撰写这篇论 文的原因。所有这些，作为修炼者，我们都是本着真、善、忍的原则去做的。栾安似乎忘记了一点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才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用国家权力封 锁、过滤、甚至劫持互联网的政权。也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栾安居然在那里奢谈着“中国逐渐开放的和更自由的媒体报导。”当人们连拥有一本“转法轮”的书、在 公园里盘腿坐下、在天安门广场朝头顶上伸展双臂等等都是非法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中国土地上所谓的“开放”和“自由”的奢侈究竟在哪里呢？
严肃学术风气的匮乏表现在许多事实上的错误和鄙陋的误差，这在栾安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例是栾安引述的“末劫的灾难已经来了，。。。只有法轮功 学员可以得救，注释11，栾安2002”。在李洪志先生的原著(李洪志1995)中，根本就没有“末劫的灾难已经来了”和“只有法轮功学员可以得救”的论 述。同时，栾安也不能够明确区分“功夫”(一种武术)和“气功”(一种修炼)；也不清楚“气功”一词的真正涵义，把它叫作“中国小说故事中的奇特的童话和 反常的东西”；并且在她的文章中用了错误的引文(栾安2002，引文34)。所有这些，当然不能仅仅用英语的误译来搪塞过去。栾安不正确地引用李洪志先生 的著作还表现在她的其它文章中(栾安2000)，她错误地援引说李洪志先生说过“他警告说你如果和其他不修炼的人接触，你就会有。。。的危险。”(栾安 2000，第172页)。而事实上，李洪志先生在这里是在讲述在其它门派中修练的人们，而根本不是指不修炼的常人(李洪志1999a，第250页)。也因 此，她所指责的，法轮功“将修炼人与家人、朋友、以及不修炼的人隔绝开来”的可能性，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了。
更明目张胆的是，没有提供任何文献参考，栾安基本上就是杜撰编造了如下的词句：“李还说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处理中国的问题，只有当中国人民都变成法轮 功学员的时候，中国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栾安2000，第178页) 这些词句在李洪志先生发表的任何书籍、讲法、录音、及录像资料中都是没有的。 总的说来，以一个理论模式来试图解释现实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值得尝试的。但是栾安对一个漏洞百出的模式情有独钟，就不能对这样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由一个嫉妒 的领导人驱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权发动的迫害活动提供任何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她的过於简单化的处理，和使用一个完全不适用的模式只能误导无辜的读者，并为 这场不公正的争战中的进攻者一方提供理论武器。文章中大量事实上的错误和鄙陋的误差显示出严肃学术风气的匮乏，从而进一步减低了她论述的可信程度。
3。关于兰岗尼的论文(兰岗尼2003)
作为消除偏见和先入之见，以进行公正而不带偏颇的讨论的尝试，兰岗尼博士做了一件令人赞赏的事情，清理了很多预想和歧见(兰岗尼2003)。但很遗憾的是，这一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下面我们将就此作进一步的阐明。
兰岗尼(2003)不愿意相信中国的状况居然会那么糟糕，居然会象前苏联的“古拉格”一样，从而不相信中共的欺骗是可能的。令人沮丧地，也不管我们 如何不愿意见到，情况真的就是那样的糟糕。一个四面楚歌的共产党政权根本上就是在挟持全体中国人民作为它的人质。即使兰岗尼所引用的“经济奇迹”也是值得 怀疑的。托马斯-罗奥斯基，一位匹茨堡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经济专家，发现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国民生产总值累积增长了25。6%，而 同期的能源消耗却降低了12。2%。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几乎永远是伴随着能源消耗更大的增长(罗奥斯基2003)。当中国总理朱熔基 对外宣称中国将取得7%的年经济增长率的时候，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一个省份(自治区)外，都报上了超过7%的增长率。即使中央政府的计划人员 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数字，而参考、依赖世界银行和中央情报局的统计。
兰岗尼使用了香港的例子来说明中共对这一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最近五十万香港市民的抗议恰恰是由於中共企图通过23条立法来加重对香 港人民的自由权力的控制和局限所引发的。人权观察家们业已注意到了中国违反人权事例的增加，并且这些践踏人权的案例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的，还包括持不同意 见的组织，如地下基督教会，西藏佛教徒，及民主人士等(中国人权2003)。
应该注明的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的确确是一个“坏的政府”迫害一个“好的群众运动”。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样严酷、艰巨的环境条件 下，也没有任何关于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的报导，甚至在酷刑折磨及毒打致死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有中共报导的所谓“暴力”事件，或者是诸如“天 安门自焚”之类由中共一手导演而成，或者是在警察追逐或警方监护下的自杀案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官方政策是，任何由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致死的案例 都被官方报导认定为自杀案件。
兰岗尼(2003)主张“严谨而细致地考察所有的证据。”这正是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目前正在做的。他们的这些努力包括打破政府的新闻封锁，电视插播迫害的真相，以及把迫害的文件资料送到国外来。
与兰岗尼所猜测的相反，法轮功从其最开始，就从来不是一个以“改善并保持良好健康状态”为目地的一个体系(兰岗尼2003)，而是一个“真正往高层 次上带人”(李洪志1999a，第一页)的修炼，虽然事实上修炼法轮功确实能给修炼者带来健康的效益。法轮功从来也没有突然半途转变过什么方向，是中国政 府，更确切地说，是江泽民政权，中途转变了立场，从原来支持法轮功，转变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再到完全反对这一修炼。这一转变的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有 所叙述。
兰岗尼(2003)曾正确地推断过，对于一个象法轮功学员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些什么可能会跟法轮功“联系”在一起，但并不一定 是由法轮功“引起”的各种是非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也“根本就不需要去撒谎”来编织修炼法轮功有害的各种所谓的证据。但是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撒 谎了，以此来加重他们的诬陷宣传，正如他们在所谓的1400例中杜卫萍女士的案例(明慧2002)上的所做所为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个政府在试图 构陷法轮功并为其镇压做注脚上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