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舜耕歷山到現代國家：人口眾多，為何從來不是剝奪自由的理由？
很多人可能沒有細想過：為什麼一講到中國人的自由與人權，總有人搬出「中國人口太多，國情特殊，管不了那麼多自由」這句話？它聽起來平平常常，甚至還帶著幾分無奈與體諒，可是仔細看，會發現這句話背後藏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偷走的，是中國人心裡最寶貴的東西——天理良心。
舜耕歷山：人多地少，卻因謙讓成都會
相傳上古時候，舜還沒有做天子之前，曾經在歷山耕田。歷山那個地方，人多地少，田界不清，鄉里人為了爭一畝田、爭一條田埂，年年打架，年年結怨，誰也不肯讓誰，日子過得又苦又亂。換作今天的邏輯，我們大概會說：這是資源不夠、人口太多造成的必然結果，得靠強力手段來管，得劃出清楚的界線，得有人來鎮壓、來裁決，不然這地方永遠亂下去。
可是舜沒有這樣做。他沒有下令重新劃界，也沒有把爭搶田地最兇的人抓起來示眾，更沒有說「你們人太多了，只能少要一點」。他做的事情，簡單到讓人幾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種田，主動謙讓，遇到田界有爭議，他就往後退，把好田讓給別人，自己種瘠薄的那一塊；遇到鄰居爭執，他不評斷誰對誰錯，只用自己的行為，做出一個示範——退一步，也可以過日子；讓一分，也不會吃虧。
就這樣，一年之後，原本零零散散、彼此提防的人家，開始聚在一起住，成了一個聚落；兩年之後，聚落擴大成了一個城邑；三年之後，這個原本因爭田而終年不安寧的窮地方，竟然變成了人人願意搬過去住的都會。
史書上只用了短短幾個字，「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是這幾個字背後，是整整一群人心念的轉變——從互相提防、互相搶奪，變成互相信任、互相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歷山的人口，在舜去之前和去之後，都沒有減少，土地也沒有增加，「人多地少」這個客觀條件一點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有一樣，就是人心。
舜沒有靠強制的權力去解決人多的問題，他靠的是以身作則的道德感召，喚醒了人心底的善良與謙讓。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人多不是道德淪喪、互相傾軋的理由，人心善良，再窮再擠的地方，也能變成安居樂業的都會；人心壞了，再富裕再遼闊的土地，也會人人自危。其實，用良善與制度的改變去化解人多地少的壓力，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智慧。
雅典梭倫：用尊嚴化解危機，而非強權
在遙遠的古希臘，雅典也曾經歷過一段因人口稠密、田地有限而引發的深重危機。公元前六世紀初，雅典境內土地本就不多，許多平民一遇到荒年就要借貸度日，還不出債，便只能把自己、甚至把子女典押為奴。
城邦裡貧富對立、民怨沸騰，眼看就要走向內戰。當時的執政者梭倫，沒有選擇用武力去鎮壓憤怒的窮人，也沒有用「土地有限，人口太多，大家只能認命」這樣的話去搪塞百姓，他做的，是推行一項後世稱為「解負令」的改革——廢除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的制度，讓那些被典押的雅典人重新獲得自由人的身份，並且修改法律，讓更多平民有機會參與城邦的公共事務。
土地依然有限，人口依然稠密，可是雅典並沒有因此走向專制與壓迫，反而在往後的歲月裡，逐漸發展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之一，為後世留下了深遠的典範。
這和舜在歷山做的事情，本質上是同一件事：面對資源緊張、人心浮動的局面，不用強權壓制民眾，而是還人以尊嚴與信任。
高密度國家的啟示：人多亦可享自由
再看看今天的世界，人口密度和自由程度之間，其實也從來沒有什麼必然的反比關係。荷蘭的國土面積不到台灣的1.3倍，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比中國許多沿海省份還要密集，卻是全世界公認言論自由、法治健全、生活富裕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地狹人稠，人口密度是中國平均值的幾十倍，同樣沒有因為「地少人多」，就把司法獨立與新聞監督的空間拱手讓出。
韓國在戰後一度貧窮混亂，人口稠密、資源匱乏的處境，並不比當年的歷山輕鬆，但它沒有因此永遠停留在威權統治之下，而是一步步走向了今天的民主與繁榮。
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證明，人多從未是紛爭與貧困的根源，真正決定一個地方走向安樂還是走向壓迫的，是治理者願不願意相信人心可以被善意感化，願不願意用尊重取代鎮壓、用制度保障取代恐懼統治。
我們把這些故事放在今天，再回頭看看那句耳熟能詳的話：「中國人口太多，沒辦法給那麼多自由，只能靠強力手段來管。」這句話聽起來，和「人多地少，只能靠劃界爭鬥」是同一個邏輯，把人心的問題，偷換成了資源的問題；把制度該不該讓人有尊嚴地活著這個問題，偷換成了「人太多，管不過來」這樣一句聽起來很客觀、很無奈、卻經不起推敲的藉口。
舜面對的「人多地少」，難道不比今天任何一種說法都更貼近事實嗎？他手裡沒有戶籍制度，沒有維穩經費，沒有網格化管理，他有的，只是一顆願意謙讓的心。而他選擇相信，人心是可以被感化的，人心一旦轉變，紛爭自然平息，不需要靠強權去壓制誰、去替誰決定該擁有多少自由。
黨文化如何磨去天理良心
反觀我們今天所身處的環境，中共執政幾十年，講的卻是另一套完全相反的邏輯：人心是靠不住的，必須靠鬥爭去改造；良知是靠不住的，必須靠黨性去取代。
於是我們看到，凡是治理不好的地方，凡是自己造成的災難，中共總能找到一個聽起來很客觀、很科學的理由——人口太多、地區發展不平衡、國情特殊、歷史遺留問題——讓老百姓覺得「這就是沒辦法的事」，從而心甘情願地放棄追問，放棄質疑，甚至放棄了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權利。
事實上，中國人自古以來，無論信不信教，心裡都有一份天理良心，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人與人之間該有基本的尊重與謙讓，就像舜對待歷山鄉鄰那樣。
可是中共的思想改造，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份天理良心從人心裡連根拔起，因為只要天理良心還在，人就會知道，自己生而為人，本來就該有尊嚴、有權利，這份尊嚴不是誰恩賜的，也不該因為「人多」就打折扣。
於是我們才會看到，中共不會直接告訴老百姓「我們就是要專政」，它要說的，永遠是一句聽起來充滿苦衷的話：「不是我們不給，是你們人太多了，給不起。」這類話一講再講，講了幾十年，講到最後，連老百姓自己都信了，甚至覺得，這是懂事理，這是識大體，這是為國家著想。
可是，靜下心來想一想，舜的年代，人心可以被謙讓感化，變亂為治；今天的中國，人口比歷山那個小地方不知道多出多少倍，人心裡的那份良知，難道會比古人更不值得信任嗎？不是的，是有一隻手，幾十年來不斷地在磨去這份良知，讓中國人漸漸忘記自己心裡本來就有一座歷山，本來就有能力用謙讓與良善，把日子過好。
破除黨文化，說到底，就是要把這份被磨去的天理良心，一點一滴地找回來。今天已經有4億6000萬中國人選擇了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他們做的，其實就是舜當年做的同一件事——不再相信「人多就該互相爭奪、互相壓制」這套邏輯，願意重新選擇謙讓、選擇良善、選擇相信人心可以感化人心。
人多並不是問題，遺失了良知才是真正的問題。
舜用三年時間，把一個因爭田而終年不寧的窮鄉，變成了人人嚮往的都會，靠的不是權力，是一顆謙讓的心。今天，輪到我們每一個人，重新找回這顆心了。
今天的《破除黨文化》就到這裡。如果這期內容讓你有所共鳴，或者引發了新的思考，歡迎訂閱、轉發或留言。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