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解读“平安中国” 习近平口中的安全究竟是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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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視頻探討了「平安中國」建設背後的政治邏輯。旅澳法學家袁紅冰指出,中共強調的國家安全核心在於政權穩定與最高權力結構的維護,而非單純的公共治安。當政權安全被置於首位,安全體系可能從「保護人民」轉向「管理人民」,導致制度性的不安全感。
9月28日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就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作出指示
再次強調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共官方長期把政治安全置於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位置
並將維護國家政權安全
制度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作為重要內容
對於這套安全敘事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給出了完全不同於中共官方的解釋
他認為習近平反復強調國家安全
真正關注的並不僅僅是社會治安
公共安全或者外部軍事威脅
而是中共政權本身的穩定
尤其是最高權力結構能否維持
他甚至提出
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
這句話聽起來尖銳
但如果放在中共近年來不斷擴大的國家安全體系中觀察
就能看出他究竟在質疑什麼
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本身並不特殊
任何國家都會關注國防
犯罪
恐怖主義
網絡攻擊
金融風險和公共安全
但不同政治制度對安全的定義範圍和優先順序並不相同
中共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形成一個覆蓋政治
軍事、國土、經濟、金融、文化、社會
科技、網絡等多個領域的龐大體系
官方表述中政治安全被置於重要位置
並強調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
袁紅冰真正抓住的就是這裡面的一個區別
普通人理解的安全首先是人身安全
財產安全、司法保障、就業和生活秩序
一個工人被拖欠工資
他需要的是法律保護
一個家庭遭遇財產糾紛需要的是公平司法
一個普通人表達意見
需要的是不會因為正常言論而遭到權力包袱
而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中
安全還包含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
於是同一件事情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解釋
普通人聚集起來要求解決欠薪問題
可以被理解為勞動權益問題
政府如果首先考慮的是聚集本身可能造成社會穩定風險
那麼治理重點就可能從解決問題轉向控制風險
兩者最後都可能讓街道恢復平靜
但背後的政治邏輯完全不同
袁紅冰所說的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
實際上就是在質疑這種轉換
當政權穩定成為安全體系的重要目標時
人民的權利是否會在某些情況下被放到次要位置
袁紅冰還有一個重要判斷就是中共越強調安全
越說明其內部存在強烈的不安全感
這並不能簡單理解成只要開一次安全會議
就說明政權馬上要出問題
他的意思更接近於
一個政治體系如果不斷擴大風險定義
並把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納入安全管理
就說明統治者對潛在失控因素越來越敏感
習近平執政以來國家安全概念不斷擴展
安全已經從傳統的國防和治安領域延伸到經濟
金融、科技、網絡、數據、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治理等方面
這種治理模式有一個明顯特點
就是國家擁有越來越多識別、監測和幹預社會風險的工具
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監控和數字化治理
可以幫助政府尋找犯罪線索
處理災害、保護基礎設施
也能夠讓政府更快速地發現社會中的異常活動
技術本身沒有政治立場
真正決定結果的是這些技術由誰使用
以及使用過程中有沒有明確邊界
司法審查和公眾監督
如果安全技術主要用於保護普通人的生命和財產
它體現的是公共治理能力
如果安全體系不斷向政治表達、社會組織和個人行為延伸
那麼安全就可能從保護人民逐漸變成管理人民
這正是袁紅冰批評的核心
袁紅冰對習近平權力結構的另一個判斷
是認為習近平執政以來雖然不斷加強個人集權
但權力越集中並不意味著內部信任程度就一定越高
近年來
中共黨政軍系統持續出現高層反腐和人事調整
李尚福、苗華和衛東等軍隊高層以及火箭軍系統都曾成為整肅重點
官方對這些案件通常以違反紀律、涉嫌腐敗等理由進行處理
袁紅冰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些變化
他認為習近平在不斷清洗所謂不忠誠的力量
但被清洗的對象並不只來自過去所謂的不同派系
也可能包括曾經被視為習近平核心圈層的一部分人
按照他的邏輯
問題由此形成一個循環
最高權力越來越集中
對幹部忠誠度的要求越來越高
整肅範圍擴大以後官員之間的不信任增加
而不信任增加又促使最高領導層進一步加強控制
這種機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很難產生真正的安全感
因為對於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來說
最大的風險並不一定來自公開的反對者
也可能來自權力體系內部的人事變化
不過具體到某一名官員被查是否因為政治不忠
是否屬於派系鬥爭
公開資料往往無法完全證明
官方公佈的是紀律和司法層面的事實
外界關於權力鬥爭的解釋則屬於分析
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袁紅冰的觀點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那就是他實際上在區分穩定和安全
一個國家沒有大規模街頭衝突當然是一種社會穩定狀態
但如果這種穩定主要依靠高強度監控
限制表達、限制組織和快速壓制抗議來維持
那麼這種穩定與一個社會通過正常司法
政治參與和利益協調形成的穩定並不是同一種東西
真正的公共安全應該讓普通人敢於報警
敢於起訴、敢於舉報違法行為
也應該讓一個受到政府或者企業侵害的人
擁有能夠獲得公正處理的渠道
如果一個人面對權力時最擔心的不是犯罪分子
而是擔心自己因為維權而被定義為影響穩定
那麼他所面對的安全環境顯然與官方統計中的社會治安數字不是一回事
這也是為什麼平安中國不能只看治安數據和監控數量
更重要的是看普通人在面對公權力時有沒有安全感
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這樣的判斷如果要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公共政策結論
就不能只依靠官方宣傳而需要大量公開數據來支撐
包括犯罪率、暴力犯罪、受害率
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司法救濟、勞動權益
以及公民面對政府式的權力保障
安全不是街道上有多少警察的問題
也不是攝像頭有多少的問題
對於普通人來說真正的安全還包括一個非常樸素的判斷
當自己的權力受到侵犯時
能不能找到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國家安全最終才能轉化為個人安全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一個國家擁有在龐大的安全機構
也可能只是意味著國家更有能力控制風險
而不一定意味著普通人更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權利
因此袁紅冰所謂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
並不是簡單的說中國沒有治安
也不是說所有安全政策都等於壓迫
她真正提出的是一個制度層面的追問
當政權安全被放在國家安全體系的核心位置之後
人民安全與政權安全發生衝突時
究竟誰擁有更高的優先級
這纔是理解平安中國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
一個社會如果需要不斷加強控制才能維持穩定
就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
穩定究竟來自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還是來自人民對權利的畏懼
前者能夠產生長期的社會秩序
後者則只能產生表面的安靜
對於任何國家而言
真正的安全最終都不應該只是讓權利感到安全
而應該讓普通人在面對國家機器時同樣能夠感到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