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規:資金池開閘!助推中企出海與人民幣國際化|中共不國有化也能收編蘋果滙豐【新聞深讀】

聚焦
4514粉絲
內容提要:
00:10 淺析中共跨境資金池新規及其企圖
08:01 名家專欄:中共花樣百出 控制跨國公司
#跨境資金池新規 #跨國公司 #人民幣國際化
文章來源: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6/9/16/n14850437.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6/9/15/n14850049.htm
據大紀元報導,9月14日起,
之前試點的跨國企業跨境資金池新規,
在全國正式施行。
當局的意圖是穩外資,
助推中國企業出海與人民幣國際化。
但實際效果如何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其一,跨境資金池政策的演變。
2015年匯率改革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全面鋪開,
加劇了資金外逃。
為減緩企業向央行集中兌換美元的壓力,
把外幣風險內部消化。
2015年8月,外匯局推出外幣資金池政策,
引入國內國際外匯資金主賬戶的雙池結構。
其真實算盤是,你們外企在中國賺的外幣,
不要急著去銀行結匯成人民幣,
或急著直接電匯出國,
我給你開個便利,
允許你把這些外幣放在國際主賬戶裡,
在集團全球內部自己調劑。
同年9月,央行也推出人民幣資金池,
試圖圍衛舊照。
我給你們發巨額的人民幣淨流出額度,
你們集團內部調撥儘量用人民幣。
不過,這兩個資金池的門檻不一樣。
央行低,外匯局高。
這時,跨國公司只能二選一,
或者兩套衣服套住船。
如果公司要是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幣,
必須在銀行分別開立外匯池賬戶,
走外匯局線和人民幣池賬戶,
走央行線。
資金不互通,額度獨立計算。
施行中,外幣資金池起到了些緩衝作用。
2015年,企業和個人的境內外匯存款
增加了數百億美元。
但部分跨國公司利用人民幣資金池
較為寬鬆的淨流出額度,
將境內人民幣大舉借給境外子公司。
境外子公司拿到人民幣後,
立刻在離岸市場如香港拋售換成美元。
這就繞過了外匯局的外幣管制,
實質上加劇了離岸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2016年底起,
當局進行了長達兩年的緊急熔斷與凍結。
許多外企財務總監發現,
雖然白紙黑字寫注有額度,
但去銀行辦理日中掃款時,
銀行會以系統升級材料不全為由無限期拖延,
外資信心嚴重受損。
2019年3月,
外匯局調整政策,取消雙賬戶,
允許跨國公司在境內銀行只開立一個多幣種,
含人民幣的國內資金主賬戶。
跨國公司可以在一個主賬戶內直接辦理外債、
境外放款以及經常向下的集中收付,
同時不再由外匯局逐筆審批企業的海外放款或借外債額度,
而是由系統自動根據整個跨國集團經審計的合併淨資產,
直接覈定一個總額度上限,
即外債和境外放款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不過,雖然外幣池升級為多幣種池,
但如果企業只想玩純人民幣,依然走央行渠道,
向央行單獨備案。
在隨後的基層執行中,依然存在卡點,
銀行的人民幣跨境系統受央行主管,
而外匯系統受外匯局主管。
2021年3月,
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1.0版在北京、深圳正式啟動。
通用技術集團、中化集團等十家特大型央企和跨國巨頭成為首批試點企業,
但門檻極高,設定在百億人民幣營收級,下稱巨頭版。
2023年5月,央行和外匯局在北京、廣東、韓、深圳兩地
又專門針對中小型跨國公司啟動了本外幣跨境資金集中運營業務試點。
門檻大幅降低,允許企業自主選擇歸集比例,下稱一般版。
2025年12月,經歷四年多壓力測試後,
巨頭版正式宣佈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國。
2026年8月,央行和外匯局印發
《關於跨國公司本外幣跨境資金集中運營業務有關事宜的通知》。
一般版也轉正了,自9月14日起全國施行。
需要指出的是,巨頭版與一般版將長期並存。
兩者在制度定位、額度上限和特權紅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著清晰的分界線。
當局意圖大概是
一、給核心央企與全球巨頭頂級的自由度去全球搶佔產業鏈,
同時對一般跨國企業拉起足夠密集的數字監控網。
二、用特權激勵企業將總部紮根中國。
無論是外企如蘋果、特斯拉還是國內頂尖民企如比亞迪,
只要你願意長期深耕中國,
在中國創造數以百億計的營業額並在中國設立真正的區域總部,
你就能晉級巨頭版。
這樣不僅跨國放款和反向融資的額度瞬間飆升,
全球私庫資金的流轉速度還能實現質的跨越。
其二,新規的一大企圖。
當局的跨境資金池新規並非單純放寬資金流動,
而是通過制度設計把企業追求高效資金運營的剛需,
轉化為推動人民幣走出去和留下來的長期動力。
具體有四。
第一,擴大人民幣在境外的資金池規模,推動資本向下輸出。
新規鼓勵跨國公司在資金集中運營中優先使用人民幣。
跨國公司在面對集團內部結算時,
會更傾向於直接將國內的人民幣歸集並調撥給境外成員企業使用。
這使得大量人民幣通過合規的企業內部管道流向境外,
直接增加了海外離岸市場,
如香港、新加坡、倫敦等的人民幣流動性總量。
第二,促進人民幣雙向迴流。
過去境外子公司賺到人民幣,迴流國內的通道相對繁瑣。
新規搭建了本外幣一體化的雙向通道,
不僅方便境內資金走出去,更方便境外人民幣走回來。
這種雙向循環降低了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死水風險。
第三,培育離岸人民幣的真實使用場景,從結算走向運營。
過去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賴跨境貿易結算,買賣貨物用人民幣。
新規實施後,境外子公司拿到的境內總部調撥的人民幣,
可以用於海外投資、日常發放薪酬、償還境外貸款等更深層次的運營場景。
這推動了人民幣從單一的交易結算貨幣,向功能更高級的財富管理貨幣演進。
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態建設。
在新規實施前,跨國公司為了圖方便,
即使是中資企業在海外調撥資金,也習慣性地全部兌換成美元。
新政實施一體化賬戶並鼓勵本幣優先後,
企業發現直接用人民幣調撥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複雜,美聯儲利率大幅震盪的背景下,
這為跨國企業提供了一個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減少對美元系統的依賴。
此類政策意圖能實現嗎?
其三,外企的工具化利用與三頭房間裡的大象。
新規對外資有些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緩解了退出焦慮感。
外資企業在華賺取的留存利潤,可以通過資金池以境外放款的形式,
合規、高頻,可預測地調撥給海外母公司或第三方市場,
極大的順應了中美利差的套利。
外資巨頭可在中國境內籌集超低成本的人民幣資金。
通過資金池通道,直接返向融資,輸送給海外高息環境下的總部。
綁定中國供應鏈,對沖匯率風險等等。
但,這只是一種工具化利用。
相比之下,外資跨國企業的全球核心記帳貨幣,
依然是美元或歐元,也難以把絲庫。
Treasury在現代跨國企業中,指的是負責管理公司全球資金、流動性、
金融風險和資本結構的核心價值部門,設在中國。
因為,他們清楚看見了三頭房間裡的大象,
中國的三大宏觀風險。
第一,中國經濟硬著陸的系統性風險。
當今中國,存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地方債務拆彈以及消費長期疲軟問題。
外企在華的產線產能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與利潤率下滑。
當一個市場的底層購買力出現趨勢性停滯,
無論財資通道多絲滑,外資也只會選擇將現有的存量利潤搬走,
而絕不會追加大規模的長期固定資產投資。
例如,在2025年萎縮的基礎上,
2026年1、8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7.2%。
其中,港澳臺投資企業下降6.9%,外商投資企業下降4.3%。
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轉與信任黑箱。
最近幾年,習的權力和政局的穩定性讓外界生疑。
雖然,資金池新規在桌面上推行法制化預期,
但與此同步發生的則是針對體制內人員及家屬海外護照的擴大排查,
反間諜法的泛化,以及美國政府在2026年9月最新更新的
《赴華旅行警告》中直指的無預警邊控和民事糾紛人質化。
在西方合規體系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決權。
第三,中美戰略競爭與全球供應鏈去風險。
但這本身就證明瞭中方已經做好了最壞的地緣打算。
為了規避未來潛在的類似對俄製裁的黑天鵝事件,
外資普遍在戰略上推行中國加一策略。
他們利用資金池把在華賺到的錢運往東南亞、墨西哥建廠,
將中國工廠的功能降格為純粹服務中國本土市場的孤島系統。
總而言之,走到2026年,外資不再盲信宏觀敘事,
已經徹底放棄了對中國會走向西方法治社會、
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場的幻覺。
而對於諸如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跨境本幣結算等新規紅利,
則會用足用滿,加速利潤的跨國調配。
但戰略撤退絕不動搖,去中國化和供應鏈分散化的長線趨勢已不可逆。
據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Stu CVRK撰文分析,
北京無需將一家外國企業國有化,也能使其為己所用。
它只需將企業持續進入中國市場,利用製造基地或獲得資本的機會,
與其配合態度掛鉤,然後剩下的工作便可交由企業常規的逐利動機來完成。
跨國公司的董事會未必需要直接向中共政權負責,
也能表現得彷彿受其管轄一般,他們只需反復且理性地得出結論。
堅持原則所付出的代價高於順從妥協。
這種權衡經過十年或更長時間裡反復進行,便是所謂被俘獲的常見體現。
這並非源於某道戲劇性的指令,而是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
在此過程中,自我審查、數據本地化、對人權問題保持沉默,
以及優待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夥伴,逐漸變成了阻力最小的形式路徑。
本文將考察來自消費電子、酒店服務及銀行金融業的三家跨國公司,
分析他們如何適應中共在經濟、治理、技術和政治層面的各項指標。
分析重點在於那些僅憑常規商業邏輯難以解釋的行為模式,
以及北京方面為促成此類行為而採取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
這些公司的反應完全符合共產黨的意圖。
蘋果公司
消費電子行業
蘋果公司面臨的風險敞口主要源於兩個方面,
一是製造高度集中約80%的iPhone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
二是2017年實施的中國網絡安全法,
該法律迫使企業必須在數據本地化與退出市場之間做出抉擇,
而蘋果選擇了前者,胡蘿蔔。
進入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
並獲得無與倫比的製造規模、熟練勞動力及基礎設施支持,
僅大中華區就為蘋果2024財年貢獻了約669億美元的營收。
美國科技媒體《信息報》於2021年12月披露了一份2016年的備忘錄,
其中顯示,時任蘋果CEO蒂姆·庫克承諾在五年內投入約2750億美元用於投資、
技術合作及供應商協議,這是此類以投資與合作換取監管寬容的交易被明確記錄的最典型例證。
證據一,自2018年2月至7月起,蘋果公司將中國用戶的iCloud帳戶數據
以及至關重要的加密密鑰存儲在由國有企業運營的服務器上,
最初是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隨後是中國電信旗下的國有天翼雲部門,此舉將原本受美國法律程序管轄的密鑰置於了中共法院的司法管轄之下。
證據二,蘋果商店下架App應用的情況呈現出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
其時機幾乎完全與中共政權的政治敏感點相吻合。
例如,《紐約時報》App程序2017年1月因政府要求下架,
數十款VPN應用程序2017年7月理由是新實施的《網絡安全法》,
追蹤香港抗議活動的地圖應用HKmap.live和新聞應用Quartz。
2019年10月,此前《人民日報》指責蘋果為暴徒提供便利,
面向香港、澳門用戶的鍵盤中臺灣旗幟表情符號2019年10月消失,
以及WhatsApp、Threads和Signal等2024年4月因國家安全指令下架,
證據三,蘋果操作系統iOS 16.1.1版本。
2022年11月悄然限制了中國地區設備隔空投送AirDrop
所有人接收模式的持續時間,將其縮短為10分鐘。
而就在幾週後,該功能被用於在白紙運動期間傳播
反對中共黨魁席及反對病毒清零政策的傳單,
這個限制措施直到兩個月後才推廣至全球。
證據四,據報導,蘋果公司曾遊說削弱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簡稱UFLPA中關於禁止進口的條款。
該法案最終於2021年獲得通過,且核心內容基本未受影響。
證據五,獨立的供應鏈研究表明,
多家蘋果供應商與涉及維吾爾族強迫勞動的勞動力轉移項目存在關聯。
戰略協同,每一次妥協,無論是密鑰遷移、APP程序下架
還是隔空投送功能調整的時機,都並非出於常規的商業審慎考量,
而是分別對應了中共政權特定的政治或安全優先事項,
例如在香港及新疆周邊動盪期間的信息管控,
以及國內監控能力的強化等。
萬豪國際集團,酒店服務業。
2018年1月,一家第三方供應商開展的常規客戶滿一度調查中,
其下拉菜單將西藏、臺灣、香港和澳門列為獨立的國家。
這個舉動引發了北京方面全面的監管與政治回應。
胡蘿蔔。
中國當時是,且至今仍然是萬豪新開酒店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
該公司此前已深化其在華發展戰略,
於2017年與阿里巴巴旗下的旅遊平臺成立合資企業,
旨在直接觸達中國旅客。
對於萬豪而言,此次事件真正的啟示,
並非其中國區網站被關閉一週,
而是當萬豪按照北京要求做出道歉並提交整改方案後,
其全面市場准入權得以迅速恢復。
這表明,在中國市場的持續增長,
證據一,2018年1月9日至10日,該調查引起中共政權關注。
1月11日,上海市網信辦責令萬豪關閉其中國區網站及應用程序,為期一週。
證據二,萬豪在微博上發表致歉聲明,
萬豪國際集團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對於任何導致誤解的行為,我們深表歉意。
證據三,2018年1月17日至19日,萬豪採取了八項整改措施,
包括員工再培訓、全面改革內容審核機制、
設立專門針對中國客戶的投訴渠道,
以及明確承諾加強與中國政府部門的溝通機制。
證據四,一名位於美國的萬豪社交媒體員工,
因點贊了一條提及該事件的藏獨組織推文而被解僱。
時任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曾援引此事為例,
稱其體現了中國中共的長臂管轄,
他們竟然能讓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本土解僱一名美國員工。
戰略協同
整改計劃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明確承諾與中共政府部門加強協調,
而不僅僅是修復軟件層面的錯誤,
這被視為一種以維持市場准入為交換條件的姿態,
即承諾建立長期的政治合規機制,
而非僅僅進行一次性修補。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銀行金融業
匯豐作為一家銀行業務起源於19世紀的香港,
其集團約三分之二的利潤來自亞洲,
且絕大部分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
隨著2019年後香港政治地位引發爭議,
這種業務依賴演變成了一種既定的政治順應模式。
胡蘿蔔
繼續維持全球盈利能力最強的銀行業務之一的主導地位,
隨著香港經濟與內地進一步融合,
北京方面通過給予其大灣區財富管理
及跨境投資計劃的優先准入權,
積極維護並擴大匯豐的業務優勢。
2022年,匯豐最大股東之一,
具有國資背景的中國平安保險曾推動分拆方案,
試圖將匯豐利潤豐厚的亞洲業務
與其西方業務徹底剝離。
這個舉動凸顯了匯豐目前有相當大一部分企業價值,
取決於能否繼續獲得北京當局的青睞與支持。
證據一,2020年6月3日,
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東勝
公開表態支持北京實施《香港國安法》,
稱此舉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並表示制裁不僅會損害香港,也會損害美國。
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批評匯豐,
此舉是對北京的企業式扣頭。
證據二,匯豐凍結了包括前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在內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賬戶。
2020年12月,許智峯稱此舉是
屈服於政治壓力的表現。
證據三,2023年至2024年間,
匯豐與紅利金融Manulife一道
阻止了約14.45萬名通過英國
英國國民海外,簡稱BNO
簽證計劃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提取其強制性公積金,簡稱MPF養老金,
涉及金額約27億美元。
此事引發了英國議會跨黨派小組的調查。
調查結論認為,匯豐在香港侵犯
人權的行為中充當了共謀者的角色。
證據四,據報導,匯豐和渣打銀行
曾遊說英國政府,希望避免將
中國列入新國家安全及外國影響力
相關立法中最嚴格的監管類別。
理由是此舉會阻礙商業活動。
支持中共國安法,凍結活動人士帳戶
以及拒絕發放養老金,這些舉措
各自獨立地呼應了北京在壓制香港反對派運動
及其海外群體方面的特定優先事項。
且這些行動發生的時間點
恰好是匯豐作為其利潤增長引擎的亞洲業務
以及其與某傢俱有政府背景的
主要股東之間的關係最為敏感或受關注的時期。
中共政權刻意構建了一套體系
將市場准入、經營許可和資本
作為外企合作的回報。
一旦企業停止合作,這些既得利益便會面臨風險
胡蘿蔔與大棒並用
因為回報往往是更有效的施壓手段
威脅或許能引發一時的輿論關注
但獲批續期的合資經營許可
或是歷經十年基礎設施建設而開拓出的市場
則能形成一種持續的激勵,促使企業保持順從。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知名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針對中共經濟治國術的研究得出結論
北京將經濟激勵
economic inducement如市場准入
投資、合同、許可證及優惠監管待遇等
視為施加影響力的強有力且積極的手段
這種操作模式建立在明確的附帶條件上
也就是將某項經濟利益
與北京所希望達成的結果
而非僅僅是企業恰好追求的
背景性商業機會掛鉤
換而言之,只要有助於推進戰略目標
如政治上的晉升、獲取數據、技術轉讓
配合特定輿論敘事等
對中共而言,金錢本身可以被靈活運用
如果一家企業已經在持續合作
這個明示或暗示的條件下
獲得了資金、許可或發展空間
那麼即便未受直接威脅
它也可能已被納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以上所分析的三家被中共俘獲的跨國公司
僅僅是冰山一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