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稅制、國企改革、入市,朱氏埋下的雷今天都爆了?中央財政高度集權,搜刮財富的機器?政治改革缺位,腐爛體制下的能臣,逃不出最終的宿命!| #時事縱橫 08/13/2026
#中共 #朱鎔基 #時事縱橫 #时事纵横 #經濟改革 #经济改革 #分稅制 #分税制 #土地財政 #土地财政 #國企改制 #国企改制 #WTO
回顧朱鎔基 極權下的經濟改革 對今日中國的影響
土地財政的源頭 朱鎔基為何搞「分稅制」改革?
解析朱鎔基最具爭議的改革:國有企業改制
中國加入WTO 經濟做大 當年承諾卻成空
政治改革缺位 朱鎔基終難突破體制限制
特邀嘉賓:
資深政論家、宏觀經濟學家 吳嘉隆先生
主持人: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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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節目邀請宏觀經濟學家吳嘉隆,深入分析前總理朱鎔基主導的經濟改革對中國的深遠影響。討論涵蓋分稅制、國企改革及加入世貿組織等關鍵舉措,探討其在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埋下土地財政、房產泡沫、權力腐敗及結構性失衡等長期後患。
從分稅制、國企改革到入市
朱鎔基當年一手主導的改革
怎樣地影響了今天的中國經濟
極權改革留下了怎樣的後患
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縱橫》
今天是8月13號 週四
今天我們節目邀請的嘉賓是
資深政論家、宏觀經濟學家吳嘉隆先生
歡迎
中共前總理朱鎔基8月12號在北京去世
如果說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那麼之後的朱鎔基
就是經濟體制轉變的重要推手
在擔任副總理和總理任內
朱鎔基主導了多項影響深遠的改革
這些改革奠定了中國後續20年的
高速增長的基礎
但同時也帶來了顯著的社會成本
和長期的結構性問題
本期節目我們邀請吳嘉隆先生
來為我們深入地分析一下
朱鎔基的改革到底對中國經濟
首先我們還是簡要地介紹一下朱鎔基的生平
朱鎔基是湖南長沙人
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
早年在國家紀委工作
但是1958年在反右運動章當中被劃為右派
開除黨籍長達20年
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勞動
種過地、養過豬
1978年獲得平反之後快速升遷
先是擔任國家經委的副主任
之後在1987年到1991年主政上海
期間積極推動了開發浦東新區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視察首綱的時候說
朱鎔基懂經濟 不服氣不行
還說對朱鎔基用晚了
1991年朱鎔基調到中央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
1998年到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
朱鎔基很多影響重大的改革
我們首先來看朱鎔基第一個非常有標誌性
並且影響至今的改革
就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
簡單說分稅制是使中央拿到了稅收的大頭
中央的錢包鼓了起來
但是地方財政壓力增大
由此催生了後來的土地財政
也為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高築埋下了種子
好的 首先請教一下吳嘉隆先生
朱鎔基當時為什麼一定要搞這個分稅制改革
這項改革是如何影響了之後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是土地使用權可以來做交易
可以來出售
所以各個地方政府看到這個辦法
那也行 某些稅收由中央收回去了
各地方就努力來找出有開發價值的土地
然後來標售
標售地上使用權
給地方政府提供的新的財政收入來源
這個就是房地產事業的啟動
房地產這個行業啟動
從上游的建築材料到營造施工
到房子開始銷售、房地產仲介
到後來的傢俱、家電這些
買了房子之後總要有這些後續的消費
這種種就構成了所謂房地產行業
然後它佔GDP高達30%甚至於到33%
就是說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經濟總值
總量是跟房地產相關的
這個相當可觀
透過稅制改革以及帶出房地產這個行業
的確給中國經濟的增長
支撐了好一陣子
是這樣子來
那麼中央需要把這個稅拿回來的話
當然也是因為中央的財政壓力
然後用這個分稅制
用這個土地財政
暫時給地方政府做了一些補充
做了一些提攜
然後地方政府就這樣拼命的去推動
這個房地產的發展
提供各種土地開發
給房地產企業去經營
是這樣子
所以房地產這個行業
的確有將近10年左右吧
甚至於更長一點
就是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這個部分的源頭就是朱鎔基的分稅制
好 以上
是 所以我們看到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
當時效果可謂是立竿見影
那麼當年中央財政收入
是比上一年就暴增了200%
那麼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
1993年還只有22%
到了1994年改革稅制之後
就暴增到56%
但是中央是把這個稅權收了
但是相應的這個政府職能
還有公共支出是沒有收
因此也逼得地方政府去賣地賺錢
因此就有了土地財政
那麼1998年的時候
中國又進行了房市改革
福利房取消了
以後老百姓就需要自己來購買住房
因此我們就看到中國房市出現了這樣的模式
那麼分稅制是導致地方財政饑渴
於是地方政府就向農民來低價的徵地
然後高價賣給開發商
開發商向銀行大量的借貸來蓋樓
蓋好樓之後賣給對住房有剛需的老百姓
那麼老百姓就拿出一生的積蓄
或者通過幾十年的貸款來買房
因此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還有與權力結合的開發商
還有國有銀行
就集體完成了對老百姓財富的一種搜刮
那麼這樣一個結果
可能未必是朱鎔基當時的主觀的目的
但是他主導的經濟集權改革
是為這架搜刮民高的機器
注入了最初的動力
所以吳嘉隆先生現在來看的話
中國房市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當時分稅制之後
導致的土地財政演變的
這樣的一種房市的模式
為什麼它是不可持續的
最終有崩塌的一天
你把它蓋好了之後
資產有資產的定價模式
你說商品比如說手機
還是飲料
你去買了 買了就帶走了
但是那個是商品
那房地產不是
房地產的話你不住了以後
你可以把它賣掉
別人可以接手
這個資產的東西
它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一般來講我們房子
用鋼筋水泥蓋的房子的話
大概可以撐個50年
甚至於多一點
因為那時候就得拆掉
因為鋼筋水泥用了五六十年
肯定會變成圍爐
它必須要拆掉重建之類的
那意思就是說
房地產可以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不像你一般消費的話
你就算買雙運動鞋
你可能穿個幾年之後
還是得丟掉
因為是消耗材
那麼房地產這個問題
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
確實有它的貢獻
曾經有貢獻
但是這樣子所有的投資
我們現在
因為房地產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種投資
你看政府可以推動基礎設施投資
基礎設施投資
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 機場 水壩 電廠
地下鐵等等
所有這些交通設施
還有一些公共設施等等
它是有一定的範圍
就是你不能一直搞
一直搞沒有用
因為什麼
因為經濟效益就出不來了
就飽和了
所以基礎設施投資飽和
後來國營事業的固定設備投資
簡稱固定投資
這個也飽和了
你看鋼鐵業產能過剩
石化業都是
很多行業都出現過度投資
產能過剩 飽和了
再來房地產投資也是
到後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還是飽和了
聽說中國蓋的房子
可以把整個德國的人口
放進來都沒問題
就是說空出來的房子
可以裝下整個德國人口
大概9000萬人
就是說投資過頭
叫過度投資
英文叫做over investment
搞到最後是過度了
這樣的話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如果你在一定範圍內
去推動這些投資取向的
這些建設 這些項目
OK
就是說經濟效益還在的時候
這是OK的
但是到了某個程度以後
你會出現飽和
就是它的經濟效益
已經差不多到頂了
你再繼續搞下去的時候
就變成過度
過度的話就要出問題
比如說你搞建設的那些債務
你怎麼還
你沒有經濟效益
你還得去承擔這些維修
這些基礎設施的運作
這些都變成財政包
所以簡單講
它這些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
它需要什麼
需要宏觀調控
你要把比如說房地產這個領域
做到一個程度你要很靠
你不能一直搞
鋼鐵業也是
可是中國各省發現
譬如說浙江還是江蘇
做出什麼好東西
其他省就跟了
一窩蜂
就是說大家會有樣學樣
什麼行業可以做
這大家就跟著去做
所以容易造成投資過度
這個地方就需要所謂的宏觀調控
包括銀行系統
就是有針對性的
選擇性的叫做信用管制
選擇性信用管制
某些行業某些情況之下
限制信用的播放
不要一直提供貸款去搞這些項目
如果能夠做到所謂的宏觀調控的話
那麼房地產這個行業
當它發展到一個相當程度之後
提高利率
限制信用貸款等等推出來
就可以讓這個行業降溫
越燒越火熱
然後搞到最後搞過頭
那其他行業一樣
鋼鐵業 石化業 電動車
太陽能板
很多很多行業
都可以透過宏觀調控
去節制它 避免它過度
避免它做過頭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朱鎔基曾經強調宏觀調控
他強調什麼
不是強調政治改革
而是強調改變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
政府就變成說不要
制定規則就好
不要自己叫做球員兼教練兼裁判
就是說政府的角色
應該是制定好遊戲規則當個裁判
然後讓市場經濟
讓民營企業去摸索去嘗試
然後有賺錢很好
沒有賺錢的話
你要懂得退場
最後都要懂得
企業也要給它破產
你不能說硬是要支撐它
就變成殭屍企業
所以朱鎔基當時
等於在改革開放重新啟動之後
鄧小平定下改革開放大方向之後
那麼朱鎔基等於是執行者
在執行過程中
他應該不斷的來強調
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強調政府職能的轉換
這個都是他的當時的貢獻
只不過這些東西到後來
有點沒有節制了
就是說宏觀調控不到位了
到最後的話搞過頭
很多東西搞過頭
前頭是好的
是有經濟效益的
後頭就不行了
反而成為經濟的包袱
經濟的難關
就是反而變成問題了
一開頭它是有貢獻的
可是很多行業做到最後
就變成了是成為包袱了
好的 謝謝吳嘉隆先生的分析
所以我們看到
中國房市過熱的過程當中
地方政府為了賣地賺錢
不斷地把地價升高
那麼也是後來房市
一發不可收拾的一個原因
最後是導致了無法收拾的一個局面
對 我們下面再來說一下
國有企業改革
這個是朱鎔基任內最艱難
影響最深遠
同時也是爭議最大的一項改革
那麼這項改革
當時有一個核心的口號
叫做抓大放小
那麼抓大是指用國家的力量
重點來扶持關起國計民生
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型骨幹企業
通過兼併重組等等
讓這些企業是做大做強
放小是指對佔絕大多數的中小型國企
放開搞活
可以改組 可以聯合 可以承包
當時說有三年要脫困境的這個說法
如果擺脫不了困境
經營不下去的
就要破產關閉
吳嘉隆先生
當時朱鎔基為什麼必須要改革國有企業
改革之前中國的經濟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麼這項改革
我們如果從積極的方面來看的話
是否是讓中國向市場經濟
躍進了一大步
最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說中國是必須向市場經濟來轉型
來換軌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首先要碰到的問題就是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太過強大的話
那麼會擠壓到民營企業的空間
所以國有企業要定下規則
說哪些行業由國家的國有企業來做
哪些行業可以放開
甚至於開放民股進來等等
這個的話就是改革開放的前半段
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給國有企業劃好邊界
那麼這個部分在朱鎔基任內
的確做得不錯
相當有成果
因為國有企業
就是他是公務員
公務員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公務員的訓練
不是去推動創新承擔風險
那是企業家的工作
那是民營企業家的工作
官僚這個公務員
他的訓練是執行指令
他是那個公務員
這個國家有什麼任務派給他
他去執行
他沒有辦法去判斷市場動向
然後再決定要如何組織資源
如何來承擔風險
承擔風險這個不是官僚
不是公務員的工作
所以國有企業只能做到
就是所謂抓大
那些重點的關係國際民生
國家命脈的那些大型骨幹企業
這個國家做可以
那另外的其他的
比較中小型的
比較不是那麼關鍵的
應該要放開放手
就是讓中小型國企也好
甚至於民企也好來搞活
可以改組 可以聯合 可以承包
因為基本上國有企業
它註定經濟效率不行
它經濟效率肯定比不上民營企業
但是有些企業的確
也必須國家來經手
像一些避免壟斷
或者關鍵的戰略性的產業
國家來介入
這個是說得通
也符合經濟效益
但是國家
國有企業一定要有邊界
就是一定要有所節制
你不能很多東西都靠國營企業
那不行
但是中國原來的底子是國營企業的
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化
所以它必須調整跟轉型
很多企業由國家控制
可能轉成公營私營聯合
甚至於就開放給私人去經營
它必須做這些轉型
因為這樣子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益
追求市場經濟之下提高經濟效益
政府從直接幹預經濟
到變成制定遊戲規則
然後來做監督 做裁判
而不是自己跳下去玩
因為自己跳下去玩的話
你的公務員隊伍
你的黨政幹部
其實並不是做生意的料
你真的要做生意的話
非常簡單
這個風險你擔不擔
很多公務員的話
他不敢擔風險
做得好他固然可以升遷
做不好的話他就糟糕
所以公務員不擔風險
這點大家一定要理解
公務員他執行國家或者上級給的指令
他並不承擔風險
但是你很多企業經營的話
他必須承擔風險
他必須面對風險
所以在這個概念上來講
原來的國有企業或者國有經濟
它必須讓步 必須轉型 必須放開
這一點的話的確是
改革開放一定要走的路
就是你要給國有企業劃好邊界
到什麼情況 國有企業
過了這個邊界就不要再搞國有企業
整個目的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益
搞活經濟
所以改革國有企業肯定是重要一步
當然也會得罪很多既得利益
所以朱鎔基那個時候做國有企業改革
的確是發了很多精神
這個毫無疑問
好 以上
對 所以說我們看了
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
還有相關的這種計劃經濟的思維
一招改變
它的代價也會非常的高昂
那麼據統計全國範圍至少有
2500萬到3000萬
全國國企職工的下崗
那麼下崗是好聽的說法
其實就是失業
尤其是東北老工業基地
是受到衝擊尤其嚴重
很多人一夜之間失去了鐵飯碗
而且失業的絕大多數是中年人
並且技能單一
他們突然被推向市場
再就業就非常的困難
我小的時候大陸經常放一首歌
那是專門為下崗職工創作的
用來安撫他們的情緒
鼓勵他們從頭再來
可見當時的社會民怨也是很大的
另外除了造成大量的失業
改革過程當中
也出現了嚴重的腐敗問題
國有資產大量的流失
流入了少數權貴的腰包
這個原罪至今也還在討論
所以有人說共產黨先是以革命的名義
把全國人民的私產
通通變成了所謂的公產
然後又以改革的名義
在國家暴力的保護下
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
又變成了共產黨自己的私產
兩件相反的這種事情
居然同一個黨在50多年內都做了
所以吳嘉隆先生
您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這些代價
您是怎麼看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
有可能的方法避免這些代價嗎
那麼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就是生產資料國有化 公有化
那麼一開始可能是集體
到最後就變成國有
那這個概念不轉變的話
你中國經濟弄來弄去
其實就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的
就是中國的經濟要轉變的話
一定要從公有跟私有這個問題來下手
因為馬克思以前講了
共產主義的核心用五個字講完
消滅私有制講完了
所以所有生產資料 產權這些問題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是不能碰的
就是所謂國有 公有這些都不能碰的
所以改革開放就是在搞這個
就是在針對這個
哪些地方可以私有財產
哪些地方私有產權要尊重 要保護
哪些地方還是保留國有或公有
是這個問題上
它要再做轉型
但是你把很多原來國有的
你把它轉成民有還是私營還是怎麼樣
這個改革過程中出現大量問題
腐敗問題很多
還有失業問題 這兩大問題很多
那麼其實這個機構的整頓
很多企業可能要砍掉
因為缺乏經濟效益
國家一直養這些隊伍
但是他們創造的經濟效益不夠
不足以支撐這些機構的持續
所以實在沒辦法
國家也沒辦法一直拿財政
來補貼這些缺乏經濟效益的
這些所謂國有企業
所以改革是沒辦法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有腐敗問題
就是國有資產在移轉民營
還是開放的過程中
大量流失變成少數特權階級的
一個貪腐的來源
這個問題當然是要批評
根本原因在於什麼
在於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路線之外
另外中國共產黨還造就了一個問題
就是權力的問題
權力沒有制約 沒有監督
最後的話一定是以權謀私
就是權力跟金錢的交易會很普遍
權力的話可能就把它變現
換成金錢跟財富
有金錢跟財富的人
可能就想要去收買權力
金錢跟權力的交易就會到處都是
所以根本問題在於兩個
一個是社會主義路線的問題
就是產權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權力的
制約跟監督的問題
你可以搞社會主義
但是你可以有民主的社會主義
而不是專制的社會主義
現在中國共產黨搞的是一黨專政
黨內的話是定於一尊
就是簡單講就是獨裁專制體制
這個專制體制的話
表面上好像對共產黨人比較好
但是其實它問題很多的
專制的體制到最後就會造成貪腐
腐敗
然後權力缺乏監督跟制約
所以大量的國有資產
你等於說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先把人民的私產變成了公產國有化
國有化再由黨
變成黨的財產了
黨最後又變成高層領導的
來經營來控制等等
所以到最後的最後
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人民起來
對付剝削階級
剝削階級的比如說資本家
比如說地主比如說富農
剝削階級被打倒之後
結果共產黨開始去填這個空缺
它自己搖身一變變成了剝削階級
前蘭斯拉夫基拉斯
有一個名詞叫做新階級
就是共產黨變成了新的剝削階級
沒有對手了
因為所有的階級對手
這個都被階級鬥爭倒了
所以到最後剝削的這個事情誰來幹
共產黨自己搶著幹了
所以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政權
回過頭來開始來掠奪跟奴役
自己的無產階級人民
這就是很大的一個諷刺
因為權力缺乏制約
所以你即便你要做社會主義的體制
你也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
而不是專制的社會主義
所以共產黨兩個問題
一個產權的問題
一個權力的制約問題
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那麼中國就會陷入一個
制度設計的陷阱
掉進去一個陷阱裡面
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人才
不是沒有技術
不是沒有資本
其實中國的這些問題可以克服的
中國現在真正的問題在於
社會主義路線如何劃邊界
哪些情況下可以搞社會主義
或者按照社會主義的思維去做
哪些領域必須放開手腳
不能再搞社會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邊界問題要先搞好
再來權力要有所制約 有所監督
你不能說即便共產黨要繼續執政的話
他也一樣可以黨內有一個制約跟監督
就是說你要想辦法對權力加以制約監督
否則的話掌握權力的人
絕對會收割各種利益
叫做這個重分配
特權階級就把各種利益收割走
到最後的話是變成說
黨國體制騎在人民頭上
是人民為黨國服務
而不是黨國來為人民服務
所以共產黨到最後變成整個變了樣
跟他原來先宣稱的理想沒辦法
所以這裡面已經涉及到
不是純粹經濟問題
而是制度設計的問題
或者頂層設計的問題
如何界定社會主義的邊界
如何界定權力的邊界
這兩個不解決的話
中國經濟到最後搞來搞去
你會發現離不開這兩個問題
好 以上
好的 非常感謝吳先生的分析
那麼最後一點時間我們看一下
在對外開放方面
朱鎔基最突出的一個政績就是
讓中國進入了世貿組織
那麼非常有名的說法是
在中美談判最艱難的時候
中方的談判代表龍永圖
是不斷地向上面遞條子
說沒有國務院的授權
無法做出讓步
那麼當時朱鎔基拍桌子說
朱是當場拍板
向美國做出了多項關鍵性的讓步
那麼為中國進入世貿是打開了大門
然而朱鎔基當時在國務院內部的講話當中說
事實證明這些承諾至今大多都沒有兌現
而中共與歐美的關係的惡化
或者長期的分歧
在當年就埋下了隱患
那麼當然另一方面
朱鎔基力主加入世貿組織
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國際資本湧入中國
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的發展
並且累積了今天向美國挑戰的一個資本
所以這個問題也非常值得探討
但是今天節目時間的原因
可能以後我們留到之後
再來說這方面的內容
那麼關於朱鎔基有一點是比較公認的
就是他是中共體制內
鮮有的比較廉潔的高官
但是除此之外
他的定位其實也是比較尷尬的
官方稱他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但其實我們看他做的這些改革
實質上來說是革了無產階級的命
那麼1992年的時候
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
是連跳四級
作為中央候補委員
一下子躍升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
成為當時中共第五號的權力人物
那麼其實朱鎔基這種火箭式的提拔
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就是中共政權不再願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了
那麼八十年代
趙紫陽是推動了一系列分權制度改革
黨政分開 黨內民主化
將權力下放到地方省份
但是在六四運動之後
自由化是再度被否定
中共高層領導人避免對政治體制進行任何的變動
所以轉而加快經濟的改革
來恢復經濟增長的勢頭
試圖以此來挽救合法性陷入危機的這個政權
所以說朱鎔基當時是以改革派的身份
進入了權力中心
但是他肩負的政治任務
是對八十年代分權制改革進行回撤
所以歸根結底是鞏固中共的權力
延續中共的統治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也非常感謝吳嘉隆先生今天來做客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