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 1958年的大躍進是如何爆發的?當時中國的工業和農業面臨著怎樣的艱難局面?深入講述大躍進的前因後果!
朕要做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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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視頻探討了大躍進責任的複雜性,認為不能將責任簡單歸咎於毛主席一人。內容重點分析了1956年「反冒進」運動如何演變成政治路線鬥爭,以及這一過程如何影響了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心態,最終導致1958年大躍進時期全國陷入盲目狂熱的政治氛圍。
1958年大躍進難道全都是毛主席的責任嗎
雖然他是大躍進的首唱者和主要推動者
但是如此簡單將責任推到一個人的身上
顯然是對那段歷史一知半解
而且不負責任的
毛主席當然要負責任
可是別人要不要負責任
周公、鄧公、劉少奇等人各自要負多少責任
他們在當時處境下的所作所爲是否恰當
當時各個部委的官員以及地方各省的封疆大吏
爲什麼拿給主席的報告和數字
爲什麼毛主席1958年只有大概兩個月時間待在北京
剩下十個月都在地方調研
還是沒有看出地方幹部編造的各種瞞天過海的假象
大躍進這件事情的複雜在於
如果你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
把不同人物在不同時間說過的話
表過的態
發過的文件
做過的事情仔細羅列一遍
就很難分清他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今天要聊大躍進
依照鄧公的回憶
周公在大躍進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
沒有反對
其實也就是贊成
如果要理解周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他的心態
我們要明白
在大躍進開始的前一年
他就因爲1956年和1957年在國務院主持的經濟工作
因爲所謂的反冒進
遭到了毛主席非常嚴厲的批評
你要說那兩年的經濟工作出現了很大失誤
造成了很大損失
沒有
那兩年的經濟增長很不錯
但是周公作爲總負責人
仍舊做了很多次檢討才過關
而這件事情直接影響了周公乃至於其餘領導人和地方領導
在大躍進過程中的心態和決策
事情要從1956年的反冒進開始說起
如果不讀懂反冒進
就沒法讀懂1958年大躍進時期
全國上下那種狂熱政治氛圍的由來
早在1955年的夏天
國務院就開始考慮二五計劃的制定
報告發到毛主席那裏
他看了以後覺得按照這個規劃發展速度太慢
認爲這是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膽子太小了
1956年是國民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四年
爲了如期或者提前完成計劃
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冒進的現象
各部門各地區不顧實際條件
紛紛提高計劃指標
追加基建項目
導致財政信貸超值了30億元
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
出現了以物易物擡價搶購等現象
整個國家的預算和經濟計劃有失控的危險
由於毛主席在1955年到1956年多次強調
要反右傾保守
周公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做一些努力
說既反對保守
也反對冒進
做了很大工作去壓縮預算和計劃指標
實際上反對保守
只是給毛主席之前的許多說法一些面子
實質上就是反對冒進
而這也得到了劉少奇等其他領導人的認可
因爲當時很多經濟數據的確有點危險
周公的做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贊同
毛主席也就沒能做什麼
但是他心裏依舊是不舒服的
中央宣傳部很快起草了提爲要反對保守主義
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
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審定在6月20日發表
這篇文章讓毛主席很不滿
他對於反冒進這個詞就不滿意
看了這篇文章就更加不滿意
收到劉少奇送來的社論稿後
批了三個字
不看了
根據吳冷熙的回憶
毛主席後來又加了個批語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
庸俗的辯證法
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
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
而是專門反左
而且尖銳的針對我的
他很清楚這篇文章就是給他留了點面子
實際上是完全否定了他之前在經濟工作上的想法和意見
比如這篇社論稿假模假樣引用了他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序言的話
引用部分的前半段是這樣的
人們的思想已經適應
已經變化了的情況
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的胡思亂想
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
去計劃自己的行動
不要勉強的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
這段話是用來說明做任何事情還是要尊重客觀規律
放在當時反冒進的情境下
就是說經濟建設要量力而行
不要太過激進
但是這段話沒有放出來的後半部分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
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
卻有很多人認爲做不到
因此不斷的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
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依照毛主席的說法
爲了不冒犯他
刻意掐頭去尾
只要中間一段
因爲如果把全部內容放出來
這篇人民日報的社論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這也算是拿着毛主席的話堵天下人的嘴
或者說打引號的扛着紅旗反紅旗
等到10月份
在八屆二中全會上
他和全會的組長們一起議論出七條意見
對於壓縮1957年預算和計劃指標
這一具體的行爲表示贊同
但是他內心其實並不是十分滿意
後來說這是個妥協方案
是個堤壩擋一下水
在毛主席看來
這堤壩長得是不好看的
自然要擋洪水
臨時也就建造一下
那麼等到洪水過後
這本來就有些礙眼的堤壩自然要拆掉
其實如果不瞭解當時政治生態的人
很難理解周公反冒進這件事會上綱上線
到後來這麼嚴重的地步
不就是經濟工作保守一些
投資少一些
至少1956年和1957年
國家在經濟方面是有不少進步的
這件事情要從兩個層面看
第一層面是態度
對待經濟工作應該怎樣展開的態度
但是如果單單看第一層面
經濟工作的展開方式激進或者保守
主席這一次批評周公不會鬧到這樣大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因爲經濟工作激進或者保守
在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氛圍下
已經成爲了一個政治路線的問題
這就是第二層面的問題
1956年的國際社會發生了很多大事
由於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
搞得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聲望大損
國際上發生了剝削事件
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的領導人
鐵托認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是個制度問題
他指責堅持斯大林理論和路線的共產黨人
爲斯大林分子
要他們放棄斯大林主義
而國際上的浪潮傳導到中國國內
一些城市和農村發生了大約1萬餘名工人的罷工
30起共萬餘名學生的請願罷課
少數農民鬧退社
以及進京上訪等事情
西方敵對勢力也趁機掀起了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
這是因爲如此巨大的風波
毛主席開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重新審視
如今的蘇聯和赫魯曉夫
認爲蘇聯二十大鞭屍斯大林是修正主義氾濫的結果
他開始全面維護斯大林
加上國內又出現了百花齊放時
知識分子們大放厥詞
甚至動搖國本的事情
將蘇聯的修正主義和國內的右傾機會主義等同起來
認爲周公主持經濟工作時提出的反冒進
反調了促進委員會
農業發展
鋼藥40條
多塊豪省等三樣東西
這是右派向党進攻的表現
甚至即將走向修正主義
如此就是十分危險的情況
加上這一年11月
他去了一趟莫斯科
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的施政報告中宣稱
蘇聯要在15年內在主要的工農業產品方面
會趕上或超過美國
而這種說法也對主席的決策有較大的影響
而且他也外出視察過
之前反冒進的時候
農村因爲自然災害和統購統交的失誤
而情況緊張
但是他在農村中看到的情況
認爲原來對情況的估計
言過其實了
農村的形勢其實還是好的很
現在回過頭來看
他認爲1957年
原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都是因爲周公等人堅持反冒進
才讓國家和人民遭受了損失
於是把反冒進作爲一個嚴重問題
公開提出批評
很快人民日報又出場了
去年他還在作爲喉舌替反冒進說話
今天又轉變腔調了
在1957年的12月12日
刊登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
必須堅持多塊豪審的建設方針的社論
說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裏
在某些部門
某些單位
某些幹部中間颳起了一股風
居然把多塊豪審的方針刮掉了
有的人說農業發展
剛要40條定的冒進了
行不通
有的人說1956年的國民經濟發展
計劃全部冒進了
甚至第一個5年計劃也冒進了
搞錯了
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
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
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
也少辦了
慢辦
甚至不慢了
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
相反的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
分別開了兩次杭州會議
主要目的就是批評
1956年周公主導的反冒進工作
依照毛主席的說法
第一次會議無結果而散
沒有溢出什麼名堂
可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批評的主要對象
周公不在
而第二次杭州會議
周公來參會了
在這場會上毛主席兩次講話
再次批評反冒進
還第一次點名批評了周公等人
兩次杭州會議的結果還不夠讓人滿意
影響範圍還不夠大
所以毛主席決定接下來在南寧召開
範圍更大一點的中央工作會議
他親自寫了一個會議通知
要求參加這次會議的
除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
彭真及分管計劃財政經濟的幾位副總理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
還有各個部委的部長
宣傳機構的負責人
地方省市的省委書記和市委書記等等
可以說是分量很重
這場會議的主要議題
是討論1958年的預算和計劃經濟
以及正在醞釀形成的工作方法60條
而這份所謂的60條文件
可以說是後續大躍進的指導文件
這場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
其中有三份是作爲批判對象發放的
分別是李先念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
關於1956年預算報告中的一段話
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設論
要反對保守主義
也要反對急躁情緒
周公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
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的結論
南寧會議主要批評反冒進和分散主義
批評反冒進的時候
他指出反冒進是一個方針性錯誤
給群衆潑了冷水
泄了氣招致了右派的進攻
使我們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
進而提出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
說沒有搞清楚6億人口的問題
成績是主要的
還是錯誤是主要的
是保護熱情
鼓勵乾淨
乘風破浪
還是潑冷水泄氣
甚至用詞鋒利的
說右派的進攻
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
只剩了50米
慌起來了
右派這個詞譯處
只剩50米的形容譯處
顯然那些反冒進的人
如果再執迷不悟
在政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