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的拷問 科技巨頭思科案的司法歷程｜【 #三退前線】EP8

常識的拷問 科技巨頭思科案的司法歷程


2026年4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就思科（Cisco Systems）涉嫌協助中共“金盾工程”迫害法輪功學員一案舉行聽證，雙方律師展開口頭辯論。這一刻，距離中共1999年7月20日全面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已過去近27年；距離“金盾工程”2001年啓動，也已過去整整25年。

這不是一起普通的商業訴訟。它是全球科技倫理、企業道德責任、人權底線與國際法交匯處的歷史性審判。它所提出的問題極其尖銳：一家美國科技巨頭，若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主動協助極權政權建立用於識別、監控、追蹤並打擊特定信仰群體的技術體系，究竟是在“做生意”，還是在“幫助迫害”？這個問題，不僅關係思科，也關係所有仍試圖在專制體制中“只談利益、不問代價”的跨國企業。

而在這個問題的深處，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常識：當你與魔鬼共舞時，究竟是你在主導節奏，還是你早已成為魔鬼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一、法輪大法——什麼是法輪功？
要理解思科案的深度，必須先理解被迫害者是誰，他們信仰什麼。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在中國長春傳出的佛家修煉大法。它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導，包含五套舒緩的功法動作，旨在修心向善、祛病健身，讓生命昇華到更高境界，返本歸真。

其核心著作《轉法輪》已被翻譯成逾五十種語言，在全球流傳，可從網絡免費下載。修煉者學習法輪功著作，煉五套功法，並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真善忍”原則。

法輪功學員相信，人做善事會積德，做壞事會積業，心性昇華是功力提升的根本。

自1992年傳出以來，短短七年間，法輪功吸引了逾一億人修煉，遍及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原因很簡單：修煉者身心受益，祛病健身，道德回升，自然人傳人，心傳心，修者日眾。

1993年12月，在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李洪志先生獲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大會“特別金獎”，以及“受群眾歡迎氣功師”稱號，是獲獎最多的氣功師。1996年1月，法輪功主要書籍《轉法輪》被《北京青年報》列入北京市十大暢銷書。

這群人，信仰“真善忍”。這群人，在公園裡靜靜煉功，不收費，不斂財，義務傳授，人人皆可學。這就是法輪功——一個以修心向善為核心、以“真善忍”為行為準則的群體。

二、魔鬼的恐懼——中共為何鎮壓法輪功？
1999年以前，中共公安部的內部調查顯示，大陸修煉法輪功的人數達七千萬至一億人，而當時中共黨員僅約六千三百萬人。

就是這個數字，讓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產生了深刻的嫉妒與恐懼。1998年，江澤民在視察一處大堤時，看到一群人在埋頭苦幹，以為是共產黨員，叫來一問，竟是煉法輪功的學員。江澤民當場妒火中燒，陰著臉掉頭走開。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因天津學員遭警察毆打抓捕，前往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要求保障修煉自由。學員們秩序井然，靜靜站立，甚至主動清理地上的垃圾，充分展現了“真善忍”的修煉境界。然而，江澤民當夜卻秘密下令調遣軍隊，換上警服，彈藥上膛，蓄意策劃一場針對上訪者的武裝屠殺——只因最終各方周旋、法輪功學員自始至終的和平理性，才讓一場可能發生的天安門式屠殺最終沒有爆發。

在那封4月25日寫給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江澤民列出了他要鎮壓法輪功的理由：一，法輪功修煉的人太多了；二，法輪功信仰與共產黨意識形態不一致。他的邏輯是：只要是“全國性組織”，涉及的人數眾多，中共就應該“警覺”，就應該鎮壓。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有六名對鎮壓持反對或保留意見，只有江澤民一人堅持。他不惜繞過常委，另行開會，強行貫徹其鎮壓主張。這場迫害，根本不是法律的裁決，不是集體的共識，而是一個嫉妒成性的獨裁者基於個人妒恨作出的政治決定。

1999年6月10日，江澤民成立“610辦公室”，這個凌駕於公檢法之上、直接向黨中央彙報的非法特務機構，獲授權在教育、就業、養老、治安、入黨升遷等一切領域推行對法輪功的迫害。7月20日，全面鎮壓正式啓動。

命令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更有“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這不是法治，這是屠殺令。

法輪功的核心原則“真善忍”，與中共以謊言、暴力和鬥爭為骨髓的意識形態，截然相反。中共自1949年奪權以來，用無神論、唯物主義和鬥爭哲學取代中國千年的傳統道德。當法輪功的“真善忍”原則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讓億萬民眾重拾做人的根本，中共的恐懼便無法遏止——因為一個讓老百姓相信善惡有報、相信天理存在的群體，正是對其謊言統治的最大威脅。

三、人間地獄——27年鎮壓的殘酷代價
￭死亡與酷刑

自1999年7月至今，27年的殘酷迫害未曾停止。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通過民間渠道證實、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已超過五千人。這個數字，僅是實際數據的冰山一角——在中共嚴密的信息封鎖下，真實死亡數字遠遠高於此。

2025年，明慧網統計，僅該年就至少有4,803名法輪功學員遭綁架和騷擾，其中2,348人遭綁架，2,455人遭騷擾。受害者中，年齡最長者93歲，最年輕的只有17歲。一百多人被迫害致死，數百名學員被非法判刑。

在酷刑手段上，中共窮凶極惡，突破了人類道德的所有底線：長期剝奪睡眠、電擊、強制灌食、老虎凳、強制注射毀人神智的藥物、強姦，乃至以“精神病”為名，將正常人關入精神病院施以精神醫療迫害。在明慧網上，涉及“精神病院”迫害的文章超過7,700篇，相關案例遍布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上百所精神病院直接參與。

￭活摘器官——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然而，在所有的迫害方式中，最令人發指、最震驚世界的，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2006年3月，一名化名“安妮”的前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在華盛頓向海外媒體曝光：她的前夫在瀋陽蘇家屯一家醫院，摘取關押中的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其他醫生也同時摘取其他器官，器官被摘後，屍體當場火化。

隨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戴維·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戴維·麥塔斯（David Matas）緊急展開獨立調查。2006年7月，他們發佈了含有52類證據的調查報告，結論震驚世界：對非自願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器官摘取的情事，“曾經發生，且至今仍然繼續存在”。麥塔斯稱此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一名曾在2002年在瀋陽軍區總醫院持槍警衛的目擊者作證：2002年4月9日，他親眼看到兩名軍醫將一名三十多歲、修煉法輪功的中學女教師，未施麻藥，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心、肝、腎器官。在此之前，這名女教師遭受了一個月的酷刑折磨、侮辱和強暴。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1999年以後，中國器官移植業呈爆炸性增長。數字觸目驚心：1999年以前，中國大陸實施肝移植的醫院僅19家，肝移植累積總量僅100余例；1999年後，肝移植醫院暴增至500多家，2005年單年移植量已達4,000例。在沒有任何大規模公開器官捐獻制度的情況下，這些器官從哪裡來？

2016年，喬高、麥塔斯與美國資深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聯合發佈更新報告，估計過去15年中，中國大陸進行了約15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2019年，英國倫敦獨立人民法庭“中國法庭”，由前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尼斯爵士主持，宣判認定中共當局多年來在全國範圍大量強摘活體器官，成立反人類罪，受害者主要是法輪功學員。

2021年6月，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12名獨立人權專家（包括至少8位特別報告員）聯合聲明，對在中國被拘留的法輪功修煉者等遭到活摘器官的指控，“感到極度震驚”，呼籲中方迅速響應並允許獨立監督。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截至2025年12月，發表了421篇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866個調查錄音證據，4,000多個資料證據。其中明確承認或者直接指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證據66個。這66個直接證據，包括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李長春、張德江、周永康、曾慶紅）、軍委副主席郭伯雄、政治局委員商務部長薄熙來、國防部長梁光烈、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書忠等。大量確鑿的證據證實，自1999年底開始，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是由江澤民下令，中共主導的國家群體滅絕犯罪及反人類罪。

活摘器官的邏輯，是把人當作器官倉庫。把信仰善良的人抓起來，關押，驗血配型，等到有人需要器官，就直接摘取，屍體火化，不留痕跡。這不是過去的歷史，這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實。

四、滲透一切——迫害的全面社會化
要理解中共鎮壓法輪功的規模，必須理解它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套社會控制體系的全面重構。

中共動用的鎮壓資源，據估計相當於國民經濟總額四分之一的規模。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每賺4塊錢，就有1塊錢被用於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

因為法輪功學員在中國波及的層面實在太廣，人數太多，幾乎涉及每一個中國家庭。中共的鎮壓也因此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從孩子入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大學的思想教育，到工作就業、職位升遷、社會福利，到戶籍管理、出行自由、小區監控，幾乎所有社會領域都被迫與迫害法輪功掛鈎。

“610辦公室”的權力超越公檢法，滲透國營、私營、涉外機構，直接向黨中央彙報。它涉及全國性監控、抓捕、洗腦、判刑、強制“轉化”等全套鎮壓手段。

這意味著，近27年來，任何進入中國的投資者、企業、學者、政府官員，都不可能對這場迫害視而不見。法輪功問題，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試金石，測試著每一個與中共打交道的人——你看見了嗎？你看見了之後，選擇了什麼？

五、金盾工程——數字化迫害的技術基礎
2001年，中共國務院批准“金盾工程”，建立涵蓋全國的公安信息化與監控網絡。它不僅是俗稱“防火長城”的網絡審查系統，更是一套針對特定群體進行身份識別、數據整合、實時追蹤、群體分類和異議監控的技術基礎設施。

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這套數字化系統發揮了關鍵作用——它讓迫害更精准，讓抓捕更高效，讓鎮壓更持久，讓整個機器運轉得更“低成本”。數字化極權的本質，是讓壓迫變得不那麼“可見”，卻更無所不在。

而在這個體系的技術支柱中，根據訴訟文件的指控，站著一家美國公司：思科（Cisco Systems）。

六、思科案——與魔鬼訂立的合同
￭指控的核心：不是賣設備，而是把迫害需求產品化

案件原告共13名法輪功學員，包括至少1名美國公民，指控自己因被系統識別而遭拘押、酷刑或長期迫害。他們指控思科不僅提供普通網絡設備，更在設計、技術支持、系統升級和人員培訓等方面深度參與金盾工程的建設——包括有意將針對法輪功群體的識別需求納入系統能力建設，使公安系統能夠更有效地識別、定位、追蹤並鎮壓法輪功學員。

外界長期質疑，思科曾在中國市場的營銷材料中，把協助中共“鬥爭法輪功”的能力作為商業優勢來推廣。這意味著思科不只是被動地“符合”環境要求，而可能主動將中共的迫害邏輯納入其商業戰略。

如果這一點成立，那麼它的性質就不再是出口貿易，而是為中共特定群體迫害提供定向技術支持。這是思科案最危險、最具歷史意義的指控核心。

￭司法歷程：從第九巡回法院到最高法院

2023年7月，美國第九巡回上訴法院作出突破性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的駁回決定，允許案件繼續推進。法官馬莎·貝松（Marsha Berzon）在意見書中明確指出：若原告所稱屬實，思科在明知中共極可能實施酷刑、任意拘留、失蹤和法外處決等國際法禁止行為的前提下，仍提供關鍵技術援助，其行為可能構成“幫助和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

2026年4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親自舉行聽證並展開口頭辯論，釋放了強烈信號：科技公司在全球市場中的行為邊界，尤其在涉及極權國家人權迫害時，可能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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