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人物合集 加繆:在這荒誕的世界裏,我只想做那個守住夏天的人

子非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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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必須爲我的一生找尋一個起點,
那絕不是什麼宏大的歷史時刻,
而是一種氣味,一種光鮮,
和一種深不見底的沉默。
我的名字叫做阿爾貝·加米爾。
1913年的初冬,
我出生在阿爾吉利亞蒙多維的一個小鎮上。
人們總喜歡把作家的童年描繪得充滿詩意,
但我童年的底色只有赤裸裸的,
粗糙的貧窮。
那是一種足以掐滅所有幻想的貧窮。
我們一家人擠在工人區的一些逼澤的公寓裏,
那裏沒有書籍,沒有音樂,
甚至沒有多餘的嘆息。
牆壁斑駁脫落,
空氣中永遠瀰漫着塵土、汗酸,
以及從天井裏漏下來的帶着鹹澀海風的美味。
但奇怪的是,
當我如今回望那段歲月,
最先刺痛我的卻是阿爾吉爾那亮得令人睜不開眼睛的地中海陽光。
那陽光太熾烈了,
它照着富人區的花園別墅也毫無保留地傾瀉在我這個衣衫襤褸的孩子身上。
在陽光與陰影的強烈切割中,
我過早地感知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誕。
在我灰暗的家中,
最大的缺席者是我的父親呂西安。
我對他毫無介意,
他曾是一個久長的馬車伕,
但在我還不滿週歲時,
他便被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絞肉機。
1914年的馬鞍河會戰,
一塊冰冷的蛋片終結了他的生命,
也抽乾了我們這個家中最後的一次生機。
戰爭,
這個殘忍的掠奪者奪走了我的父親,
也給我留下了生命中最初最深的一道傷口。
我的母親叫做卡特琳,
出身於西班牙移民家庭。
不僅不識字,
中風還帶走了她大半的聽力和清晰說話的能力。
丈夫去世之後,
她帶着兩個孩子在泥沼中掙扎,
最終回到了外祖母家。
我的外祖母嚴厲暴躁,
生活的重壓將她的心腸打磨得像石頭一樣硬。
母親每天清晨天不亮就會去夫人家裏做工,
擦洗地板,
清理污垢,
傍晚時分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來。
在外祖母沒日沒夜的咒罵聲中,
她始終保持着一種令人心碎的沉默。
我無數次地注視着母親。
她經常坐在窗前那把破舊的藤椅上,
目光空洞地望着天井裏那一小塊灰白色的天空,
一坐就是很久。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也許什麼都沒想,
只是在享受勞作後片刻的麻木。
年幼的我經常在黃昏時分依偎在她的懷裏,
她的衣服上永遠帶着廉價肥皂和灰塵的混合氣息,
她的雙手因爲長期浸泡在鹼水中而粗糙均裂,
像沙紙一樣劃過我的廉價。
但是,
就在那粗糙的撫摸中,
在那無言的依偎裏,
我感受到了一種比任何語言都要深沉的愛。
母親的沉默成了我生命中最震撼的語言,
後來我寫下了無數的文字試圖去描繪那個世界,
但我心裏清楚,
我所有的吶喊和訴說都是爲了填補母親那令人絕望的詩語。
我,家喵,
是在母親沉默的脊背上學會了感受悲憫。
我的哥哥在15歲那年就理所當然地輟學去工廠當了學徒,
外祖母早就爲我規劃好了同樣的命運,
讀完小學十幾個字就立刻去幹活,
去換取幾塊能填飽肚子的硬幣。
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任何資格在書本里虛度光陰的,
如果沒有遇到路易·日爾曼先生,
我也許真的會成爲碼頭上的一個搬運工或者工廠裏的一個苦力。
日爾曼先生是我的小學老師,
他是一個矮胖和矮的中年人,
眼睛裏總是透着一種洞察世事的溫和。
在那個崇尚體罰的年代,
他從來沒有對我們這些渾身泥垢的窮孩子舉起過狡辯,
他像一根耐心的圓釘,
在貧瘠的土壤裏尋找着可能發芽的種子。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日爾曼先生站在講臺上,
用低沉的聲音爲我們朗讀小說《牧師自嫁種》的片段,
那是一段描寫一戰戰壕生活的文字。
泥濘沒過膝蓋,炮火撕裂天空,
年輕的士兵在絕望中呼喊着母親,
鮮血染紅了身下的泥土。
我坐在臺下,胸口彷彿被什麼東西死死堵住,
連呼吸都變得困難。
那一刻,文字不再是紙面上的符號,
它變成了極其鋒利的刀子,割開了歷史的帷幕。
我彷彿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我的父親,
他就是在那片泥濘中,
在那樣絕望的呼喊中倒下的。
我刺刺咬住嘴脣,視線漸漸模糊,淚水終於掘地而下。
口紅像是空蕩蕩的,
我依舊伏在課桌上,身體微微顫抖。
讓爾曼先生走到我的身邊,
他寬厚溫暖的手掌輕輕落到了我的肩膀上,
沒有多餘的安慰,
只是用極輕卻極有分量的聲音對我說,
二伯,你也失去了父親,
但是,知識和信念可以支撐你走下去。
我抬起頭,隔着朦朧的淚眼看着他,
在那一瞬間,我彷彿在他身上,
看到了我從未擁有過的父愛。
時間轉眼到了小學畢業,
外祖母已經開始到處託人給我找學徒的活計,
我每晚躲在被窩裏烏生的哭泣,
直到那個改變我一生命運的傍晚。
讓爾曼先生敲開了我們家的門,
他帶着那一頂舊禮帽
侷促地坐在我們那一張缺了一條腿的椅子上,
用幾乎懇求的語氣試圖說服我的外祖母,
讓我去考中學,
去爭取那一份針對戰爭孤兒的政府獎學金。
外祖母的臉沉得像一灘死水,
她粗暴地打斷了老師,
先生,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
唸書能當飯吃嗎?
家裏養不起閒人!
讓爾曼先生急切地辯解着,
甚至仗紅了臉。
我躲在半掩的門後,
心懸到了嗓子也,
連大氣都不敢出。
就在場面陷入窒息的僵局時,
一個微弱卻異常堅定的聲音響起了,
是母親,
那個終日沉默,
彷彿已經在這貧困中徹底麻木的母親。
她轉過頭,
用她那有些含糊不清帶着濃重口音的法語,
看着外祖母一字一句地說,
讓孩子去考吧,
我知道,
她喜歡讀書。
燈火在母親的眼眸裏跳躍,
那一刻,
她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的女傭,
她是一個母親,
一個拼盡全力要把自己的孩子託舉出泥潭的母親。
那句話短促地只有幾個字,
卻像一道閃電,
劈開了禁錮我的厚重石牆。
外祖母愣住了,
她看着自己平日裏最溫順的女兒,
最終無力地嘆了口氣,
不再說話,
我靠在門框上淚流滿面,
我知道,
我得救了。
1924年的秋天,
我踏進了阿爾吉爾大公立中學的校門,
當我穿着那一件洗得發白,
手肘觸打着補丁的舊外套,
第一次踏入那鋪着水磨石地板的長廊時,
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眩暈,
周圍是殖民地法裔富商和高級官員的字典,
他們談論着巴黎的最新時裝,
家族的莊園和即將來臨的假期旅行,
而我的口袋裏,
只有幾枚因過度磨損而生鏽的銅板,
以及從貧民窟帶來的揮之不去的黴煙味,
輕蔑的笑聲偶爾會在我身後響起,
像一根根細小的毒刺刺在我的脊背上,
起初我會仗紅了臉,
低下頭加快腳步,
但在那個年紀,
自卑一旦觸底,
就會反彈成一種幾乎兇狠的好勝心,
我像一塊乾癟的海綿拼命吸收着能接觸到的一切知識,
但真正指引我找到靈魂棲息地的,
是一位名叫讓·格勒尼埃的哲學教師,
格勒尼埃先生講授柏拉圖和尼采,
像是一股清泉沖刷着我原本只被生存本能佔據的大腦,
有一天下課後,
我留在座位上,
望着窗外隨風搖曳的棕櫚樹發呆,
格勒尼埃先生不知何時走到了我的桌前,
他那一雙深邃的眼睛溫和地注視着我,
他問我,
二伯,
你總是在看窗外,
你在看什麼呀?
我有些急促地站起來,
嗯,
我在看陽光先生,
我總是覺得學校裏的陽光和我們家那條窄巷裏的陽光不是同一種東西,
他沒有笑,
而是拉過一旁的椅子坐下沉思了片刻,
陽光是公平的,二伯,
不公平的是承載陽光的容器,
他一邊說着一邊從公文包裏抽出一本邊緣有些磨損的法文書,
提到我的面前,
那是一本名叫痛苦的小說,
拿去看看吧,
這本書裏有你熟悉的影子,
看完之後,
你肯定也會有自己的感悟,
那一天夜裏,
我藉着閣樓上微弱的月光一口氣讀完了那本書,
書裏描寫的是一個赤貧的家庭,
一位在生活重壓下沉默忍耐的母親,
以及在明媚無情的陽光下流淌的心酸,
讀到最後一頁時,
我渾身站立,
彷彿心臟被一隻無形的手緊緊攥住,
我突然明白,
我所經歷的那些苦難,
骯髒,
委屈和外祖母的責罵,
並不是一堆需要被掩蓋的生命殘渣,
當他們被訴諸彼端,
當他們被賦予了真誠的凝視,
他們就成了文學,
成了可以撼動人心的力量,
第二天清晨,
我早早地等在格勒尼埃先生的辦公室門口,
當他走近時,
我把書雙手遞還給他,
聲音因爲激動而微微發抖,
先生,
原來痛苦不僅是用來忍受的,
它還可以被訴說,
我的生活也是可以被寫下來的,
對嗎?
格勒尼埃先生微笑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寫吧,阿爾卑,
用你的筆去奪回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
從那之後,
我開始瘋狂地寫作,
但如果你以爲我從此成了一個
只知道躲在陰暗書齋裏的書呆子,
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是一個在阿爾吉利亞的海風和烈日下長大的孩子,
我的身體裏流淌着對這片土地狂熱的愛,
我加入了學校的足球隊,
成了一名守門員,
那是另一種極致的自由,
在綠營場上,
沒有貧富之分,
沒有階級之別,
只有風生汗水和拼盡全力地奔跑,
我曾經無數次高高躍起,
將帶着風生的足球撲出底線,
在滿生泥濘中聽着隊友們的歡呼,
我甚至在校刊上寫道,
即便輸了球,
夜裏想哭的衝動也是甜蜜的,
那種對肉身力量的掌控,
那種在陽光下揮灑汗水的痛快,
是我對抗生活陰鬱的最好解藥,
可是,
我十七歲那年冬天,
額蘊來得毫無徵兆,
起初只是發燒,
咳嗽,
我以爲只是感冒了,
就沒有在意,
直到那天在課堂上我正在記筆記事,
胸腔突然湧起一股劇烈的,
無法壓抑的勁亂,
我猛地捂住嘴,
撕裂般地咳嗽之後攤開手掌,
一灘觸目驚心的鮮血滴落在筆記本上,
緊接着,
天旋地轉我重重地倒下,
失去了知覺,
等我再次睜開眼,
我已經躺在了醫院的病牀上,
我得了肺結核,
在那個沒有特效藥的年代,
這三個字幾乎就是死神的情結,
外祖母的臉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難看,
沒有關切只有毫不掩飾的懊惱,
哼,
這下好了,
書也念不成了,
家裏又要多一張白吃飯的嘴,
還得搭上醫藥費,
聽到這一句話,
我絕望地閉上了雙眼,
眼淚無聲地滑落下來,
就在這時,
母親粗糙溫熱的手緊緊握住了我,
她那雙長年老左的手微微顫抖着,
彷彿想把她身體裏僅存的生命力都傳遞給我,
我強忍着胸口的劇痛反握住她的手,
喉嚨裏擠出破碎的聲音,
別哭,
我會好起來的,
媽媽,
我發誓。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時光,
我被迫輟學,
像個廢人一樣躺在家裏靜養,
劇烈地咳嗽彷彿要把我的肺液撕碎,
我聽着外頭街道上同一人奔跑歡笑的聲音,
感到命運在對我進行最殘酷的嘲弄,
但也正是這種隨時可能墜入深淵的死亡威脅徹底重塑了我,
當你在鬼門關前徘徊過,
當你凝視過虛無的深淵,
你就會明白那些曾經讓你痛苦的貧窮,
歧視,
甚至外祖母的刻薄在活着這件事情面前都輕如鴻毛,
我開始對生命產生了一種幾乎貪婪的執着和眷戀,
我想活下去,
哪怕是帶着這一句殘破的軀殼,
我也要在這荒誕的世界裏留下我存在的烙印,
1932年,
我奇蹟般地熬了過來,
儘管這病魔將在我餘生中如影隨形,
我比同屆學生晚了一年拿到了高中畢業文憑,
一年之後,
我帶着與死神抗爭的堅毅考入了阿爾基爾大學主攻哲學,
在大學裏,
我一邊半工半讀一邊如飢似渴地閱讀,
我開始在日記裏審視自己,
感情太容易衝動應當學會剋制,
用冷漠來作爲掩護,
我試圖在熱情奔放的天性和冷靜思辨的理性之間,
尋找一種危險的平衡,
但青春期的荷爾蒙和對情感的極度渴望,
很快就擊碎了我的理智,
1934年,
我21歲,
我遇到了西蒙娜伊耶,
她有着一頭迷人的金棕色捲髮,
明亮的眼睛裏閃爍着一種幾乎瘋狂的活力,
她出身富裕家庭,
舉止優雅,
與我這個來自貧民窟的窮小子有着天壤之別,
但年輕的愛情是盲目的,
它不需要邏輯,
只需要燃燒,
我們在海邊的月光下擁吻,
在大學的舞會上忘情旋轉,
我不顧一切地向她求婚,
我們匆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以爲,
我終於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了一個可以完全交託靈魂的避風港,
然而,
荒誕再次降臨,
婚後不久,
我發現西蒙娜不僅有嚴重的麻痺毒癮,
甚至還揹着我與爲她開具處方的醫生保持着不堪的關係,
當我把那些針管和證據砸到她面前時,
她那張美麗的臉龐扭曲着,
又哭又笑,
呵呵,
阿爾貝,
你這個自以爲是的哲學家,
她尖叫着,
你以爲你的那些書本上的道德能救我嗎,
我需要的是這個,
而你,
你除了給我讀那些枯燥的詩,
你還能給我什麼?
我站在那裏,
看着這個我曾經深愛過的女人,
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幻滅,
愛情不是抵禦荒誕的盾牌,
有時候,
它就是荒誕本身,
1936年,
我們在無休止的爭吵和相互折磨之後協議離婚,
那一年,
我23歲,
我失去了童真,
失去了健康的肺,
也失去了對浪漫愛情的盲目迷信,
我帶着一顆不滿傷痕卻愈發冷硬的心,
站在了大學畢業的十字路口,
歐洲上空,
法西斯的陰雲正在密集匯聚,
而在阿爾及利亞的街頭,
左翼運動的火種正在被點燃,
個人的痛苦在時代的洪流面前不值一提,
我收起關於愛情的參謀,
投入了一場更爲宏大的,
關於信仰和正義的殘酷洗禮,
1936年夏天,
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大學畢業論文的答辯,
我想留在大學成爲一名教師,
然而,
在政府醫療辦公室裏,
我收到了一條最終裁決,
體檢不合格,
政府不能把教職發給一個隨時可能在黑板前咳血暈倒的結核病人,
您的師資資格考試申請被永久駁回了。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裏,
我只能在大學圖書館裏做臨時工,
或者給報社打雜,
或者拿着微博的日薪勉強度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時間正滑向一個巨大的深淵,
隔着地中海,
西班牙內戰的炮火已經染紅了天際,
法西斯的鐵蹄正在歐洲大地上摩擦,
而我的故鄉阿爾吉利亞,
阿拉伯僻民的哀嚎聲與法國殖民者的歡豔聲交織在一起,
刺痛着我的每一根神經。
我想做點什麼?
於是我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阿爾吉利亞支部。
我真誠地相信一場徹底的革命就能劈開所有鎖鏈,
但是形勢給我上了極其殘酷的一課,
任何美好的理想一旦淪爲僵化的教條,
一旦開始爲了所謂的終極目標而無視具體個人的生命與尊嚴,
它就不可避免地會走到人道的反面。
1937年,
我退出了共產黨,
重新拿起了筆,
我與朋友們組建了勞動人民劇團,
我們自己寫劇本,
自己在簡陋的舞臺上又道又言,
而在那些不用排練的深夜,
我浮在油燈下將我靈魂深處的掙扎與狂喜傾瀉在紙上。
也正是這一年,
我的第一本隨筆《凡與正》出版了。
當我第一時間回到貝爾庫區的貧民窟,
把那本薄薄的小書放到母親粗糙的手心裏,
母親侷促地在圍裙上擦了擦手,
彷彿生怕弄髒了那個封面。
她不識字,
只是用那佈滿老繭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摸索着封面上我的名字。
她抬起頭,
用她特有的含糊的口音輕輕地問,
這是你寫的?
我端在她的面前握住她顫抖的手含淚回答道,
是的,媽媽,
是我寫的。
她沒有再說話。
眼角溢出的淚水滴落在嶄新的書頁上,
她把那本書緊緊貼到胸口布滿苦難與皺紋的臉上浮現的是一種屬於母親的毫無保留的驕傲。
那一刻,
我暗暗發誓,
我要用這支筆替所有像我母親一樣的人發聲。
1939年,
我成爲了阿爾吉爾共和報的記者,
我深入偏遠荒涼的喀比利亞山區,
那裏被稱爲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卻也是人間最悽慘的煉獄。
我日夜採訪,
瘋狂寫稿,
把當地的饑荒,
殖民當局的冷血,
當地人民的絕望化作了喀比利亞的苦難系列報道。
這些子彈一樣的文字很快就讓我成爲了殖民政府的眼中釘。
殖民當局官員找到了我,
那是一個穿着筆艇西裝噴着古龍水的胖子,
他把一打鈔票推到我面前,
皮笑肉不笑地說,
夏密歐先生,
年輕人有正義感是好事,
但不要玩火,
有些真相是不需要被寫出來的。
我冷冷地看着他把那打鈔票推了回去,
我沒有玩火,
閣下,
我只是在你們留下的灰燼裏,
試圖找出幾個活人。
不久之後,
報社被當局以擾亂治安的罪名強行查封,
我也徹底在奧爾吉利亞失去了工作。
此時,
歐洲的火藥桶已經被徹底點燃,
1939年9月,
納粹德國入侵波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在末日的陰霾下,
1940年的初春,
我與弗朗辛·弗爾結婚了。
他是一個溫柔、善良,
彈得一手好鋼琴的姑娘。
我們在星空下散步時,
我曾經握着他的手,
不比坦誠甚至有些殘忍地對他說,
弗朗辛,
我不相信什麼永久中長的婚姻契約,
我的靈魂太焦躁了,
但我深深地愛你。
他沒有退縮,
只是反握住我的手,
給了我一個悲傷卻理解的微笑,
我知道,
二伯,
我什麼都知道,
你只需要在這瘋狂的世界裏,
別鬆開我的手。
爲了謀生,
也爲了更靠近時代的風暴炎,
我帶着弗朗辛登上了前往法國巴黎的輪船。
我在巴黎晚報謀得了一個編輯的職位,
我以爲我能在那裏安心下來協作,
但歷史的車輪瞬間碾碎了一切。
1940年5月,
德國的裝甲車撕裂了法國的防線巴黎高級。
那是怎樣一幅末日逃亡的景象呀?
我和報社的同事們隨着幾十萬難民潮
像喪家之犬一樣向法國南部撤退,
火車車廂裏塞滿了絕望的人群,
孩子在哭嚎,
女人在祈禱。
我們一路逃回到了布爾多,
1940年6月,
法國政府宣佈投降。
1941年,
我別無選擇,
我拖着再次復發的肺病和一顆千瘡百孔的心
跨過地中海回到了阿爾及利亞的奧蘭。
白天,
我在一所學校裏做代課老師,
微薄的薪水勉強餬口。
夜裏,
我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
聽着窗外海浪拍打交時的聲音,
內心陷入了深不見底的虛無。
我反覆思索着,
如果世界本身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屠殺,
如果上帝死了,
如果命運只是盲目的輪盤讀,
那我們爲什麼不立刻給自己腦袋上來一槍?
我在筆記裏寫下了那句驚懾害索的話,
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
那就是自殺。
但我沒有開槍自殺,
相反,
在最深的絕望裏,
我找到了一種冰冷而堅硬的反抗。
我開始瘋狂地寫作。
1942年,
我寫出了局外人。
我至今記得在稿紙上敲下第一行字時,
手指是如何微微發抖的。
今天,
媽媽死了。
也許昨天,
我不知道。
我藉由莫爾索這個對世界充滿疏離感的小職員
撥開了社會虛僞的道德外衣。
當莫爾索在死囚牢房裏拒絕牧師的祈禱,
向着漫天星辰敞開自己,
迎接那宣告他死刑的行刑人群時,
我彷彿也獲得了一種殘酷的自由。
緊接着,
我又完成了西西弗神話。
西西弗斯被衆神懲罰,
永無止境地推着巨石上身,
巨石滾落再推上去。
這不正是我們荒誕人生的寫照嗎?
但我置地有聲地宣告,
我們必須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因爲推石上身這場搏鬥本身
就足以充實一顆人心。
在奧蘭的那些不眠之夜裏,
我用這兩部作品爲自己
也爲那個時代
鍛造了一把抵禦荒誕的利劍。
當這把劍鑄成,
我再也無法安坐在書桌前。
1943年,
當我的肺部陰影稍有退卻,
我毅然告別了妻子,
冒着生命危險
潛回了被蓋世太保嚴密控制的巴黎。
這一次,
我不再只是個作家,
我成了一名地下抵抗戰士。
我化名加入了地下報紙戰鬥報的編輯部,
那是我一生中最緊張、
最危險、
也最滾燙的歲月。
我們在潮溼陰冷的地下室裏排版,
印刷機轉動的聲音
在寂靜的黑夜裏震耳欲聾,
空氣中永遠瀰漫着刺鼻的油墨味
和廉價的劣質菸草味。
我們就像在刀尖上起舞的幽靈,
把印着反抗口號的報紙藏到自行車座下,
打以夾層泥,
分發給巴黎的市民。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深秋的凌晨,
我們幾個人正在一間破舊的頂層公寓裏
叫對明天的社論。
突然,
樓道里傳來了沉重而整齊的皮靴聲,
那聲音踩到木質樓梯上嘎吱作響,
那是蓋世太保搜捕的腳步聲。
我們瞬間屏住了呼吸,
有人死死地按住了一把博朗寧手槍,
所有人的心跳聲大的
彷彿要撞破胸腔。
我們互相對視,
眼神裏沒有恐懼,
只有一種隨時準備引彈自盡的決絕。
幾秒鐘後,
那腳步聲在我們的門前停頓了一下,
接着,
走向了走廊的盡頭。
當腳步聲漸漸遠去,
霧裏發出一陣整齊的
如釋重負的喘息。
我在這張地下報紙上
用燃燒的文字呼喚法蘭西的良知,
寧願不殺一人而做出錯誤決定,
也不要靠把人推進墓地而做出正確決定。
我的筆尖直指納粹的暴政,
直到1944年8月,
盟軍逼近,
巴黎市民紛紛湧上街頭武裝起義。
經過幾天激烈的巷戰,
巴黎終於迎來了黎明。
那天夜晚,
《戰鬥報》第一次私下僞裝公開合法的發行。
我站在報社大樓的露臺上,
看着香榭麗舍大街上揮舞着三色旗喜極而泣的人群,
淚水瞬間模糊了我的雙眼。
我們在暗夜裏播下的種子
終於在鮮血和廢墟中開出了自由的花。
戰爭結束了,
但我悲哀地發現,
人類精神的鼠疫從未真正消亡。
戰後的巴黎百廢待興,
知識界卻陷入了另一場狂熱。
隨着冷戰的降臨,
我昔日的朋友們,
包括讓我曾經深切敬重的讓·保羅薩特,
開始爲蘇聯的極權制度辯護。
他們認爲,
爲了實現那個名爲共產主義的宏大烏托邦,
歷史進程中的暴力清洗,
甚至普拉格級中英里的幾百萬條人命
都是可以被原諒的必要代價。
於是我又一次感到了一種窒息。
經歷過納粹屠殺的我,
怎麼可能再去容忍另一種
以正義爲名的絞肉機?
1951年,
我拋出了那一本
傾注了我全部政治倫理思考的《反抗者》。
我在書裏絕望地吶喊,
如果一個烏托邦需要
以成千上萬無辜者的鮮血來澆灌,
那麼這個烏托邦,
我拒絕。
這一聲吶喊,
讓我成爲了一個
1952年,
我與薩特正式決裂,
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孤家寡人,
但真正把我推到無盡深淵裏的
不是巴黎的冷眼,
而是我故鄉的鮮血。
1954年,
阿爾吉利亞獨立戰爭爆發,
民族解放陣線和法國殖民軍
展開了駭人聽聞的互相屠殺。
那是我的故土啊,
那裏的阿拉伯人是我的兄弟,
那裏的法國平民也是我的同胞。
當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把炸彈扔到阿爾吉爾
熙熙攘攘的電車和咖啡館,
當法國軍隊對無辜的村莊
進行瘋狂的報復,
我的靈魂被撕成了兩半。
我四處奔走,
生死力竭地呼籲平民休戰,
但我的聲音在爆炸聲
和狂熱的口號面前,
輕如鴻毛。
1957年的斯德哥爾摩,
燈火輝煌的市政廳裏,
44歲的我,
接過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獎章,
但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
我卻感覺自己像一個
被推上了審判臺的囚徒。
在最後的記者會上,
一個激進的阿爾吉利亞學生
站了出來,
歷生質問我
爲何不公開支持
民族解放的正義鬥爭。
那一刻,
迴腸裏死一般的激進,
我腦海裏浮現出
我那年邁的耳聾的母親,
她此時此刻正住在
阿爾吉爾的貧民區裏。
我死死攥着拳頭,
指甲嵌進肉裏,
幾乎是咬牙切齒地
對着話筒說,
我一直譴責恐怖主義,
此時此刻,
有人正往阿爾吉爾的
電車裏扔炸彈,
而我的母親可能就在車上。
如果這就是你說的正義,
那麼,
我選擇我的母親。
臺下一片譁然,
我得罪了全世界,
但我保全了
我作爲一個人的良知。
當晚,
我給母親打了一個
越洋電話,
電話那頭,
母親只是淡淡地說,
後來我知道,
她把那枚沉甸甸的
傳金獎章
收到了一箇舊墓匣裏,
和父親那張泛黃的照片
放到了一起。
那一刻我才明白,
我這一生所追求的
所有榮譽
都不及她那句
含糊不清的阿爾貝來得真實。
爲了尋找這種真實,
我退居到了
普羅旺斯的魯瑪朗村,
開始創作
我生命中的最後一部小說,
《第一人》。
我要回到我的童年,
回到那片赤裂陽光下的貧窮,
去追尋我從未謀面的父親。
我像個快要燃盡的蠟燭一樣
拼命斜着,
我隱隱感到
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1960年的新年剛果,
假期結束了。
1月4日的清晨,
普羅旺斯的陽光依然燦爛,
我乘坐我朋友兼出版商加利瑪的車
在冬日的法國鄉間公路上飛馳。
窗外的枯樹像黑色的閃電般向後退去,
加利瑪在旁邊興奮地聊着出版計劃,
後座的女孩安然入睡着。
我的皮包裏塞着第一人的手稿,
我的口袋裏揣着一張
早已買好的全家一起回巴黎的火車票。
車廂裏的暖氣湧了上來,
我閉上了眼睛,
一聲巨響,
粗壯的梧桐樹迎面撞碎了擋風玻璃,
巨桐瞬間淹沒。
在一切陷入永恆的黑暗之前,
我看到故鄉的海風吹拂,
浪花溫柔地掠過沙灘,
鴿子潔白的羽翼劃過蔚藍天空,
在屋檐下孤孤作響。
是的,
一場車禍
奪走了我的生命。
我的故事
就這樣荒誕地
戛然而止了。
它的名字
叫做加命。
加命死於一場車禍,
當那輛原本如黑色野獸般狂奔的跑車
最終在搏根地相間的梧桐樹下
扭曲成一堆冒着青煙的廢鐵時,
一切時代的喧囂
彷彿都在那一瞬間歸於死寂。
在那場慘烈的車禍現場,
救援人員小心翼翼地從扭曲的金屬中
尋找生命的痕跡。
他們找到了他的遺物,
那個裝有第一人手稿的公文包。
天原已經被鮮血染得暗紅,
散落的紙葉在冬日的寒風中微微翻卷,
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跡
永遠停在了高潮尚未到來的一頁。
在他的天生口袋裏,
人們不僅找到了一本破舊的法文版奧賽羅,
那是他在貧寒的劇團時期最鍾愛的劇本。
更讓人眼眶泛酸的
是那早已買好卻至死未能使用的
陪伴妻子和雙胞胎兒女返回巴黎的火車票。
更有某種宿命感的是,
家明生前曾經多次對朋友談論死亡,
他帶着一絲不羈與嘲弄的口吻說,
我能夠想象到的最荒謬的死法
就是死在一場車禍裏。
命運,
或者說那個他終其一生都在與之殊死抗爭的荒誕世界,
以一種極其精準冷酷的方式兌現了他的讖語。
他從來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聖徒,
更不是一尊供奉在殿堂裏冰冷的哲學雕像,
他充滿矛盾甚至滿身裂痕。
他渴望純粹的愛,
卻也曾在世俗的羈絆中傷害過深愛他的妻子。
他悲憫蒼生,
卻在阿爾吉利亞的連天炮火中因爲那句
我選擇我的母親而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最終被整個狂熱的知識界孤立,
淪爲那個時代的局外人。
正因如此,
在這個人們習慣於用宏大敘事來掩蓋個體流血,
用高尚的主義去粉飾屠殺的殘酷事蹟裏,
他成了那個在狂風暴雨中
死死護住那一盞微弱人道之火的孤兒。
他不愛抽象的概念裏的人類,
他只悲憫着世間具體的人,
他拒絕去爲了任何一個尚未到來的完美烏托邦
去獻祭今天哪怕一個無辜者的生命。
他的軟弱,
他的糾結,
他的不妥協,
正是他剝離了一切時代的僞善後
向這個世界袒露出的最真誠,
最滾燙的人類之心。
就像那場隱喻了人類全部苦難的術譯結尾,
他留下了一句輕輕的嘆息,
人的身上,
值得讚賞的東西,
總是多於應當蔑視的東西。
暮色籠罩,
風吹過染血的紙葉,
花花作響,
那是他用重返蒂帕薩里寫過的那句話,
向這個殘酷的世界無聲的吶喊。
在隆東,
我終於知道,
在我身上,
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他在這荒誕的人間走過一遭,
痛苦過,
反抗過,
深愛過,
這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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