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前夜——從大清白銀到大清禁菸 P2 - 02大清為甚麼怕“叫魂”？【近代的前夜】

農曆秋八月的一天,湖南巡撫方世俊聽聞, 尊敬的湖廣總督已從武昌出發來長沙視察, 會同辦案。 方世俊,漢人,出身本邁之鄉安徽同城, 以科舉入世,在大清官場扶成25年後, 終於被偉大的皇帝陛下擢拔為貴州巡撫。 約一年前,他剛被調來長沙。 和他一樣,湖廣總督也曾任貴州巡撫。 但區別在於,總督大人並非普通的做題家, 他出身於可能掌有通天文的滿洲鎮皇旗。 他父親生前頗受皇帝陛下信賴, 官至閩浙總督加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此後入思賢良辭。 在清朝,能位列賢良辭的王公大臣, 大都是生前對國家社稷有功, 比如參與平定三藩的屠海, 領兵收服臺灣的施朗, 駐唐整頓江南的李衛, 還有一同天山南北的名將,烏鴉召會。 總督大人的父親能與他們同列, 他自己也屢得皇帝陛下嘉許, 地位非同一般。 如今,他於百忙之中清零長沙, 顯然是為了某件他極其重視的大案,要案。 所以方氏軍不敢怠慢, 連同湖南本省官員一同準備審理。 究竟是怎樣的窮兇極惡, 能讓道臺,暗差使,巡撫,乃至總督一起出馬? 答案是一個和尚。 這不是個普通的和尚, 是一個被逐出廟門的和尚, 是一個號稱會妖術的和尚。 但他沒有前輩開局一枝碗的氣韻, 因形跡可異就在衡陽被捕, 並主動招供自己能用女性頭髮和銅筆為媒介, 施展魔力,誘騙富裕。 從他身上也的確搜到了一流, 用紅布包裹的頭髮串著兩枚銅筆。 這種作案手法與皇帝陛下近來特別關注的某件大案關係密切, 或許有望從他背後揪出一股瀰漫在華夏大地的隱祕勢力。 然而,當總督、巡撫等各級官員會同審理後, 和尚竟當堂翻供, 稱自己只是住進了旅店與老闆娘進行了深入交流, 為旅店老闆編了頂色如翡翠的帽子。 至於紅布包裹的銅筆和頭髮, 是老闆娘留給他的定情信物。 為驗證其供述真偽,老闆娘很快被帶到紅堂, 她跪在湖南巡撫方世庭面前, 坦言和尚沒有誘騙自己, 他們是雙向奔赴。 她當堂解開頭髮, 裡面確有一縷被剪短數寸, 與證物剛好對上, 以此證明和尚的清白。 方世君不理解, 明明只是段牛頭人劇情, 和尚之前為何要供稱自己會妖術呢? 和尚表示,若先前不這麼招供, 難免要吃下基層蓄力的大記憶恢復術, 下場可想而知。 所以,如果不想被超度, 就得供認會妖術。 可是,所謂的妖術到底是什麼? 基層蓄力為何會強迫人招供? 妖術為何在各地蔓延, 為何皇帝陛下都十分關注? 這個被牽連的和尚, 以及老闆孃的下場, 又將如何呢? 此時是大清乾隆33年, 在西方是公元1768年, 距離那場即將震盪東方的戰爭 還有約70年的光景, 我們或許可以稱這段時間為近代的前夜, 而這夜的第二章, 正是偉大的皇帝陛下 最為關注的隱祕妖術, 絞魂。 在華夏大地上, 有關魂魄的傳說古來有之, 左傳載,宋國國君曾說, 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這種身心二元觀念, 在儒士到三教合流後的明清時期, 成為一種民間的普遍認知。 比如, 在流傳甚廣的小說封神演義中, 紂王揮下大將, 張貴芳就擅長教誨, 他上陣時, 只需要呼喚敵將姓名, 一旦對方應答, 便會魂魄不拘一體, 散在各方, 自然落馬被擒。 這種不需要神器, 只經紅葫蘆即可施展的法術, 實乃居家旅行之必備。 在說書先生口中, 或演義小說書上, 這種設定令人驚嘆, 可一旦現實生活中有人能施展, 那就不是驚嘆, 而是驚顫了。 二月, 浙江德清縣, 一群工匠正在為帶修繕的橋樑夯實木樁, 一位農民突然跑來工地, 提出了一個詭異的請求, 他和兩位侄子因家庭糾紛矛盾重重, 但都不構成案件無處申訴, 既然陽間無人能管, 能否訴諸陰間的力量呢? 他聽說, 只要將某人的姓名寫在紙上, 貼在木樁頂部, 再請工匠錘擊木樁, 就能對其施加精神衝擊, 俗稱叫魂。 他希望工匠們能以此法幫他解決家庭糾紛, 對於這種違心的訴求, 土木老哥十分感動, 反手就點了舉報, 農民被扭送縣衙, 縣官下令將他打了頓板子放走, 連帶放走的是德清縣有人會叫魂的新聞。 四月,杭州, 一個乞丐因行跡可疑, 加上被本地人聽出了德清縣的口音, 就被懷疑是會咒殺孩童的叫魂術士。 不久,又有幾個僧人因類似的理由, 被本地居民懷疑是誘害兒童的妖僧。 一個捕快擒住了僧人, 並向官府提交了他搜出的證物, 四把剪刀和若干根髮鞭。 起初,在大計已恢復術下, 被捕者們都招供自己擅長叫魂, 致使更多圍觀群眾更加相信傳言。 但對於以科舉入室, 更相信子不與怪力亂神, 也更不願轄區內出現騷亂事件的官員來說, 於公於私都不想此類傳言擴散。 縣官、案察室乃至浙江巡撫重新審理這些案件, 發現大都是屈打成招。 至於所謂的證物,其實是捕快的手柄。 他向僧人索要規矩錢, 如果給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既為遊方僧,要飯尚且艱難, 有哪來的錢纔打點捕快? 捕快很不滿意,就主動給遊方僧添了點證物, 試圖坐實其叫魂的罪名。 在浙江官員們看來, 真相既已查明, 接下來只要貼出通告, 就能平息漁民的恐慌, 還能坐實自己青天大老爺的美名, 豈不美哉? 然而,貼出通告後, 叫魂傳言非但沒停止, 反而繼續在杭州飄蕩, 隨後傳到湖州、蘇州甚至宿江而上, 來到湖廣總督治下的漢陽府, 並觸發更多類似的叫魂事件, 現時給了官員們一記耳光。 如果發通告就能平亂, 前朝皇帝朱由儉又何苦要去鍛煉老歪脖子書的臂力? 真正需要探究的問題是, 一,為什麼百姓很容易懷疑外來人員圖謀不軌? 二,為什麼基層勳力經常使用暴力甚至勒索錢財?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社會內部。 在官方史記中, 27年前即皇帝陛下在位第六年, 清朝人口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 達到1.4億, 至兩年前又突破了2億, 20餘年後還將突破3億, 後世一部分歷史學家如羅二綱、權漢生、王業建認為, 順至康熙雍正年間人口處於恢復期, 到皇帝陛下統治時期, 人口的年增速從此前的0.7%飆升到1.4%以上, 直追1949年的1.6%, 彷彿陛下擇匹四海造就清朝的人口奇蹟。 另一部分歷史學家如李伯仲、葛劍雄、陳春生認為, 明末人口格局變化巨大, 存在大量逃隱人口沒納入統計, 致使清朝前期人口增速被低估, 而皇帝陛下在位時權力觸角不斷延伸, 下等戶、邊區遊民、山區棚戶、沿海漁民、邊疆少數民族銜燈滿級, 致使清朝中期的人口增速被高估。 無論是哪方學者都基本認同, 華夏大地上的人口總量在這一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這意味著這片土地上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養活這些人口, 比如沿海地區開始廣泛栽植甘薯, 在南方和西南地區種植玉米、土豆較為盛行, 而在華北,花生也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作物, 這些能在貧瘠多山或沙質土壤地區種植的作物有助於提高當地人民的熱量攝取, 繼而使得這些地區也出現了人口增長, 而這些新增的人口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糧食壓力。 中國海洋大學吳斌教授在其論文《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中 梳理了學界對清代糧食數值的統計後發現, 截至乾隆皇帝陛下駕崩四年後, 華夏大地上人均糧食佔有量至多不會超過每年780斤, 這表明即便統計學發揮了足夠的魅力, 乾隆年間的糧食水平距離人均400公斤的糧食安全線尚有一定距離, 以位於瀋陽北方的稻一屯為例, 這裡三分之一的嬰兒未滿周歲即告夭折, 半數孩子無法活到20歲, 所以稻一屯男性的預期壽命只有32歲, 女性也大致相同, 全屯只有4%左右可以活到超過65歲。 東北苦寒,資源緊張尚可理解, 在向來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情況又如何呢? 就在教魂案發時的浙江瀟山有個名叫汪輝祖的事業, 他將在七年後高中進士, 繼而被分配到湖南, 在寧遠、興田、稻洲等地任知縣、知州。 多年後,老邁的他在回憶錄《病榻夢痕錄》中如是追憶故鄉與童年, 一十餘歲時米價都90或100文, 甚至126文幾亞奇貴了, 可乾隆十三年價值160文, 草根樹皮巨筋,地中蟬土如粉, 人絕知已滋生,名曰觀音粉, 有時之死者。 乾隆十三年,即教魂案發的二十年前, 發生了諸多留待日後詳述的大事, 其中一件便是饑荒。 珠江這外,河南災情更為嚴重, 皇帝陛下派親信出生整白旗瓜爾加市的觀音堡, 祕密赴夏邑縣查訪, 此人行事機敏,日後還將追隨名將烏雅照會, 徵戰準戈爾布。 他調查災區後發現, 夏邑縣,永城縣已遭水災多年, 縣城遍地乞丐,鄉間滿眼鵝票, 全縣物價極高,但人價極低, 即便賣兒育女也頂多讓乞丐喊一嗓子, 又要倒反了。 為了證明所言非虛, 他特意花480文從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480文,購買力上不到後市人民幣100元, 差不多是戶壁區一份網紅渦市吐司的價格。 江南情況,縱好於河南, 也絕談不上糧食充沛, 因此,外來要犯化源的乞丐、僧人 自會引起本地居民的排斥。 而在杭州的兩起教魂案中, 讓百姓神經更加緊張的 還有這些外來人員潛在的對孩童的威脅。 江南的孩童有多金貴呢? 從乾隆26年開始的90年裡, 華夏大地上人口增長了117%, 但在江浙兩地增長率只有91%和95%。 一項關於明清長江中下游 湖省人口變化的研究表明, 江浙的生育率要低於安徽、湖南、湖北。 哈佛大學博士劉翠蓉 在論本《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動態》中 考察了蕭山沈氏、徐氏、曹氏、慈溪錢氏、 清溪嚴氏、武靖鄒氏等11個家族, 發現狹義上的江南地區 人口增長率比江浙兩省的平均水平更低, 這使得有限的孩子成為了當地居民的金戈。 為什麼江南經濟稍好, 但新生人口反而更低呢? 歷史學家發現這是諸多手段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此時的華夏已開始通過以茶葉為主的商品 從歐洲商人那裡大量吸收在美洲開採出來的白銀。 清代前中期,海外白銀流入規模達3.7億兩, 國內礦產白銀約0.5億兩。 相較明代末期, 全國白銀約3.5億兩的存量至少翻了一倍。 如前所述,清代前中期的人口比晚明也翻了一倍, 所以人均白銀存量並沒有顯著增加。 因此,在清代江南, 一個長工一年辛勤打工, 工錢也不過3到5兩銀子。 而在江南地區, 比如海寧, 想要娶妻, 男方基本要花費約40兩, 女方陪嫁也要約30兩白銀。 如果還要為新婚夫妻營造住房, 費用還要再增加數十兩。 所以,如果想要讓孩子結婚, 一個普通的江南家庭就必須結衣縮食多年, 也就延後了成婚年齡。 據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郭松毅教授的考證, 清代江南女子的平均出婚年齡可達19.5歲, 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了近兩歲。 即便結婚了, 不少青壯年男性也更傾向於外出務工。 比如康熙年間, 蘇州城內匯聚了不少屢立兇悍的外地匠人, 其中至少有數千名來自江寧、 鎮江地區的踹步匠人, 以及很多來自無錫、金匯的演練工匠。 即便有了孩子, 如果是女嬰, 在那個女子缺乏充分的財產繼承權的年代, 就有可能被人沉溺至死。 據已故經濟史學家梁芳仲的統計, 在教魂肆虐之後的乾隆34年, 嘉興府新生兒男女比例為138.3比100。 這種情況全國都有, 主要原因是家庭難以負擔 或壓根不願承擔未來女兒出嫁的莊廉費。 而無論有沒有孩子, 一旦丈夫因病或在外務工時不幸去世, 江南地區還鼓勵喪偶的女性守寡, 尤其是10歲30歲以下的女性。 如果能守寡一生, 就能獲得朝廷金錶, 成為光榮的劫獵婦。 緩婚、分居、逆嬰、守寡, 這些行為都導致江南人口增長速率相對緩慢, 並會進一步加深人們對生育的恐懼、厭惡, 也會反過來讓人們強化對現存的幸運的孩子的愛護, 並招致對一切外來潛在威脅的警惕。 對於那些屢立兇悍的外來將人, 本地居民自然不會招惹。 至於形跡可疑要犯化緣的外來乞丐僧人道士, 我治不了金肉兇鬼,還治不了你們嗎? 民眾的焦慮可以理解, 但作為基層的行政人員, 清代蓄力又為何常用暴力勒索錢財呢? 在清代,州縣官員想要管理地方, 光靠自己一人定然無暇分身, 故而需要找人幫忙,並為此自掏腰包。 著名歷史學家瞿通祖在其代表作《清代地方政府》中 如實區分州縣官員要依靠、利用的四類人。 一、牧友,是州縣官的私人祕書或顧問, 幹的是腦力方面的活。 二、疏力,是文字方面的工藝, 幹的是起草、抄寫之類的案頭工作。 三、衙役,是體力方面的工藝, 幹擊捕、行刑、抬轎、傳遞、守衛等體力工作。 四、常隨,是州縣官員用來監督前三者, 並向其傳達指令,還兼跑腿、跟班, 並照顧州縣官生活的角色。 他們都圍繞著州縣官這一個中心轉動, 他們之間只有分派活兒之粗細, 受州縣官信任委託之輕重, 與州縣官關係之親疏等差別, 沒有實質的權責分工差別, 他們都是州縣官行使那個混沌一體的權力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群體中,牧友通常自身有一定的功名, 數萬行政經驗能幫助提醒官員應對各類問題。 他們能力較強,薪資頗高, 如果與官員合作良好, 他們也肯追隨官員轉戰南北。 疏離,更多是長期盤踞本地的基層知識分子, 以及掛名的富家子弟。 他們深知本地政務的歷史細節和舊規, 州縣官員想讓政令下達便宜, 就需要他們的協助。 在一個小縣,實際工作和掛名的疏離, 加起來可達二三百人。 在一個大縣,這個群體甚至能多達千人。 他們收入並不算高, 但憑藉家庭底蘊和灰色收入, 生活大體不錯。 相比之下,牙醫的待遇就比較慘淡了。 這些需要付出些苦力的衙門打工人, 大體包括門子、造力、補藝、舞作、馬快等, 他們雖能經常出入衙門, 但按照明清兩朝的法律, 他們和他們的子孫都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更沒有資格進入官場。 若膽敢參加科考或謀求官銜, 都將受到斥退並遭受杖責。 不僅政治地位低下, 牙醫們的收入也不高, 大約每年六兩銀子也就比一般的長工少多一些。 官、吏因科舉徹底分家, 明面上看杜絕了本地勢力由吏入官滲透官場, 但反過來也使得那些經科舉選拔通常只有古典文獻修養、 缺乏治理城市能力和訓練的官員 不得不在實際行政事務中更加依賴疏吏牙醫的支撐, 這也給了本地出身的疏吏牙醫上下其手、 徇私舞弊的空間。 這些人既然無法在現有身份中獲得政治地位、文化價值, 那行政過程中的灰色收益就成了為數不多的希望。 用瞿通祖先生的話說, 這群人一於獲得便利又一逃避追究。 比如,那個在杭州勤助僧人的捕快, 平時就和他的同僚們一樣, 靠著向打交道的百姓索取規矩錢來補充收入改善生活。 對於這些問題,那些州縣官員信得過的幕僚常隨, 也可能很快被收買街兒,沆瀣一氣,同流合污。 官員自己也難以監督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甚至利用他們從中逾力。 結果是,所有這些群體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了最大回報, 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而比普通百姓更例外的自然是那些外來的, 沒有本地根基的僧侶、乞丐了。 正所謂官也、吏也、民也、丐也, 眾生自有根基,持優劣為次第,可亂來不得。 你說,對嗎? 回溯華夏大地乃至這顆星球上的人類歷史, 這種在生產、組織、權力關係演進中產生的結構性不平等似乎由來已久。 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人類與其他動物逐漸產生了意識關係, 進入農業社會後,各個文明又似乎不一而同地邁向了更為森嚴的等級。 尼羅河畔的法老迎著拉伸的光芒接受萬民的頌歌與仰望, 科班的大祭司在庫庫爾卡的庇護下把寶貴的藍色顏料塗抹在身上, 東方的滔滔河水巍巍堤壩醞釀了華夏大地史書中的世襲帝王。 這種等級化的敘事已經在人類社會沉澱了太久, 我們幾乎默認,人類註定會追隨農業而發展, 歷史也註定會無可避免地走向這條區分優劣根基上下階級的宿命, 在百姓的糧食白銀沒有那麼充裕的德清杭州蕭山蘇州乃至整個華夏大地, 外來僧侶乞丐這種邊緣群體可能會叫魂的消息引起了本地的同仇敵愾, 在糧食白銀人口的背景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 外來的邊緣群體成為對各方來說最容易拿捏的對象, 民眾因此群情激昂,勢力因此勒索乾糧,官員因此上堂審案,謠言因此繼續流傳。 在背景不改變的情況下,這種現象也必然引起更大範圍的傳播和恐慌, 直至消息被傳輸到一位關鍵人物的桌上。 他從各地官員忙於展示自身青天大老爺美名的奏報背後, 敏銳地捕捉到了一處他認為相當關鍵的細節——髮辮。 那些乞丐僧侶用什麼方法叫魂不好,為何偏要剪去人們的髮辮呢? 在男子人均腦後扎辮的本朝,剪掉辮子真的只是愚蠢的迷信嗎? 它是否意味著某種政治信息呢? 拋開事實不談,為何這種簡便事件明明愈演愈烈, 各地的漢人官員卻只顧著急吼吼的叛為一般的民事糾紛呢?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他們想替這些教魂術士隱瞞些什麼呢? 從乞丐到官員,這些漢人到底在呼喚哪個遠去的魂魄呢? 農曆七月末的一天,浙江、江蘇、山東、湖廣等地官員 受到一位關鍵人物發出的指示, 向教魂這等造作訛言最易煽火鳴聽,理應留心查禁將之徹底杜絕, 著各省都府密刑體查,如果有此等情勢,必須重置其罪, 即便沒有參與,只要擅自傳播,也必須嚴加懲治,以儆其虞。 究竟是怎樣的關鍵人物能讓各地州縣官員乃至巡撫總督一起出馬? 答案是皇帝,他不是普通的皇帝, 他是未來能自稱十全老人的皇帝,愛新覺羅洪立。 在陛下上諭傳遍華夏之後,即便是貴為湖南巡撫的方世俊, 甚至是出身尊貴的湖廣總督都必須把處理教魂案件放在最高的優先級, 所以製造牛頭人劇情的和尚被擊杖一百,判徒刑三年, 與他雙向奔赴的老闆娘被判代價示眾一個月,一世懲戒, 但這依然不能阻止教魂謠言的傳播,一場愈演愈烈的風暴即將呼嘯而來。 此時是大清乾隆三十三年,在西方是公元一七六八年, 距離那場即將震蕩東方的戰爭只剩約七十年的光景, 我們或許可以稱這段時間為近代的前夜,而這一夜,教魂的風暴將如何肆虐? 又勞各位用手中的三連翻開夜的第三章《紅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