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近代成都人最重要的公共空間 國家權力如何控制人們的公共生活？近代成都茶館的艱辛生存路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 遍佈成都全城的茶館 雖然只是個小地方 並不起眼 但是卻與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連 它是當時成都人最重要的公共空間 是成都人的休閒娛樂中心 也是信息交流與社會活動中心 還是交易市場 僱傭市場等 它具有多功能作用 承擔多重角色 之前有幾期節目 我們聊過這些內容 正是由於茶館 對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因此它總是成爲社會改良 和政府控制的對象 各個政治和社會集團 也試圖對其施加影響 和加以利用 因此 從茶館的變遷中 我們是可以看到 近代以來 國家權力 是如何逐漸深入到社會之中的 政府又是如何一步步影響 並控制人們的公共生活的 長時間以來 地方政府對茶館這種小商業 一般採取的 任其發展 不加干涉的政策 然而到了清末的時候 以清末新政爲開端 國家開始加緊實現現代化 建立民族國家 當時的社會精英和地方政府 把衛生看作是塑造城市形象 和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 於是頒佈了各種相關規章制度 要求茶館遵守 作爲城市改良運動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政府與社會精英一直認爲 成都人做茶館 是一種落後的社會習俗 人們在其中消磨大量時間 從事賭博活動 聽不入流的戲曲 還有因爲三教九流的人群聚集 而引發道歐等問題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 他們認爲也必須要加以改良 在抗戰爆發後 國民政府西遷 他利用此時機 成功的擴張了 對公共空間 和公共生活的政治控制 將茶館置於政府的影響 與控制之下 當時的國民政府 將茶館作爲了鼓勵抗戰 激發愛國熱情 貫徹國家意識 形成新的國家認同的 輿論宣傳陣地 力圖讓其成爲國家宣傳機器的 一部分 他要求各個茶館 都要張貼標語 和國民公約 要散發傳單 提供政府指定的書籍和報紙 懸掛領袖畫像 就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畫像 還要掛上國民黨黨旗 中華民國國旗等 這裏面除了有着 國民政府希望是人民支持抗戰 反對汪僞政權 這樣事關全民利益的目的之外 還夾雜着國民黨的一黨私利 比如說 他在他的相關宣傳資料裏 還要求民衆 你不要違背三民主義 不能違背政府的法令 而且他還宣傳反共思想 國民政府以抗戰爲名 以國家利益爲名 鼓吹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力圖控制人民思想 推行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觀念 甚至是國民黨至上的觀念 國民政府通過在 茶館裏營造的這種 濃厚的政治氛圍 他希望顧客在這裏看到的 和聽到的 都是政府希望他們所看到的 和聽到的 除了這種軟性宣傳之外 還有硬性手段 一軟一硬 雙管齊下 我之前在茶館節目中講過 成都的茶館 特別吸引人們去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在於是 它能讓人們感到自由 不僅是活動自由 還有言論自由 人們在茶館中 自由自在的閒談聊天 那聊啥呢 你不可能只聊家長裏短 對吧 尤其是當時去茶館的 大部分人都是男人 那肯定就會聊到 很多男性在一起 都喜歡聊的話題 政治 但凡在私人場合 或是一些不受打擾的公共場合 與人聊過政治的人 應該都很清楚 你在這種場合下聊政治 基本上不可能會完全按照 政府規定的那種意識形態去聊 對吧 那樣的話還有什麼勁 因此這些人在茶館聊政治的時候 總是會超出 政府所規定的範疇和尺度 對此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也是非常清楚的 於是警察就經常會派便衣 到茶館偷聽 那些敢在公共場所 尖銳批評政府的人 無論其說的是否有道理 事後往往都會被警察打擊 嚴重的還會被抓進監獄 而茶館也會受到牽連 我估計就是警告罰款 甚至被查封 政府希望以此來壓制人們 表達不同的政治觀點 批評政府的聲音 因此有的茶館爲了避免麻煩 就會貼上標語 上面寫着四個大字 休談國事 這和老舍的明珠茶館裏 提到的北京的茶館 貼的莫談國事 那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在現實中根本沒用 每天大量的人 還是在談國家大事 對吧 還是在談政治 該談還是談 茶館它管不了 茶館這樣做 就更像是 一種逃避政府追究的策略 當政府找過來的時候 就和政府說 我已經告訴他們了 我不讓他們談論政治 但是他們不聽 對吧 你非要談 我也管不了 這不是我的責任 但是事實上 政府一旦追究下來的話 茶館經常是難脫干係的 根據王迪老師的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 和微觀世界 1900至1950 這本書裏講的 成都的茶館 與美國的酒吧 歐洲的咖啡館一樣 是一種公共空間 是地方政治的一個舞臺 但是他們的表現並不相同 當時美國的酒吧經理人 積極參與地方政治 通過選舉成爲地方議會議員 或在市政管理中扮演角色 他們也會把酒吧 免費提供給社會組織 進行政治集會 法國巴黎的咖啡館 餐廳則會幫助 本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因此如果說 美國城市的酒吧 和法國巴黎的餐廳的店主 積極參與了地方政治 那麼成都茶館的老闆 則是儘量遠離政治 這從另一個角度 反映出了 中西方公共空間 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在抗戰勝利後 很多限制茶館的類似措施 不僅沒有被廢除 反而有所強化 比如政府沒有解除 對人們政治權利的限制 繼續嚴厲打擊 在茶館中的政治集會 公共集會 他們會派便衣前去監視 國民政府的理由 當然是冠冕堂皇了 說我這樣做 那是爲了維護公共安全 還說這些聚集的人 他們是非法分子 但是實際上 很多時候 只是爲了避免政治對手 或者普通民衆 通過集會聯合起來 反對自己 國民黨試圖 把一切潛在的一級因素 都扼殺於萌芽之中 這裏有個例子 1946年 原軍校的同學 在枕樓茶館聚會 這些人討論了 部隊編制被撤銷之後 那些軍校同學 如何維持生計的問題 他們決定要成立同學會 向政府申請救濟 要求政府在各地 爲那些犧牲的同學們 建立紀念碑 怎麼樣 大家聽這個要求 還有這個集會 很正常 對吧 應該沒有啥問題 但是在同年 地方政府就發佈告示了 此後禁止這類集會 政府的過度反應 也暴露了 內戰爆發後 民主運動的興起 以及國民政府 所面臨的深刻的統治危機 政府爲了實現對茶館的控制 除了自己直接與茶館打交道之外 還會藉助茶社業工會的力量 成都茶館衆多 如果所有相關事務 都有政府單獨與茶館 打交道的話 成本太高了 所以它需要中介幫忙 中介就是成都市茶社商業職業工會 簡稱茶社業工會 這是成都各個茶館 爲了便於維護自己的利益 共同組織起來的行業機構 但是它不是完全獨立的 社會行業組織 和西方國家的那些行業協會 不太一樣 這裏有個數據 從1940年的茶社業工會成員名單來看 610個茶社業主中 有17個是國民黨員 看着這個比例很小 很不起眼 但是這17個人 全部都在茶社業工會理事會中 擔任不同職務 那屬於領導階層 相當於是說 他們可以控制茶社業工會 茶社業工會承擔多方面的功能 比如制定行業規章 與茶館僱員組織的工會 就工人權益問題談判 就稅務 茶價與政府打交道等 指導和調整同業關係 以保護行業的共同利益 茶館加入茶社業工會後 當會員遭遇困難時 工會也會提供幫助 不過對於各茶館來說 茶社業工會 最經常和最重要的事務是 就價格與稅務問題 與政府進行交涉 從抗戰爆發後 一直到民國結束 成都的每碗茶的價格 不是由各個茶館自己決定的 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利去決定 而是由茶社業工會統一制定 這是爲了建立統一的價格體系 避免惡性競爭 當需要進行價格調整時 茶社業工會的理事會 會先開會討論 如果最終決定漲價的話 還必須要得到政府的批准纔行 也就是說茶社業工會 他自己也沒有辦法 決定價格 這是因爲到茶館喝茶 是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成都市民對茶價 如同對糧價一樣敏感 爲了保證民生及社會穩定 政府對茶價的控制非常嚴格 不允許茶館隨意漲價 當時由於茶葉和燒水的燃料的價格 不斷上漲 而抗戰後 又加上了經濟的通貨膨脹 日益惡化這因素 各茶館的經營成本是越來越高 逐漸就陷入了困境 因此茶館希望通過漲價 來擺脫困境 但政府他不希望茶館漲價 於是雙方就經常交涉 僅在1948年這一年之內 茶社業工會至少5次 向政府提出要求漲價 但是沒有一次得到批准 有的時候有的茶館忍不了了 就沒有辦法自行漲價 但是之後就要受到懲處了 而成都大部分市民 從自身利益出發 當然也不希望茶價上漲 對吧 於是他們就支持政府的決策 當時有的輿論 甚至把茶館老闆 稱爲發國難財的商人 這當然是冤枉他們了 因爲成本是在不斷上漲的 如果你售價不上漲的話 茶館就要虧本經營 甚至要破產 然而政府有了民意做基礎 自然就更強硬了 經常是不允許茶館漲價 王迪老師認爲 國家對市場的嚴密監督 而城市小商業 不能根據供需關係 去確定價格 這是國家加強控制的 政治大環境 在一個行業裏的反應 除了不斷攀升的原料成本外 造成茶館陷入困境的 另一個原因是 不斷上漲的稅 在民國初期 茶館稅由警察徵收 執行十分嚴格 因爲這是警察經費的重要來源 等警察想要提高茶稅 或者想以其他的名目 多收那些科研雜稅的時候 茶室夜工會就會前去交涉了 實在是沒有辦法忍受了 各茶館還會聯合起來 共同抵制 例如1928年的 罷市 雖然說茶館的稅務負擔 佔各茶館的總支出的比例 其實並不高 1945年3月的時候 即使加上捐獻 也才佔3% 但是因爲大多數茶館 都是靠微薄的利潤維持的 因此哪怕一點額外的負擔 他們都會覺得難以承受 因此會竭力抗爭 當然 罷市不過是茶館老闆們 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而已 只是爲了表明自己的態度 所以那次罷市後 很快他們就主動停止了 各茶館還有茶社夜工會 在大多數情況下 還是會盡可能與政府 維持良好的關係 儘量通過協商解決矛盾 避免直接對抗 在我們國家自古以來 如果企業與政府關係緊張 那無一例外 最後倒黴的肯定是企業 因此茶館和茶社夜工會 往往會選擇妥協 況且茶社夜工會本身 也是有求於政府的 二者在很多方面 都是合作關係 首先茶社夜工會的權力 來自政府 它本身就是在1931年 和1936年 在政府的支持下 兩次重組而成的 它也需要政府 在統一價格上的支持 如果茶社夜工會 發現有的茶館的茶價 和它制定的價格標準不一樣 那麼工會就會要求 這個茶館改正 否則就要懲罰它 而這個權力是政府賦予的 其次茶社夜工會 也需要政府支持 它限制成都茶館的數量 茶館衆多造成競爭加劇 對整個行業不利 因此茶社夜工會 希望限制新開辦茶館的數量 但是它自己辦不到 它需要政府制定相關規章 提高准入門檻 嚴格執行營業執照制度 從而控制茶館數量 當然政府自己也願意控制的 只不過它的理由 是覺得因爲茶館太多了 容易滋生各種弊病 所以需要管控 在二者的努力下 從清末到民國結束 成都有登記的茶館的數量 一直是在500到800家 而且大多數時間是600家左右 第三 政府也有求於茶社夜工會 它需要工會幫它徵稅 執行政府規章 參加政府所推動 和組織的各種活動 比如1940年 國民政府發起的節約運動 建國儲蓄運動 還有各種募捐活動 勞軍活動等 有時候國民政府 也會利用茶社夜工會 幫它監視茶館中的人的政治活動 因爲政府沒辦法 時時刻刻都自己親自檢查 例如在1940年6月 警察說 一些漢奸和流氓在茶館活動 要求茶社夜工會提供密報 去看看這些人在茶館到底幹了啥 有什麼人蔘與 這裏要注意 你瞭解民國史就知道 國民政府對所謂的漢奸 是沒有嚴格定義的 這就是個口袋罪 事實上政府經常拿着 去打擊那些批評政府的人 所有敢於反對政府 反對國民黨的人 都容易被扣上漢奸的大帽子 我不管你是不是 我覺得你是你就是 在這全民抗戰 萬衆一心的時刻 你竟敢批評政府 批評領袖 發表不利於團結的言論 你不是漢奸是什麼 抓起來再說 因此 政府對茶社夜工會 這種社會組織的影響和控制 也能作爲民國時期國家權力 深入到社會基層的 一個重要實力 政府爲了控制茶館 除了通過成都市茶社商業職業工會 控制各茶館的經營者外 還會通過成都市茶社夜職業工會 來控制各個茶館的僱員 成都市茶社夜職業工會 與同時期 上海等大城市的 工人組織的工會不同 它不是成都的茶館僱員 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 自己主動組織起來的 而是在國民政府指導下 組成的工會 就連工會的章程都是政府定的 其修改也得到政府的批准 這一點通過章程的實際內容 也能看出來 按照章程 任何人年滿16歲 包括婦女 只要在茶館工作 或者曾經在茶館 或者爲工會工作過 都可以成爲會員 但是那些被剝奪公民權者 有反革命之言論或行爲者 不得加入 而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之下 那些真正爲工人利益 兒童國家權利 進行抗爭的活動家 經常被判定爲 有反革命之言論或行爲 或被剝奪公民權 也正因爲如此 成都市茶社夜職業工會 最主要的作用 是扮演政府與工人之間的中介 而不是組織工人 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 和增加工資 從現存的資料中 沒有發現任何 由工會組織的 爲了工人權利 工資 工作時間等抗爭的活動記錄 更沒有領導罷工的蛛絲馬跡 而這些都是同時期的 中國上海等大城市的工會 還有西方的工會的基本功能 這都是標配 但是成都市的茶社夜職業工會 是沒有的 在中外工會史上 工會往往都是作爲國家政權 和資本方的對立面出現的 但是成都市茶社夜職業工會 不是這樣 它不僅不是國家政權的對立面 而且還是國家政權的合作者 政府爲了控制茶館僱員 往往會強迫他們加入 成都市茶社夜職業工會 但是很多工人會拒絕 因爲他們覺得 工會無法維護他們的利益 這些工人經常會尋求刨割的保護 而且工會自己內部也是紛爭不斷 比如不按照章程選舉理事會成員 而是偷偷採用內定的方法 引起了工人的不滿 而內部的衝突 弱化了工會的領導能力 也損害了工會的威信 那工人就更不願意加入了 國民政府控制茶館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除了會遭到茶館的抵制和反抗外 還會面臨其他 也想控制茶館的社會集團的競爭 這其中最大的競爭者 就是剛纔我們提到的刨割 刨割指的是四川歌勞會成員 這是當地的地頭蛇 作爲祕密幫會組織 雖然刨割在清代就被禁了 但是他們在茶館 煙館 飯館 以及戲園等公共場所都很活躍 在辛亥革命中 刨割與四川保祿同志會 及保祿同志軍合作 得以合法 但革命後又成爲非法組織了 從事着諸如賭博 鴉片走私等非法活動 不過其勢力在不斷擴大 而且繼續公開活動 在成都地區 特別是成都附近的小廠鎮 刨割控制了地方社會 有的茶館就是刨割自己開的 往往會作爲自己的活動供口 在混亂的年代 茶館老闆經常會遭到地痞流氓的騷擾 政府與法律無法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和安全 於是他們往往會選擇加入刨割 來尋求保護 刨割的作用還不止於此 在當時的成都 人們之間有了衝突之後 一般是不會上法院打官司的 而是到茶館去評理和調解 稱爲吃獎茶或茶館獎禮 這種不需要官方介入的方式 是一種地方社會自治的體現 一般的程序是 衝突雙方邀請一位 在地方有聲望的人進行調解 雙方陳述理由 調解人進行裁判 錯方複查檢 並向對方道歉 而刨割經常被請去做調解人 刨割也藉此在地方社會上 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主導權 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 中國開始加快實現現代化 建立民族國家 無論是知識精英 還是地方政府 都對吃獎茶持批評態度 他們覺得這種方式 不符合法治精神 無視司法權威 容易引發暴力衝突 擾亂公共秩序 所以從晚清的時候 地方政府就一再禁止吃獎茶 但是收效甚微 主要還是因爲 當時的人們不信任政府 他們不相信法律和政府 可以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政府不斷強調吃獎茶的弊端 希望取締它最根本的是因爲 政府無法容忍在國家之外 還有獨立的社會力量 這一點並非是國民政府的特色做法 不是隻有他這麼做的 咱們國家就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 中國步入了帝制時期後 就歷朝歷代都是如此的 他們都會想方設法 去瓦解民間存在的 任何能夠與其相抗衡的力量 對於政府來說 他必須要確保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他不允許民間存在 哪怕一丁點 不在自己控制之內的力量 如果他感受到一點苗頭的話 那麼他就要將其扼殺在萌芽之中 以維護自己的統治 通過茶館這個例子 其實是可以看出來 近代以來 中國的國家機器和權力 是在不斷增強的 作爲先行者的歐美國家的現代化 也經歷過這個過程 在現代化早期 確實也需要加強國家權力 以推動現代化 建立民族國家 但是正如王笛老師所說的 在近代中國 愛國者們所憧憬的國富民強的國 是作爲民族的國 用英文來說 而非國家機器或政府的國 這個用英文來表達 就是state 一個過於強勢的國家機器 是經常與國富民強背道而馳的 甚至使民權進一步弱化 人們只好把全部期望 寄託在出現一個好政府上 如果國家有着無法挑戰的絕對權威 那是不利於社會的發展的 假使國家的利益 取代公民的利益 那麼國家無非成爲了 剝奪公民利益的工具 如果國家權力大到 任何力量都無法制約的時候 社會則無法發展 民權則無法伸張 好的 那本期節目就到這裏了 茶館這個系列節目 到這裏也就正式講完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