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下的悲剧② 高光职业的结构性风险

天魚的合同設計與簽約策略 集權邏輯下的風險管理 在集權制度下 政治安全始終是政權運作的核心 娛樂產業被納入意識形態治理體系 承擔輿論引導與文化安全的責任 其首要目標是穩定社會情緒 確保風險可控 在這種制度下 市場邏輯部足以解釋業內公司的行爲 尤其是國資背景的公司 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爲 需要以政治安全爲基本準則 以天魚傳媒爲例 當風險控制成爲首要目標 公司行爲便圍繞壓縮不確定性展開 節目內容 藝人言行與社會反饋 都被納入評估體系 一旦出問題 責任往往沿着行政結構向上追溯 因此管理層的首要考量 是在結構上消解風險 理解了這一前提 才能看懂天魚的合同設計與簽約策略 在選秀過程中集中籤約 是天魚的風險管理工具 選秀節目產生的大量新人 如果自由創作自由組合 因其比賽帶來的曝光度和關注度 會形成難以預測的影響力 而自由表達 在極權社會意味着風險 因此若通過長期合同 將其納入公司管理體系 便能夠控制其創作內容 活動範圍與公衆形象 即使多數藝人被長期閒置 這種佔有是簽約 因爲有效壓縮了不可控變量 而依然具有合理性 對天魚而言 選手們既代表潛在的資源 也是潛在風險 自主創作與個人表達的不確定性 參賽所獲得的知名度 和更高的社會可見度 令他們表達的外溢效應放大 相應的政治與輿論風險也同步上升 因此將排名靠前的選手集中籤約 是潛至的風險控制 將潛在的影響力提前關進籠子裏 在此背景下 經濟合同的性質 不再是單純的商業協議 而是以控制爲目的的法律文本 通過限制創作自主權 管理工作內容和行程 規範形象與表達 以及苛刻的分配和講誠機制等 將一人的影響 限定在政權眼中的安全邊界之內 合同的超長期限 與超高的解約成本 源自同樣的風險管理考量 此類條款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將無法執行 在中共治下卻長期有效 且極難被挑戰 二十餘年來 圍繞霸王條款的訴訟屢見不鮮 但合同結構與普遍簽約模式 始終未發生根本改變 自2016年前後 有報道稱簽約不再是選秀的晉級條件 但是否仍以前規則形式存在 外界始終難以確認 對藝人而言 簽約之後 創作從主動轉爲被動 因爲表達的邊界極爲嚴格 在持續的合規壓力下 藝人往往主動自我審查 在習近平時代 安全優先更成爲自上而下的原則 這使得組織結構持續向控制模式演化 合同愈發成爲權力運作的載體 添於這種批量簽約少數包裝 多數閒置的行爲模式 只有在風險管理邏輯下 才顯得合理 而其中承受壓力最大的 是被合同綁定 卻缺乏工作機會和保障的個體 很多藝人在長期閒置中 失去職業發展機會 同時又因高額違約金而無法脫身 獨立工會和有效申訴機制的缺乏 又使他們難以改變現狀 而不得不長期被困其中 從公司角度看 人員閒置不等於管理失誤 反而是對不確定性的成功壓制 對天餘這樣的國企管理層而言 與潛在政治風險相比 資源浪費更容易接受 進入習近平時代後 這種傾向更加明顯 娛樂行業的功能 越來越像宣傳與輿論引導傾斜 內容生產在很大程度上 圍繞政治安全與公衆的情緒管理展開 創作活力的消失與品質的下降 與從業者的能力或意願無關 而是權力核心意志的體現 集權國家參照系 如果我們回看歷史 會發現上述現象並非中國獨有 而是集權制度的結構性特徵 在集權體制下 高光職業天然具有政治敏感性 可見度是政治變量 社會關注度高的個體 由於具備影響公衆認知的能力 會被政權視爲潛在的意見領袖 因此成爲風險變量 因爲在集權社會中 認知影響力必須完全由政權掌控 不能獨立於政權自主存在 蘇聯時期 作家 詩人 演員 科學家和高級軍官 所有擁有公衆影響力的人 都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 甚至被清洗 奧西普·曼德爾什塔姆因一首詩被流放 帕斯基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卻被迫拒絕領獎 高級將領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 成批消失 這些事件體現了集權邏輯 擁有影響力而不可控的個體 被視爲結構性風險 納粹德國通過協調化 將電影 音樂 戲劇和出版 統一納入宣傳部監管 戈培爾清楚地認識到 藝術是塑造群衆情緒和認知的有力工具 在納粹眼裏 脫離官方敘事的表達 不僅是審美偏差 更是政治問題 朝鮮的演藝明星直接隸屬於國家機構 政治純潔性高於專業能力 個人形象不屬於個人 而是屬於國家 一旦言行出現偏差 職業身份甚至社會身份都可能消失 毛澤東在建政初期 對潛在異議人士的多次清洗 也印證了這一邏輯 正反和反右運動針對的 是在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上 可能與新政權產生衝突的個體 僅僅有可能與政權意見不一致 就足以成爲清洗的理由 這些例子共同揭示出極權的結構性特徵 在極權制度中 不存在真正獨立的話語權 所有可見個體最終必須效忠政權 成爲其資源或工具 高度可見意味着高度監管 不夠馴服的個體 則會面臨長期的控制 打壓和規訓 極權政權執着於控制一切的原因 在於權力缺乏穩固的合法性 它既不依賴自由競爭更新權力 也缺乏制衡機制 當合法性無法通過社會契約延續時 就需要通過穩定敘事與壓制意義來維持 因此 控制信息 壟斷解釋權成爲極權統治的核心 對現實的解釋權 構成其統治基礎 媒體 教育 文化與公共表達 被整合進統一的意識形態 正如奧威爾在《1984》中揭示的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在這一邏輯下 嚴格管理從事高光職業的個體 成爲結構性需求 從文藝到體育 從學術到傳媒 任何能夠影響公衆認知的領域 都必須被制度吸納 藝人的經濟合同 影視項目的審批 重大事件的政治表態 頻繁的行業整頓等手段 目的都是馴化藝人 將其影響力納入政權掌控之下 2022年的易烊千璽考編事件 可以理解爲一線明星向體制投誠 或與體制達成某種交易 此事最終因輿論翻車 被指與普通人競爭編制而告吹 表現了公共輿論與極權邏輯的 正面衝突和輿論的勝利 極權政權對才華的態度與常識相悖 才華越突出 越難以掌控 也越可能增加風險 天餘高層評判藝人 不在於才華或努力 而在於是否完全可控 而最直接的衡量標準是順從程度 以及是否能通過利益或把柄 將其深度綁定 因此 于朦朧雖然才華橫溢 人品無瑕 工作勤勉 只要不服從前規則 在高層眼中 他不僅不及任何順從的藝人 更因其潛在的影響力而成爲管理風險 三種理論解釋 這一結構性現象 被多位思想家從不同角度揭示過 漢納·阿倫特指出 極權主義不同於傳統專制 傳統專制要求服從 而極權主義要的是全面動員 在極權社會中 不存在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也不存在完全脫離政治的私人空間 每一個人都必須通過組織化被安排 納入意識形態運動之中 而最令政權不安的 是那些擁有自主的影響力 卻不在組織框架內的人 明星 作家 企業家之所以敏感 並非因爲他們天生反骨 而是他們具有不依賴國家 直達公衆的影響力 這種未經組織馴化的影響力 在極權邏輯中屬於高風險因素 無法被政權容忍 福科在規訓與懲罰中 通過全景式監獄的隱喻 說明現代權力不僅依賴暴力 而是通過人們感受到的監控實現規訓 個體意識到 自己隨時處於監控之下 就會主動調整行爲 在極權體制中 個體可見度越高 自我校準的壓力越大 公衆人物往往提前自我審查 主動表態 證明其政治安全性 規訓 不必實時顯性存在 而是通過人們對潛在後果的預期發揮作用 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狀態理論進一步說明 國家以安全或危機爲由擴張權力時 法律邊界變得模糊 甚至 可隨時重新定義 今天仍然正常的個體 明天可能被劃入例外 邊界的不穩定 使所有高度可見者 都處於潛在風險之中 將三種理論結合 就呈現出完整的結構 極權需要全面動員社會成員 阿倫特 通過監控實現內化規訓 福科 在必要時 以例外狀態 加大規訓力度 阿甘本 在中共式極權下 尤其是習近平時代 這三種機制同時存在 黨組織嵌入企業架構 宣傳系統與行業監管交織 確保所有藝人 都進入中共的權力框架 政權利用藝人的可見度 和影響力塑造敘事 同時對其高度警惕 使其長期處於緊張狀態 政治紅線變化時 藝人的生存環境則更加危險 必須主動校準個人言行 習近平時代 高度極權的結構邏輯 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內 宣傳與娛樂行業的控制 已顯露出加速收緊的趨勢 2014年的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 與2016年 黨媒姓黨的公開表態 是兩個標誌性節點 前者與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形成歷史呼應 重申文藝必須服從政治領導 後者則進一步界定 傳播系統的政治屬性 將媒體明確納入黨的權力框架之中 在法治健全的國家 國有企業和公共媒體的資本 來源於全體納稅人 其運行原則應當面向公共利益 而非服務特定政黨 政黨也難以公開提出此類要求 然而在中共治理結構下 長期的信息不對稱 與黨國一體的宣傳敘事 使許多人未必意識到 這一轉向的根本性變化 即便意識到問題 在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 與社會認知分化的現實條件下 個體也缺乏有效反制的空間 2014年的講話 改變了文藝生態的底層邏輯 2016年的表態 完成信息系統的黨化 媒體淪爲中共的政治工具後 公共討論空間 被進一步壓縮至審查力度 持續增加的自媒體平臺 媒體監督 名存實亡 所有依賴曝光度生存的行業 尤其是娛樂行業 也成爲政權輿論的工具 明星的形象塑造 不再依賴市場反饋 而取決於政治風向 藝人的表達空間 也進一步壓縮 以應對潛在的政治風險 2016年 春晚風格突變 主旋律表達被強化 商業與娛樂元素被削弱 這一變化 向娛樂行業釋放了明確信號 習近平第二任期內 隨着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取消 權力進一步向核心集中 監督與制衡機制持續弱化 官員的行爲 愈發依賴政治判斷與個人忠誠 人身依附關係 在高度集權的結構中 愈發凸顯 政治要求的不斷提高 使高曝光職業的風險管理顯著加碼 與此同時 行業內部缺乏緩衝機制 藝人沒有公會支持 也缺乏談判空間 最終只能成爲 政治壓力的直接承受者 所謂依法治國 在實踐中呈現出明顯的工具化傾向 法律邊界趨於彈性化與模糊化 權力集中削弱了制度的穩定運轉 使原本應當由公開規則承擔的功能 逐漸被潛規則填補 對藝人的控制 因此越來越多依賴非正式機制 影視項目的審批與資源分配 愈發側重安全評估 專業標準逐步退居次位 制度空洞化與個人忠誠原則交織 使娛樂行業的灰色空間不斷擴張 潛規則呈現出結構化與常態化趨勢 拒絕參與潛規則的藝人 所面臨的壓力已明顯高於以往 這種壓力在習近平第三任期內 仍會持續上升 本集重點梳理了相關歷史脈絡與理論框架 說明在高度集權結構之中 高光職業爲何承載結構性的高風險 以及習近平時代娛樂行業控制邏輯的制度基礎 由於篇幅所限 我們尚未回到於《朦朧事件》的具體分析 下一集將在上述歷史與理論框架之下 進一步展開對該事件的制度性解讀 探討在安全焦慮驅動下的個人集權 如何影響個體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