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家與自由 3】揭開合法暴力的面具:從守夜人到全面干預者,政府如何一步步合法化暴力,奪走我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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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 #奧地利學派 #國家起源 #暴力合法化 #自由秩序 #政府擴權 #非強制社會 #米塞斯 #哈耶克 #自發秩序
00:00 正當暴力
03:08 國家的路徑
11:26 從暴力到制度
18:18 奧派批判
23:55 可否自由
上一期節目中,我們探討了國家正當性的四種邏輯基礎,
從柏拉圖的哲人王理想國到霍布斯的利維坦怪物,
從洛克關於自然權利的契約政府到盧梭倡導的公益至上。
然後我們觀察了現實世界中的幾個比較特殊的治理模型,
以效率合法化爲核心的新加坡,
以民族歸屬爲基礎的以色列,
以極權崇拜爲系的北朝鮮,
乃至以代碼治理爲願景的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組織。
這些形態各異的治理模型,
試圖從不同角度解釋一個關鍵問題,
國家爲何擁有支配我們生活的正當性?
換句話說,
爲什麼國家可以對公民徵稅、
立法、監控、
乃至動用暴力,
而這一切不僅不被普遍視爲犯罪,
反而被視爲秩序的保障?
這一問題正是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爭論之一。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維博
曾以一句極爲簡潔的話定義國家,
國家是一個在特定區域內的民衆認可下
壟斷正當暴力的組織。
這句話流傳甚廣,
被無數法證教材引述。
但如果我們仔細思考,
便會發現其中隱藏的邏輯問題。
既然國家的本質是暴力壟斷,
那麼它的正當性究竟從何而來?
僅僅因爲人們的認可嗎?
這種認可是自願、
真實的選擇,
還是因爲恐懼而被動的接受呢?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想象,
如果一個私人組織向你徵收高額稅款,
限制你的遷徙自由,
甚至強制你在某些情況下服兵役,
繳納社保,你是否會甘願服從?
雖然你可能敢怒而不敢言,
但心裏已經在大罵這個黑社會了。
但搞笑的是,
如果這一切是國家提出的,
絕大多數人卻認爲這是應盡的義務。
爲什麼會這樣?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接受暴力是一種正當的社會管理機制?
今天,我們將尋着歷史的線索,
回溯國家形成的軌跡,
揭示國家權力從有限到無限,
從防衛到干預的擴張路徑。
我們將對比社會契約論與征服論的分歧,
剖析微博所定義的正當暴力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基礎,
並在此基礎上,
引入奧地利學派的獨特視角,
區分合法性與正當性,
秩序與自由的概念,
以更清晰地審視我們當下所處的政治現實。
我們所追問的不僅僅是歷史演化的軌跡,
更是關於當代國家,
尤其是披着民主自由外衣的各種干預型國家,
究竟還能否代表正義的根本反思?
國家能不能真的做到爲人民服務呢?
它是怎樣通過歷史的包裝,
將壟斷的暴力冠以公共利益的名義,
從守夜人變成了全面干預者的呢?
國家是否應該被限制成一個
僅僅保障邊界安全與公民自由的機構,
還是說它總是會蛻變成
無孔不入的社會工程師?
接下來,我們將一步步揭開國家合法性的神話,
重新審視政府權力的增長路徑,
看看我們是否真的失去了選擇的自由。
要理解國家爲何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地位,
我們可能要回顧上個視頻談到的問題,
國家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傳統政治哲學中,
有兩種主導性的解釋路徑,
一是契約論,二是征服論。
這兩種理論不僅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國家的本質,
也深刻影響着我們對政府正當性的判斷。
契約論的思想遠遠流長,
但真正系統化的表達始於近代歐洲的幾位重要思想家。
17世紀,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
描繪了一個令人站立的自然狀態圖景,
在沒有國家和法律的世界裏,
人類與動物並無二致,
弱肉強食,暴力橫行,
生存充滿危險與不確定。
爲逃離這種人人爲勁敵的狀態,
人們彼此達成契約,
把一切權力交給一個絕對強大的主權者。
這個主權者的首要職責不是保障自由,
而是終結戰爭,維持秩序。
這個國家就像舊約聖經中描述的一頭怪物——利維坦,
只要能帶來和平,
被他統治的人民不在乎他的權力無限。
霍布斯的核心觀點是,
強權雖然是可怕的,
但相較於無時無刻不再威脅人類生存的混亂而言,
強權可以接受。
與霍布斯相比,
約翰·洛克對人性的態度比較樂觀。
他同樣認爲自然狀態並不理想,
但問題不在於人性邪惡,
而在於沒有公認的裁判機制。
因此,人們爲了保護生命、自由與財產安全,
自願結成社會並設立一個有限政府。
這個政府的權力不是無上的,
而是受制於憲法與人民意志。
如果政府違背契約,
侵犯自然權利,
人民有權推翻它。
這就是後來美國獨立宣言的核心邏輯。
讓亞克·盧梭則進一步提出,
主權不可轉讓,
政府不過是人民的執行機關。
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強調,
服從法律的人民,
其實只是服從自己。
但問題也在這裏,
盧梭沒有說明應該由誰來定義公義。
如果國家以人民的意志爲名行邪惡之事,
個人的反對是否就被視爲背叛國家?
在盧梭的理論中,
個人必須被迫獲得自由,
也就是強制接受公共意志。
這就爲後來民主國家逐漸走向極權主義,
打開了一扇大門。
法國大革命時期,
羅伯斯必爾正是以人民的意志之名
推行高壓統治,
造成雅各賓恐怖橫行,
數萬人在斷頭臺上喪命。
這一歷史印證了,
當公共意志變成國家暴力的擋箭牌,
個人自由就可能被綁架,
極權主義便以民主的名義降臨。
相較於契約論對秩序的理性構想,
征服論顯得殘酷而直接。
德國社會學家弗朗茨·奧本海默
在其著作《國家》中指出,
國家的起源不是人們自願締結的契約,
而是征服的結果。
比如在古代,
一個部落戰勝另一個部落之後,
選擇不滅絕對方,
而是將其奴役建立起基於奴隸勞動的
持久的統治體系。
這種統治需要制度化,
需要規範化,
於是國家的雛形便誕生了。
奧本海默明確指出,
政治手段是通過掠奪他人的
勞動成果來維持生存,
而國家是政治手段的制度化延續。
在這種語境中,
國家對公民的所謂保護
並不是出於仁慈或責任,
而是爲了延續統治
所做出的成本優化選擇。
如同黑幫大哥收取保護費,
表面上是保障你的安全,
實則是讓你免於他自己
或他手下人的傷害。
這種保護並不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量,
而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資源的
溫和剝削方式。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上
一些國家起源的實際案例。
羅馬帝國並非由
羅馬公民集體地獄而成,
而是在千百次對外戰爭中
征服了地中海世界,
以軍事力量統合各族群,
並通過元老院與軍團維持統治。
烏大維被授予
奧古斯都稱號,
並不是以神授天命,
而是以維護秩序者的身份掌權,
它的合法性基於元老院授權
與軍事勝利。
雖然羅馬帝國的加冕也有儀式象徵,
比如皇帝神格化,
戰車凱旋等等,
但更看重製度演變而不是繼承法統。
大秦帝國
通過商鞅變法,
秦國建立起強大的軍國體制,
再以武力吞併六國,
建立了中央集權帝國。
中國古代的朝代更迭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
不管武力征服多麼暴力,
最後一定要講究得位於天,
也就是受命於天,
濟壽永昌。
比如秦國強大之後,
即使武力逼迫周南王退位,
即使收了周朝的九鼎和傳國玉璽,
可仍然不敢建立帝國,
一直要等嬴政收到了六國的投降書和傳國重器,
才最終以天命歸秦的說法稱帝,
並且用始皇帝的名義開創新一代法統。
可以說,
秦帝國的合法性是文化政治的產物,
而非單純的軍事現實,
體現了中華傳統文明
對王道正統的高度重視。
這種模式,
深刻影響了後世兩千年的
中國王朝更替邏輯。
今天的中共政權,
由於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延續,
其統治正當性一直無法被承認,
所以如坐鍼氈。
再來看歐洲的殖民帝國,
西歐列強在美洲、
非洲、亞洲等地
建立了許多殖民帝國家,
本質上全是通過征服、屠殺、
奴役構成的強權統治。
但是這種統治又與
羅馬帝國和大秦帝國不同,
它並不是依靠什麼共主秩序,
或者天命所歸的合法王朝。
例如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帝,
並未試圖繼承墨爾帝國的皇權象徵,
而是以東印度公司的契約統治取而代之。
在這些案例中,
國家可能靠強制開端,
但唯有共識與制度
才能維持其長期存在。
從哲學上看,
契約論具有道德吸引力,
它建構了一種理想的
和平的秩序模型,
是現代憲政民主的重要思想制度。
但從歷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這種模型幾乎從未真實發生過,
沒有哪個國家
真的是通過與公民普遍締結契約而誕生的。
即使先進入美利堅合衆國,
它的聯邦憲法是代議式的、
局部代表性的政治契約,
但不是全體人民
親自締結的普遍契約。
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共和國
雖然建立在主權在民與人權宣言基礎上,
但其實是革命者
推翻王權後通過軍事、
政變、憲政反覆博弈的結果。
也沒有哪個王朝、
政權、政府
是在全民自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更沒有哪個統治者
是真正因爲人民選擇他
才擁有軍隊、稅收、
司法權利的。
正如奧本海默所表達的觀點,
所謂社會契約
從來沒有發生過,
它只是勝利者美化自己統治的故事。
如果國家真是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
那麼
這份契約在哪?
我何時簽署過?
又如何選擇不加入或是退出?
我們今日之所以接受國家
是因爲它已經存在,
它掌握了武裝、制度、
教育,
壟斷了我們出生以來的全部現實。
而契約只是國家爲延續
自己正當性所講述的童話。
不過,
即使歷史上從未真實發生過
全民參與締結國家契約的情形,
契約論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它並非描述國家的
真實起源,
而是作爲一種政治理想,
強調政府權利應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並受限於憲法與法治,
從而爲現代社會提供了限制權利,
保障個人自由的規範性基礎。
歸根結底,
人類歷史上國家的起源
不是人民的同意,
而是成功的暴力,
而正當性則是暴力之後的語言包裝。
在理解了國家起源背後的真實邏輯後,
我們就要進一步思考,
即使國家源於暴力,
那它是否可以被正當化?
合法性是否等同於道德正義?
國家究竟是爲人民服務,
還是將人民訓練成順從的奴役對象?
我們已經揭示了
國家權利的歷史起源
它並非如契約論所設想的那樣
出自自由意志的締約,
而是源自一次次軍事征服
與強制統治的制度化延續。
那麼,既然國家來自暴力,
爲什麼絕大多數人
卻認爲它是正當的呢?
這一點正是現代政治社會學
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
在20世紀初,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
提出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定義,
國家是一個在特定領土範圍內
成功地壟斷了正當暴力
使用權的組織。
韋伯的定義因其簡潔,
深刻而廣爲流傳,
被許多學術與政策機構奉爲
國家的經典定義。
這一定義在提出什麼是國家的同時,
暗示了一個重要的前提,
國家的暴力之所以正當,
是因爲它被人們認可。
可問題在於,到底什麼叫認可?
是否所有的服從行爲
都等於認可?
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
也是在質疑韋伯的國家理論中
一系列邏輯漏洞。
韋伯將國家合法性
分爲三種基本類型,
用以解釋爲什麼人們願意接受統治。
第一是傳統合法性,
基於歷史慣例
與世襲秩序,
比如封建王朝、宗教領袖、
部落長老等。
第二是魅力合法性,
依賴領袖的個人魅力與感召力,
如拿破崙、甘地或某些革命者。
第三是法律的理性合法性,
就是建立在程序化法律、
成文憲法與官僚體制之上的
現代國家模型。
在現代社會中,
第三種形式,
法律理性權威早已成爲主導,
人們不再因個人情感或傳統身份
而服從政府,
而是因爲制度化的規則、
程序與法律授權。
也就是說,因爲國家和政府的
組織形式是符合憲法、
法律和各種法規的,
所以它的存在就必然是正當的了。
如此一來,
國家的合法性結構就穩固了嗎?
但仔細觀察,
並不是這樣,問題依然存在。
首先,
合法並不等於合理,
更不等於正義。
一個政權的暴力若能通過某種制度
安排獲得合法性,
並不一定天然具備道德上的正當性。
大家一定還記得,
在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政策
完全合乎當時的法律程序。
在前蘇聯,農業集體化、
古拉格體系都有法律依據,
斯大林的肅反運動
也有刑事上的法庭審判。
中共建政後的土改,
三反五反、反右、
人民公社、四清運動、
計劃生育等,
無數人在合法的組織與群衆動員下
被鬥爭、被打倒、被殺害。
有哪一次運動沒有具備
強烈的刑事合法性?
人大授權、法律文本完備、
機構層層解釋與執行。
我們能否說,
這些運動因爲國家和政府的
制度認可就變得正義了呢?
其次,
所謂人民的認可本身往往只是
被動服從。
在絕大多數國家中,
普通人從出生起就生活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
上學接受義務教育,
服從法律,
納稅,參軍,遵守規則,
而幾乎沒有實際選擇權。
如果合法性來自認可,
我們必須追問,
這種認可究竟是出於真誠的信念,
還是出於對懲罰的恐懼?
當你在政府的法律面前繳稅,
是出於認可嗎?
如果不繳稅就會被罰款,
那這種順從是否還能稱爲認可?
微博對國家的定義
是描述性的,
而不是一種符合邏輯的規範。
它只能說明國家如何維持暴力,
卻無法解釋其爲何
值得存在。
即便國家必然起源於暴力,
而且其合法性帶有欺騙的成分,
但它的確演變出了
高度制度化的行政結構。
現代國家不再僅僅是強者的堡壘,
而逐步成爲一個
嵌入生活各個角落的制度體系,
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質疑。
最初,自由意志主義者主張的是夜景國家,
這種政府的任務極其有限,
僅承擔三個基本職責,
保障國家安全,
維持社會治安,
保障契約執行。
它就如同一位在黑暗中巡邏的守衛,
平時不干涉個人事務,
只有當公民權利受到威脅時纔行動,
你纔會注意到它。
隨着近現代戰爭的擴大化,
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
特別是核彈帶來的社會恐懼,
國家開始全面動員社會資源,
爲了徵兵,增稅,
控制輿論,
政府的權力快速膨脹,
國家安全變成了一切擴權的藉口,
而緊急狀態
也成爲了逃避問責的護身符。
二戰之後,
世界進入工業高速發展期和金融動盪時期,
政府逐步涉入經濟領域,
凱恩斯主義成爲主流,
政府被視爲市場失靈的修補者,
通過調控貨幣,
制定產業政策,
干預就業市場,
據說是爲了保障經濟穩定。
但這種管理模式也帶來了
規模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資源錯配的問題,
最終導致了
1970年代的滯漲危機。
面對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和工人運動,
政府引入社會福利制度,
試圖通過再分配
實現公平正義。
從退休金,醫療保障,
到失業救濟與住房補貼,
國家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慈善機構。
這也催生了龐大的財政負擔,
對福利的依賴性,
乃至政客爲選票操縱福利制度的趨勢。
進入21世紀,
數字時代來臨,
氣候危機的敘事甚囂塵上,
尤其是經過疫情的渲染,
國家的角色再次升級,
政府不僅要管土地,管企業,
竟然還要管理碳排放,平臺算法,
甚至病毒傳播,
社交輿論與行爲習慣。
通過專家治理與數據治理,
國家正邁入一個
技術官僚化的新階段,
表面上它科學中立,
實際上卻更難被問責。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
有強權體系的崩塌,
也有自由民主體系的墮落,
強權和民主的界限
越來越模糊。
我們看到了一個很明確的趨勢,
政府從原本的首頁人
變成了一個掌控經濟,
重塑價值,管理行爲,
干預生命的多功能機器。
它倒是真的變得越來越像怪獸立維坦了。
這一切
是我們自願選擇的嗎?
我們是主動接受了政府的保護,
還是在對不確定性的恐懼中
一步步被動接受它
越來越多的干預?
尤其是在號稱自由世界的西方體系中,
我們究竟是在當家做主,
還是在逐漸習慣國家
無限度的權力擴張?
我們是不是正迷失在
韋伯所言的國家正當暴力的
敘事邏輯之中?
以人民之名擴張國家權力,
是否仍然具有正當性?
這是每一位現代人都必須直面的問題。
我們剛剛回溯了
國家的起源,
制度化的過程與合法性的建構路徑,
但我們尚未觸及另一個深層問題,
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正義?
國家的存在
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
在主流政治學與法學話語中,
國家通常被視爲
不可或缺的道德中介,
一個代表集體理性與
長遠利益的善意的父親。
但在奧地利學派看來,
這種觀念本身就是一種
危險的邏輯錯位幻覺。
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曾明確指出,
國家不是道德的源泉,
而是道德衰敗的起點,
這是對國家最根本的否定。
米塞斯認爲,
國家不過是人類歷史中
某種特定形式的組織,
其存在從未自動賦予它
現實中的合理性和道德上的優越性。
如果一個政權能通過法律程序,
議會投票或憲法文本
獲得合法地位,
這是否意味着它的行爲
就具有道德正當性?
奧地利學派的回答是否定的。
縱觀近現代歷史,
世界上充滿了合法而邪惡的國家,
納粹德國的紐倫堡法案
剝奪猶太人的國籍與財產,
完全依照合法程序制定。
前蘇聯的肅反法庭,
東德的祕密警察,
紅色高棉的再教育營,
皆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運行,
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中共政權未能接替
中華民國的憲法體制,
也未獲得全民投票授權,
卻通過暴力革命與政黨操控
確立國家地位,
並以法律之名在數十年間
實施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道災難。
在這些案例中,
我們看到國家的合法性
並沒有帶來正義,
反而掩蓋了大規模的制度性罪惡。
奧地利學派
特別強調一個概念,
叫做看不見的犧牲。
當國家宣稱自己在提供公共服務時,
它往往掩蓋了資源配置的
真實代價。
例如,每一筆財政支出
都是從納稅人手中強行奪來的,
每一次價格控制
都是對市場信號的扭曲,
每一次拯救一個產業
都是以犧牲另一個產業爲代價。
但這些犧牲者
往往不會出現在政府報告中。
因此,
政府行爲不等於公共利益,
恰恰相反,
國家是系統性物質的最大製造者。
當我們揭穿國家的合法性騙局之後,
很多人會立刻陷入一種恐懼。
如果沒有國家,
社會豈不是會陷入混亂?
這正是現代社會的深層洗腦成果。
我們被教導相信,
秩序必然來源於強制。
奧地利學派通過幾代人的努力,
對此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
秩序未必依賴國家。
相反,
最穩定與最人道的秩序
往往是自願形成的。
在人類歷史上,
國家並不是唯一的法律與秩序來源。
在許多時代與地區,
甚至在國家權力真空的環境中,
社會依然維持着複雜而有效的秩序結構。
比如習慣法體系,
中世紀的英國與冰島
並不是由中央集權強行頒佈法律,
而是通過社區之間的裁判習慣
逐步發展出了一套
具有約束力的規則體系。
民間仲裁機制,
伊斯蘭社會的瓦剋夫法庭,
猶太社區的拉比法庭,
中國傳統的宗族祠堂與香約
都能夠長期處理糾紛,
執行判決,
約束行爲卻不曾依賴中央政府。
商人法,
在無國界的貿易領域,
商人們發展出一套
不依賴國家司法的規則體系,
包括合同,信用,仲裁,
保函制度等,
維持了國際市場的秩序。
這些體系之所以能長久存在,
是因爲它們基於參與者的
自願性,生育機制
與社會文化的內在約束,
它們不像國家法律那樣靠暴力執行,
而是靠交往信任
與行爲預期來維繫。
契約論者常說,
國家基於社會契約而成立,
可奧地利學派一語道破了真相,
你從未簽過這份契約,
也無法選擇退出。
這種契約不是自願的,
而是以出生爲前提的制度性強制。
你無法選擇不繳稅,
不能合法離開社保體系,
也不能選擇退出國家。
這怎麼可能是一種雙方自願的契約呢?
這更像是一種溫和的奴役結構。
奧地利學派認爲,
真正穩定且可持續的
社會秩序來源於
個體的自我責任感,
自發演化的市場規則,
以及長期累積的文化習俗與道德約束。
這些秩序元素並不需要
一個全能國家來制定,
它們依靠的是人類行動本身的邏輯,
也就是米塞斯所說的行動學。
市場,
是人類協作的自然產物,
文化,
是群體在時間中沉澱出的道德共識。
正是這些構成了
我們生活的核心規則,
而不是國家的法律文本。
現在,
我給大家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思考題,
如果所有的國家明天都解體了,
人類社會是否會毀滅呢?
你的生活會變得更自由,
還是更混亂?
你是否真的需要一個
無處不在的政府,
才能知道不要偷竊,
要守信用,不能欺詐?
要知道,這是三千多年前
就已經刻在泥板上的族群契約,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維繫社會信任的基本原則。
國家之所以看似必要,
只是因爲我們已經習慣了它,
習慣了它提供的便利與壓迫,
保護與控制,
法律與懲罰。
但如果,我說的是某種可能性,
我們願意嘗試
以自由,責任,互助,
道德爲基礎構建生活,
我們真的還需要一個全能的國家嗎?
回顧本集的內容,
我們一路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皆是它並非建立在
自由意志的基礎上,
而是誕生於征服,暴力
與強制性秩序的制度化過程。
國家之所以能維繫統治,
並非因爲每個個體都主動選擇了服從,
而是因爲在歷史與教育中,
人們逐漸接受了
合法暴力的正當性包裝。
從契約神話到
微博的暴力壟斷定義,
從戰爭國家到福利社會,
國家的權力不斷增長,
而正義的含義卻日益模糊。
奧地利學派的大師們
從經濟活動規律的角度提醒我們,
正義不能建立在壟斷之上,
自由不能依賴
強制來定義。
一個真正正當的社會秩序,
不應該以暴力爲起點,
也不該依賴強制性的服從機制,
而應以自願、責任、契約
與文化內生的道德共識爲基礎。
我想讓所有的朋友
都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不依靠暴力,
我們還能有效地組織社會嗎?
這不僅是一個哲學追問,
更是一個現實挑戰。
在一個看似被制度包圍的世界裏,
我們是否能設計一種
不依賴槍桿子、
不靠國家強制的社會秩序?
它是不是一種基於
人類數千年文明的自然演化、
基於自由市場的自發交換、
基於內省的文化與道德自律、
基於每個人理性思考之後
做出的個人選擇?
自由意志主義的理想從未消亡,
它只是被現代國家的龐大結構
與合法性話術遮蔽了。
真正的自由正如哈耶克所言
不是免於干擾的結果狀態,
而是一個由無數自由行動
不斷自我調整與道德規範
所維繫的過程秩序。
自由的秩序並不是無政府的混亂,
而是對人類理性、
自我管理與道德文明的
信任與考驗。
所以在今天的結尾,
我想給大家留下兩個問題
作爲通往下一期視頻的思想入口。
第一,什麼是非強制的社會秩序?
第二,如果明天國家解體了,
你會崩潰,
還是開始學會真正的活着?
下一期視頻,
我們將聚焦自由的概念,
它到底是什麼?
如何理解奧地利學派
所主張的自發秩序?
如果沒有中央政府,
一個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文化
是否足以組織並維繫人類社會?
自由就像空氣,
看似無形,
卻構成一切生命與創造的前提。
但不同於空氣,
自由並非上天的賜予,
而是建立在私有財產、
契約與自願交換的制度基礎之上。
唯有不斷意識到這一點,
並像捍衛呼吸的權利一樣
捍衛自由的存在,
我們才能真正生活在自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