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唐宋變革論”——中國歷史分期、《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其人、理性看待宋代歷史

中國歷史上下數千年,淵遠流長,紛繁複雜。 從初中時,老師就告訴我們, 中國歷史可以分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的歷史分歧。 而隨着知識的增長,我們瞭解到, 這套理論實際上是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紀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爲脈絡而劃分出來的結果。 在國內史學界,關於哪個朝代纔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曾經有過一些爭論。 中學課文裏面用的是戰國封建論, 意思是中國歷史從秦朝以後就是封建社會了。 屏幕前的最大多數朋友相信也是這麼認爲的。 不過,除了戰國封建論, 在學術界曾經還有過西周封建論和魏晉封建論。 前者認爲,西周時期中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了, 至於這裏的封建是現在意義上的封建, 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狀態。 而魏晉封建論則認爲,中國在魏晉時期才進入封建社會, 秦朝、西漢、東漢都是奴隸社會, 看起來有些驚世駭俗。 那麼這麼多封建論到底哪一種是對的呢? 實際上歷史學不像武術學、物理學有嚴格的對與錯。 以上三種封建論,其各自的代表人物都是鼎鼎大名的歷史學家。 作爲一個小菜鳥, 我可沒有資格給大師們的爭論做評價。 戰國封建論的代表人物是龔若先生, 西周封建論的代表人物是范文瀾和蔣伯贊先生, 魏晉封建論的代表人物是唐掌儒和王忠樂先生。 范文瀾是北京大學畢業的, 蔣伯贊和唐掌儒也曾經在北大列宇系任教, 王忠樂是山東大學的教授,奠定了後來山大文史建廠的傳統。 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直接閱讀大師們的論著, 做進一步的瞭解。 歷史沒有唯一正確答案, 各種觀點之間互相交流, 只會加深我們對於歷史認識的深度。 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的歷史分析之外, 還有一種所謂三分法或者四分法的歷史分析。 這套理論是西方歷史學界的傳統。 按照這套理論,西方歷史可以分爲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和現代史。 注意這個中古史不是中國古代史, 雖然後者的簡稱和前面是一樣的。 那麼在上世紀初, 有一位日本的歷史學家, 套用西方歷史的三分法給中國歷史做分析, 從而誕生了一個文雲小小的理論。 這位日本學者叫做內藤湖南, 他的這套理論叫做唐宋變革論。 唐朝代表着古典中國的氣象, 宋朝演奏着古典中國的風韻。 由於兩個朝代捱得很近, 所以人們常常將唐宋合稱唐氏宋祠,唐宋八大家。 然而唐朝和宋朝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同, 疆域大小,軍力強弱,對外關係的高低自不必說。 其他方面變化也很明顯, 發展於東漢時期的世家大族滿發勢力, 發展到唐初時已經開始衰落, 又經過安室之亂和五代時國的戰亂清洗, 到宋代終於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氏族滿發的這一形成發展與解體, 是中國歷史從東漢到宋初這將近一千年發展的主線之一。 民族心態方面,唐代是開放的,自信的, 宋代則由於強敵環伺,又重新拾起一下之變。 經濟方面,唐代前期徵稅仍然採取實物交易的形式, 中唐以後才改爲兩稅制, 宋代的商品經濟則發展迅猛, 以至於誕生了紙幣。 詩歌方面,唐詩與宋詩也是風格迥異, 唐詩就像一片萬花叢, 百花綻放,爭氣鬥豔, 宋詩則像一本教科書, 說理爲太重,倒是宋詞, 《完約派》繼承了前代的淺真低暢, 籌謀婉轉, 《豪放派》卻是開拓了詞曲的創作新境, 對後世戲劇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章方面,直到盛唐, 文人寫作仍然是接續六朝扁文的風格, 講究用點、排比、對偶, 像李白留下的幾篇文章與韓荊周書《春夜宴桃李源續》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直到韓域,柳宗元發起了古文運動, 文章才稍微能看得懂一些, 宋朝繼續了這歷史發展進程, 古文大家輩出, 唐宋八大家裏有六個是宋人。 文化藝術方面,唐代這些出包羅萬象的特點, 宋代的藝術則少了一份西北荒原的豪邁和粗獷, 多了幾分江南水鄉的精緻與細膩。 學術方面,唐代魯道佛三家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 道教不必說了, 大唐皇帝尊老子李丹爲先祖, 佛教方面,玄藏吸取印度曲經, 六祖惠能弘揚禪宗。 儒學方面,唐初有顏詩古孔應達等儒學大家, 中唐有韓域高舉儒學復興大旗, 總體來說,唐代儒士道三家共存, 三家並尊。 而到了宋代,儒士道雖然逐漸融合, 卻又催生出了理學、心學、氣學、數學、王學等學術思想流派, 又開百家爭鳴之景象。 凡此種種都能說明唐宋之間的中國發生了一場重大的變革。 1922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 後經內藤湖南的學生宮崎詩定等人發展, 隨形成《唐宋變革論》, 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 接下來我們就讀一讀內藤湖南的原作, 看看他到底講了些什麼。 這是內藤的原文,很短,也就六千字不到。 黃色部分是我畫出來的重要觀點和論據。 第一段,開篇提出觀點, 唐代屬於中世之終末,而宋代則爲晉世之發端。 這裏的中世對應的是西方的中世紀, 晉代之發端對應的是西方中世紀之後的一系列走向晉代的歷程。 比如文藝復興,增加改革,帝大發現等。 第二段開始,內藤從政治變遷的角度闡述他的理論。 來看這裏,唐宋之際由於貴族政治的廢退, 從而引起了君主獨裁政治。 看到這裏我直接黑人問號, 什麼?中國古代君主獨裁是從宋代開始的嗎? 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一群皇帝的棺材板要壓不住了。 而且宋代在制度上是需要了相權, 可是執行的時候卻出現了很多權項。 皇權和相權之爭不是一個貴族政治的廢退就能夠解釋通的。 再來看這句,有名的望族在當時,也就是中古, 政治上地位幾乎是超越的, 也就是說當時的政治可以說是全體貴族的專利品, 非貴族不能就高的官職。 這個說的太絕對了, 就拿宰相來說吧, 李淵的宰相確實都是世家大族出身, 除了一個劉文進,不過被李淵砍了。 李世民的宰相前後29個, 其中魏忠、房玄齡、侯俊吉出身並不顯赫, 唐玄宗的宰相有34個, 其中劉由求、魏知谷、張越、張九齡都是近世出身, 科舉考試考上來的。 所以那頭湖南這句, 非貴族不能就高的官職, 實在是過於絕對。 類似於這樣絕對的觀點, 下面還有很多, 比如君主乃貴族階級的共有物, 其政治便是認可貴族的特權, 而後才能實行。 再比如, 唐時宰相皆爲貴族階級中出身, 一度到達其位置, 天子雖有其權力, 亦沒有自由活動的習慣。 這一句更加雷人了, 地方官等亦是如此, 在唐代跟中央權力有關係, 但在各地方上幾乎享有與君主同樣的權力。 黑人問號乘二, 唐代地方官幾乎享有與君主同樣的權力, 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出來這樣一個結論的。 然後這裏, 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有如此不同, 也就是貴族政治和君主獨裁政治有區別的結果。 這個也不對啊, 唐代宦官之所以這麼飛揚跋扈, 不是因爲什麼貴族政治, 而是因爲掌握了禁軍。 下面是經濟上的論證, 內藤說, 唐代的租庸調製度, 意味着人民向政府交納地稅, 服勞役,提供工作品。 唐中世開始, 此制度自然毀壞而轉爲兩稅制度, 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獲得自由的解放, 地租等的收納也可以錢貸納, 因此人民從被居住在土地上的奴隸, 電農的位置那裏, 開自然解放制度安息。 第三次黑人問號, 開自然解放這端序。 還有這裏, 從此時開始, 銀亦作爲貨幣開始漸漸佔據重要的位置, 北宋時代僅僅流通, 到了南宋太過盛行, 元、伯炎滅南宋歸北京時, 爲了把從南宋庫中收藏的銀子運往北京, 鑄造成一定的形狀, 這就是今日元寶銀之爛傷。 這短短的幾句話就出現了兩個錯誤, 第一,南宋錢荒, 爲此瘋狂發行紙幣, 最終把國家經濟搞得一塌糊塗, 直到最後崩潰, 此處手動at某人。 而且按照紹興和議, 南宋朝廷每年要向京朝進貢銀、 絹各25萬兩, 本來就沒有什麼貴金屬, 每年還要給金人25萬兩, 所以南宋怎麼可能會出現 白銀太過盛行的情況呢? 內藤或許是看了水滸傳得到的這個結論, 但是他可能忘記了, 水滸傳是明朝人寫的。 第二個錯誤, 把銀字鑄造成一定的形狀, 也不是從元代開始的, 宋代就這麼鑄造了。 順帶提一句, 元寶的本意是元朝的寶貝, 它和宋朝沒有任何關係。 到這裏相信大家也看出來了, 內藤在這篇文章中的一些分析 是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的, 有生搬硬套西方歷史三分法的嫌疑, 如果只看概括的唐宋時代觀, 你可能會認爲, 內藤湖南雖然有些觀點不靠譜, 但應該是個中國文化熱愛者吧。 內藤是對中國頗有研究, 但是他研究中國的目的, 卻是爲了自己的母國, 日本。 近代以來, 爲了粉飾自己的侵略行徑, 諸多日本學者挖空心思, 創造出一套又一套雷人的理論, 用來證明日本侵略是合理的, 內藤湖南也不例外。 內藤還提出過許多其他雷人的論點, 比如領土過大論, 文化中心東移論, 文化停滯論, 國家廬存論, 國機關利論, 放棄國防論, 需要一族次級論, 以上這些論點的主語都是同樣的對象, 中國。 可見內藤湖南根本不是在單純的研究中國史, 它是有着極其明確的政治目標的, 那就是我前面說過的, 爲日本侵華提供理論依據。 對此, 我們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頭腦, 在吸收合理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 堅決抵制歪曲錯誤的東西。 歷史是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的精魂所在, 要想消滅一種文化, 必先歪曲重寫解構序誤掉它的歷史。 作爲一個目前講了一些宋代歷史的UP, 請允許我用這篇文章表達我對史觀的一些看法。 宇宙風氣, 其變之大者有三, 洪荒一變而爲唐渝, 以至於周, 西國爲疾, 再變而爲漢, 以至於唐, 武濟爲疾, 宋其三變, 而武, 未渡其疾也。 變爲疾, 則治, 不得不相爲因。 經國家之治, 民間之俗, 官司之所行, 儒者之所守, 友誼不與宋敬者乎, 非沐宋而樂屈之, 而士固然矣。 周形乎水, 而不得不視風, 以爲南北。 治出乎人, 而不得不視士, 以爲上下。 固周而上, 持士者, 是道德, 而漢而下, 持士者, 是功利, 皆其慧也。 但於宋, 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 而集權乍立之用亦窮。 一祖太宗官其然, 故舉一士之治, 而神之於革律, 舉一士之才, 而納之於準神。 規矩尋尋焉, 守文應令, 雍容固判, 而士以治, 大抵宋三百年。 其家法嚴, 故呂武之便不勝於晝夜, 其國體順, 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 禮仁爲治, 而蒼陰如虎之暴, 無所失於郡國, 仍依法相守, 而垂埋劫四之暇, 無所容於呂相。 其治事定俗, 該有漢唐之所不能治者, 獨其若是宜交, 而繁衣當處, 事權勿其過奪, 而文法勿其太拘, 要以矯枉而得於正, 則善矣。 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爲, 而寒暑晝夜之必相待矣。 故曰, 事便未及, 則治不得不相爲因, 善因者, 見其所以得, 與其所以失。 有威, 有明, 有成, 有門, 有先, 有後, 則是邊者, 服役足以觀矣。 於故不揣而續之, 彼論是之君子, 於滋得有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