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漢合流
未名湖的小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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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了血腥的大屠殺。
4月20日表明,大革命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也體現了我黨在革命鬥爭上經驗不足。
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宣佈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並罷免他的一切職務。
4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
表示完全贊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並怒斥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
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憤怒地召回了此前送給蔣介石的簽名照片。
同樣身處蘇聯的蔣經國,亦發表公開信,
對空語閣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事情,而我不再任你做我的父親。」
一時之間,蔣介石成為天下公敵、眾矢之的。
然而僅僅三個月後,武漢國民政府便倒向了革命的反面,與南京的蔣介石一道同流合污。
這三個月裡發生了什麼?武漢的態度為何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彎?
事情還要從一個人說起。
今天提到汪精衛,大家下意識會想到漢奸、賣國賊,
而不一定會想到汪精衛早年也曾經是一個熱血的革命青年。
1925年,松山病逝,汪精衛親自起草了總理的遺囑。
彼時的國民黨大佬,除了他之外,還有胡漢民、廖仲愷、徐崇智等人。
至於蔣介石,則根本沒有進入最高層。
要知道,在一年前的國民黨一大上,蔣介石連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僅僅是練習參加。
1926年中山劍事件後,汪精衛被排擠出國民政府,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的職位,來到法國。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回到上海。
此次回國,汪精衛躊躇滿志,他滿心以為自己是當之無愧的國民黨黨魁。
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汪精衛提出通過合法的程序分工,但蔣介石卻有他自己的想法。
4月6日,在宋子文的安排下,汪精衛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汪精衛之所以不想跟蔣介石一起使用暴力手段清黨,不是因為他對共產黨心存好感,而是他出於個人利益的打算。
國民黨左派,共產黨,蘇聯的共產國際,此時都認汪精衛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對他來說,在這個節點上背叛革命實際尚未成熟。
其次,汪精衛自視為孫中山的正統接班人,而孫中山是主張聯俄聯共的,這個時候突然提出驅逐共產黨,他該如何自圓其說呢?
正如汪精衛自己在武漢分共前後中所說的那樣,兄弟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辯,如果要辯則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制憲黨於粉碎糜爛。
話說得冠冕堂皇,但是汪精衛自己後來也沒有開什麼全體會議,就發動了七五,反倒是國民黨粉碎糜爛被汪精衛不幸言中了。
4月10日,汪精衛回到武漢,此時的武漢革命氣息無比高漲,滿街都是打倒蔣介石,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汪精衛本想調和寧漢矛盾,但是武漢的政治氣氛讓他必須表明態度。
4月11日,汪精衛高喊,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同時汪精衛還說,所謂聯俄就是聯合世界上一切的民眾,所謂聯共就是聯合國內一切革命分子,所謂輔助農工就是喚醒全國大多數受壓迫的分子。
如此激情澎湃的宣言,成功地欺騙到當時尚且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人,讓他們認為汪精衛是可以依靠、可以聯合的對象。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事變後,武漢頓時掀起一股動陣逃蔣的浪潮。4月16日的中共特別委員會議上,周恩來說,武漢方面主張先北伐,並怕老蔣軍事力量太大,自己完全佔益弱點,是很不好的。
照我們觀察,對於老蔣軍隊並不無法,且應先解決老蔣,然後可以北伐。
同夜,周恩來在一份給中央的意見書中,對蔣介石的軍事實力做了詳細的分析,他說,蔣能直接使用之軍隊僅五個師,但一師二十一師,血緣走後,戰鬥力已失大半。
二師久敗之時,在南京者僅三師十四師,如何能扛東夏之兵?四師軍已一半渡江,十七軍為蔣犧牲於揚州,二十六軍十四軍都有反蔣願望。
南京一師蘇復可不佔自頂,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之動搖,政權領導竟將歸於右派,使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失敗無疑。
可惜的是,周恩來的意見未能被採納,武漢國民政府決議先行北伐,而我黨由於並不掌握軍隊的領導權,所以也只能聽由國民黨的意見了。
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當時西北的馮玉祥已經佔領了西安,隨時可以動出銅管。
中共中央和聯共不代表鮑羅廷寄希望於武漢國民政府繼續北伐,與馮玉祥會師鄭州,背靠西北打通國際交通線,然後回過頭來對付蔣介石。
在爭論中,鮑羅廷甚至威脅說,如果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就辭職,回蘇聯。
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北伐師事大會,5月1日馮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5月7日馮玉祥來到銅管督師。
與此同時,武漢北伐軍也在沿著金漢路北進,與張學良率領的奉系軍閥濟戰於豫南。
武漢的北伐軍分為三路,右路軍進攻路線是汝南、上蔡和開封,中路軍沿金漢鐵路向鄭州挺進,左路軍沿金漢縣的西側地區前進。
在經過上蔡、西平、林穎三場血戰後,6月1日,北伐軍與馮玉祥勝利會事於鄭州,一切都如計劃中進展。
看起來,下一步就是馮玉祥和汪精衛聯合共同東進討獎,挽救國民革命的水火了。
而問題是,馮玉祥他靠得住嗎?
馮玉祥靠得住嗎?答案是靠不住。
1882年,馮玉祥出生於天津附近的青縣新記鎮,後於保定長大。
馮玉祥出身貧苦,1902年他參加了袁世凱的新軍,由此開始了與北洋軍閥幾十年的恩恩怨怨。
1917年張勛復闢,馮玉祥率軍討伐。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召孫中山北上貢山國師,一時傳位加患。
1926年5月9日,馮玉祥訪問莫斯科,在那裡他加入了國民黨,開始了他的國民革命事業。
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在五元會師宣佈將自己的軍隊改編為國民軍聯軍,而他本人則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
馮玉祥參加革命,受到了蘇聯的大力援助,蘇聯也向馮玉祥的軍隊中派遣了很多共產黨人士,
也因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認為馮玉祥會堅定地站在革命這邊。
然而馮玉祥這個老油條,老江湖,根本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單純。
首先,馮玉祥是接受了蘇聯的援助,但他認為這援助遠遠不夠,對於派往軍中的國黨人士,馮玉祥三心二意,敷衍了事。
其次,馮玉祥對軍隊的領導權非常敏感,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國民軍究竟是我說了算,還是他們說了算。
第三,馮玉祥是支持工農運動,但是當這些工農運動超過他所認為的邊界,比如農民,城儲,土豪劣紳時便會被斥責為沒有王法,工人舉行罷工,馮玉祥認為這是蓄意搗亂,並下令逮捕罷工領袖。
曾任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部長的李世軍後來回憶道,他要出桐官,感到兵力不夠,就在陝甘兩省徵糧,家之時之荒年,搞得陝甘人民叫苦連天。
當時陝西滬縣一帶農民,在農學的領導下發生了抗拒徵兵徵糧的情況,馮玉祥得知是共產黨領導的,就來火了。
中共黨員說馮玉祥是封建軍閥,因此他憤怒地說,我和你們合作,你們卻鼓勵農民抗拒徵兵徵糧,又說我是封建軍閥,還有什麼合作?
以上種種都說明馮玉祥的革命立場是不堅定的,不徹底的。
6月1日,國民軍和武漢的北伐軍在鄭州會師,武漢北伐軍前裏總指揮唐生智,奠請汪精衛與馮玉祥來鄭州指導政治。
對於此次會晤,汪精衛和馮玉祥可謂各懷鬼胎,汪精衛的算盤是聯合馮玉祥反共反蔣,
馮玉祥的算盤則是調停寧漢矛盾,然後共同北伐,消滅奉系軍閥。
馮玉祥之所以要調和寧漢,不是為了什麼革命的前途,他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考慮的。
如果寧漢爆發戰爭,火拼起來,那麼北方的張作霖必定會趁機南下,而他馮玉祥的軍隊此時正佔據河南,必首當其衝。
替汪精衛蔣介石做擋箭牌,這是馮玉祥不願意看到的。
6月8日,汪精衛抵達鄭州,6月10日雙方的會議正式開始。
汪精衛帶來了鄧衍達,唐生智,張發奎,馮玉祥則帶了陸仲林,俞又任等人。
經過兩天的洽談,汪精衛說服了馮玉祥一起反共清黨。
至於反蔣,馮玉祥以我只管打仗,不管其他為由推託了下去。
會議最終達成協議,武漢國民政府將河南、陝西、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馮玉祥,以換取他的反共清黨。
馮玉祥之所以對汪精衛虛與委蛇,是因為此時蔣介石也在悄悄地拉攏他。
前面說過,馮玉祥嫌蘇聯給的援助太少,早就心生不滿。
武漢那邊,馮玉祥獅子大開口,要汪精衛給他補充步槍十萬支,子彈五十萬發,大炮五百門,現款兩千萬元。
汪精衛表示,我全部家底拿出來都沒有這麼多。
那麼當時有沒有人能夠滿足馮玉祥的擴軍野心呢?
有,那就是背靠江浙財團的蔣介石。
1927年6月19日,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面。
蔣介石當即表示,從7月起,每月撥給馮玉祥250萬元作為軍餉,這讓馮玉祥感激涕零。
此次會議,蔣介石帶來了一大批高級官員,如吳志輝、李世增、張進江、胡漢明、李宗仁、白崇禧、陳立夫。
經過6月20日與21日兩天的會議,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反共上達成一致。
蔣介石本來想聯合馮玉祥討伐汪精衛,但是馮玉祥表示,武漢方面已在反共。
此時,國民黨內部自相殘殺勢必給北方的張作霖趁虛而入的機會。
但是在表面的中立外,馮玉祥還是表示了自己更傾向於蔣介石一方。
他說,不許武漢黨部存在武漢方面的忠誌同志,更希望他們速到南京來和我們合作奮鬥,不要被人利用。
經過鄭州、徐州兩次會議,馮玉祥、汪精衛、蔣介石這三方勢力雖然各懷鬼胎,
但是在共同的敵人,即中國共產黨和北方的奉系軍閥面前,達成了以下三條共識。
一、反共清港。
二、寧漢之間和解。
三、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
那麼在反動派之間相互探知虛實,逐步形成反共聯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又在做些什麼呢?
192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此次大會在時間上正好處於412和715之間,但是它的籌備很早就開始了。
與前幾次大會不同的是,五大的籌備和會議進程都是由共產國際主導的。
正如五大一開始通過的,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裡所說的,
第五次大會必定是全黨研究與明瞭並按照國際決議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
那麼這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又是什麼呢?
它的內容非常龐大,包括瞭如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國民革命與農民等九個議題。
以事後的角度看,這個決議案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在具體怎麼做上沒有給出指導,而且在一些事情的判斷上也是有問題的。
比如,決議案仍然將蔣介石看成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就與現實不太符合。
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基本上都是按照蘇聯老大哥的指示,老大哥說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
因此我們今天評價大革命失敗不能認為是陳獨秀一個人的鍋,當然他的問題確實很大,而應該看到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其中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發表《中國革命問題》一文,認為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
陳獨秀在五大商的報告繼承了這一觀點,陳獨秀說,99%的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無產階級本身應當堅決爭取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來進行革命。
那麼問題來了,武漢的汪精衛屬於什麼階級呢?陳獨秀的答案是,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
既然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那麼我們就要聯合小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一些要求,能退則退,能讓則讓,這就是陳獨秀的邏輯。
來看他在五大商的報告,在城市中,只有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大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無產階級就會陷入孤立。
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資產階級轉向大資產階級,革命就會失敗。
在國民革命中,我們需要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屬於小資產階級,因此我們必須向他們做某些讓步。
與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中共五大召開同時發生的,還有武漢地區的經濟瀕臨崩盤,武漢號稱九省通區,交通發達是武漢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四亞之後,蔣介石使用手段拉攏四川的劉湘,楊森等人,讓他們封鎖了長江上游,他在南京上海封鎖長江下游,廣東封鎖南下的珠海口,北面因為戰爭,交通也被隔絕。
一時之間,武漢四面被封鎖,貿易陷入停滯,財政日漸枯竭,商店倒閉,工廠停工。
帝國主義和上海的金融資本家們也對武漢的金融進行擾亂,實行經濟封鎖,這一切使得曾經繁華一時的武漢竟然發生了米荒,煤黃,通貨膨脹的狀況。
經濟情況的不斷惡化和共產黨人開展的土地革命,使得包括汪精衛在內的很多國民黨人士感到焦慮,恐慌。
於是,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反共情緒不斷增長,遂發生了夏陡營的叛亂和馬日事變。
夏陡營原為北洋軍閥舊部,後投機革命,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駐守宜昌,防範四川軍閥來犯。
5月5日,川軍楊森部通電雍江,從萬縣率軍東下,直逼宜昌。
此時,夏陡營主動讓開一條路,從宜昌撤離,並於5月13日發佈雍江反共的通電,配合楊森一道率軍東下,禁止距離武漢僅15公里的執法。
武漢的北伐軍此時正在河南與張學良交戰,周邊並無多少兵力,因此夏陡營反叛的消息傳出,江漢大為震動。
武漢國民政府火速調葉挺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與中央獨立第一師前往平叛,同時即令駐九江武學的第二、第六軍回漢救援。
在葉挺的猛烈進攻下,夏陡營的反叛最終被擊敗,他本人則逃往安徽,投靠蔣介石去了。
繼夏陡營叛亂後,湖南於5月21日又發生了許克強的反共叛亂。
由於21日在電報的代日韻母中為馬字,因此事變又被稱為馬日事變。
許克強,湖南鄉鄉人,是陳庚大將的同鄉,許克強早年貧苦投身革命,參加了同盟會和西漢革命。
1927年春,許克強擔任國民革命軍第35軍第33團團長,駐守長沙。
同時,許克強還兼任了湖南省政府委員,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常委,長沙市市長,長沙市公安局局長。
武漢二次北伐前,第35軍軍長何建特地派遣參謀長於香三奔赴長沙,與許克強,陶劉等人密謀反共事宜。
1927年5月21日,許克強率35軍第33團包圍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長沙市黨部,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省黨校,省農民運動講習所等革命團體和機關。
示範了所有關押的土豪獵神,槍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僅21日當天,就有百餘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長沙頓時陷入白色恐怖的氛圍。
此後,許克強又在湘潭、衡陽、武港、義陽、桃園、永州、劉鄉、安鄉、成州等地發動反革命大屠殺。
據不完全統計,從5月21日到6月10日,湖南有1萬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殘忍殺害。
據湖南各團體請願代表團的報告,許克強在湖南的暴行可謂罄竹難書。
許逆克強搗毀封閉各種革命團體後,白晝戒嚴,夜行屠殺。
不問理由及事實,只要是各級黨部、各級農會、各級工會及其他民間團體負責的同志,即行拘捕,以處死刑。
他們的刑法很殘酷,如殺女子,先行割去乳部,用刀斬斷頸部的一半,又用步槍向陰門一槍。
殺男子,先用極慘刑法拷問,再用刀及槍的重刑而死。
其如腰斬、暴行、割剖,種種慘殺,是極為悲慘,令人痛心疾首。
此種處決均在夜間。
他們遇了穿中山裝的,即拘捕審訊,
遇穿中山裝背鞭下有義字的,即是共產黨黨員,均槍殺勿論。
面對湖南的大屠殺,武漢國民政府是如何反應的呢?
來看這封原載於1927年5月27日漢口國民日報上的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報告。
從日期來看,這很明顯是針對馬兒事變發表的報告,上面這樣寫道,
近來革命勢力發展日速,鄉村封建制度逐漸崩壞,而新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設。
既自革命過程,新陳代謝之際,不免發生部分紛擾現象,幼稚舉動。
時有所聞,至於跌出正軌者,亦所難免。
既然將農民的革命行為稱作幼稚舉動。
接著又說,今後農村居民,凡同心於革命者,皆應集合於本黨政府保護農民政策之下。
至於反革命分子如何肅清,土豪獵生如何懲辦,農村婦女如何處分,
均應按本黨政府最近所頒各種條例,一概交由政府機關辦理,不得自由行動。
如有違反,定必嚴懲。
說得好聽,那麼武漢國民政府對於土地革命,是持著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和方針呢?
來看陳獨秀發給共產國際的這封電報。
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是,除小地主所有者的土地外,莫說屬於土地。
這個決議得到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的認可,但是因為害怕受到軍隊方面的反對,決議未曾公佈。
陳獨秀在電報裡沒有提到的是,國民黨的所謂小地主,是指擁有肥田不超過50畝,瘦田不超過100畝的地主。
50畝什麼概念?兩個半足球場,擁有兩個半足球場的肥田,還是小地主,屬實離譜。
而即便是這麼離譜的一個決議案,最終也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並未付諸實施。
所以大家可以想見,武漢國民政府對於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到底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了。
不過畢竟這個時候,汪精衛還沒有脫下革命的偽裝。
為了做出支持革命的樣子,武漢國民政府於5月25日派出譚冰山,陳公博,鮑羅廷等人前往湖南進行所謂的調查。
徐克祥得知以後,給越洋的友軍發電報,讓他們做掉譚報等人。
結果密令被泄露,武漢的代表們倉皇逃走。
而泄露掉此封密電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時駐紮在越洋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的彭德懷。
除了武漢國民政府對馬兒事變的兇手縱容姑息外,我們黨對於馬兒事變也採取了一種妥協退讓的態度。
這封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決議的《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上面對馬兒事變的起因歸結為
一方面是由於蔣介石叛變後自然階級、地主階級相繼軍官在內的勢力及宣傳動搖了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
一方面是由於貧農幼稚行動,諸如軍分土地、軍分財產、對於土豪獵山制逮捕、罰款以及關於宗教道德革命者
引起小自然階級、小地主尤其是軍人之劇烈反對。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通過了一份關於湖南事變後的當前策略的決議。
決議說,黨必須同左派國民黨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必須向左派領導人說明局勢的危險性。
從這些材料可見,此時我們黨仍然對於國民黨左派和汪精衛抱有極大的幻想,
仍然沒有意識到馬日事變是武漢國民政府分共新黨的前兆。
5月31日,汪精衛、譚經凱在給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兼軍事長官張一鵬的電文中說,
鄉省工農運動誘致失當,中央早思制裁,對於此次軍隊與農工糾察隊衝突亦能諒解。
6月13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派唐生智查辦長沙事件。
6月26日,唐生智剛到長沙,就把馬日事變的責任完全推到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身上。
他認為許克祥的叛變只是基於義憤,實務處紀律,要求對許克祥從輕記過一次,留雲效力。
當餘又任提出對許克祥的處置太輕省,汪精衛回答說,可以照準,應該公佈。
這一切都說明,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實行分共清黨是早晚的事。
1927年6月29日,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建對手下官兵發佈了反共訓令。
諷刺的是,前一天,也就是6月28日,湖北省總工會剛剛發佈了一則解散工會糾察隊的通知,
整篇公告充斥著兩個字,交槍。
來看原文,
為佈告示,現在武漢反動派企圖挑撥工兵之感情,製造種種謠言,重傷本會糾察隊,
以致飛短流長,擾亂外界聽聞,影響工兵聯合戰線。
本會為避免反動派藉口武裝糾察,造謠起見,
業於本月28日將糾察隊全體解散,所有全領槍彈並經交存政府,
以免仍請政府派兵保護工會,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置之一斗。
時間轉眼就來到7月,7月8日,共產國際直言中共中央,明確指出,
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上層轉到工農的敵人的陣營裡去了,
共產國際要求我們黨示威性的退出國民政府,召開緊急會議,
把受威脅最大的工作人員轉移到地下,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應該說還是很正確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來得太遲了,
馬日事變以來,湖南的工農組織已經被破壞殆盡,
而這曾經是大革命時期群眾基礎最好的地方之一。
7月10日,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
發表了《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嚴厲批評了陳獨秀。
布哈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召開黨的緊急會議,改選中央委員會,
對那些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受國民黨中自然階級上層分子支配的人進行堅決的鬥爭,直到將他們開除出黨。
其語氣和措辭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客觀地說,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扮演的更多的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的角色。
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失敗後,將責任全部歸結於陳獨秀一人,
就像斯大林在寫給莫洛托夫的信中說的那樣,
我將努力證明我們的政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信我們對中國和對中國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確性。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中央常務委員會,
會議接受了鮑羅廷的提議,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建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
陳獨秀則不再主持和參加中央的工作。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共中央對政局宣言》,
宣言回顧了大革命以來國共兩黨合作取得的輝煌成果,
高露評價了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譴責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反動罪行,
宣佈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莊嚴聲明,
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繼續反對金髮的鬥爭,
繼續增進工人利益的鬥爭,繼續解放農民之鬥爭。
但是宣言仍然將國民黨作為中國革命的旗幟,
說共產黨員絕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
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
事後看這一點是不甚明智的,因為南京武漢都已經叛變革命,
國民黨這面旗幟已經臭了。
7月14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祕密開會策劃分工,
兼有國民黨黨籍的共產黨員都被排除在會議之外,
宋慶林拒絕出席會議,派陳友仁代表他在會上表示堅決反對分工。
當晚,宋慶林領就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宣明,
堅決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
聲明中,宋慶林深情地回顧了孫中山先生的艱難革命道路,
他說,孫中山很窮,到15歲纔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
他沒有米飯吃,因為米飯太貴了。
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死這樣困苦下去,
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
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40年的生命。
接著,宋慶林怒斥蔣介石、汪精衛的人背叛革命,
他說,孫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的政策,
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
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
黨就不成為一種為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生氣勃勃的力量,
而會變成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
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蟲。
宋慶林的這份莊重的聲明,沒有能夠讓汪精衛醒悟過來。
1927年7月15日下午,汪精衛召開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
會上汪精衛做了題為《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的報告》,
並以羅毅曾交給他看過的《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為藉口,主張立刻分工。
隨後,武漢國民政府也開始了一場場針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這裡補充一下汪精衛所說的《共產國際五月指示》,
那是在5月30日,聯共部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毅、柳克斯發去電報,
內容為進行土地革命,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
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等等。
羅毅而後私自將這封電報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看完以後大感震驚,
這封五月指示於是成為汪精衛後來實行分工的藉口。
羅毅因為違反了黨的工作紀律、保密紀律,被共產國際召回蘇聯並加以調查。
除了南京的蔣介石,武漢的汪精衛,河南的馮玉祥和江西的朱培德也在分工,
不過這二人採取的是一種較為和平的方式。
朱培德這個人,我們到南昌起義會聊到,這裡主要講一講馮玉祥。
馮玉祥在鄭州、徐州兩場會議後確立了分工的路線。
1927年6月28日,馮玉祥電令河南、陝西、甘肅三省,
共產黨跨黨領袖一律解除職務,開除黨籍,不準以共產黨名義活動,
亦不準假借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共黨須脫離共黨黨籍,再入本黨,指國民黨。
據李時君回憶,馮玉祥回到鄭州後,
把在他的國民軍中及其管轄地區的240餘名共產黨員集中在鄭州,請他們吃飯,然後說,
你們到我這裡幫助,我感謝,但你們要反蔣,我是不能這樣幹的,
我要和蔣介石共同打倒張作霖、吳佩孚,在我這裡,穿二十半的,就不準反蔣,
你們要反蔣,願意到哪裡去反蔣,隨便,這裡不允許你們活動。
隨後馮玉祥給劉伯堅路費一千元,科長集兩百元,其餘的人員各送一百元或五十元不等。
第二天一大早,用兩輛鐵門子車廂,把這240餘名中共黨員一下子拉到武勝關,讓他們下車自由南下。
在這些人中,有一個年輕的身影,他叫鄧錫賢。
7月,鄧錫賢來到武漢,為了方便工作,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鄧小平。
7月28日,鮑樓亭鄧衍達途經鄭州,馮玉祥沒有理會汪精衛讓他殺掉鮑樓亭的指示,反而為其舉辦了送別宴。
這些行為就如同後來鄧小平回憶的那樣,1927年蔣介石清黨的時候,別人在殺共產黨,他指馮玉祥對我們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禮頌處境。
可見馮玉祥這個老江湖,老油條,雖然也跟著蔣汪反共,但卻給自己留了一手後路。
面對著國民黨反東派勢力的反攻倒算,瘋狂殺戮,中國共產黨自然不會坐以待斃。
7月12日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組建以後,很快做出武裝暴動,反抗國民黨的決定,這便是半個月後的南昌起義。
那麼為什麼我黨要將首次起義的地點選在南昌呢?南昌起義的決策經歷了哪些曲折?
8月1日當天,南昌城內又經過了怎樣江湖的戰鬥呢?且看下集南昌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