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溫】禁忌史話：反右3 右派-幻滅的愛國者

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 我是李肅 中國官方說 一共有55萬個右派 對於政治來說 這只是一個數字 無論是相對於美國的3億人口 還是相對於中國的14億人口 55萬並不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今天 我們對六十多年以前 中國那些右派所經歷過的磨難有多少了解 我們當然知道 這55萬個人 每一個人都像你我一樣 要經歷每天24個小時 每年365天的實實在在的生活 然而我們是否知道 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背後 都有着一個令人心酸 催人淚下的故事呢 今天 我們就講講幾位當年右派的故事 張成覺 廣東人 1939年生於香港 1958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學 上學期間被打成右派 張成覺說 第一 我是在劫難逃 因爲我的父親是土改的時候被鎮壓的 所以我就屬於有殺父之仇了 共產黨認爲你這樣的人啊 就算你不講什麼右派言論 也要收拾你 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 我承認我是右派 因爲我對所有的右派言論 特別是儲安平那個“黨天下” 我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因爲他把一黨專政的本質 用三個字概括得淋瀝盡致 我也就這些政治問題講了很多話 我那時還很小 才17歲 我進交大的時候還沒滿17週歲 所以我實際上是重複了那些大右派的話 特別是儲安平的話 可以說就叫積極地宣傳和擴散 儲安平的“黨天下”的反動謬論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張成覺和中國共產黨有殺父之仇 仇恨共產黨是自然的 但是張成覺否定了這種看法 張成覺說 我父親被鎮壓的時候 我才11歲多一點 我甚至對我父親 到底做過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很長時間認爲也可能他是罪有應得 而且我們家幾個哥哥和姐姐都參加了革命 而且有的已經入黨了 所以我在我父親這個問題上 對共產黨是沒有任何敵視的 我大概是跟絕大多數右派一樣 是看不慣那些共產黨裏面的不正之風 激起一種義憤 然後就提出批評 我們並沒有想到要推翻共產黨 反右運動對張成覺的處理是 保留學籍 監督勞動 但是所謂保留學籍根本是虛晃一槍 監督勞動也變成了流放式的勞改 張成覺說 後來把我們全部弄到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充軍的交大的115個右派 除了有幾個教師以外 其他都是沒畢業的 我60年9月就充軍了 61年的9月底突然通知我 給我摘帽 那麼既然摘帽了 就是說我不是右派了 那麼你說保留我的學籍 北京的一個哥哥寫信給交大黨委 說我弟弟現在已經摘帽了 是不是可以給他復學 學校黨委給他回了封信 打了官腔 說像他這樣的右派到了邊疆嘛 改造思想嘛 應該是繼續鍛鍊 因爲它那個處份呀 名義上叫保留學籍 實際上等於已經把你踢出學校了嘛 張成覺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 張成覺說 結婚是1969年 我太太呢 她是梅縣人 就是葉劍英那個故鄉 梅縣那個地方窮得叮噹響 地又少 所以她在那裏熬不住了 69年呢 她就到新疆去 想辦法找工作 到兵團 因爲她同鄉早就到了新疆 我就這樣認識她、結婚 因爲我老婆去的時候 剛好新疆那時候不招收工人了 那隻好通過結婚才能留在新疆 當時介紹人並沒有把張成覺 是“摘帽右派”的情況講出來 張成覺說 他們好像沒講這個事情 他們只是說 這個人是個大學生 人滿老實的 但是紙包不住火 張成覺的妻子還是知道了這個情況 張成覺說 她肯定是不滿意了 第一次還不是我告訴她的 有一次跟一個轉業軍人發生了爭執 那個人就乘機把我這個瘡疤挖出來 那麼她聽到了 那當然感到很無奈了 但是因爲她姐姐跟她姐夫 特別是她姐夫很會做工作 就說 你從梅縣來這裏 那你不找這個大學生 雖然是個摘帽右派 那你難道找一個勞改釋放的刑滿就業的？ 那個年齡還大 還沒有文化 你願意嗎 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了 就是說 這個右派大學生 總比你找一個年紀更大的勞改釋放犯好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生米成熟飯了嘛 大孩子都出生了嘛 也就這樣湊合了 張成覺夫婦在新疆生下了三個女兒 黑五類的子女 在當時的中國很受歧視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張成覺所在的工作單位 主要由勞動教養刑滿釋放人員組成 相比之下 右派也沒有那麼壞 張成覺的子女反而“因禍得福” 張成覺說 因爲我所在那個單位 是個“新生”職工單位 就是刑滿釋放人員再就業 叫做“新生” 就是洗心革面 獲得新生的意思 那個勞改犯的子女跟我右派子女比呀 哎呀 還不是彼此彼此 不過當然他們比我高一點點了 但是我有我的優勢 我有文化啊 因爲農民啊 他對文化也是很矛盾的 有時候農民對文化人啊也很反感 但是農民總是希望 自己的子女能夠多讀點書 所以他對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全面地都敵視 打個比方 沒有頭髮的人 有時候是很痛苦的啊 假如大家都是禿子 有一個禿得厲害一點 有一個禿得沒有那麼厲害 那相對來說 那種自卑感 也就沒有那麼厲害了嘛 對不對 假如多數人都是有頭髮的 你這個少數人是禿子 那很慘的 張成覺在1982年離開新疆 並且在1988年離開中國大陸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香港 葉國榮 出生在越南的華僑 在中學期間就受到中國左傾思想的影響 葉國榮說 比如說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這都是給我的思想打了基礎的 而且我家庭貧困 等貴賤 均貧富這種共產理論 我有天然的接受傾向 1953年心向中國的葉國榮 從越南遊過邊界上的一條河 偷渡進入中國 並且在當年如願考入武漢大學 政治經濟學系學習 那個時候越南還在法國的統治下 所以呢 他到中國來是偷渡過來的 葉國榮不僅加入了共青團 還擔任了班長 1957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 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 親自到武漢大學動員教師和學生“鳴放” 葉國榮說 王任重當時是湖北省委書記 他曾經到學校召開座談會 聽了別人講的話 我很同意他們 而且我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 對自由、民主也是很喜歡 相對來說了 我就感到共產黨缺乏這方面的 比如說 1955年反胡風 肅反的時候 我就說胡風這麼壞 借他的書來看看到底他是怎麼壞法 我到圖書館呢 一本書都找不到 我就感覺到 只准批判者講話 不準受批判者辯護 這是不公平的 當然有些同學反對一黨專政 提出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的時候 我就同意他們 在反右過程裏邊 我實際上也沒有寫過大字報 也沒有發過言 但是我同情那些同學 我以班長的身份帶領全班同學去支持他們 葉國榮的行爲構成了成爲右派的理由 同時 他的畢業論文導師也對他落井下石 使他多了一條“反蘇”罪狀 葉國榮說 我的畢業論文 是要批判斯大林的錯誤的經濟理論 草稿裏面 我說斯大林這個作風 是“惡人先告狀” 我跟我的指導老師 討論我的畢業論文的時候 他沒有說什麼意見 他同意我的觀點 但是反右以後 他就揭發了 此後葉國榮經歷了二十多年 不堪回首的生活 葉國榮說 批判我說 爲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不承認這點 我不承認就加重我的處份 不分配我的工作 監督勞動 最初在圖書館勞動 後來我就跟着下放幹部一起到農村去 大躍進以後 生活有困難了 學校自己要辦農場 我就回到本校農場 在養豬場養豬 在蔬菜大隊種蔬菜 勞動到1961年 前後有4年的時間 然後摘掉帽子 調回系裏面 要我搞資料工作 但是隻搞了兩年 學校又把我冒充應屆畢業生 趕出學校了 硬是塞到一個市屬的工廠裏當統計員 文化大革命時 我就偷越國境 67年 我重回越南 結果越南把我送回來了 這時越南北方已經是共產黨統治了 判刑5年 68年到73年 坐滿了以後還是留場勞動 79年正式辦手續出來了 到法國去了 對於他和其他右派遭受的磨難 葉國榮不僅指責毛澤東 他還相當自責 葉國榮說 從責任來講 毛澤東是罪大惡極 但是也不光是他一個人 這個是個制度問題 很多人的問題 我自己都有責任 葉國榮說到這裏 當時都哭出來了 我採訪那個時候 他說 我是受了教育的人 知識分子 我向往共產主義是個公平的社會 《國際歌》裏面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對不對 我參加過共青團 我相信應該爲這個事業獻身 他說 我和大家都喊了萬歲 喊他萬壽無疆 那我是不是有罪呢 爲什麼我不挺身而出呢 如果有很多像林昭這樣的人 肯定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就不會得逞 很多人看出來 但是爲了自保 爲了自己的生存 有口飯吃 隨大流 沒有獻身的精神 沈力成 1953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 分配到海軍艦船修造部工作 授中尉軍銜 1957年與北京大學教師趙根植結婚 同年被打成右派 沈力成說 我是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 給黨提意見啊 我覺得黨那麼虛懷若谷 要徵求大家意見 黨是有缺點的 任何人都有缺點 我們提缺點 那把它改正 那多好 所以我很興奮 我提的主要是 一個就是希望當時的領導幹部應該鑽研業務 看到那些幹部們上班 喝喝茶 看報紙 對技術不鑽研 這對工作很有影響 還有呢 就是特權 就是那次我到海軍青島基地去 我住在很高級的招待所 結果邊上有一個游泳池 一個海灘游泳池 我跑過去 衛兵說你不能進去 我就回來在日記上寫 我說這是特權 不好 這個海濱嘛 應該是大家的海濱 怎麼能夠不讓人進來呢 只有高級首長可以 共產黨怎麼好搞這些特權 不相信 很幼稚啊 像許多人被打成右派一樣 沈力成的罪名之一也是“反蘇” 沈力成說 美國這個技術 空軍的也好 陸軍的也好都有接觸 所以一看蘇聯的東西 咂 不怎麼樣嘛 還有蘇聯很多它自己的教條的東西 結果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 他的妻子趙根植當時心中充滿怨氣 趙根植說 58年我每天下班回家經過校園 看到有些畢業班的學生 爲了表現自己積極 把已經戴了右派帽子的同學拉出來鬥 而且有的學生真地很年輕 我當時回來就跟我的同屋 還是我的好朋友 4年大學的朋友 就發牢騷 我就覺得這太過份了 這些年紀輕的人 他們說點錯話 就是右派 那時候我的領導跟我說 右派就是反革命 反革命就要劃清界限 那我就覺得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他們都很愛國 他們沒有反什麼 結果我沒有想到我的同學 就是趙根植4年大學的好朋友 我說的話 她都去彙報了 趙根植還說 而且我因爲是學俄語的嘛 尼古拉索夫寫過一首詩叫《俄羅斯女人》 就講沙皇把“12月黨人”都流放到 西伯利亞的礦坑去挖礦 有一個貴族的婦女千里迢迢去找她的丈夫 詩的題目就叫《俄羅斯女人》 我當時心裏就很難過 我就覺得我先生 我也不知道到哪裏 類似西伯利亞的地方去 可能去流放了 那麼我就在那兒抄那首詩 我自己的日記本 我就放在抽屜裏 可是我沒想到 她 就是她這個朋友 看到我在寫東西 竟然就把我的這個東西 交給我的那個留學生班 有一天 我去上班 怎麼一下都變成我的大字報 然後馬上就開會 就批判 說我爲反革命丈夫鳴冤叫屈 說我要做“俄羅斯女人” 我其實心裏是有這樣想 他們倒也沒冤枉我 然後就找我談話 就是說(我)跟反革命分子站在一道 右派分子站在一道 根本就沒有資格做共產黨員 趙根植說 我心裏在想 這樣的共產黨員 我就根本不願意做了 我原來以爲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學習好 好好學習 好好工作 努力幫助同學 我想 你說的是對的 我本來就不是這個隊伍裏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說 但是你自己也沒有什麼右派言論 開除嘛 這一檔你還不夠 那麼就叫勸告退黨 他就說 你自己考慮考慮 我當時就回到教室裏 撕下一張備課紙就寫了一個退黨申請 我說我不夠做一個共產黨 我沒想到入黨就是要去鬥人家 這一點我絕對做不到的 是違反我做人的本性的 當時的黨支部書記 我還記得叫戴新民 看了以後就拍桌子 勃然大怒 他說 你倒老痛快的嘛 幾分鐘就寫好了 你是不是覺得丟了一個負擔呀 就把我哇啦哇啦罵了一通 我也一聲不響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 還株連了自己的弟弟 沈力成說 我那個小弟弟 對航空是非常有興趣 結果要考航空學院就不讓他考 他想起這件事就很難過 我也很難過 文革期間 沈力成的右派身份 也株連了自己的子女 趙根植說 當時我們樓上有一些 工農幹部子弟打我的大女兒 那時候只有6、7歲吧 他們追到家裏 這個大女兒本來就是氣喘病 很瘦弱的 只好逃回家裏 就告訴她不要出去 結果他們就從玻璃窗裏 熱天開着窗嘛 就往裏面扔大便啊 石頭啊 趙根植和丈夫沈力成後來移民美國 幾十年之後 趙根植對於當年自己的好朋友 出賣自己有了更客觀的認識 趙根植說 我那個同學 原來也是一個蠻好的同學 滿要好的 但是在那種政治運動裏邊 那種社會環境下 就逼着一些 本來還很好的人就變成很邪惡 就是要靠着這個才能上去 她本來業務比較差的 她就靠着這個升上去了 後來她一直是留在大學裏 趙根植說 2004年我回去的時候還碰到她 她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 我就覺得 我並不恨她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是那個時代決定的 很多很多人 你知道 原來我在我的班級裏 就是（年紀）比較小吧 我覺得我的同學都非常好 他們對我都非常好 覺得真的是自己一生裏很值得紀念 很值得懷念的年齡 那個時候 但是後來他們一看見你都背過臉去了 沒有一個人再理你了 趙根植還講了當年的另外一件事 她說 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 我那個時候還沒離開北大 有一次一個阿拉伯埃及人 強姦了一個弱智的女孩子 一箇中國的女孩子 後來就是我們教職員工和學生都來開會 因爲翻譯人員不夠 就把我原來班級留校的一些學生 研究生、助教都找來 給另外的一些學生翻譯 他們看見我就好像沒看見一樣 當時那個心裏是很淒涼的 後來九十年代吧 我原來最好的一個同學 常常去我家的 很熟悉的 可以說我一家人都對她很好 她寫了一封信 她就說 我是流着眼淚給你寫信 就是對趙根植表示道歉 這個在文革以後曾經流行過一陣 就是對當年的不當行爲表示懺悔 就是說這些人當時都是迫於那種政治的高壓 爲了要剖白自己 免得惹禍上身 只好做與良知違背的事情 但是習慣了 最後就不知道什麼是良知了 就覺得政治氣候怎麼樣 就怎麼樣做 一場反右運動 釀成多少人間悲劇 也毀滅了多少師生、同學 朋友、甚至親人的關係 但是趙根植沒有隨波逐流 趙根植說 原來我是在 北大外國留學生班教留學生的 反右以後 說我不劃清界限 不跟右派丈夫離婚 就被調出那個地方了 因爲留學生工作算外事工作 所以我沒有資格 調到一個老遠的中學 當時趙根植承受的精神壓力 絕不比右派丈夫沈力成要小 但是她想得更多的 是如何支持自己落難的丈夫 她說我是想到我先生以後到哪裏去 要怎麼辦 我的孩子出生了怎麼辦 想到的是這個 那種精神屈辱 沒有經歷過當時那種生活的人很難體驗 覺得你真地要靠意志 就覺得你不能死 本來我還有幾個比較好的同學 還以爲我要跳未名湖了 結果就來勸我 我想我不會死的 一方面我就覺得 我還要支持我的先生 因爲我覺得他很冤枉 哎 就是這樣 2018年5月 沈力成先生在美國仙逝 願他在天堂裏一切都好 六十多年以後 當年乘人之危 落井下石的行爲早已爲人們所不齒 而危難之中的忠貞不渝 仍然爲人們所讚歎和稱頌 然而當今的中國人真地知道 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嗎 我是李肅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