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千年書法（全8集/分集標題）書法家的故事：王羲之、顏真卿、蘇軾、趙孟頫、董其昌、劉墉

打開一步步中國書法史書和一卷卷前賢法帖真品, 我們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 然而這些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 其的作用卻絕不像影子一樣無足輕重。 他們的力量和影響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 他們就是那些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帝王。 在北京的紫禁城內,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內廷, 養心殿就位於內廷的深院高牆裡。 養心殿的西暖閣這座面積不大的房子卻有著很大的名氣, 似乎是為了肇事它的與眾不同。 在內廷,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的辨額三西堂高懸在門門之上。 在這裡珍藏著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行帖, 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巡的國園帖。 王羲之、王獻之、王巡都是生活在距離乾隆皇帝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東晉。 王羲之被後世譽為書聖,王獻之和王巡則分別是王羲之的子職。 乾隆皇帝認為這三卷法帖是西式珍寶, 故而將存放這三卷法帖的西暖閣命名為三西堂。 按理說,清宮中珍藏的歷代名家書法作品非常之多, 可是令人費解的是乾隆並沒有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劃歸三西之內, 卻偏偏選擇了無論篇幅、字數和名氣都遠遠不及前者的快雪時行帖。 作為皇帝,乾隆無疑親自鑒賞過多種版本的蘭亭序, 為表示賞愛,他還建立了蘭亭八柱, 就是將八種不同版本的蘭亭序分別刻於八根石柱上。 既然如此,乾隆為什麼不能把蘭亭序作為王獻之最為珍貴的作品記入三西堂呢? 有這麼一種說法,就是乾隆他認為曾是的蘭亭序是唐人臨摹的,它不是王獻之的真跡, 而快雪帖自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王獻之傳世墨跡中的上品是真跡, 因為這個帖後既有趙孟甫等眾多名家的提拔見地, 又是經過了宋代的宣和內服,以及收藏家賈思道,米服,元代的內服,明朝的收藏家朱成國,以及清內服的收藏。 可以說,這個快雪石青帖既有名家的鑒定提拔,又是流傳有序的, 當然他認為這應該是王獻之的傳世真跡了。 至於後來考證認定,這個快雪石青帖還是唐人之靈的。 同樣,王獻之的中秋帖也不是真跡,這大概是乾隆皇帝所沒有想到的。 雖然如此,我認為至於這三西堂的,這三西同樣刊為中國書法史的西式珍寶,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說蘭亭序是因為後人臨摹而不能進入三西堂,那麼唐代顏真卿所書《紀執稿》,北宋蘇東坡所書《寒石帖》,這兩本拔帖確是被後人公認的真跡, 這兩篇被奉為天下第二行書和天下第三行書的真品,為什麼也沒有被乾隆皇帝請進三西堂呢? 根據乾隆皇帝在位時的社會書風和他本人的書法策略,我們可以推測, 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書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獻之,而不是其他什麼人。 我們從乾隆留下的墨跡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條學習王獻之的道路。 顏真卿蘇東坡追求變法的書風或許並不被乾隆認可為書源正統,再者,畢竟東晉的王獻之要比唐宋的顏真卿蘇東坡早幾百年,自然更顯得珍貴。 閒暇之餘,乾隆總喜歡到三西堂翻閱欣賞珍藏在這裡的書法和繪畫,這成為他獨特的休息方式。 來自意大利的宮廷畫家朗世寧就曾經傳神地描繪了乾隆皇帝在三西堂上完珍藏時,鹹溢甜淡的情形。 這個文字的應用,按照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冠的一個話來說,說,禪點分之大求,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疏。 這個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說,你要禪樹,你國家的經典,要成就國家盛大的事業,那麼最不能缺少的一個是什麼呢?那就是書寫,文字的書寫和書法。 喜愛書法的帝王可以唱到一代書風,就連王羲之殊勝地位的確立和歷代帝王的推崇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將王羲之推上殊勝地位的關鍵人物,他親自為王羲之撰寫了一段語評。 王羲之撰論,唐太宗寫道,心目守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不論哉。 唐太宗在撰論中還說道,所以詳查古今,經言篆隸,盡善盡美,其為王羲少乎。 唐太宗十分喜愛王羲之的書法,為表彰王羲之的書法藝術,他親自撰寫了《晉書.王羲之撰》的撰論,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成就超越了所有人。 對王羲之傳世的書法作品,唐太宗不僅心目守追,在全國廣泛徵集,還命褚遂良、虞世南、馮承肅等人臨摹了多本的《蘭亭序》,分賜給王公大臣。 正因為有了唐太宗的這個舉措,我們今天才能見到褚遂良、虞世南所臨寫的《蘭亭序》,以及馮承肅的雙鉤摹本《蘭亭序》。 這些墨跡最接近於《蘭亭序》的真跡,被後人認為僅次於王羲之親筆所述,所謂下真跡一等。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使得一千多年來,中國書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為衡量尺度的美學標準。 從唐朝之後,王羲之受到了歷代的推崇與宗法,書不入禁,故非上流,法不宗王,俱成異品。 這就是說,學習書法如果不從近人入手,就不能提高書法的品味,如果不遵從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書法的真諦。 明代的項目總結的這以評價書法的基本原則,就是李世民所確立的書法理想境界。 帝王他作為全國的主宰,君臨天下,其過人的才幹和氣質,實際關係於皇權社稷的安危,過人的好惡,也最容易造成一種社會的風騷。 由於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帝王對某種書風的喜好或者提倡,往往比較直接地影響,甚至左右當時的社會書風。 就唐代而言,這種影響至少就有兩次。第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縱往之風,在唐太宗不遺餘力地推崇下,王羲之的書法成為一時顯學,天下共效。 第二次是唐玄宗李隆基推行隸書,李隆基是銳意作臧草八分,因此他使得開元天暴時期及其後,出現了不少以隸書傳書名士的書家。 於世南長期在李世民身邊為臣,君臣之間經常在一起討論書法。於世南相貌儒雅,身體瘦弱,然而他的書法卻是居帶飄揚而豎身舉步,有貫見不可犯之色。 李世民對於世南的評價極高,稱讚他有五訣,一曰德行,二曰忠職,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漢。於世南去世後,李世民悵然若失,歎息沒有可以與他一起討論書法的人了。 為了表示厚愛,他欽定將於世南陪葬於為自己選定的民寢昭陵之內。由於酷愛書法而作出如此舉動的帝王,李世民堪稱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愛王羲之書法,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王羲之的書獲。一時間各地爭相獻上,魚龍混雜,真偽莫辯。於是,褚遂良便擔當起堪定真偽的重任。 唐初的宰相魏徵向唐太宗李世民推薦了褚遂良,褚遂良也在朝中做了官。他和於世南等人一樣,不僅是唐初最有名的書法家,而且也是朝中很重要的大臣,對於一些很重要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見解和意見。 所以,唐太宗曾經誇獎褚遂良說,人力深不可以無學,褚遂良所謂多識君子也。也就是唐太宗誇獎褚遂良是一個學識豐富,見多識廣的君子之人。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時召見了褚遂良,漢武帝既獲光,劉備託諸葛亮,真今為清帝,太子仁孝,豈今成福之。 李世民借用了歷史上漢武帝獲光,劉備向諸葛亮託辜的典故,向褚遂良託辜,請他盡心竭力輔助太子。李世民又對太子說,遂良在,而勿憂。 開明皇帝李世民對虞世南、褚遂良的情意感人至深,可是他對王羲之的推崇就不僅僅是帝王對於書法作品居高臨下的喜愛了,正是由於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國書法千年不變的審美標準。 像唐太宗,他不管我前面說的,他不管意識到沒有,沒有意識到王羲之可能成為一種書法楷模,而治理唐代,起碼是書法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不管意識到沒有,但是他處在他那個地位,因為他成天就節奏要管好這個國家,他不會,不可能不從國家民族這個高度來考慮這個問題,這是一點,我覺得他們常常會清楚。 第二,他們有一個一整套體制來灌輸他們的見解和主張,因為上有所好,下必屈而沐之。 這塊碑的書家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書法也是師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書聖的地位上,是由於王羲之力兼眾美,繪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將中庸思想形象化為書法藝術。 王羲之能成為書聖應該說是歷史的選擇,李世民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書法的基本歷史風貌首先是儒家思想,儒家學說中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思想和治國安邦的方略都具有某種指導性和規範性的屬性。書法作為一種抽象的藝術形式,卻可以表現出儒家學者所要求的道德規範和倫理信條。 儒家思想傳統在書法中的折射與昇華是集中而典型的。明代的項目說,正書法者所以正人也,正人心者所以賢聖道也。 因為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李世民調動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搜尋。 各地收集到的王羲之書作非常多,其中唯獨不見蘭亭序。唐太宗下令,無論如何要找到蘭亭序真跡。這幅南唐畫家巨然所畫的《蕭邑算蘭亭圖》表現的就是這一歷史故事。 為了執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蕭邑單人匹馬奔波於崇山峻谷之間,最終是他將蘭亭序從一個和尚手中騙到手,獻給了唐太宗。從此,蘭亭序找到了他的最後的歸宿。 公元975年,歷朝39年的南唐便被北宋滅了。後主李裕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投降,後來被毒死,僅僅活了41歲。 李裕作皇帝昏庸無能,但他在藝術方面卻有著獨特的才華,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藝術家。他擅長詩文,精通音樂,能書善畫,他的詩詞寫得非常好,語言生動,形象鮮明。 無語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無同深淵,鎖清秋,劍不斷,禮還亂,是別世一番滋味在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裕在詩詞書畫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興趣,他創辦了歷史上最早的畫院,把當時的著名書畫家聚攏在一起,大家談詩論畫,揮毫潑墨。李裕認為,要創造好的書法繪畫作品,必須要有高品質的筆墨紙驗。 中國書法的表現,除了文字的構型和書寫的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它和書寫的工具,就是我們說的文房寺寶,筆墨紙驗,是分不開的。 這個東西主要是到了漢代以後,漢字歷變以後,到了金文字的時代,特別是到了魏晉紙張的使用和圖片以後,書法和筆墨紙就有直接的關係了。 墨就是黑的,還有什麼變化呢?古人就講墨分五色,可潤濃淡白。可筆就是乾枯的筆墨,潤就是滋潤,有濃有淡,還有白。白也是墨嗎?白當然不是墨。 不過這個白和一張白紙的自然狀態的白不一樣,它是用筆墨書寫以後流出來的藝術的白,所以叫黑處是字,白處也是字,所以這個白是由於墨造成的。 當時的書畫家們都喜歡用造墨名家西廷龜生產的墨,李玉為了鼓勵西廷龜,特意把自己的李姓賞賜給他。西廷龜從此稱為李廷龜。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有皇帝賜姓是非常高的一種榮譽,從此李廷龜墨便名揚天下,人稱李墨。 南唐畫家鉅然的《秋山問道圖》使用李墨點染出樹葉和小草,雖歷經千年,依然墨色明亮,層次分明,富有質感。北宋大書法家蘇世就非常喜歡用李墨作書,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的《寒石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 自古以來,名家作坊對於墨的製造方法是密不適人的,因此高質量的墨產量極少,真正李廷龜造墨產量就更加有限,能流傳下來更是絕無僅有。 於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廷龜墨的生產工藝,繪成墨法及藥圖,再現了李廷龜墨的工藝流程,他還指使太監在宮中仿製李墨。 所以,趙孟甫就說,書貴,紙筆調和,筆墨不稱,紙和筆不相稱,能書也不能寫得很好。 中國的書法逐步從甲骨、竹繭、卷帛、麻紙上走了下來,隨著宣紙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書法的筆墨變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 北宋大書法家蔡湘就是使用了由李裕命名的成心堂所生產的宣紙後,寫了這封被稱為成心堂帖的短信,信的內容是稱讚了宣紙的質量以後,進而表達了獲得這種宣紙的願望。 宋徽宗趙集的荒淫無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上歷任的三百四十六位皇帝中,他卻是最富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 趙集自幼聰明敏慧,才分甚高,他的登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從一個每天出來畫畫寫字便無所事事的王爺,突然被推到一國之君的寶座上,改朝換代。 尊王也成了宋徽宗。作為皇帝,宋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促,國家被清朝滅亡,他兒子當了俘虜。兩代皇帝同時被押送北國,最終死在冰天雪地的黑龍江。 趙集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不愛江山、愛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間,他主持編撰了《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僅《宣和畫譜》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畫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 他的書法別具一格,筆畫受勁鋒利,曲鐵斷筋,因此被後人稱為受筋體。受筋體的用筆特點是,橫畫收筆帶勾,豎畫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豎勾細長,各別連筆則如油絲飛空。 在中國書法的歷史長河中,以此面目是人的僅此一人。 開設了以繪畫取勢的科舉,只要畫得好,就可以進入他親自掌管的畫院。一時間,人們的學習書法繪畫的風氣很盛,因為湧現出米芙、張則端這樣的書畫大家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宋代翰林圖畫院畫師們的平時畫作,大多是有召集親自命題,完成之後都有召集預覽。如果對一幅作品滿意的話,他會在畫上提寫詩文,簽名畫押,於是後人把這些畫稱作為預制畫或議題畫。 魁宗利用至高無上的皇權推進了繪畫的發展,使宋代的繪畫藝術有了空前的成就。 這是北宋張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是現存古代繪畫中反映社會生活最豐富、場景最宏大及人物、屋宇、舟橋、林木為一體的宏天劇制。 張則端完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歷史長卷後,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徵,召集因此成為此畫的第一位收藏者。 召集互愛此畫,用他著名的壽津體書法,親筆在圖上提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簽上了他專用的雙龍小印。 瀏覽中國書法史,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那就是歷代帝王好多都是書家,他們非常重視中國書法。 那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中國書法史和中國文化史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現象。 歷代帝王他重視書法,一方面他展示自己的文化修養,他的才藝,他在和文人交往當中有一種自信,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歷代帝王他們是作為政治家,他們往往更多的是從政治出發對中國書法給予足夠的重視。 但我們也要看到,帝王的幹預也常常跟書壇發展帶來很多副作用。 如帝王的個人喜好,往往能成為管閣帖的溫牀。 帝王的收藏雖然對藝術作品的聚集、保護、傳承有幫助,但大多數的墨跡被收入內附以後,除少數進塵、重塵有機會得到脫本或直接目睹原跡外,一般的書家是連影子也難以窺探不到的。 毫不擬問,這必然限制了優秀書法藝術的延續、傳播和普及。 帝王的喜愛固然會提高書法地位,弘揚學習書法的風尚。 但是,有時帝王對於某一派書法的過於癡迷,對於書法的發展卻未必是一件幸事。 清代中前期書法的發展,因為康雍前三朝皇帝他們自己那一手標準規範管閣帖的導向作用,使得發自寧末的管閣帖書法很自然就成為那一時期書法發展的主流。 到清代後期,單一的管閣帖書風已經難以滿足時人的審美要求,正所謂物極必反,一些有識之士對全國一體千人一面的管閣帖一統天下的現狀不滿。 執政的嘉慶道光皇帝也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一味僭化,無形之中,廣開一面,所以社會上有了復古求新的要求,希望開創新的書法風貌。 當時以正版橋為代表的揚州八怪,由於仕途坎坷,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那種為仕途而必備的管閣帖書法就像令他們屢試不中的科舉制度一樣,逆反心理,驅使他們對管閣帖進行抵制和改造。 之所以被人們稱之為怪,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書法中鮮明地表現出一種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勢必影響到臣下,清朝的閱卷官員便把書法的好壞作為科舉考試的必須要求。 一項重要標準以此決定取捨,而好壞的標準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惡為準繩,電視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寫一首讓皇帝喜歡或感覺熟悉的字體的確在閱卷時佔有優勢。 狀元首先必須是書法優秀者,順治皇帝時因為他喜歡歐陽詢,連續兩屆科考狀元都是歐體的優秀書家。 康熙皇帝喜歡王熙之父子的書法,於是就有三屆狀元書宗二王。 縱觀中國歷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兩件事,文治與武功。陳潔篪漢只是灣公社大標,這部文便被揶揄。 這文治在皇帝來說,當然包括著許多非真正的內容,而它的象徵便是詩、文與書法。 能書表示的是文化素養與文明程度,幾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書法的邊。對帝王而言,書法當然不完全是一般意義的藝術活動。 如果我們對歷代引領時代書風的扛鼎書家進行一番梳理之後,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 歷朝歷代最傑出的書法家幾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圍,他們的背後就站著最高統治者。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富盛名的書法大家,無一例外都是當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各朝各代的書法家數不勝數,但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流傳下來的作品創作者中幾乎沒有不一白丁。 能被稱之為大書法家的都是身份顯赫、地位崇高之人。 書法是歷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課,它甚至關乎著一國之君的臉面和尊嚴。 長期的筆墨研習增長了帝王的書寫能力和欣賞能力。 即使是那些金戈鐵馬打下江山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統治地位的穩固,他們也必須學習接受漢族傳統文化。 所以即使不斷地改朝換代,中國書法藝術仍然能夠沿著自己的藝術軌跡繼續發展。 帝王們對於書法的興趣或輕或重,表現形式千差萬別。 也許他們有的人是真愛藝術,有的人是附庸風雅,有的人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有的人是出於妝點門面。 但是作為書法本體來說,帝王的重視與否確實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