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學院元雜劇和明清傳奇 p2 - 006_元雜劇概說（下）

提到歸式雜學的體制,人們自然會想到,每本四折,每折用一套曲子,四折不足再加一個斜字,相當規範的結構樣式。 其實,這種規範的樣式,是明代人整理的結構,在元代還沒有出現這種規範。 所謂四折一斜字當中的折,是雜句所演的故事的一個段落,它可以是一個長冊,也可以包含好幾個長冊。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最少的原刊本古今雜句是不分折的,連段落也不很明顯,這恰恰就像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抄本的不分出是一樣的。 原刊本古今雜句當中,卻有許多的一折一折的字樣,例如關大王單刀會這本雜句,裡頭有敬開一折,關舍人上開一折。 張麗的調風月雜句裡頭,有老姑鄭末一折,鄭末布爾一折,等等。 把一本戲裡的這些一折加起來,絕對不止四折。可見原朝人看雜句劇本的時候,對折的定義大致上是等於一個長,只是雜句演出當中的一個片段,不一定是故事。 這個一折並不是故事的一個段落,它依然是遵循著原朝人所說的一折的那個本來的意義。 明朝玄德年間,金陵積德堂原刊本,劉隊的《金童玉女交鋒記》雜句,玄德正統年間,裁縫貞王府原刻本,朱友頓的城寨樂圖,以及嘉靖五五年間的刊本,雜句十段錦。 都是不分折的。或者說,這個時候,雜句分折的風氣還沒有十分風行。 到了明代萬曆年間,張茂勳整理出版《原曲選》一百種的時候,按照故事發展的段落,把雜句每一本就整理成四折。 這時候,因為一本雜句四折的演出漸漸地成了習慣,萬曆以後的雜句刊本幾乎都是一本四折。 現存的原刊雜句一百六七十種,只有趙氏孤兒、武侯業、東強紀、蔣桑勝各有五折。 有的學者認為,原曲雜句每一本四個段落的結構和宋京雜句的結構有關係。 因為宋京雜句的演出,以正雜句的兩段作為主體,前面加一個硯段,後面再加一個散段。 這和原雜句的每一本以第二第三折為主體,以首折為開端,以末折為收剎的結構是對應的。 所以說,原雜句的一本四折,實際上是宋京雜句原本四段,正雜句兩段,再加一個散段,這種結構的進一步發展。 這種說法是臺北的學者曾永毅,他有一篇文章,是原雜句體制規律的源源與形成,收剎在參軍系語言雜句史聯經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頁。 在南宋和金朝對峙的一百多年間,北方的蒙古族政權日漸強勢,公元1227年蒙古滅西夏,1234年滅金,1276年滅南宋,蒙古貴族統治的大元帝國是南北分立的中國,重新實現了統一。 歷時近一個世紀的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短暫而又特別的時代。民族歧視嚴重,是元朝政治的突出的特點。不僅民族壓迫嚴重,就是各級衙門的首長也都是蒙古人或者四國人擔任,漢人或者南人是沒有資格得到重要職務的。 從草原上來的這個蒙古帝國,一直沒有一個完美的發展,語言的隔閡和官吏的談話,又是法律的執行,也產生許多的弊端。 法治混亂,源語叢生,這是元朝政治的重要特徵。元朝的文化環境,加上宋朝也有很大的變化。 在宋代已經很規範的客居制度,到了元朝卻遭到了嚴重的錯誤,無數人的晉升之路,變得坎坷起來。他們的出路,一是做吏,一是經商,有一些則淪入社會的最下層和一人為伍。 在孤喃瓦舍裡躺生活,道教的一大教派,全真教,在元朝蓬勃發展,恰恰迎合了讀書人苦悶徬徨的心。 與此同時,由於統治者民族成分的更換,道學的疏忽,卻有了很大的鬆弛。於是,一大批像汪漢清、王世甫那樣的有藝術才能的文人,便堂而皇之地,以浪子的姿態,在文壇上變得非常活躍。 儘管經歷了戰爭的破壞,經歷了江山的一族,元代的城市經濟還是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都市中的娛樂行業,隨著商人勢力的擴張,而變得比宋代還有繁榮。 華字舟欄裡的結謀,比宋代也更加豐富。一些試圖詩意的詩人,在這個市井文藝當中,就找到了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位置。 他們傲娼憂而不辭,以滿腔熱情為說話藝人和雜劇藝人編寫起演唱的腳本來。他們由傳統的儒士變成了書繪先生。 於是,書繪先生的隊伍就大大地充斥起來,書繪當中湧現了不少才華出眾的雜劇作家,其中不乏名工才人,甚至還包括了洪如碩士。 他們的詩窗料筆開啟了雜劇舞臺的燦爛局面,開創了中國信息文學的第一個繁榮時代。 論及元代裡編曲雜劇的作家,從元朝以來就有四大家的書。 元朝人知得清,中原遺孕的詩序裡,已經有川、鄭、白、馬的說法,指的是官漢清、鄭光祖、白璞、馬志勇。 在明朝文人的著手當中,開始就給這四位作家冠以四大家的稱號。 但是對個人詞曲的排列並不一致。 明朝人何良俊、四友齋從朔、苑三十七詞曲兩種。 元人嶽甫稱馬東黎、鄭德輝、官漢清、白人甫為四大家。 明朝人蔣一魁、姚三唐外紀、卷六六八的說法,馬志元號東黎。 元人嶽甫稱官、馬、鄭、白,講是給四大家的這種詞曲排列,在明清的曲論當中是最為流行的。 明朝中原以後呢,還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四大家當中少不了王師傅啊。 你想,王敬德曲律卷三,砸論上,他就曾標舉,王、官、馬、白。 聖果諸賢,蓋契數一十之聖,王、官、馬、白,皆大都人也。 今求吉祥,不能錯亦予矣。 還有說,師承曲首,樂、官、鄭、白、馬,都不計王,要分定論。 曲譜組三家村老委談,也有馬、官、王、鄭的這麼說。 其實,元代從事悲劇雜誌寫作的文士眾多,絕不是四大家所能概括。 不過,從創造成就和社會影響著眼, 把官漢卿、王師傅、馬志遠、白璞、鄭光祖等等這幾個, 視作元代雜誌的代表性的作家,還是比較符合時機。 在這長期的封建社會,戲曲一直被視為戒業。 戲曲家一直不被陣頭人士所重視。 歷代文人在一些筆記雜誌當中,有時候寫到關於他們的某些事跡, 但是他往往是興之所至,信彼滿書,並不是一種嚴肅認知的研究。 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戲劇史研究的深入, 有關元代雜誌和雜誌作家的面貌,才逐漸的清晰起來。 但是仍然有許多說不清、掏不明的情況,仍然有許多疑團和懸念。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學術界對元代雜誌的研究的熱愛, 是由官漢卿的研究所湊成的。 1958年,官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文化明日主席。 1958年6月28日,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交流協會,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 在北京舉行了世界文化明日官漢卿創作七百週年的紀念大會。 北京還舉行了紀念官漢卿演出週。 有十八個劇團,有昆劇、京劇、河北幫子、平劇等等, 十八種不同的戲劇形式,同時上演, 包括《鬥鵝鴛》、《望江平》、《舊紅塵》等等,十本官漢卿的傑作。 在整個中國大陸,在紀念週期間,至少有一百種不同的戲劇形式, 一千五百個職業劇團,都在同時上演官漢卿的劇本。 在這期間,許多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像田漢、鄭勝卓、周毅白、吳曉麟、王繼思、夏野、郭蒙若等等, 他們發表的研究論文不下五六十篇。 這種盛況在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 我們聽說元代雜劇作家也先從官漢卿說起,現在我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