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如何運用高超的帝王權術，不斷集權推行新政的

大多數人都知道康乾盛世 並將其視作中國古代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 但是 實際上 不論是康熙還是乾隆 在治國理政上都有不少毛病 康熙前期頗有作為 開拓疆土 平定三藩 收復臺灣 但是 到了康熙晚期 老人政治問題突出 統治默契沉沉 國庫空虛 腐敗成風 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乾隆更是好大喜功 文治武功均不如康熙 號稱十全老人 但相關成就虛耗國庫 反而使得清帝國的危機日益加重 對於處於康熙和乾隆之間的雍正 歷代學者對其好評頗多 即便雍正的統治時間只有短短十三年 遠不及康熙與乾隆 但雍正在各個方面的改革 可以說真正奠定了清朝專制統治的基礎 那麼 我們不禁好奇 雍正帝究竟如何運用其帝王權術與智慧 削弱康熙時代遺留的元老和兄弟勢力的呢 他又是如何展開改革 加強皇權專制呢 首先來聊聊雍正即位後的困境 清朝入關後 在繼承明朝制度的基礎上 保留了不少遊牧民族官僚制度 在這些制度中 尤為重要的就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 所謂議政王大臣會議 就是以諸王和八旗旗主為議政王 與皇帝共議大政 並且統涉六部之事 這種諸王插手朝廷重要事務的制度 嚴重阻礙了皇權專制 從努爾哈赤去世到順治登基 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因此 從順治皇帝開始 清朝帝王就開始費盡心思地 處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皇權的矛盾 順治皇帝掌權後 開始設置內閣 只屬於皇帝 藉此一致議政王的權力 康熙統治之初 軍權依舊在滿清議政王手中 因此 康熙在親政之後 首先做的就是奪取敖拜的權力 設置南書房起草詔令 以此削弱議政王的權力 不過 康熙的努力 依舊沒有做到全面削弱 在雍正上臺之時 所見到的局面是 滿臣重權 漢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 由此看來 滿族大臣和議政王的權力 依舊阻礙著皇帝對官僚機構的直接掌控 康熙後期開始實行老人政治 致使國力衰微 所謂老人政治 是指國家統治者步入晚年後 對臣子越發驕縱 從而使得吏治崩壞 國內貪腐橫行 在康熙後期 官場貪腐風氣一度十分盛行 從中央到地方 幾乎無官不貪 無官不腐 根據《青石錄》記載 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八年的十年之間 重大貪污受賄案件達三十起之多 貪污金額每每達到數十萬兩之巨 許多地方官員上任後 並不想著改善財政 而是欺上瞞下 撈一筆錢走人 將爛攤子留給下一任 《青石告》記載 當時的兩江總督嘎裏 僅一次貪污受賄的金額 就高達四十餘萬兩 如此累計之下 雍正登基之時 中央國庫虧空達數百萬兩 地方財政虧欠也往往多至數十萬 可以說 雍正面對的 是一個表面上疆域廣闊的強大帝國 但實際上 華麗的外表下已經是千瘡百孔 面對著康熙時代遺留下來的滿族大臣 和義正王干涉朝政的局面 雍正並沒有急於動手 而是暫時折服靜待時機 因為他在朝中威望不高 根基不穩 急需先站穩腳跟 徹底解決九子奪嫡遺留下來的問題 經過七年的整肅立制 到雍正七年 1729年 清朝在西北與準嘎爾爆發了戰爭 他意識到 徹底收回義正王達成手中權力的時機到了 於是 雍正打著緊急處理軍務的幌子 將軍基礎設置在龍宗門附近 遞進宮廷 便於宣詔 雍正的這個決策 令人拍案叫絕 以緊急爆發的軍事衝突為藉口 設立了一個臨時機構 如此一來 那些不願意放棄手中權力滿足元老 也提不出任何反對理由 軍基處作為臨時機構 權力極大 因為 過去軍事機要 總會經過義正王達成會議 和內閣等機構 而自軍基處成立後 所有軍務都集中於軍基處 其他機關不得插手 據《書原紀銳》記載 凡當命將出師 爭較情景 接令以尤罕至達 軍基大臣承旨書宣 率臣等仰聽受算 也就是說 所有軍事任命 軍事行動 都由軍基處統一發文 外臣接受執行 不再經過其他機構 如此既保證了皇帝對軍事權力的直接佔有 又保證了行政效率的高效 雍正元年的義正大臣為例 包括應賜 馬奇和隆科多等重臣 其中應賜和馬奇算是八頁黨 成立軍基處後 第一任軍基大臣 分別為領班軍基應詳 張廷玉和蔣廷熙三人 應詳作為雍正的心腹 不用多說 張廷玉和蔣廷熙 自然也是雍正最為值得信任的大臣 並未捲入九子奪嫡之爭 如此一來 義正王大臣圖據虛名 形同虛設 一切績要文書 都有軍基大臣草擬 皇帝批准 內閣變成了橡皮圖章 只處理一般例行政務 由此可見 設立軍基處 實際上是雍正將一切軍政大權 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舉措 此外 軍基處的內部架構 也很有意思 這體現了雍正對帝王權術的高超運用 軍基處並非正式官方衙門 所以始終只有幾間屋子做辦公地點 與氣派的官府衙門截然相反 這似乎是雍正帝 在提醒軍基處任職人員 你只是朕的爪牙 而不是國家的官僚 與此同時 軍基處的首腦是軍基大臣 這並非一個正式官職 而只是一種兼任頭銜 所以 我們常見清朝某某臣子 任軍基處行走 軍基大臣本人的官品 也是依照其本任官職而定 與軍基處無關 這種設置 是為了避免軍基大臣長期掌權 日益膨脹 威脅皇權的可能 這種巧妙的架構 可以視作吸收了皇權與相權上千年 鬥爭經驗後的傑作 雍正對軍基大臣的防範 還不止於此 以受到雍正信任的張廷玉為例 他長期任職軍基處 但門無幹獨 窺裡有價值百金者 則確知 所謂門無幹獨 是說 張廷玉不敢輕易接受別人的拜帖 私下與人交友 頗為剋制 同時 他也不敢收取過多的賄賂 在軍基處任職之人 設於雍正的權屬 小心翼翼工作的情形 與此可見一斑 雍正在處理貪腐問題上的手段 也極為巧妙 仔細分析他的這些手段 不難看出 雍正熟知打一桿子給田藻的精髓 一方面 雍正雷厲風行地懲治貪腐 雍正元年一年內 地方大員因為貪腐 被革職抄家的 就有湖廣佈政史張勝弼 梁楚道許大丸 和湖南安察史張安史等十多人 國家財政困難 迅速得到改善 以清理較為徹底的河南省為例 雍正二年 長年累計的財政虧空 就得以清零 到了雍正十年 以及三二年 河南省財政盈餘 已經達到七十多萬兩 與此同時 雍正在中央設立審計署 當時稱作會考府 專門審查各部院和地方的錢糧奏效 以往在官場上盛行的七上滿下之風 在審計署設立後 得到了遏制 堪稱雍正時代的紀委組織 在會考府的監督之下 發現戶部虧空二百五十萬兩 歷任尚書和侍郎等 都被一一追討 填補虧空 可見雍正查處貪污腐敗力度之大 另一方面 雍正也照顧了官員 需要大量收入養活家庭的現實需求 因為在清朝 僅僅依靠官員的死工資 根本無法養活家庭 官員需要聘請幕僚和僕役 甚至日常官場社交 都需要大量銀兩 僅僅依靠薪俸 根本不足以應付開支 於是 雍正建立了一套系統的養廉銀制度 就是耗險歸公 統一分配 當時的賦稅徵收之時 大多收取各種零碎白銀 官府需要將這些白銀 融入為銀錠上交 加工過程中難免有所損毀 為此 各級地方政府 往往會增收火耗銀若干 這種陸歸就被稱作耗險銀 在雍正之前 這種耗險銀盛極一時 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 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並不加以管控 時至康熙末年 加耗的名目和數量日益增加 正向前兩億兩 有派指三四兩 五六兩以至十兩 由此可見 當時的耗險銀 已經達到了常規賦稅的三四倍 甚至十倍之多 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雍正注意到了這種情況 同時 為了安撫那些被雍正高壓反腐 切斷非法收入的官員 雍正下令 各地將所有耗險銀充公 再由政府按照官員的級別加以分配 史稱養廉銀 養廉銀的數額 要比官員的原有俸祿高上許多 如清朝各地總督 本身官職品位為正二品 這一品級的官員 每年有正式俸祿 還有許多額外福利 如恩彌等實物饋贈 如果僅僅按照二品官 每年的正式俸祿 一百五十五兩計算 與之對應的養廉銀 大約為兩萬兩 兩者差距極大 養廉銀的豐厚 與此可見一半 這種養廉銀的制度 一定程度上 改變了地方政府 肆意徵收夥號的現狀 使得陸龜進入了正式的官方程序 受到了章法約束 避免了周先有所藉口 而死氣貪婪 上司有所瞻訊 而不肯查參 如此一來 新制度便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官府對百姓的無限盤剝 減輕了百姓負擔 雍正壯年登基 銳氣十足 面對康熙晚年留下的爛攤子 他迎難而上 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 鞏固了中央集權 化解了財政危機 在政治方面 雍正藉助西北戰事 一舉奪走了議政王大臣 南書房等機構的參政權力 將大權獨攬在手 實現了真正的皇權專制 此外 他還通過軍機處機構設置 抑制軍機大臣權力的膨脹 顯示了他的超前政治思維 在經濟方面 雍正的手段堪稱剛柔並濟 一方面 他重拳出擊 大力打擊貪腐 另一方面 推廣養廉淫 安撫官員情緒 堪稱帝王權術運作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