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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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7月,拿破崙攻打埃及,
並計劃佔領埃及其後再征服印度,
並以此來打擊英國,
取代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印度。
這次遠征的結果最終失敗了,
但這次行動客觀上讓古埃及文明的寶藏顯於世人眼前。
實際上,拿破崙這次遠征不只是爲了打擊英國,
他還相當覬覦藏在埃及的歷史文明寶庫,
特地從歷史學、天文學等領域專門挑出來
175名學者前去埃及對當地的文明進行考察。
而在埃及一處名叫拉希德的地區,
一位法國上尉發現了一塊佈滿稀奇古怪文字的
黑色玄武岩石碑斷片。
原來在1799年8月時,
法軍正在尼羅河三角洲附近修建防禦工事時
發現了一塊刻有神祕文字的石碑。
這石碑共分上中下三部分,
每一部分所刻的文字也不同。
這名法國軍官對古希臘文多少有些瞭解,
因此一看到這下部的碑文,
便認出這部分是古希臘文,
當下判斷這塊石碑絕對不簡單。
不過由於這位軍官並非這方面的專家,
因此根本無法解讀這塊石碑上覆雜的古希臘文字。
因此當即將這塊石碑上報,
送到了拿破崙設立的埃及研究所中。
拿破崙這個文物迷一聽說找到了這塊石碑,
當即興奮不已,
立刻派人複製了許多碑文的塌片,
廣泛散播在歐洲,
讓歐洲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也參與到這塊碑文的研究中去。
而這塊石碑便被稱爲羅塞塔石碑。
按照考古學的慣例,
這塊石碑應該按照當地的地名起名爲拉希德石碑。
之所以如此稱呼,
是因爲當時的法國士兵誤用阿拉伯語將該地的地名譯爲了羅塞塔。
如此一來,
這個石碑的名字便以俄傳俄被大家稱爲羅塞塔石碑。
那不過很快,
拿破崙遭遇了他的花鐵盧,
而這塊具有珍貴考古價值的羅塞塔石碑,
便到了勝利者英國人手上,
進入了大英博物館內,
並因爲其本身無與倫比的研究價值,
成爲了這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關於羅塞塔石碑落入英國人之手,
背後還有這麼一個小插曲。
自法國戰敗,
英國奪取了埃及的宗主權後,
法國作爲戰敗國,
本應將他們在埃及發掘的文物無條件交給英國。
可是英國人實在捨不得把羅塞塔石碑交出去,
於是背地裏想要瞞着法國人將羅塞塔石碑運走。
可惜還是被眼睛狠賊的英國人發現了,
在最後一艘將要駛向法國的船上。
這塊法國人視爲珍寶,
苦心珍藏的石碑還是讓英國人查了出來,
並將之放進了大英博物館。
這塊石碑上相對好破譯的是那部分古希臘文。
經過一名維斯頓的英國學者研究和解讀,
終於發現裏面的內容非常不簡單,
破解羅塞塔石碑碑文的過程並不容易。
畢竟這塊石碑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經歷了風沙侵蝕,
碑文早已經看不清楚了。
古埃及人刻碑的時候通常會有個習慣,
碑頂應呈弧形,並雕刻赫魯斯,
而這個碑的上方似乎缺少了三十釐米左右的一塊,
還來藉助其他的一些相關石碑,
纔將這塊石碑上的碑文補齊了。
那麼這塊石碑大致記載了什麼樣的內容呢?
這要追溯到二千多千年,
也就是公元前196年時的古埃及,
上面所記載的,
便是當時的祭祀者爲法老托勒密武士刻下的誦詞公稿,
上面記載了加冕典禮,
羅列的政績誦詞和獻禮清單。
而這塊石碑上的最後一句話,
則解釋了爲什麼這同一石碑上會有三種文字。
該法令將用神聖的即象形文字,
本國的即氏族體文字,
和希臘的字母刻在硬石碑上,
並放置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廟宇永生國王像之冊。
同時,我還能從這句話得到一個關鍵性信息,
這塊石碑雖然用了三種文字,
裏面記載的內容是一樣的,
只是表達方式不大相同而已。
如此也就是說,
研究者們可以通過破解石碑上的希臘文,
以希臘文的意義爲參照去破解上面的象形文字。
畢竟這裏面所記載的象形文字相當複雜,
對於史學專家而言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所以對於史學專家而言,
羅塞塔石碑是他們破譯古埃及文字密碼的珍貴載體。
其實在羅塞塔石碑面世之前,
古埃及早就出土發現了大量的明文,
但這些明文存在大量難以識讀的部分,
難倒了大量的學者專家。
而這羅塞塔石碑裏的象形文字
一旦藉由上面的希臘文破譯出來,
也就找到了打開其他遺蹟明文的鑰匙。
破譯這些明文的工作一直都沒有停止。
早在拿破崙將踏片分往世界各國的時候,
各國學者們便興奮不已,
紛紛參與到石碑明文的破譯工作之中,
並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貢獻。
1802年5月,
一位國際上享有聲譽的東方學家
也參與了這塊石碑上象形文字的破譯。
這位東方學家是個法國人,
名字叫希爾維斯特德薩西,
精通多國語言。
最爲出衆者在於對歐洲東方語言體系
有着深刻的造詣,
並在相關的學術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正因他過往的這些經歷和貢獻,
人們對他寄予了相當高的期待,
好奇以他的卓越才能,
是否能夠破解羅塞塔石碑的明文密碼。
而經過仔細的研究,
薩西真的找到了一些有意義的蛛絲馬跡。
他將碑文與阿拉伯字母做了細緻的對比,
發現上面的世俗體文字有些類似的字母成分,
並從專家名詞切入,
從希臘碑文中找到與世俗體文字相似的部分。
這個過程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百倍,
經歷了複雜的破譯,
他只找到了代表托勒密和亞歷山大,
知名的近似字組,
進展相當有限。
權衡過後,
薩西認爲這項工作過於困難,
便選擇了放棄,
並將石碑統一轉送給了
對古代東方語言相當感興趣的徒弟阿克布拉德,
希望由徒弟來解開他未能解開的謎。
不過薩西的徒弟並非該領域的專家,
他的實際身份只是一名瑞典的外交官,
只是在工作之餘,
投入自己的精力在研究古埃及名文上。
連薩西這樣享譽世界的專家都難以破譯這上面的文字,
他這位業餘的徒弟又能有多少突破呢?
阿克布拉德的研究方向與老師相同,
都是將專有名詞作爲切入口,
然後遊移向南,
逐步向一些更復雜的符號去擴展,
直到1802年,
阿克布拉德還在他寫給老師的信中提到了他的研究成果。
這封信的大意是,
通過與古希臘名文比對,
他從埃及通俗體中找到了相對應的專有名詞,
甚至對16個通俗體文字的讀音有了破解,
除此之外,
他還找到了人稱代詞,
他以及物主代詞,
他的等符號。
不過阿克布拉德的研究最終也無法延續,
因爲他業餘者的身份,
他在研究過程中沒有完全遵循科學的方法去研究,
加入了許多想當然的成分,
因此破譯的過程自然會越走越偏,
反而難以爲繼。
另一位在破譯石碑文字上做出貢獻的人,
是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楊。
別看這位破譯者是位物理學家,
但他在當時的學者圈中可謂是一位少有的博學之人。
在他募制名中,
曾有這麼一段描述,
一個幾乎在人類所有知識分支都有傑出貢獻的人,
此人涉獵廣泛,
幾乎在每一個學術領域上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多領域的知識涉獵,
也讓他在研究羅塞塔石碑時帶着,
圈外的目光不會受限於該領域的束縛,
同時又不會像阿克布拉德一樣,
因爲業餘而匱乏嚴謹縝密的科學素養。
而在托馬斯的謹慎研究下,
他有了一些可喜的突破,
他通過考證發現了86個古希臘文字和埃及通俗體文字互相對照的詞彙,
而且準確率相當高。
爲對於阿克布拉德之前研究上不嚴謹的部分,
他也指出了其中的問題,
並表示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體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
除此之外,
他還通過自己嚴謹的論證對此前一些學者的看法做了證實,
即碑文中寫在裝飾性的橢圓框裏的象形符號,
應當是古埃及國王或王后的名字。
這種對象形文字特地裝飾加橢圓框的寫法,
就是所謂的王名圈。
托馬斯在象形文字的讀法上也有了新發現。
他敏銳地觀察到,
裏面的人像、鳥和動物符號的書寫朝向其實與他們的讀法息息相關。
不過最可惜的是,
托馬斯最大的瓶頸就是貪多攪不爛。
他對各領域都有所瞭解,
也就意味着他對那個領域的瞭解都不夠深透。
因此,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
托馬斯對羅塞塔石碑的研究依舊前進了一大步,
是我們最終了解其真實含義的重要一環。
這些學者們的貢獻,
我們雖然不能一筆抹殺,
但有一件事我們必須承認,
到這裏爲止,
羅塞塔石碑的研究工作的確沒有太大的突破。
那麼最終成功破譯這座石碑的人是誰呢?
沒錯,
是一位出色的漢語學家。
他是一位來自法國的學者,
名叫讓·弗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從小出生在一個書上家庭,
對家庭的環境耳濡目染,
對古埃及文明極有興趣。
不到二十歲的時候,
商博良便以通曉拉丁文、古希臘文和,
六種古代東方文字,
還成爲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歷史學教授。
1808年,
年紀輕輕的他便拿到了羅塞塔石碑的踏篇副本。
對東方語言文字相當有興趣的他,
在拿到踏篇副本的那一刻便暗中決定,
一定要將埋藏於其中的漢語解讀出來。
不過破譯工作一開始並沒有什麼進展,
那時的他正在巴黎上學,
忙着到處查閱各種資料,
並向該領域的相關學者虛心請教。
但一年之後,
也就是他學業結束的那一年,
他在羅塞塔石碑的解讀上也依舊原地踏步,
基本上沒有什麼進展。
這時的他畢竟年少輕狂,
還沒意識到這座石碑爲什麼竟能困擾其他那些學者足足二十年,
以爲自己的學識足以解開這背後的祕密。
而真實情況是,
他對羅塞塔石碑的理解還相當淺薄,
他以爲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表意的,
而且他認爲象形文體和世俗體是同一種文字。
十九歲的時候,
商伯良對碑文的認識雖然仍舊不夠深刻,
但起碼有了一個進步,
世俗體和祭祀體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草書體。
一年復一年,
商伯良不斷對自己的觀點推翻重塑,
還因爲當時時局的動盪,
不得不忍受貧窮,
疾病乃至政治上的迫害。
雖然如此,
他依舊沒有放棄,
依舊滿懷激情地投身於羅塞塔石碑碑文的破譯工作之中。
黃天不負有心人,
在這艱苦卓絕的過程中,
商伯良的研究工作取得相當喜人的進展和突破。
早在此前,
托馬斯便提到了王明圈,
而商伯良便站在他的肩膀上,
很容易便從中找到了托勒密的名字。
後來,商伯良找到了拉丁字母與其的聯繫,
從中做了替換,
然後驚喜地發現,
與希臘文拼音一對照,
便丟了一個原音字母。
這個線索非常契合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的習慣,
省略原音。
文字與文字之間往往有一些共性,
根據這個線索,
商伯良相信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應當也是如此。
在此基礎上,
商伯良又發現了一件事,
通俗體文字符號和象形文字的筆畫之間
似乎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沒錯,
這兩者雖然並非一種文字,
互相卻有着一定的聯繫。
後來商伯良便出版過一本
《關於埃及祭祀體文字的冊子》,
並在上面演繹瞭如何讓通俗體文字、
祭祀體文字、象形文字之間如何輕鬆切換。
而到這裏,
他的工作還遠未結束,
這些線索只是他進一步找到答案的臺階。
這些年來的研究在向他不斷印證着一件事,
那就是所謂的古埃及文字的三種形式,
表現雖然不同,
但本質上只是在相互修飾。
不過只發現一些規律還不夠,
哪怕掌握了背後的規律,
尋着規律破譯符號依舊是一條漫漫長路。
二十多年過去,
碑文中的幾千個符號,
商伯良也只是破譯了寥寥的一百多個,
這個過程需要的是耐心,
耐心,
還有耐心。
只要能尋着一開始發現的規律,
繼續向下發掘,
就一定會有答案的。
商伯良的內心如此堅信着。
1822年9月,
商伯良得到兩份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神廟前浮雕踏片,
很快就是讀出圖特摩斯和拉美西斯的象形文字。
這時候的商伯良已經非常自信,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確有方法可以讀懂,
這背後有着連接密切的規律可以爲學界所把握。
這個過程中,
他不停地翻閱着各種各樣關於古埃及的書籍,
他要驗證,
他要檢查,
他不容許任何細微的失誤。
直到後來,
他終於又得出一個突破性的結論,
埃及象形文字既非純字母文字,
也非純表譯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中有些與發音相關的符號,
其中有的是單音符號,
有的是音節符號,
而在其後,
則放着一種特殊的符號即表譯符號。
這種符號有個特點,
那就是這些符號與發音無關,
只是對前面的概念或詞譯範疇進行表示和限定,
也就是即限定符號。
而在埃及象形文字的書寫體系中,
除了作爲限定詞等特殊用途的符號之外,
主要由表音符號和表譯符號組成。
商博良通過這幾十年的不懈努力,
終於將這個複雜的體系研究得透徹而明白。
其他的學者在這個過程中所做出的努力都有意義,
可惜的地方在於沒有讓這個體系最終貫通起來,
而商博良的解讀最終讓象形文字的解讀終於有了一個體系。
也因此,商博良才能創造一個影響學界的新興學科——埃及學。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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