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晚清重臣曾國潘》全集 14 一世英名 毀於津門（下）

講不完的故事 說不盡的歷史 各位好 這裡是文化中國 我是金伯 今天咱們繼續來講分國番 曾國藩關於處理天津教案的奏摺一出啊 天下華人 賣國賊的罵聲隨之而來啊 哎呦 每天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都匯集到天津 對他是大家責問 是他一下子就陷入了萬人聲討的輿論當中 而且啊 事凡曾國藩所提的匾額都被憤怒的群眾當眾砸毀啊 事凡寫有曾國藩之名的地方都讓人盡數刮掉 拖上拖帽 腳踩上去一隻 猶不解其恨 面對千夫所指 眾口唾罵 曾國藩將如何度過這段艱難歲月 後人又該如何來評價曾國藩當初對天津教案的處置呢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與歷史學院的隋利娟教授 教授您好 你好請坐 隋利娟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與歷史學院副院長教授先後出版了說辭喜 晚聽巨人傳 曾國藩等四部學術專著 面對輿論一片聲討 您說這曾國藩的心情得有多鬱悶 那是自然的 這對於曾國藩來說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一種社會場景 你想面對著如同潮水一樣的謾罵之聲 任何人都無法接受 何況曾國藩呢 這時候曾國藩在日記裡反復的記著這樣的一些話語 比如說他說我把奏書剛一上去 整個的朝野上下這種議論就沸騰起來了 所以讓他無法接受 他在書信當中曾經這樣記載過 他說 構署之聲大作 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 京師湖南同鄉 有隱為鄉人之大事 這個時候大家都謾罵之聲啊 到處都是 甚而把他叫做賣國賊 你想著他怎麼接受 不僅如此 曾國藩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他會如此屈服和軟弱 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去信陳言 當時王凱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 曾碧澤等親屬都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 深綠此舉將使其一世功名毀於金門 據說已經六七年沒有和他通過信的 陝甘總督左宗棠 也通過當時的總理 轉達了對他的一種規勸和指責 左宗棠是在曾國權攻下天津之後 兩個人結下的一種怨恨 而這種怨恨持續了很長時間 六七年兩個人再就沒有信件的往來 這一次一看見曾國藩做出瞭如此之處置 他沒有辦法 不好直接寫信給曾國藩 然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把信轉給曾國藩 在信中他就表達對於曾國藩的不理解 他說金門地區人們反對洋教 這是愛國的呀 你怎麼能因為這件事情 而外國人讓你賠款你就賠款 外國人讓你殺人你就殺人 這個時候正是養民氣的時候 所以同樣對曾國藩不理解 所以這個時候的曾國藩 那是面對千夫所指 眾口唾罵 原本他的身體就病得已經是朝不保夕了 在如今這種重壓之下 那不是病上加病嗎 他好像似乎也不想多活了 只求早死 聽說這個時候他連棺材都已經準備好了 他每天裡就是在那裡自責 自責當中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外談清義內糾神明 外邊他對不起大家對他的公認和評價 內裡他覺得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神明 所以這個時候的非對於他來說 確實是壓力太大了 哎呀你說在這個時候 這種強烈的自責當中的曾國藩 他是多麼希望有人來為他能夠分憂 我想此時他最盼望的恐怕就是 清政府朝廷能夠給他打個圓場 上到朋友下到市民百姓 大家一片唾罵之聲 這個時候能替他保家護航的 或者稍稍能替他庇護一下的只有朝廷了 因為曾國藩心裡清楚 他是考慮到了朝廷方方面面的原因 才做出這個決定的 這個時候他真的盼著朝廷能給他一個圓滿的結局 哪怕幫他一下 凡事就怕一個但是 那麼朝廷當時有沒有來給他打這個圓場呢 這就是令曾國藩最感覺到難過的地方 當時他本以為處理完了天津教案之後 雖然並不特別恰當 但他還應該回到直隸總督的位置上 可是沒有 這個時候慈禧太后說出了一句話 這句話可以說是帶著指責的 文武全才 悉不能辦教案 就是說曾國藩文武全才 可惜連一個教案都辦不好 這無非就是一種指責 他讓曾國藩再一次回到兩江總督的任上 讓李鴻章來替他處理天津教案 這無疑就像世人昭示 曾國藩處理教案是不當的 我把他調走了 這個調走雖然沒有降他幾級 但是也預示著這個教案的處理結果 他是不滿意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慈禧太后玩了一個政治的手段 這個政治的手段就是什麼呢 所有的處理教案的不當和朝廷沒關係 都是曾國藩一人所為 那顯然您的說法就證明瞭一點 曾國藩就是替罪羊 那麼我們說到 他這個替罪羊被人罵成這樣 後面攤子呢 慈禧太后又派李鴻章去收拾 那麼李鴻章去處理這個天津教案 他的處理結果是怎樣 李鴻章在處理天津教案的時候的最後結論 也沒有超出他老師所簽訂的範圍 只是在邊邊角角上做了一些更改 比如說把處死20人變為處死16人 4個人緩期 你說這有什麼區別 所以沒有任何區別 只是把一些賠款的數額壓縮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大家卻接受了李鴻章的這樣的一種處理結果 可是斷斷不接受曾國藩的處理結果 這明明在結果上就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曾國藩的處置決定和李鴻章的處置決定 帶給人的印象會如此不同呢 我想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人們對於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 期望值實在是太高了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可以說是眾望所歸的 比如說反洋教的人對於曾國藩期待值非常之高 前鋒四年的時候 曾國藩出兵去討太平天國的時候 之前他寫了一個檄文 叫做討越匪惜 這裡邊就曾經這樣的說 整個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洪秀全盜用了外國人的天主教 讓整個中國的倫理一塌糊塗 所有的男人就是兄弟 所有的女人全是姐妹 這個時候的中國的倫理上哪去找 所以在討太平天國的時候 曾國藩就打出了一個反對天主教 反對洋教的這樣一個旗號 所以對當時中國人來說呢 對於曾國藩他能夠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人們當然覺得他能夠傾向於自己 所以這就出現了 當時曾國藩的教子一到天津城門的時候 就有那麼多的人攔道歡迎 並且與當時天津教有關的一些涉案人員 竟然是攔教鳴冤 哎呀青天大老爺您來給我們解決問題 太好了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這是對於反洋教問題上 人們對他充滿了期望 其實當時除了老百姓以外 清政府對他也是寄予厚望 這個是清政府自從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 一直以來的一種態度 也就是說對於曾國藩 他一直寄予非常高的一種厚望 那麼那些反對民眾與洋教作對的官員 對他也寄予厚望 人們都認為他是國之注實 比如說他來天津的前一年 去到北京接受直隸總督的官房的時候 慈禧太后曾經賞他 在紫禁城裡騎馬 這是一個難得的殊榮 所以那個時候令多少人羨慕 但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這個朝廷對他寄予重託 官員們期待他能夠取得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所以兩相理 人們對曾國藩都寄予了無限的期望 這三明治當中 他就是那片火腿腸 這片火腿腸處於最敏感的一個位置 可是曾國藩到了天津以後 一番調查發現 確實這件事情的起因 跟教堂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並非老百姓傳言那樣 可是畢竟當時老百姓那種心態在那擱著 那就是老百姓當時仇恨洋教 仇恨到骨髓裡去了 為什麼當時民眾對於洋教那麼敵視呢 這個應該和洋教在中國獲得合法地位的過程有關係的 比如說基督教曾經在中國有過傳播 但是並沒有興起過一場大規模的這樣的一種傳教的過程 而它成為合法 恰恰是伴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 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後 它才變得合法的 比如說這個時候傳教士可以公開的在中國傳教了 教堂可以在中國的開放的口岸進行建設了 這一系列都給中國人帶來一種感受 這個感受是什麼呢 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 外國的侵略 但同時這種洋教又和這種侵略相伴而來的 所以人們把這種痛恨侵略的同時 與洋教就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還有一點可能讓當時的天津民眾特別接受不了的就是 你在哪兒建教堂不好 你偏偏建到我們中國人最不希望他建的地方 當時天津望海樓這個教堂就在中國人的廟宇旁邊 巴了這個廟宇建的天主教堂 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帶來了巨大的一種恥辱 對於信教來說 本來洋教就是伴隨著侵略而來的 但是你又把中國原有的文化進行了踐踏 人們那種仇視的心理 那種痛恨的心理更加寄予這種洋教本身了 那麼看來 在當時一片狂熱的這種反抗洋人侵略的熱潮當中 曾國藩還是能夠保持比較冷靜和務實的頭腦 那麼在他的心目當中 比較理想的治國的方略應該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可以說 對於當時的一種社會現狀 他有一種相對比較清醒的把握 於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種主張 這種主張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概括的話 就是治標和治本要兼得的 這個治標的辦法就是必須委曲求全 以獲得一個相對比較和平的發展的機會 治本指的又是什麼呢 治本 就是在接受西方文化和先進的技術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歷經圖治增強國力 這纔是治本的唯一通道 所以曾國藩在接受慈禧太后在養心殿的召見的時候 曾國藩曾經道出這樣的一句心裡話 他說兵是必要練的 哪怕一百年不開戰 必須練兵防備 兵雖練得好 卻斷不能開信 講和也要認真 練兵也要認真 勢不可偏廢 都要細心去辦 他的話就是 無論我們現在強與弱 練兵是必須 他歷經圖治的想法一直是非常堅定的 無論能不能開仗都要堅持下去 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之下 是斷斷不能首先挑起事端的 他這樣的一種方式 真的叫兩小腿走路 一方面用求和的方式給自己贏得時間和空間 另一方面 你只有不斷的提高自己的國力 你才真正有一天能夠和西方列強去抗衡 那麼在處理天津教案的時候 我想這種思想的原則 他是秉持了的 可是為什麼最後處理出來的結果 卻是讓幾方都不滿意 問題在哪 曾國藩曾經有過反思 他的反思就是辦理教案的時候過柔了 這個過柔就表示出 在這個時候處理教案的時候 對於西方列強的一些苛刻的要求 他沒有據理力爭 比如說這個時候 他輕易不要和外國開戰 來力求和局是沒錯的 因為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之後 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發展 還無法同外國進行抗衡的時候 盡量的求和是可取的 可是呢 在外國人一再強迫或壓制自己的時候 他沒有據理力爭 可以說包括在處理教案過程當中 要處置的人員上 包括賠款上都有待 繼續精挑細推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您想想 畢竟那個時候跟洋人討價還價 還是有一定的空間的嘛 沒有探尋到那個上限 就已經去貿然答應了別人的條件 這是有點冒失 這也是曾國藩的一個悲哀 這個悲哀源於什麼呢 源於曾國藩的一個特殊的哲學基礎 那就是誠信 曾國藩覺得誠信是做所有事情的基礎 而誠信恰恰是儒家知識分子 修身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標準 他認為我既然殺了二十個外國人 那麼我就應該以命抵命賠償二十個人 那麼這樣的一種誠信的標準 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中國人說了 你是侵略到我們國家來的 不是我們讓你到這傳播洋教的 其本身我們就應該有所強硬 我覺得誠信確實在儒家思想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謂仁義利益 你把它運用到近代的外交當中 政治當中 這是不是有點不合時宜 曾國藩這一點 是他人生永遠走不出去的這樣的一個誤區 對於曾國藩來說 為人為事 我們可以以誠信為基礎 但是以國家大事而論 誠信就要具有相對性 在國際社會當中我們都知道 做事以誠為主 這是對的 講信為主也是對的 但是不可以完全的誠信去對非誠信 要知道在外交當中 國與國之間誠信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誠信它應該屬於道德範疇 國與國之間應該是實力的範疇 我們常說國家不同於個人 邦交也不同於私交 中國這個時候 同外國人相交的時候 如果你全部靠誠信 不講求實力的話 在這個時候的做事是斷斷做不通的 那麼這一次 他以誠信作為外交基礎的活動 是註定了要以悲劇作為結局的 所以到同治九年的年底 身心俱疲的曾國藩 帶著朝野的非議和一身的疾病 到了兩江總督府的任上 最後那兩年他該怎麼過 我想應該是曾國藩一生當中 最難捱的兩年 首先他回到兩江總督府 那麼他所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常常處於自責和反思之中 天津教案這個過程對於他來說 是永遠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 十多年以後 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的兒子曾繼澤 去處理完了伊犁事件之後 回來的時候在養心殿 慈禧太后召見他 在召見之後 曾繼澤意味深長地 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說他的父親回到兩江以後 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 臣父引咎自責 寄朋友的信長寫 外殘清逸內咎神明 也就是這個時候 能夠從曾繼澤的描繪當中 能夠讓我們感覺到 曾國藩這個時候的 一種自責的狀態 我覺得這種自責 已經有點像祥林嫂一般的那種 喃喃自語了 不停地絮絮叨叨了 可見他的內心 這種痛苦有多深呢 曾國藩心懷著一份自責 很多事情都很難 讓他心情舒朗起來 即使是我們認為 應該高興的事情 他也高興不起來 比如說在同治的 十年的十月底 新的兩江總督府落成了 這是李鴻章和馬心儀 規劃了五年建成的 兩江總督府 這一次可比原來的 總督府氣派多了 它就建在原來的 洪秀全的天王府的基礎之上 這裡就是南京兩江總督府的 生活辦公區 曾國藩就是在這兒 度過了他生命當中 最後的兩年時光 也就在這兒 他處理了轟動 全國的刺馬案 也就是前任兩江總督 馬心儀遇刺一案 可是在這兩年期間 他的身體是非常的不好 那麼到最後是肝病 眼病 腎虛 頭昏 失眠等等症狀 一起發作 心力交瘁 花甲之年 曾國藩就離開了人世 同治十一年的 二月一日這一天 曾國藩就感覺到 自己非常的不好 所以在日記當中 他就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 於精神散漫已久 如拜葉滿山 全無歸宿 你說這是一種什麼心情 心情不好 可是這種心情 就像拜葉一樣 嘩啦啦的飄了一山 所以他這個心情 可以說是非常的漂泊 沒有歸宿 從天津交案結束以後 一直到現在 他這種心情都無法排解 二月初三的晚上 他依然感覺非常的不好 所以日記裡 記下了這樣的一句話 又有手搖心顫之象 也就是說他又有了一種 手抖動 心特別的顫抖 那樣的一種 不安的一種感覺 這是他記下了 人生的最後一篇日記 二月初四這一天 是他的父親曾林書的忌日 曾國藩拖著病體 早早的就起來了 本想在自己父親的牌位前 跪倒祭拜 可是這個時候 他已經顧不下去了 因此草草的結束了祭拜 到下午的時候 他感覺到精神相對於好一些 他就讓他的兒子曾記者 扶他到兩江總督府的花園 去散散步 兒子和他 一同走進花園的時候 突然之間 曾記者感到 父親的右腿有點拖拽 於是他就低下頭問父親 說是不是鞋子沒有穿好 曾國藩不清楚的說了一句話 腿有點麻 於是一頭就栽在了曾記者 曾記者迅速的就喊來了家人 當家人把他抬進房間裡的時候 曾國藩已經失去了知覺 找來了醫生 紮了針 吃了藥 都沒有任何的效果 於是醫生就說了 老中堂病勢危險 趕快準備後事吧 在這天晚上的八九點鐘 曾國藩就離開了人世 十年六十二歲 曾國藩死後的嗜好是文政 這是大清帝國所能給予的最高嗜好 同治皇帝在詔書中 對曾國藩的評價是 秉信忠誠 實功聽政 曾國藩去世以後 親人們先是將他的遺體 葬於長沙南門外的金盆嶺 後來當他的夫人 歐陽夫人去世以後 他的兒子就把父母親 合葬於湖南善卦縣 扶龍山的南路 這裡就成為了曾國藩 最後的歸宿 一代風雲人物 就此走完了他的一生 關於曾國藩的功過平定 這個咱們下期再說 今天非常感謝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