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之問到底是個帝國經濟的死循環,還是他留給後人的一個陷阱呢?
天天宝爸读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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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洪陽之問 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一場鬧劇
這是兩千年前的一場真理大辯論
上百名當事大儒與高官歷時五個月之久
辯論的內容持續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走向
桑洪陽之問到底是一個死循環
還是他留給後人的一個陷阱呢
我們之所以說桑洪陽之問是個死循環
那是因為經濟的發展歷來都是一個帝國興亡的根本性問題
桑洪陽在經濟上所主張的工商復國論的思想
成為了中國兩千年來歷朝歷代經濟來源的主要手段
那麼問題來了
既然這麼多的朝代都採用了法家的這條工商復國的治國策略
那為什麼還會有如此多的王朝新帝不覺如履呢
同時這些帝王們也都知道這種經濟策略是一個無解的坑
那又是什麼驅使著他們閉著眼睛往裡面跳
我們將這段歷史的時間線退回到西漢歷史中的昭宣中興時期
公元前81年
71歲的千古一帝漢武帝離開了人世
年僅八歲的漢昭帝劉福林即位
霍光、金日笛、上官傑、桑洪陽四人被武帝親封為輔政大臣
而此時的西漢王朝正面臨著王朝有史以來的最大危機
漢武帝在位期間窮貧獨裕
與匈奴開戰沒幾年的時間
就花光了文景時期所有的積蓄
在財政赤字的情況下
武帝就任命桑洪陽為王朝的首席財政官
於是增稅、買賣官爵、全國捐款、鹽鐵官銀等等
我們能想到的所有撈錢的辦法
漢武帝基本都應變了
但即便是武帝君臣再如何絞盡腦汁的撈錢
也無法滿足戰爭這個吞金獸的慾望
最終在武帝離世前的前兩年
漢武帝頒布了《輪臺罪紀詔》
宣佈停止戰爭發展農業與民休息的國策
但國家的政策並不是一個詔書就能改變的
武帝頒布了《輪臺罪紀詔》之後
還沒來得及出臺和調整相應的政策的時候
兩年後他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武帝雖然離世了
但他在位期間留下的這個爛攤子
卻並沒有隨著他的離世而消失
王朝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成為了霍光等輔政大臣爭議的焦點
尤其是霍光與桑洪陽的分歧最為突出
其中霍光是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
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刑尚書室的大司馬
大司馬這個職務堪稱是西漢歷史中的權力怪獸
這個職務在幫助漢武帝實現了中央集權的同時
最後也將西漢王朝推向了死亡
在上期漢武帝的那期專輯中我們介紹過
西漢王朝的政治鬥爭
主要集中在皇帝、丞相、外戚和藩王
這四方勢力之間
但隨著漢武帝的幾位
他用推恩令幹掉了藩王的勢力
用尚書臺奪取了丞相的權力
用烏骨案清除了外戚的勢力
因此在武帝離世之後
刑尚書室的大司馬霍光
在沒有了丞相、外戚和藩王等勢力的權力制衡之下
儼然就成為了西漢王朝的實際控制人
霍光的執政策略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忠實地執行漢武帝死前規定的政策
史稱其殷勳守執,無所改作
總的來說就是執行吃食物之藥
輕饒薄賦,與民休息
但這個執政策略卻和當時同為輔政大臣的
御史大夫桑洪陽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桑洪陽在武帝時期的二十多年的時間中
一直執掌著西漢王朝的財政陰霾
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因此被武帝欽定為輔政大臣任御史大夫之職
但桑洪陽並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法家代表
他在政治上繼承了法家的傳統
但在經濟上他並沒有繼承商鞅的耕戰論的思想
而是衝破了當時的重農易商的思想束縛
用商業的觀點來看待國家的經濟管理
最終形成了桑洪陽的重商經濟觀點
在他看來
當時許多地區的經濟興旺並不是因為務農
而是由於經商
商業和農業一樣都是財富的源泉
只有大力發展商業才能改變各地貧富懸殊
使社會經濟得到改善和加強
這就是桑洪陽的重商觀點
這個觀點打破了當時重農易商的傳統思想
但在這裡我們不得不重點強調一下
桑洪陽的重商觀點並不是他首創的
這種經濟思想的形成其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早在春秋時期
以範黎和管仲為代表的重商論者
就已經提出了把商業法則與國家的財政管理結合起來
這些先賢的經驗
對當時的桑洪陽是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桑洪陽認為
鹽鐵酒這些關係到國際民生的重要資源
必須由政府統一進行運銷
用來增加中央財政的收入
同時國家的山川礦產等自然資源必須歸國家所有
避免被豪強商股所佔
從而對國家造成一定的威脅
這個威脅到底有多嚴重呢
可以說西漢王朝的滅亡根本性的問題就在這裡
我們來回顧一下西漢之前的商業發展規律
就能搞清楚這個道理了
在西漢初期
劉邦充分地總結了秦國的滅亡經驗
採用了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
重農易商
開山澤之境
任民開房
甚至允許百姓私住錢幣等等
這些政策在文景時期得到了顯著的效果
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地主
諸侯和商人的實力大幅提升
地主和商人們憑藉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
兼併土地
開山築巖煉鐵
甚至鑄幣以謀取暴利
積蓄了更為雄厚的經濟實力之後
反過來又大量的購置田產兼併土地
文景時期的七國之亂
就是自由政策下
地方割據勢力由於實力爆發而產生的
而到了漢武帝時期
由於連年徵戰導致國庫灰空
不得已必須採用強硬的經濟政策來聚攏資源
於是鹽鐵酒等民生資源就成為了官銀
桑洪陽還創造了軍書憑準等辦法
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組織經營活動
發揮國營商業的調控作用
既增強了中央財政的收入
又平抑了市場的物價
同時武帝時期也對豪強和諸侯等勢力
進行強力的打壓
也有效地壓制了這些地方勢力的發展
但到了西漢末期
地主貴族豪商的發展已經是空前的強大了
最終導致了西漢王朝的滅亡
當我們弄清楚了桑洪陽的經濟論
和霍光與他的政治背景之後
再來看鹽鐵會議的時候
一切似乎都變得無比清晰了
霍光主張的是與民休息的政策
桑洪陽則主張重商復國
於是霍光為瞭解決桑洪陽的政治分歧
以漢昭帝的名義發起了這場鹽鐵會議
與其說這是一場國家經濟的辯論會
我倒是覺得它更像是一場權力鬥爭的辯論會
辯論雙方
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洪陽為首的法家官吏一方
而另一方則是以霍光為首的儒家賢良文學的大儒們
這場辯論會從公元前81年的2月開始
一直開到了7月
辯論的議題呢
也涵蓋了當時西漢王朝的政治經濟
外交等主要領域
我用了幾天的時間
把這次會議的主要的辯論焦點
概括歸納為三加一的部分
其中這三的部分呢
是有具體的話題和事件的
比如鹽鐵官吏
匈奴是戰是和
以及國家採用的是法治還是德治的問題
但這個一的部分呢
卻是雙方辯論的隱藏問題
自始至終貫穿著所有爭論的內容
這就是仁義和權力的分歧
王者行仁政
儒敵於天下
這是儒家團隊給出的修養生息的治國策略
儒家看待鹽鐵匈奴治國方針等事項
都是圍繞著仁義的宗旨進行展開的
而桑弘揚所堅持的
則是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利益
一點都不能放棄
他強調了法的作用
否定了仁義的德治
其實這註定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會
因為雙方爭議的焦點
看似是表面上國家治理的問題
背後卻隱藏了權力的鬥爭
涉及到權力的歸屬
那就不是一場辯論會能夠輕易解決的了
在鹽鐵酒等官吏的問題上
儒家一派主張取消鹽鐵國營的業務
他們認為官吏經營鹽鐵
而這些官商卻在中間從中謀利
個個都發了大財
但普通民眾卻要花費更高的價錢
購買質量更差的產品
以至於人民疾苦
而桑弘揚並沒有針對這些存在的問題
進行直接的辯護
而是直接提出了三個問題
他提出要是沒有官營制度帶來的收入
國家的財政赤字該如何解決
遇到戰爭和災害該如何應對
面對地方諸侯的不誠之心又該如何壓制
說到這裡
我們不得不佩服桑弘揚的辯論技巧
面對儒家提出的一系列弊端問題
他都避而不答
而是採用了反問的方式
把球又踢了過去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儒家的辦法解決不了國家財政的問題
而桑弘揚的經濟策略
也解決不了人民疾苦的問題
所以各自為了自己能夠鎮得住場子
即便是心服了口也不能服
於是在桑弘揚提出了靈魂三問之後
儒家也翻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
忍者無敵
好了人家都忍者無敵了
你桑弘揚還在那瞞嘴捅臭
很明顯這格局就夠不上了
結果就不歡而散
在與匈奴的戰與和的問題上
儒家一派依然主張用休戰
來換取與民休息的大方針
當桑弘揚提出匈奴人反復無信
百約百叛
只有通過戰爭才能使其降服的觀點後
儒家的觀點依然是忍者無敵
在他們認為武力不如文德
可以通過仁義勸導來感化匈奴
在匈奴的問題上
我們不得不來點評一下儒家的這一觀點
在當時顯然是成為了一種脫離實際的空談
而桑弘揚以戰爭來降服匈奴人的觀點
雖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卻沒有考慮到當前國家的經濟形勢
和百姓急需休養的實際情況
因而這個問題的討論依然也是不歡而散
最後一個問題
德制和法制的問題
儒家認為嚴峻的刑法不可久也
單純的依靠暴力的執法
只會給社會造成惡果
因此主張推行德制的政策
關於以德治國的這個話題
其實早在武帝時期
董中樞、主傅嚴等儒家的代表
就已經提過了這個方案
但因為武帝初中期
社會的矛盾還沒有擴大
因此這個提議也就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重視
而桑弘揚的觀點
卻是以暴力鎮壓為主的法制政策
他認為嚴刑峻法的威力是無窮的
因此在這一回合當中
桑弘揚的法制觀點既脫離了實際
又違背了武帝輪臺最極兆的主張
使得他在政治上不免陷入到了被動的地位
這場鹽鐵會議歷時了5個月之久
大司馬霍光眼看著會議越拖越久
而最初的計劃
以此來打擊桑弘揚的目標卻沒有實現
最終霍光結束了這場會議
但這場鹽鐵會議對於當時而言
雖然辯論雙方沒有達成某種共識
但也並不是沒有收穫的
這場會議首先是為允於修昔這種國策
在輿論上做了前期的宣傳鋪墊
其次就是參與會議的儒家賢良文學一派
漸漸的也成為了當時的一股活躍的政治力量
而這次會議當中流傳出來的桑弘揚之亂
其實就是辯論中的一種詭辯之術
用皇權、家國和民族大義來做到見開
撈錢的事實並沒有改變
但卻扣上了一個賑災、戰爭和國家大義的帽子
這就使得後世兩千多年的帝王官員等上層群體
在明知道桑弘揚給大家挖了一個坑
但依然還有人潛伏後繼的往裡跳的真實原因
元帝會議的第二年
同為輔政大臣的上官傑、桑弘揚
聯合燕王等人意圖謀反
上官傑、桑弘揚等人被殺了
霍光也從此開啟了一段
西漢王朝最後的輝煌時刻
昭宣中興時代
我們下期再見
